试论红军长征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集中制论文,试论论文,红军长征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4；D26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5-0056-09
发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的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苦难深重的东方大地上奏响的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铸起的一座永远矗立的不朽丰碑。毛泽东曾经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①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那么党是如何起到这一保证作用的呢？这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问题，本文仅试图从长征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关系上，对此进行探讨。
一、民主集中制的缺失，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发扬民主，防止专制主义倾向，保持集中，防止极端民主化倾向，以使党保持正确，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本是应有之意。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虽未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但对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已有所体现，如规定了“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②，“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③等等。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党部之执行机关概以党员大会或其代表大会选举，上级机关批准为原则；但特殊情形之下，上级机关得指定之。”④“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以前，得完全自由讨论之。”“党的一切决议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党员及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决议不同意时，得各该党部过半数党员的同意，得对于上级机关提出抗议，但在抗议时期内，未决解以前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⑤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对于民主集中制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如下： (1)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大会及全国大会选举之。(2)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3)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该区域的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党员对党内某个问题，只有在相当机关对此问题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可以举行争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⑥不过，六大党章明显强调了“集中”，淡化了“民主”：虽然也规定了“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⑦，但删去了多数党员对上级或中央决议有抗议时如何解决的相关规定，特别强调了“无条件的执行”；而且删去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规定。
在党章的指导下，各级党委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践。1929年12月，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更为详尽和完善的规定，其中指出为纠正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上级机关要明白下级机关的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3.党的各级机关决定事情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便须坚决执行。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其方法就是开活动分子会，或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查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5.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他执行的方法。”为纠正党内非组织的错误意识，决议规定：“(1)会议上要使到会人尽量发表意见，明了对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调和敷衍下去。一次不能解决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期于得到明晰的结论。(2)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应在党的第一次会失败之后，下一次会议未开之前，必须拥护多数的决议，除在下一次会议得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为纠正“组织的批评”，决议规定：“使党员明了批评的意义，是加增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完全不能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为纠正“一部分党员特殊化”的错误倾向，决议规定：“第一，党的各种会议（从支部到前委）均须将军事计划及报告列于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和决定。第二，不论担负什么工作的党员，均须出席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并作工作报告，不得无故不到”。⑧可见，决议“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⑨，严格地坚持民主集中制。
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从 1931年“左”倾错误教条主义上台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遭到了严重破坏。国际因素，主要是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使民主集中制失去了落实的条件。从党的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开始，党的重大决策和中央领导人更换，都要由共产国际批准，并由共产国际派代表常驻中国监督执行。并规定：“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⑩“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11)共产国际这样做，虽然主要出于支援中国革命和帮助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动机，却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这种做法养成了中共领导人依赖共产国际的思想，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精神。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后，更以“国际指示”为令箭，作为其在党内搞独断专行的“根据”。党中央的各种会议，尽管有时也讨论，但结论却必须与“国际指示”一致，必须“一律遵行”，这当然也就使民主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国内因素主要有：“左”倾教条主义者为推行其错误路线而实行了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压制了正确的意见；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领导人缺乏民主作风，影响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行。1931年 1月“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后，往各地派遣中央代表或建立中央分局，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并规定：“中央局的责任，应该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的代表，它有权力否认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力解散党委”(12)。这样，中央分局或中央代表得以凌驾于地方党部之上。而且，“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13)
当时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则缺乏应有的民主作风。1935年5月，他曾检讨说：“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14)而且，由于博古不懂军事，他把军事指挥权完全委托给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则采取了更为独断专行的做法，全然不顾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制度，成为凌驾于中革军委之上的“太上皇”。 1937年12月，李德在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检讨时坦言：“中央要我负军事责任，原在申与博接洽好，于是将军权完全掌握在我手。我贪权，结果，全归我指挥。表面我权不大，我声明只是顾问（国际指示只充顾问，无决定权，应服从中共），实际独裁”，“为了己见，一切强逼他人实行，其他意见，均被我压下去。战场指挥员的意见，虽提议也是不顾及的。东、洛不主张浒湾、广昌战斗，很对。我坚决不采纳，不顾及旧的好经验。”(15)
由于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博古、李德等人的独断专行，民主集中制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和空间，其结果，正确意见没有正常渠道表达，即使向博古、李德提出了，也被他们武断地一票否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红军指战员“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16)。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17)
1962年7月，刘伯承在军事学院谈话时指出，“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建军方面“否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单一首长制（突出了政委的权力，照搬苏联）”(18)；在作战方面压制正确意见，“还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中，大家对三次‘左’倾的打法有意见：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见，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是反革命。这帽子吓人。”(19)
关于这一时期民主集中制缺失的情况，邓小平于1956年9月16日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级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在那个时期，下级组织对于上级领导机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当时的上级领导者不但没有兴趣听取下级的情况和意见，而且要给那些根据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合理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以种种打击。”(20)
正确路线被强行压制，错误路线得以推行，其结果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在长征的准备方面，博古、李德同样表现了他们的独断专行。对于长征这样的重大问题，他们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21)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曾指出：“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22)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也承认：“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23)
二、长征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创造了条件，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为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提供了保证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缺失，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然而正是长征这样的环境，为党中央实行民主集中制准备了条件。首先，长征开始前不久，因上海的中央局被敌人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长征这样的流动作战中，很难迅速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暂时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避免了可能来自共产国际的种种干预，从而消除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外部障碍。对此，李德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无奈地说：“特别是 1934-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24)其次，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严重受挫的事实，不仅使得一切“左”倾的口号、“国际路线”等等空洞抽象的概念顿时失去了灵光，而且使中央领导层认识到博古、李德个人式的领导不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不满情绪随之日益增长。即使是曾经拥护过错误路线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认识到了错误路线的危害，开始转为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就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准备了群众基础。正如刘伯承所指出的那样：“广大干部眼看反第5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25)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层开始尝试着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会议，尽可能地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
从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开始，党中央开始通过中央级会议讨论诸如进军方向、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第一次使博古的错误主张“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26)，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决议。此外，为贯彻民主集中制，朱德、周恩来于12月19日通电要求：“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日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27)显然，每个委员的意见都得到重视，民主集中制已开始实行。12月底，中央红军进占贵州瓮安猴场，博古、李德等人仍反对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提出在乌江以东地区打几仗，尔后乘胜东进湘西北与红2、6军团会师。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会上，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同样“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28)。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同时，为改变博古、李德个人说了算的领导方式，会议还强调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29)
随后，于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
首先，遵义会议议程严格执行了民主集中的原则：先是博古、周恩来分别代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报告，然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聂荣臻等与会者发表意见，自由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对于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30)
其次，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了博古、李德等人在领导方式上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错误，强调要予以纠正：“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31)
再次，遵义会议上博古虽然是主要的被批判对象，但他改变了原先的不民主作风，认真地听取不同意见，这无疑有利于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顺利进行。伍修权曾客观地回忆道：“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32)
历史的巧合是，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一般不直接干预各国党内部组织上事宜”(33)的决定。此后，共产国际对各国党只原则指导而不再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这无疑十分有利于遵义会议等重要会议成果的巩固。
中央的两个历史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34)，“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35)。但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的总负责人，这似乎又存在着矛盾。对此，应如何理解？笔者认为，只有考虑遵义会议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得以切实实行这样一个大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不再靠职权发号施令自封或共产国际赐封来实现，而是靠其实际作用来实现。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一直是坚持正确主张的突出代表，只是因“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斥打击才起不了核心作用。遵义会议之所以能胜利召开，是以与会大多数人接受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主张为前提的。同时，遵义会议是在长征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召开的，既必须拨乱反正，又必须防止引起党内外大的震动，所以组织调整面尽量小，只解决最关键的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是对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所起核心作用从组织上予以确认，同时也使他进入了中央的领导集体。在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大环境下，这已经足够了。此后，毛泽东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与其他常委以至书记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正确把握，使得他的正确主张在会议上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其核心作用在实际斗争中日益凸显，从而在实际上成为了党的领导核心。
三、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保证了长征中党中央决策的科学性，为党提供了与张国焘错误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遵义会议后，新的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此后至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短短9个月时间，中共中央召集的中央级会议，包括中央负责人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等，在党史上有记载的达29次之多。不仅如此，1935年8月19日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与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36)而从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至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前近两年的时间里，中央级会议有记载的却仅有7次。
长征中，对于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长征中会议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征每次重大战略方针的调整，都是以会议的方式，通过集体讨论决定的，从而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的目的，更保证了决策的科学与正确。
当然，在长征紧张的作战环境下，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有着自己的特点。
1935年3月10日1时，中央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当时，朱德收到这一电报后，认为可行，遂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阅。张闻天鉴于过去博古、李德搞独断专行，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当即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的建议。与会多数人同意这一建议，主张攻打打鼓新场，歼灭守军，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12日才能赶到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这样，红军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势必就成为一场攻坚战，对红军极为不利。所以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主张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但是，多数与会者却赞成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当晚，毛泽东到周恩来住处，建议缓发作战命令，再加考虑。11日晨，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
这一事件表明，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吸取以前的教训，对于民主集中制是高度重视的，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在作战情况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军事指挥需要更多的集中，张闻天“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37)，去讨论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的做法，显然是不利于作战的。鉴于此，毛泽东提议“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38)，以便指挥作战。同时，张闻天等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渡乌江之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39)。
长征中，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不仅保证了党的科学决策，而且为党中央提供了与张国焘错误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在认真分析全国形势和红军所处环境的基础上，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然而，张国焘却看不到会师后革命形势的新变化，被国民党军的重兵围攻所吓倒，不同意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依然坚持他在江油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向川康边退却的主张。为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多数与会者同意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因处于少数，只好表示服从多数意见。最终，会议以确定北上川陕甘方针的结果而胜利结束。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先由张闻天根据他起草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对形势和任务作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随后对决议内容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张国焘继续对中共中央确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他认为，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西北一边。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不能限于一种因素。张国焘的发言，再次受到多数与会者的批评。经过两天的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40)
对于张国焘非法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错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一面坚决拒绝他的无理要求，一面对他在“组织问题”上提出的要求，委曲求全，尽量考虑。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回忆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对此进行集体讨论、认真磋商的情形：“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41)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张国焘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8月4日至6日的沙窝会议上，第二项议程即讨论“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组织问题。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增补红四方面军9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出：提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正式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进政治局，陈为正式委员，周为候补委员。见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张国焘在会上表示了不满，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毛泽东反驳说：“四方面军中很多的干部，我们现在提出这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张国焘又迂回曲折地提出：“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际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毛泽东一面肯定“国焘同志意见是很好的”，一方面说红四方面军的好干部“将来很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8月6日的会议主要是在这个问题上争来争去。毛泽东、张闻天等看透了张国焘的险恶用心，在这个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尽一切可能团结张国焘，会议最后决定周纯全也是政治局正式委员。(42)
从以上可以看出，虽然张国焘对中央会议决议阳奉阴违，并不断向党伸手要权，但是民主集中制的实行使得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一直在党内处于下风，其篡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一直未能得逞。无奈之下，他只好强令部队南下，公开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9月12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俄界。鉴于张国焘对中共中央的电令置若罔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特别指出了张国焘“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的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43)。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张国焘无视党的纪律，非法另立中央，彻底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直到 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后，中共中央才有了对其实行领导的可能。7月，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中共中央立即于27日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西北局实际上是红二、四方面军的联合党委。它的成立，有利于加强中央对红二、四方面军的领导，更有利于朱德、任弼时等人以民主集中制为武器，开展对张国焘的斗争。对此，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部长的傅钟回忆道：“中共西北局的组成，出乎张国焘的意料之外。这显然不是那种直属国际代表团的和党中央平行的组织，而是归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下属组织。广大指战员对成立西北局热烈拥护，并寄予深厚希望。西北局的使命和大多数委员的共同意志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打破张国焘的个人专权，保证党中央方针的贯彻和北上会师部署的顺利实施。”(44)
8月初，刚刚成立的西北局在求吉寺召开会议，讨论北进计划。此前，张国焘对原拟北进岷县、洮河、西固的计划，虽在口头上表示赞成，但并未进行实际的部署，仍旧盘算着他西进青海、新疆的计划。早在红二方面军到甘孜之前，他曾派人探过去青海的路，因为根本无路可走，只好暂时作罢。当看到部队正在和中共中央日益接近，他越来越感到“末日来临”。于是，他在会上再次提出了从齐哈玛西渡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的错误主张，但遭到朱德、任弼时等多数与会者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放弃了从齐哈玛西渡黄河的主张。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8月5日通过了《岷（县）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兵力分散，主力尚未集中之机，集中红军主力于岷县、洮州方向，采取钳形攻势，东西夹击，先机夺占岷县、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此后，随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日益临近，张国焘却又发生反复，再次试图西进，以避免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为统一思想，9月16日至18日，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会上，张国焘虽大谈其西进主张，但由于朱德、任弼时、陈昌浩等多数人的坚持，会议最终否决了西进主张，决定部队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制定了《静 （宁）会（宁）战役纲领》。9月20日，张国焘赶到漳县，煽动前方指挥员反对北上计划，妄图推翻岷县会议决定。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再次举行。针对张国焘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错误，朱德在会上质问张国焘说，“岷州（即岷县）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可以改变计划？”朱德还强调说，“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45)虽然会议最终由于张国焘的煽动和无理取闹而以多数通过了西进方案，但是朱德按照民主集中的原则，仍旧坚持岷县会议通过的北上方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任，并建议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央。西进后，根据进至洮州的先头部队调查，黄河对岸此时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于是，西北局在临潭（即洮州）再次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的西进主张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陈昌浩、徐向前、萧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等人在会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46)。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感到空前孤立，终于被迫同意停止西进，继续北上。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会师，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长征前，“左”倾教条主义者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过火斗争，排斥打击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的人，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这样既破坏了民主，又破坏了集中，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畅行无阻，终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然而，长征为党中央实行民主集中制创造了条件，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新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大力实行民主集中制，以保证科学决策，并以民主集中制为有力武器，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展开斗争，终于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经过长征的实践，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已在全党范围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党中央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37年5月 8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强调：“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47)就连长征前缺乏民主作风的博古，也对此有了深刻认识。5月10日，他在苏区党代表会议所作的组织问题报告中明确指出：“苏区党的组织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并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为：“(1)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是选举出来的； (2)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向党员报告其工作；(3)下级服从上级；(4)少数服从多数铁的纪律”(48)。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才能保证党的各级组织集中统一，才能保证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才能保证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第96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7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第144页。
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52～153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第470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80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0年，第803～806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5页。
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0页。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1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第25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86～987页。
(14)《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8页。
(15)“东、洛”，指毛泽东、张闻天。《张闻天年谱》 （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09页。
(16)《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233页。
(17)“毛张王”，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红军长征·文献》，第234页。
(18)《遵义会议文献》，第83页。
(19)《遵义会议文献》，第91页。
(20)《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26页。
(21)《红军长征·文献》，第233页。
(22)《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23)《遵义会议文献》，第103页。
(24)［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30～131页。
(25)《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26)《红军长征·文献》，第224页。
(27)《红军长征·文献》，第185页。
(28)《红军长征·文献》，第224页。
(29)《红军长征·文献》，第194页。
(30)《遵义会议文献》，第62页。
(31)《红军长征·文献》，第225～226页。
(32)《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238页。
(33)《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参见杨云若、杨奎松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1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9页。
(3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36)《张闻天年谱》（上），第260页。
(37)《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
(38)《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
(39)《遵义会议文献》，第135页。
(40)《红军长征·文献》，第609页。
(41)《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第79页。
(42)以上会议情况参见《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年）第289～290页。
(43)《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57～558页。
(44)《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92页。
(45)《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 384页。
(46)《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第306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8页。
(4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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