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票号：金融史上的绝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遥论文,票号论文,绝唱论文,史上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秋高气爽的季节，记者来到平遥古城采访。那高高崛起的古城墙、水波荡漾的护城河、店铺栉比的明清街，还有保存完整的票号钱庄，都使人油然而想象出当年晋商席卷天下的豪迈。
平遥票号是中华金融史上的绝唱，那么博大、精深，只有用心灵去体验，才能品出它的韵味。
一、应运而生
太阳把平遥古城墙勾勒得轮廓分明，古城更显得古朴、典雅、肃穆。我们步行来到城内西大街，只见票号依次排列，大红灯笼高高挂着，“日升昌票号”显得格外醒目。导游告诉我们：“日升昌”表达了主人理想和抱负，希望票号如日东升，繁荣昌盛。
日升昌票号作为中国第一家票号，于道光三年(1823)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前身是设于城内西大街的“西裕成”颜料庄。明代以来，山西潞州（今长治市）、泽州（今晋城市）平畴千里，沟渠纵横，处处桑叶遍地，家家机声唧唧，是全国三大丝织专业区之一。发达的丝织和绵织业带动了染坊和颜料业的发展。平遥的颜料业就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兴起的。平遥人不仅在当地经营颜料业，而且将生意做到北京、天津的颜料市场。西裕咸颜料庄在众多颜料行里属规模最大，资力最为雄厚的一家。
嘉庆年间，各地连续暴发起义，加之灾荒不断，农业连年歉收，社会极不安定，常有官饷和民间镖银被抢之事发生。当时山西在北京经营干果业的商业很多，年终常有大宗款项托镖局运回山西。一次，一家商人将款项运到晋冀交界娘子关一带，突遇一伙茅贼，贼人要求留下买路钱，镖局执意不肯，双方发生格斗，镖局终因寡不敌众，不但银两被抢夺一光，且个个身首异处。这件事在晋商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无不为之谈虎色变，越发觉得异地运现成为头痛主事。
后来有商家欲从北京往平遥捎银两，请求当时担任北京西裕成经理的雷履泰帮忙。即：他们把欲捎的银两交到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现。雷同意了，并办得相当出色。商人们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在双方商议出一点汇费的前提下，纷纷前来找西裕成拨兑。当时的汇费称为“内贴”。同时，西裕成在京有时也急需款项，他们便招揽汇兑者，并向汇兑者交一定的贴利，当时叫做“外贴”。其间，雷履泰在各联号间也以汇票代替运现。这种拨兑的方式既无长途押送银两之累，也无提心吊胆之忧，给众商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雷覆泰本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从拨兑业务中洞察出了经营汇兑的远大前景，于是大胆地给东家李大全建议，将西裕成颜料庄改为专营汇兑的票号。李大全认为雷覆泰的建议很好，便拿出30万两白银作本，于道光初年将西裕城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日升昌”，专营存、贷、汇业务。今天在号内后院前檐的双柱上，记者看到一幅经过170多年的沧桑岁月，仍完好悬挂的对联：日丽中天方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生意日益兴隆，平遥及其他邻近几个县的商家也都看中了这个行业，纷纷效尤仿办，将正在经营的铺号改营票号。于是在平遥县相继出现了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日新中、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等票号，到光绪三十年(1906)，平遥先后共成立票号22家，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了“汇通天下”的票业主力军。由于山西票号主宰了当时中国的金融流通业，就像当今的中央银行，故西方人称“票号”为"Shan Si Bank"（山西银行）。当年，孔祥熙夫人宋霭龄称平遥的票号一条街为“中国的华尔街”。
二、管理是金
在日升昌票号正堂，记者见到了票号财东李大全与总经理雷履泰交谈业务的塑像。塑像栩栩如生，李大全显得胸怀宽广、大度，雷覆泰则显得睿智过人。导游对我们说，票号自诞生起，就形成了整套灵活的机制和严密的管理经营制度，为票号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票号首创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机制。票号一般是由独家或多家股东出资设立，东家或股东聘请总经理。聘用之前，东家要对候选人进行严格的考核，认定此人确系德才兼备，多谋善断，富有经营才能，堪当重任，才以重礼聘为总经理。
财东将票号主事全部交总经理负责后，只在年终听取全年的决算报告，平时即不干预，放手让其施展才能。在评价总经理全年成绩时也相当开明：“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备经济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盖以商业主赔赚，犹如兵家胜败，倘出于误而非故致遭损伤，亦须励其彰进，始可挽回颓势。”
票号还首次提出“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使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实现了完美结合。以日升昌为例，李大全出30万两银，合30股，经营者人力股也为30股，投资人与经营人同股同利。这样李大全有钱，雷履泰等人有人力和管理能力，双方互有补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实现了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双双增值，人人皆大欢喜。
票号还设立项身股，这是吸引人才的一种手段。此办法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profit sharing)相似，在票号获利分红时，财东按银股分红，劳动者按身股分红。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票号中从经理到伙计殚精竭力，将票业盛衰与自身荣辱紧密结合，干起事来无一人不卖力尽心。
票号每三年或四年结算一次大账。由财东与经理协定每股应得红利数目。在票号比较兴盛的光绪年间，每股红利一般可得银八九千两，好些的每股可得一二万两，个别情况可达到每股两三万两，最差的每股也可得五六千两。票号红利丰厚对于财东来说，自然获利不薄。而对于总、分号经理及其职员来说，收入也相当可观。在兴盛期的票号分红时，总号经理在每四年一次的分红中可得银1.6万两至2万两，每年平均四五千两。另加“统事”每股约2000两，每年共可得7000两，如有几个“统事”，则数目更多。其他如吃2厘股的人员，每年也有1200两。这在当时每月3两银子即可养家糊口的情况下，收入当然是很丰厚的，因此谁都很珍惜这一工作。
笔者在陈列馆大量原始资料中看到，票号能经营成功的原因之一，还在于其有较为严密甚至严厉的人事管理制度。票号使用经理或职员，一向取轻用重托制。即：使用前必须有较为殷实的商家担保，所用之人如有越轨行为，全部责任由保证人承担。
一般职员的使用，须要有学徒期，学徒也称练习生。练习生的选用也相当慎重、严格。当练习生求人为主与票号说项时，票号首先要询问三代操何业，以示其出身贵贱。其次要询问本人履历、资格。如认为尚可，则行考试，由主考人以口试测其智力，以笔试测其文墨，如合意，便可择日进号。为表示尊重人格，进号时称为“请进”。学徒进号时，票号为勉其努力工作，明确宣布：如果工作成绩突出，号内人人有升任经理的资格；如果表现不佳，则在一年之内开除出号。由于号规严厉，所有入号人都能自爱。再加上号内道德陶冶，故舞弊之事，很少出现。
初入票号之职员，均要经过总号的训练。学徒训练一般为3年。3年的训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不能接触与票务有关的工作，而主要做一些日常勤杂事务，如打水、扫地、侍候掌柜等。晚上则可练习写字、打算盘等基本功。第一阶段大约需一年多。第二阶段，要背诵“平码银色”抄录信稿主事，练习如何写信、记账。第三阶段是掌柜认为有出息的学徒才会有的，那就是掌柜要教其一些做生意的方法。在3年中，除了业务方面的训练外，票号还要对学徒施以道德方面的训练，如重信用，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喜辛苦、戒奢华等。3年后，如经考验证明其人确实可用，便由总号派往分号重用。
日升昌票号在全国有40余家分号，但总部只有30余人，不仅人员精干，工作有条不紊，监管科学严谨，从未出现过差错，而且工作极富成效。
三、盛极而衰
太阳西沉、华灯初上。晚上，我们漫步在夜色朦朦的平遥古城。城内，明清街、四合院，家家红灯高挂，城外，现代建筑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的霓红灯闪闪烁烁。啊，历史和现实在这里重叠交汇，朦胧中，我们不禁追忆起票号盛极而衰的历史。
票号业务展开以后，上下齐心协力，业务十分繁荣。以日升昌总经理雷履泰为代表的一大批晋商人为了进一步扩大业务范围，深入调查，了解到晋中一带商人经营茶叶、药材、干果、绸缎等情况，于是选派了一些精明能干且诚实可信的伙友先后到全国各大商埠如汉口、芜湖、沈阳、湘潭、常德、张家口、济南、西安、成都、重庆、长沙、广州、杭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分号。后来还在香港设立了分号。在各地设立分号以后，不仅在外地的山西商人可以通过票号汇兑银两，其他各地商人也可以通过分号异地兑拨。作为全国第一家以经营汇兑为主业的日升昌票号还用存放款与汇兑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业务活动，既为广大商人提供了经营方便，也给票号本身带来了颇丰的经济效益。
票号除了兑汇商款，还兑汇官款。清代咸丰年间，各省上交的京饷不再用装箱运现的方式，清政府令各省觅殷实票号汇兑京饷。此后，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的分号便承担了汇兑京饷和其他官款的任务。日升昌作为中国最早诞生而且经济实力最大的票号，在全国共设有24家分号。这一时期是山西票号的繁荣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充当金融调拨和调剂中心的作用。在庚子事变时期清政府有过两次赔款，虽然给清政府的财政带来极大的困难，却使票号在汇兑中大获其利。日升昌业务最颇为可观，14个分号收汇公款白银总额为1600多万两。
票号业得到繁荣的原因，还在于20世纪初中国工商业的大幅度发展与国内外贸易的发展，1906年全国票号的收汇兑总额达4亿两白银以上，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为工商铺户服务的。仅以上海为例：“上海与国内各地的交易繁盛，每年有亿万两之巨额，而其输送正货（银子）所以稀少者，赖有票号为主周转”。甲午战争以后，国内掀起实业救国热潮。全国各地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开始创办各种大型工业，在这种形势下，票号汇兑业务更是大增。在商业对外贸易上，随着工矿业的发展而得到较大的展，这又促使国内各口岸之间贸易相互增长。这个时期，日升昌年营业额高时达2000万两以上。
在20世纪初期的10年中，正当票号业处于日臻繁盛之时，却遇到了新的金融势力的挑战。自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国内17家官办、商办银行像雨后春笋般诞生成长，其网络遍及城乡。这些银行都以汇兑为主要业务，而且不惜降低汇费来招揽业务。1905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7年改为大清银行）和1907年成立的交通银行享有清政府给予的更多的特权，对票号的威胁力也就更大。户部银行当时在上海、天津等地10余城市设有支行。清政府还规定：“凡各省如有应行解部之款，一律由户部银行兑交京师”。到20世纪初期各省官银钱局纷纷成立也参与了汇兑活动。因此，票号的业务在银行与官银钱局的冲击下，严重受挫。不仅如此，还有花旗银行等外国银行在20世纪初也挤入中国的汇兑市场。尤其是社会的变革和动荡更给票号以打击。武昌起义后，一些票号受到散兵游勇的劫掠，日升昌在京都等5个城市被抢白银达101,000两，财物折银54,630两。在面临巨大的挑战的情势下，平遥乃至山西的票号不是以万变应万变，适应形势的发展，涤旧布新，大胆改革，与时俱进，仍然墨守成规，而且票号内部滋生腐败，放松管理，致使资金周转不灵，亏损日增，挤兑不断。没办法，只好关门倒闭。到1920年仅有名存实亡的5家票号了。落花流水春去也，徒唤奈何。
平遥票号于道光三年(1823)日升昌票号的创设而产生，于1923年日升昌票号的改营钱庄而消失。在这百余年中，它不仅开创了中国汇兑业的先河，而且为中国一个多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是中华民族一笔宝贵的财富。正如人民银行山西太原中支行长杨世源所言：“平遥票号开创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今天我们重温票号由盛到衰的历史是为了让历史告诉今天，告诉未来。今天，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外资银行已陆陆续续进入中国，在这金融形势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时期，中国的银行业应吸取历史的教训，迎接挑战，与时俱进，投身改革，不断发展，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