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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褪去鲜艳红色的“中央新影”大字厂标，仍然高踞在北京北三环路边、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大门上方。从这里沿三环路往西，依次是一处大院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很长一段距离内不见高楼，天空开阔；东边，毗邻一片正在拆除的旧建筑，每一天都在茁壮生长的钢筋森林正步步逼近。厂区很安静。中午时分，间或有人用搪瓷缸端着午饭，慢条斯理地沿主楼宽敞的楼梯走上去，几乎听不见脚步声。长长的走廊里，某一块牌子底下的门开了，又关了。仿佛整幢楼都进入午休状态。
按照规划与设想，静静的新影厂不久后也将矗立起高楼，为北京沸腾的天际线再添一道沸腾。它或许将被叫做“新影大楼”，楼下将有新影自己的电影院，甚至，这电影院里将有一两块银幕全年专门放映纪录片……向往着这一切的，也许并不只是新影厂的新老电影人吧。
“特别摄影队”今昔
新影前身“延安电影团”拍摄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记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领导人的革命活动以及延安的生活片断。
作为国有电影制作单位，新影厂成立于1953年。1993年，它整建制地划归中央电视台。在央视体系中，它的名字是“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
但新影厂“中央时政部”的独特职能保留至今，它继续按照中央需求，跟随党和国家领导人拍摄记录他们的国事访问、会议等重大活动。为此项任务，国家目前每年向新影拨专款700万元。因此，新影在国内影视行业中一直被视作“特别摄影队”，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介绍说；“新影在涉及共和国的若干重大活动、事件和事项等方面，具有权威的、垄断的、独家的拍摄权力和拍摄地位，这是其他专业机构所不具备的。”
位于新影主楼一层的“荣誉室”里，各种奖杯锦旗之外，更惹眼的当属墙上一长溜照片。除了历年来国家领导视察新影时的留影，就是“中央时政部”的摄影师们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新影厂老摄影师徐肖冰家里，客厅墙上最醒目的位置，就挂着一张毛泽东主席与他和妻子侯波在双清别墅的合影。徐老已是89岁高龄，1938年新影前身“延安电影团”成立之时，他就是摄影团6名成员之一。当时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来中国拍摄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对他心存疑虑，不仅限制和监视他在国统区的活动，对他去延安拍摄的要求更是百般阻挠。离开中国前，在周恩来安排下，伊文思设法将一架35毫米摄影机和数千尺胶片赠予将赴延安的摄影师吴印咸。
这台摄影机成为延安电影团拥有的第一台摄影机，它拍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记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领导人的革命活动以及延安的生活片断。
徐老仍记得当年在冀中平原根据地八路军总部拍摄邓小平的经历：“开始时他很拘谨，拍着拍着他就有点烦，我们还是要求他这样做那样做，他就大声说：‘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活动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现在这样，重复的东西太多，表演的东西太多，很不自然，你们这是搞什么？拍一点不就行了吗？’刘伯承元帅过来打圆场，说：‘我们这些人本来就长得让人害怕，再马马虎虎地拍出来，谁还敢看我们？’几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建国后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一直是电影纪录片的重要任务，抢镜头、等机会、保管材料如同战斗，容不得丝毫怠慢。一些严格限制记者采访的场合，新影的人马往往能够得到特别许可，以保证拍摄的完整和质量。今日的新影“中央时政部”，拍摄范畴较过去有所缩小：仅拍摄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人的国内活动，不再跟随出访。
“我们是新闻工作者”
《新闻简报》成了新影的名牌产品。对于重大新闻，它也有着非常的速度要求。
恰如“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厂名，它的“纪录片”始终与“新闻”密不可分。在1980年代初电视普及之前，新影厂的“新闻纪录片”承担了后来电视新闻的全部功能。新影厂总编室主任程佳宏也说：“新影的人与故事片厂的人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是新闻工作者。”
新影的记者站曾经遍布全国，所谓“哪里有新华社记者，哪里就有新影摄影师”。1955年，新影厂确立以短片为主的制片方针，列杂志片为首要制片任务。《新闻简报》成了新影的名牌产品。对于重大新闻，它也有着非常的速度要求。1971年从部队转业到新影洗印车间工作的程佳宏记得，当时的胶片量很大，“像毛主席接见这样的新闻，最多三天，有时当天就要出拷贝，在大城市放映。”适龄人群都会记得“文革”期间民间流传的段子：“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新闻简报》每7天出一号，每号10分钟，即便在动乱期间仍未停产，并且发行拷贝量一直保持在300个以上。
创刊于1954年，“文革”时期停产，1972年复刊的杂志片《今日中国》则承担着对外宣传中国的任务。它由新影厂与文化部外联局协作，每一号都做成8个语种的拷贝。
1978年，《新闻简报》改为《祖国新貌》；1992年，新影杂志片停刊。新影的市场繁荣期，是自1968年到整个1970年代。当时有18万多个放映单位，遍布全国各地，《祖国新貌》主要以故事电影加片的方式，很快就能被层层观众看到。1979年，中国电影观众达到297亿人次。以10亿人口计算，每个人平均一年看30次，一个月看两到三次。新影杂志片显然充当着今日《新闻联播》的作用。电视尚未发展，而“文革”更延缓了它的步伐，新闻纪录电影成为惟一的视觉传播手段。它声像并茂，时效性好，受众面广，就连不识字不能读报的人也能看。
北京电视台在1958年成立的时候，全北京也只有几十台电视机；1979年成立中央电视台时，许多节目仍是以电影胶片拍摄，转成磁带播出，电视只是担负传播的功能。但到1980年代中期，电视机成为中国家庭必备的“三大件”之一，新闻纪录电影作为宣传喉舌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时候，电影院为了增加收入，也不再愿意在故事片前加映新闻片。1990年代初电影体制改革，中影公司对电影厂的新闻片不再统购、包销。
新闻纪录电影终于“输”给电视。1993年，具有40年历史和庞大机构的新影厂，被整建制划归仅十余年历史的中央电视台。这一年，新影的产量达到最后的高潮：两部9本长片和数十部短片共109本。1994年，它只出产三部影片共15本。随后的年产量保持在一至三部长片。
新影划归央视初期，央视每年划拨给新影一定时间的节目量，提供节目制作经费。这可以说是以某种方式“养”起了新影。1996年，央视开始采用栏目招标方式挑选节目承制方。目前新影承包有《纪录片之窗》、《见证·亲历》、《名段欣赏》等7个栏目，其中介绍中国戏曲经典唱段的《名段欣赏》，每天播出30分钟，拥有最大的节目量。“说实话，这些多是相对边缘化的栏目，就是可有可无。”厂长高峰说，“实际上是为了得到那些钱。因为央视给的这些钱并不是全用于节目制作，像新影的老干部、一些公司，都包括在里边了。”
来的、漂的、留下的
1997年，新影导演傅红星充分利用历史影像素材，拍摄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1998年影片公映后获得了3000万元票房收入，当年位居国产电影票房首位。
扎西旺加1983年进入新影，在西藏记者站做了四年摄影助理后就读北京电影学院大专班，之后在北京新影担任摄影师。眼下他仍在新影领工资，人却“漂着”。因为水准优秀，他是个很抢手的摄影师，曾经担纲《走近非洲》、《郑和下西洋》、《中国邻邦大扫描》等多部大型电视纪录片的摄影。与如今多数国有制片厂的政策一样，他可以自由地在厂外工作，由雇佣单位把一定比例的“劳务费”交给新影。“半年里我大概交给新影3万块了吧。”扎西掐算着。
像扎西这样能够“漂着”，能在央视有节目做的新影人，大约只有十多个。因为对节目制作单位来说，用这样的人是较为昂贵的。既要给他们劳务费，还要给新影交钱，那一定要挑确实值钱的人手。在技术上，电视对于拍电影的人来说几乎是小儿科，但在影像观念和手法上，新影人并没有任何优势。
“我们一直是按照《祖国新貌》，也就是如今新闻联播的模式在做。刚开始就要学这个，那时我也看电影学院的资料，在回顾展看国外纪录片，心想：为什么不能以别的方式来表达呢？但在过去，新影的创新机会的确比故事片厂少。”扎西说。原有的一些制度性安排恐怕是另一个原因：“年轻人是最有创作灵感和想法的。可是进了厂，先要做四五年、甚至八年的摄影助理，跟师傅。然后四五个助理能够拿到500尺（5分钟长度）胶片，组成一个小创作集体，拍一个实习主题，通过了，才能独立工作——灵气早就磨得差不多了。过去也确实存在论资排辈，你的师傅，能力上可能并不具备，但就是能挂导演……”
也有在新影划归央视之前，就自己选择了离开的。
1980年代后期，《让历史告诉未来》、《话说长江》等大型电视纪录片做得有声有色，而新影除了常规任务，并没有什么新动作，这令新影人多少感到失落。一些创作者也厌倦了总是做他人喉舌，期望能有自己的表达。“另一个有趣现象是，面对世界纪录片史，可以轻易数出一串响当当的名字，而看新中国纪录电影史，我们能够记住的却只是影片中表现的领袖人物。”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单万里说。1966年7月，中央广播事务局党委规定取消记者署名权，同时也取消了作者、导演在节目中的名字，以免“宣传个人”。这样的规定虽只是昙花一现，但个人被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在新影的纪录片里却始终未见多大改观。
但同样由于观念、经验等原因，这些离开的人，也并没有得到理想的创作成果。
1987年7月，讲述中国军事史实的电视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在央视首播，引起了空前轰动。时任新影副厂长的刘德源曾在文章中喟叹：“新影厂守着全国独一无二的、极为丰富的影片资料库，可惜未能去开掘它的价值。当我们看完了电视片《让历史告诉未来》时，惊叹这部电视纪录片的大部分资料来自新影，真当讥笑我们躺在金山无钱花。”
1997年，新影导演傅红星充分利用历史影像素材，拍摄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1998年影片公映后获得了3000万元票房收入，当年位居国产电影票房首位。紧随该片之后在短时间内拍摄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排到第九。对当年老厂长的感慨，新影“小字辈”算是有了一个回答。这以后新影的创作明显地偏向这类影片，比如《小平，您好》、《走近毛泽东》等。
这样的影片，新影做来其实并不轻松。刻画领袖，政治上要极其严谨，“起码是政治局委员审查才行。”傅红星在接受纪录片学者方方的采访时说。《周恩来外交风云》是钱其琛副总理任总顾问，并由他审查；《走近毛泽东》由政治局常委全体审看通过；《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委托党史办、中央文献研究室、广电部等四家单位联合审查通过。
在拍片资金上，新影厂也显得拮据。傅红星当时为《周恩来》做的预算是120万，而以往制作90分钟的纪录片，厂里给的钱不会多于30万。“领导说，你要拍的话，自己去找钱吧。”傅红星反复做预算，不仅没减下来，更涨到200万。他开始到社会上艰难谈判，最终真的拉来了钱。
深不见底的资料宝库
新影厂现存影片资料共42000本，合7000多小时，少量素材仍属于机密档案。
当年向厂里报《周恩来》选题时，傅红星还报了一部《宋氏三姐妹》。虽然尚未实施，但他一直在搜集资料。就在新影厂资料库，他发现上海南京路上第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是宋霭龄，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路大华饭店结婚的镜头，这里都有。一位编导数年前为制作纪录片《朱德》，前往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东郊片库查找素材，竟偶然看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就读清华大学时，在联欢会上跳蒙古舞的影像资料。“你摸不清新影的资料到底有多深！”这位编导感叹。
新影厂现存影片资料共42000本，合7000多小时。历年搜集的各种珍贵历史影像，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孙中山、宋庆龄早期革命活动，有省港大罢工等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最早的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北京和老北京人生活状况的镜头。还有世界各国的纪录影像，反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资料等。
少量素材仍属于机密档案，比如延安时代有关江青的素材、“文革”期间“四人帮”的影像资料等。国内学界公认最珍贵的影像资料，是解放东北时接管日占时期伪满洲国电影宣传机构“满映”所获得的影片。日伪统治期间，“满映”共摄制了108部故事片和189部教育、宣传片；日军撤退时，大量胶片未及带走。这些资料曾经收藏于新影，后来遵国家指令移交给中国电影资料馆，至今仍处于封存状态，就是电影资料馆的历史专家也看不到。
政局动荡年代，新影不乏戏剧性的故事。比如1958年，“文件”指示新影厂，把《抗美援朝》一二辑中所有关于彭德怀司令员在朝鲜前线指挥作战的历史镜头全部剪掉。当时的影片资料室把这些素材当作“保密片”保护下来，到1980年代又把影片恢复了原样。
去年12月，云南电视台播出纪录片《西双版纳：勐巴拉纳西》，其中有新中国领袖接见云南少数民族上层、惟一被电影记录下来的一段鲜活历史：来自中国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土司、头人和有威望的宗教界人士云集北京，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向毛泽东表示敬意。末代傣王刀世勋和他的大臣召存信向毛泽东主席献出了象征权力的金伞。该片创作人员称，这些珍贵史料，是他们“不惜血本”从新影、科影（编者注：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处买来的。
这个形容并不算夸张。
新影厂存影像资料，供外部购买使用的价格确实昂贵。1980年后的资料一律为每分钟1500元；1980年前则分三类：一般资料，即新影完成片，每分钟2400元；搜集资料，即新影以购买、交换等方式搜集来的国外成片或非新影制作的成片，每分钟4800元；素材，即未使用于任何成片的影像资料，每分钟9600元，购买素材另需要得到厂级批准。中央电视台作为新影的行政上级单位，使用新影资料按半价收费。对国外买家，价格更贵，1980年前后，分别是每分钟2400美元和1500美元。
2003、2004年，新影出售影像资料使用权的收入分别为170万元和190万元。
“新影不是为了卖这点钱，这点钱也指望不上什么。目前我们还是主张资料以新影自用为主，这样的价格实际是为了不让更多的人来买素材。”新影厂影像资料部的卢春雷对记者解释，“主要是版权意识问题实在没办法。国内版权保护制度也不够健全，以往我们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地方电视台的某个栏目买了资料，结果这些资料就在这个台好多节目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没力量去追究。相比之下国外的版权意识就好得多，我们有时会接到国外买家的电话，他们几年前买过新影的资料，现在又想用，会专门来询问：我们想再次使用哪些地方，需要加付多少钱。”
2001年，央视纪录片栏目《见证》的制片人陈晓卿为制作大型电视系列片《百年中国》，除使用一些新影、资料馆所藏素材外，还多方购买国外影像资料。“最贵的是前苏联的，两千多美元一分钟，简直是天价。其次是越南的。”而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陈晓卿翻录了4盘BETA磁带的胶片素材，只花了75美元的复制费。“人家真是把历史当作全世界的共有财产。”
新影厂内的片库储藏电影资料拷贝，更为珍贵重要的底片则储藏于北京西山军事区的一处片库。曾经是免费使用的西山片库，如今也要交付每年近20万元的租金。在酷暑时节，即使在新影厂内调看影片拷贝，也需要颇为耗时的工序。影片保存在四至五摄氏度的恒温片库，为避免温度骤变造成胶片损伤，必须先提前取出放置于温度适中的过渡区，若干小时后才能再拿到环境温度中放映。
即便是学者因学术研究需要调阅影片资料，也需要支付每本拷贝20-30元的费用，这多少是因为新影需要自己负担资料从保存到放映所涉及的人力成本。
办频道、盖大楼，“倚老卖老”
新影的新思路是“经营历史”。在厂长高峰看来，新影独有的资源是“家产、手艺和土地”。
一套最先进的胶片转磁设备已经在新影厂安置妥当，进入试运行。财政部为此拨款2000多万元——影像历史是国家的，有政治牌可打。42000本胶片将在这套设备上转成数字影像，影像资料的存储、整理和使用都将简便许多。但新影厂还没有自己的海量存储设备，这另需至少1500万元的投入。“有三种选择，一是和别人合作，央视就已经有能够储存十万小时的设备；二是先向生产厂家租用；三是寻找其他社会资助，都是可行的办法。”高峰说。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刚刚就任新影厂长职位一年有余，自称“两栖”。1983年他进入央视工作，还是胶片拍摄节目，转成磁带播出的时期；如今却已是央视“接收”新影十余年，新影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央视生存。高峰的比喻是“电影人好比兄长，电视则像活跃的、发展健壮的小弟弟。兄长因为固守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发展很快。如果与弟弟做同样的事情，肯定是跟不上的。但他也不愿让弟弟养活，作为电影厂，得找到他自己的思路”。
这个思路是“经营历史”。在高峰看来，新影独有的资源是“家产、手艺和土地”。
“家产”就是胶片，影像历史。
“以前是被动卖资料，杯水车薪，别人的使用反制约了自己的发展。”胶片的数字化改造之后，利用“老人”开发老资源，新影有着层次清晰的打算。一个专为新影设立的“老故事”频道已获批准，预计在今年7月9日开播，频道节目依靠新影资料，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制作。精编一些节目，还可以在央视其他频道和地方电视台经营。在新影开设的几个数字收费频道，可以经营高清晰度电视节目，新影过去拍摄的18集系列电影《紫禁城》已经被制作成高清节目。制作胶片纪录电影通过影院发行，则在经营历史“金字塔”的顶层。
电视的方便快速、低技术要求曾迅速打败新闻纪录电影的复杂工艺，但高清电影、电视时代的逼近，又为电影技师提供了市场。“日本NHK的新闻节目已经实现高清播放，2008年奥运会我们也承诺提供高清信号发射。高清的使用，不是纯技术概念，需要有手艺，有对胶片的要求和感觉。现在许多电视人是拿着高清干标清的活，电影人就可以拿高清干胶片的活。这手艺，电视人真不一定学得来。”
北京的城市扩张与地产发展，也为新影带来与日俱增的隐性资产。北三环路边，谁都明白那是块难得的好地。与地产企业合作，新影希望盖起自己的大楼，建起自己的影院，影院里可以有专门放映新影纪录片的银幕……
眼前的景象清晰而美好，再往远看，新影的未来还不那么清晰。新影可以经营过去100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所保存的影像终有一日将成为世界共有的财富。而对当下的纪录，也就是未来之历史的记载积累，却多是由电视在完成。对现时的运作方式的需求是否将令新影长存？纪录片在类型和观念、市场与制片方式上的变迁将怎样左右新影厂的命运？电影产业化的过程里，身份特殊的新影却与其它电影厂一样，同样面临着国有制片厂如何发展的问题。解答，或许在中国电影110周年、120周年的时候，才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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