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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反腐败，我觉得目前仍需要解决一些认识问题，这里就此谈点看法。
一、回顾历史，知其难度
建党初期，我党就吸取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注意反腐败。1926年8月4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中说：“在这个革命高潮仍然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跑到革命队伍中来”；“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1927年5月党建立了防止和反对腐败的专门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后，苏区各地也设立了监察机构。1933年3月15日，党中央发布《训令》，在中央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而翌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共查处了贪污和官僚主义者40多人。
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党内成份较为复杂，党的周围存在着国民党腐败诱惑的因素，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因之而有了滋长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为此，1937年11月，毛泽东告诫全党：要防止“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干部所实施的升官发财、酒红逸乐的引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了反贪污条款；淮北苏皖边区制发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主题虽不是反腐败，但是通过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等文件，对防止和反对腐败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此前此后党员队伍在迅速壮大中，审查不够严，手续不够全，有许多投机分子乘机混入，以及一些本质较好的党员也因缺乏严格的教育而出现腐化堕落、贪污自肥等问题，中央决定开展整党运动，通过“三查”（查阶级、查组织、查作风），查出一批坏分子，逮捕了一批有罪者。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英明预见，对防止和反对腐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建国初的五十年代，基本上年年搞整风，“从严治党”在那时决不是一句空话。1950年全党进行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居功骄傲情绪、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结合整风开展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就是直接的党内反腐败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央下决心杀了腐化变质、贪污巨额赈灾款粮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赢得了民心。接着在1951年至1954年又进行了整党，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整顿。这两次整风整党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和指导思想都是正确的，因而比较成功。之后，又开展了1957、1959、1963—1964（“四清”）三次整党整风运动，但由于发生了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偏差，在斗争实践中犯了扩大化错误，伤害了许多不应该伤害的人，因而产生了一定的副效应。特别是顺着这种极“左”思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被彻底破坏，从而留下了腐败滋长和蔓延的后遗症；以致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了1983—1987年的三年半整党，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仍然没能从根本上使腐败问题得到治理，反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终于在整党结束后不久的1989年导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事件。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后，可以说进入了全面性的、主题明确的反腐败阶段。198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近期内做进一步整顿清理公司、坚决制止高级干部子女经商、严格限制使用进口小汽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等七件群众关心的事；同年8月15日，高法高检机关联合发布了两院《通告》；1993年8月，中纪委召开二次全会，对反腐败斗争重新做了部署，至今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仍然没能尽如人意，不少地方、部门的腐败现象仍在升级，党内外不少有知之士心急如焚，呼声日高，党面临着腐败现象的严重威胁！
二、总结过去，重取教训
自建党以来，党在反腐败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笔者以为其经验主要有：
——建党之初就有反腐败意识，因而能避免走更多的弯路，并取信于民，使党的队伍本身得以不断发展壮大。
——以预防为主，取得反腐败的主动权，如抗战初期和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全党发出的警告。
——通过学习马列理论、研究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以至国际共运史、改造世界观来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政治免疫力，如延安整风时期和50年代的学习运动。
——相信和依靠群众，如“三反”中发动和教育群众，揭露和打击腐败现象。
——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如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生活极其节俭，同全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
——重视反腐败的法制建设，把制度作为根本性的保证来对待，如党内民主集中制度、请示汇报制度、党内生活会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等。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政治保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抓大案要案，即抓对全局有重大影响、举足轻重、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腐败案件，以此教育党员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等等。
总结经验固然重要，但从今后的工作着眼，更要注重教训方面。战争年代及50年代和60年代初反腐败的教训，主要集中在“人治”方面，总体上讲尚缺乏较强的法制意识；1957年第三次整党整风及“文革”的教训，主要是以极“左”的思想和方法来反腐败，结果得不偿失。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败的教训，我以为主要有如下三条：
（一）忽视教育。拨乱反正以来，一些领导同志片面吸取“文革”中“空头政治”的教训，从而走到不讲大道理、不组织学习、不搞思想教育的极端。这样，在无形中我党多年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被否定，艰苦奋斗精神、改造世界观为不少人避而不谈，“为人民服务”及共产主义理想一时间销声匿迹。这就必然导致许多人陷入思想空虚，信仰失落，精神颓废，“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和以权谋私的泥坑。
（二）缺乏预防。在实行改革开放、“双轨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并存、承包制、厂长负责制、干部管理权限下放、市场经济等政策时，几乎都没能令出法随，将监督、防范、制约、惩罚措施同时出台。诚然，我们不能要求一种政策实行之前就制定出完善的防范细则，但吸取我党历史上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仅就当时的认识水平，完全能够提出一些粗线条的防范措施，只是我们基本上忽略了这步工作。这就使得不少执行者只知“兴利”，不知“祛弊”；只管“致富”，不顾是否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只管厂长有权支配法定的“活动经费”，而不论其所用是否妥当；只管“承包”，不管是否已变成了实际上的“个人占有制”。待滞后的防范性法规条文出台后，问题已经一大堆而难以收拾了。由于反腐败工作中缺乏科学的超前性预见，还造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
（三）忽视依靠群众。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然而，进入80年代以后，一些领导同志把“依靠群众”同“文革”、“四清”之类的“群众运动”混为一谈。这样，对群众只希望其关心经济利益，去搞个人致富，不要其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不是说这些做法统统错误，而是说指导思想上有片面性。事实胜于雄辩。这些年正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抛却了群众，进而脱离了群众，腐败现象缺乏了“雪亮眼睛”的监视，才发展成如今近乎积重难返的地步。
三、信心问题，尤为可虑
目前的腐败现象是很严重的，其严重性主要表现在：
（一）内函上的普遍性。腐败现象都是不正之风，但不正之风不一定是腐败现象。然而在这些年，几乎所有的不正之风都发展升级成了腐败现象：任人唯亲等用人不正之风发展成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用人腐败现象；请客送礼等经济往来的不正之风发展成为“官倒”、“官商”、“吃回扣”的经济腐败现象；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发展成为争相出国、争相公款旅游、乱购进口小汽车、坐豪华车、吃黄金宴等工作上的腐败现象；公款娱乐的不正之风发展成为嫖娼、豪赌的生活上的腐败现象；等等。
（二）腐败主体的广泛性。腐败的主体已不是个别人，而是一批人，数层人，从基层的乡级干部到高层的省部级干部都有，而且已查处的比之实际上存在的只是极少数；不光是党政机关有，工厂、学校，金融、商业、各类执法部门、文化领域以至军队，腐败者无处不有；而不少腐败行为还是集团性作案，一个领导班子都受贿，一个单位的人都参与私分公款，一件工程所涉及的各部门人员都吃回扣，等等。
（三）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少人对反腐败失去信心。不少人认为腐败已成趋势，好多“大腐败”还在台上，因而对吃吃喝喝、行贿送礼等“小腐败”司空见惯，麻木不仁，见怪不怪，“老鼠过街，无人喊打”，对所宣传的好人典型感到怀疑或不解，对正面教育的话充耳不闻，对表扬、表彰无动于衷，对评比、检查漠然处之。因为人们看到，这些年来，不正之风越刹越多，管住了明的，生出了暗的，真可谓层出不穷。1982年时，腐败问题就“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见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的决定》）。1983年查处党员干部违纪建私房，1984年整顿乱建公司，1985年在全国范围内刹六股不正之风（乱购小汽车风、出国风、公款旅游风、请客送礼风、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风、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工资以外收入风），1989年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严禁请客送礼、严控领导干部出国（即“七件事”），1993年严禁接受和赠送礼金及有价证券，1995年又增刹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学汽车驾驶等不正之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边刹边犯，因而使许多人对反腐败失去了信心。
四、求真务实，莫避尖刻
尊重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为了全局的稳定，我们不能把腐败问题说得过于严重，但是，也不能过高地估计这些年反腐败的成绩。我认为，要深入反腐败，还应解决某些认识问题。
（一）持久战，但不能旷日持久。反腐败是长期的战略任务，但不能因长期性就使斗争的实践陷入马拉松状态。而应当抓住当前群众特别关注的一两个热点问题，分领域，分部门，搞责任制，逐个解决。在战略上要打持久战，但在战术上要集中兵力，打速决战、歼灭战。这才能使人民群众看到党一鼓作气、每战必胜的气魄，从而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二）承认共性就等于认可腐败。近年来的理论界有一种似乎回避矛盾的说法，认为腐败是世界共性，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被腐败现象所困扰，还说资产阶级政权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至今也没有彻底解决腐败问题。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的腐败现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符合世界共性，不值得大惊小怪。这种说法抹杀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现象同属于和美国、日本、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腐败现象一样的“世界共性”。这样的话，我们的反腐败斗争还有胜利的希望吗？
（三）思想政治建设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位的。“德者，国家之基也。”政治是以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为中心的方向性、统帅性因素，思想是指导人们行为的东西，思想政治建设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是重要的保障。战争年代的军事工作，和平年代的建设工作，都应以思想政治为其灵魂，为其生命线。思想政治建设有其特定的内函，它包括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关心集体、爱护国家、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等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年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说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反过来把政治的主要以至全部内容归结为发展经济，甚至只剩下赤裸裸的效益、挣钱、发财，这委实是一种概念游戏。承认这种逻辑就必然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进而使腐败现象泛滥成灾。遗憾的是，我们在客观上偏偏自觉不自觉地走了这样的路子。近来，中央领导同志重申重提改造世界观，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这不啻为一帖清醒剂，全党应对此给以高度重视，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