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接第13亿个婴儿的到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婴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月6日凌晨诞生的这第13亿个小公民，是男是女，姓谁名啥，似乎对公众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具有强烈的象征涵义，象征着我国的人口总量达到新的高点，人口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将更为尖锐；
他（她）还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其响亮的啼哭象一声声警钟告诉我们，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的大国策、大战略，动摇不得，改变不得，坚持下去，中国才有希望，小康才有希望。
13亿，我迷茫，我探索
回眸历史，长久以来，相对富饶安宁的环境和华夏民族的生育传统使这块大陆上的子民早就旺盛地繁衍着，遂成为这个星球上人丁最为兴旺的国度。据记载，公元1000年的宋朝，我国的人口就有1亿之多，700多年后的清乾隆16年，人口就突破了2亿，200年后，人口又疾增了3.4亿，1950年我国人口竟达5.4亿，在人类日益膨胀的人口列车上，1/4的乘客都是中国人。
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人口密集、人丁兴旺的现实，但遗憾的是，上个世纪有近20年时间我们对这一国情有点熟视无睹和漠然，错过了控制人口总量的最佳时机，有专家认为，如果我们能在50年代就实施一对夫妇生2-3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的人口总数并不一定能超过13亿，而且还能享受这一现代家庭的最佳生育所带来的福祉，而不是实行现在看来难度较大的急刹车式的、需要千百万人做出某种牺牲的生育政策了。
曾几何时，人口成了我们欢欣和忧虑的所在。在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们只看到“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在“多子多福”“子孙满堂”的祝福中促成了新中国第一个生育高峰，仅10年工夫，人口从5.4亿剧增到6亿多。此间，虽有不少怀有良知和学识的志士仁人——马寅初、邵力子等提出“节制人口”的呼喊，但他们的睿智和预见却被当时的极左和愚昧所淹没。从此，中国被推上原本就已经十分拥挤的人口列车而狂奔不止。
上世纪60年代初，切实的人口压力开始显现，1963年人口出生率破纪录地达到4.33%，一年以后，全国人口达到6.94亿。人口的剧增终于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为此，中央提出了“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出生率”的指示，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贯彻时上上下下都显得有些羞涩。人们记得，那时，上级要求在宣传上要以口头宣传为主，小型为主，更不许乱提口号。
70年代的“文革”使刚刚开展的计划生育尝试受到干扰，全国人口从1965年的7.25亿猛增到1971年的8.52亿。严峻的形势使国务院于1972年正式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发展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决定，当时的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但中国的人口快车仍在狂奔，1979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75亿。
1979年，曾担任国务委员，当时正从事航天科学研究的宋健同志怀忧国忧民之心，利用现代控制论和计算技术求证了我国计划生育在一定历史时期提倡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科学而严谨的定量论证说服了不少仍持怀疑态度的人们。
这一年，是中国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最具里程碑标志的一年，在当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国务院提出了“把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的任务。同年的9月25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在此之后的党的“十二大”上，实行计划生育被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此，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终于扬帆起航、破浪前行。
13亿，我骄傲，我自豪
时光流转，今天我们不便过多地述说千百万计划生育工作者和广大干群为此付出的艰辛和努力。那真称得上是人类进步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页，为了让国策深入人心，我们的基层干部要进千家万户，行千里万里，说千言万语、用千方百计，而他们常常面对的却是群众的不理解“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话难听”，真可谓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
30年修炼终成正果。经过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的计划生育取得了连我们自己当初都不敢奢望的业绩。用联合国人口专家的评价说，“中国创造了人口的神话”。
我们应当骄傲。全面推进计划生育30多年，使我们少生了3亿多人，使12亿人口日推迟了3年，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使每增加一亿人的间隔时间拉长，从8亿到9亿我们仅用了5年，从11亿到12亿则用了7年，而从12亿到13亿延长至10年。30年前，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5.8，表示一对夫妻平均要生5.8个孩子，而现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8，它的潜台词是，一对夫妻比过去要少生4个孩子，全国人口出生率也从1970年的2.58%下降到0.6%，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再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即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迈进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其指标均达到现代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应当自豪，少生3亿人，受益的首先是我们自己。今天人均1000美元的GDP，人均的粮肉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以及几乎所有的宏观经济数据都得益于人口总量的成功控制。少生3亿人，仅社会抚养费就节约7万亿元，7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形象一点就是可以修3200多条沈大高速公路，可兴建200多个宝山钢铁厂，可建造20多座三峡枢纽工程。社会学家分析，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将拉低人口抚养比，这将直接而现实地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专家预测，到2013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大约是每2.5个劳动力负担一个非劳动人口，这将是世界上最低的抚养比率，它将为我国本世纪前半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期。
我们应当骄傲，少生3亿人，使我们能腾出财富和资金来更多地投入医疗卫生、科技文化、救助弱势群体等社会公益事业和更多地顾及社会公平。今天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从50年前的45岁提升到71岁，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2%，孕妇死亡率降至43.2/10万，均列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这些都应该给计划生育记上一功。计划生育还使我国的生态和环境压力得到些许的喘息。虽然时至今日，天没有更蓝水没有更清，但设想一下，我们本来就十分有限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由13亿人均分和由16亿人均分环境现状将有何等的差异。
我们应当自豪，少生3亿人，也是对地球村的伟大贡献，是“献给全人类的礼物和福音”。18世纪以来，世界人口迅猛增长，最近40年的增速尤为惊人，1804年突破10亿后，每增加10亿人的间隔时间都在缩短，从10亿到20亿用了123年，从50亿到60亿只用了12年，按此速度，本世纪中叶将可能达到100多亿。
有专家认为，我们的地球极限承载也就是100亿至160亿人。无凝，占1/4全球人口的中国有效控制人口总量使全世界的人口增长得到减缓。经计算，我们使全球达到50亿人推迟了3年，使全球60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有些人闭目塞听，攻击我计划生育国策，但我们相信，每个稍具良知和常识的人都会对中国人口控制的世界意义给予公正的评价。
13亿，我不安，我忧虑
虽然我们的计划生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第13亿个小公民的降临仍是一个令人忧患和不安的标志。人口压力将像一把德莫克利斯宝剑长期高悬于我们的头上，让我们警觉，让我们汗颜——在人口问题上绝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失算。
13亿，一个令人惊恐的数字，它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占亚洲总人口的1/3，是欧洲人口的近2倍，是美国人口的4倍、是日本人口的10倍，比全球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还多。
13亿，一个沉重的数字。虽然我们的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将出现趋势性负增长，但巨大的人口基数还将产生巨大的人口惯性，我国每年出生的人口仍将有1600多万，相当于每年增加半个加拿大或4个新西兰。这么说吧，你每翻过一篇日历中国就会多出5.8万人，时钟走过一分就又有40多人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你还没读完这篇文章就又有几百个中国人呱呱坠地。
13亿，一个令人忧虑的数字。我国水资源本来就少之又少，人均仅有2200公斤，是世界平均值的1/4，全国600个城市中有400个缺水，专家预测，当我国有16亿人口时，人均淡水量只有可怜的750公斤。民以食为天。而我国的耕地资源也不充裕，人均仅1.4亩，是世界平均数的2/5。与生活质量紧密相关的森林、能源、草原等人均都低于世界均值。庞大的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由于人口的膨胀将很难减弱。
13亿，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经济学家告诫我们，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人口的大幅增加无疑会对经济资源产生难以承受的压力，导致减少投资、拉低劳动生产率，产生“人口压迫生产力”现象，使GDP大幅“缩水”，有人作过统计，我国每年新增人口要消耗掉至少1/4的国民收入。过多的人口还在恶化着就业形势，2003年底的我国城镇失业率已达4.3%，下岗失业人员还有100多万，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每年出生的人数高达2000多万，近些年他们都将陆续加入到就业大军中，充分就业成为目前最为紧迫的社会难题。我国农村劳动力明显过剩，总量有4.9亿人，专家测算至少有1.5亿处于潜在失业状态。
13亿，一个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庞大数字，它给人口控制和人口管理提出了新课题，首先是流动人口。近些年人口流动空前活跃，目前全国10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状态，即有1.4亿人离开故土在外谋生，其规模比10年前翻了一番。流动人口的构成主要是农村人口，其中在省内流动的占65%，跨省流动的占35%。然而在专家眼里这仅仅是开始，他们预测，农村中的1/3劳动力即1.6亿人终将要加入到流动大军中，是目前流动人口的一倍以上。这就给我们原有的计划生育体系出了个难题。毫无疑问，流动人口的管理难度要大得多，君不见，在一些城镇的大街小巷，又出现了三三两两影影绰绰已多年不见的“超生游击队”。还有就是较为敏感的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5年前的人口普查发现，出生男性与女性的比已到119.92，严重偏离了正常值(106)，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近120个男婴出生。其中二胎性别比偏离更严重，达151.9，三胎性别比则偏离更多达159.4，这一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性别比偏差是东方传统的国度在人口控制一定阶段几乎都有过的现象，但这一趋势不光让不少人将来找不到老婆，还直接违背了生育的自然规律，是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和谐社会的目标相悖的。
13亿，还是一个有点尴尬的数字。这一数字的背后，是“银发社会”的提前到来。急剧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加，使我国人口老龄化超速发展，将对我国尚不强健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严峻挑战。我国目前60岁的人口已超过10%，65岁以上的已达7%。据预测，2020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将高达23%，那时，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几乎没有人想到，我们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便进入了发达国家用一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形态。到不远的21世纪中叶，我国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8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超过1亿。尴尬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是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从养老保障到医疗体系，说老实话，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甚至有点猝不及防。
13亿，我坚持，我乐观
在人口问题上我们曾走过一段弯路，它考验着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好在经过30年的探索，坚冰已经打开，航道已经开通，我们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人口控制之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迎难而上，妥善应对，继续破解这一旷世难题。
近些年，社会上不时有些议论，认为现在日子好过了，人口压力减轻了，计划生育要松一松、变一变了。而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和计生委的领导们头脑挺清醒。国家人口和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常常对有这一想法的同志讲，我国的生育水平虽然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未来的十几年，总人口的增长将继续保持强劲态势，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计划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专家提供的研究报告说，我国人口规模庞大和人口持续增长并存的现象将持续多年，即使坚持现在的人口政策，至本世纪30年代，总人口将达到15亿并仍将继续保持上升的态势；到40年代，总人口将达到近16亿的峰值，随后将缓慢下降。有人认为，我国国土和资源较优的承载量为10亿左右，但这将只可能是下个世纪的景况了。
有专家告诫说，我国人口反弹的隐忧不可轻视。2002年的一项生育愿望调查显示，如果没有相应的生育政策，那么城市的被调查者便要生1.7个孩子，农村的被调查群体则想生2.23个。
这里有传统文化和观念的作用，也有农村生产方式的合理需求，但大局又要求我们不能太幼稚。试想一下，如果放开生育或那怕是些微的放宽，每年可能要多生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孩子，许多人都会参与补偿性生育，我们辛辛苦苦筑起的人口低生育堤坝就可能毁于一旦，全面小康和可持续发展都可能成为泡影。至于有些地方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微调也是必须的，但最权威的说法是，我国的计划生育大政方针没有收紧也没有放宽。
至于有媒体报道的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则被业内人认为是一种炒作，实际上相关的政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执行了，并不是一项刚出台的新政策，只不过那时符合这一政策的人较少，关注的人也就鲜见。
要说计划生育一成不变也不对。只不过变的是工作方法、思想观念和运作机制，变得更人性、更温馨、更具服务意识了。
10年前，国家计生委就为全国的计生干部定下了“七个不准”，如不准关押、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等——如今的计划生育干部正在改变着行政命令的生硬形象，为育龄男女提供着各种优质的生殖保健服务，许多基层干部从帮助育龄夫妇脱贫致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新观念，受到群众的欢迎。
还有一个变化是，在计划生育中更多地引入了利益导向机制。去年，我国首次在部分中西部地区实行了农村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这项试点的要义是，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岁的，由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每对夫妇每年不少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这项政策所具有的感召力将有力地推进农民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缓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
对于西方社会大肆攻击的我国人口性别比问题，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的计生干部都十分焦急。但这个现象较为复杂，有男尊女卑的文化因素，也有养老保障不够健全的经济社会原因，几者共同构成了“男孩偏好”现象。近两年，国家为此出台了诸多有助于纠正性别偏差的法律法规，其中包括阻止非医学鉴别婴儿性别等，特别是从2003年起，在全国500多个县陆续开展了关爱女孩行动和婚育新风进万家等活动，并配合使用经济、宣传、教育等综合措施多管齐下，已经出现了好转的苗头。
据业内人士考察，亚洲国家在实行计划生育时也曾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性别比的偏差。去过韩国的专家说，韩国经过努力已基本扭转了这一现象，相信我们也会走出这一误区。
更值得提及的是，近几年，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在理论上和观念上有了新的突破。在2003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张维庆主任第一次提出了人口安全的理论，把计划生育提升到人口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层次。
人口安全和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一样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安全出了事，也将危及国家安全。人口安全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迁移等。如今这一思想已得到认可。在人口安全理论的指导下，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的高层研究并将形成研究机制，为决策提供科学咨询。
计划生育观念上的新突破还包括对人口数量内涵的再认识。
是的，人口压力使我们以往过多地关注人口因素中消耗资源和占有社会财富的一面，人口人口，有人就有口，有口就要吃穿用，就要消费。但换个角度看，有人就有手，有人就有脑，手和脑都能创造财富，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人口数量本身也是资源，也是生产力，关键要提高这一资源的“含金量”，把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本大国、人力资源强国。而增加人口资源含金量的途径就是教育。
今天，我们离人口资源强国的距离还比较遥远，人口文盲率高达6.72%，远高于发达国家2%的水平，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仅有8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则是11年，美国是13.4年，英国是14年，而法国是13年。一份很具说服力的研究报告称，自19世纪以来，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成功范例，均得益于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快速提升。
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和提高，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药方之一，专家分析，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折旧”的年限就越长，丧失生产能力的时间就越晚。因此，这对根本解决中国人口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考，也许有一天，中国高素质的人口，将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眼中比石油和钻石都值得艳羡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