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哲学研究方兴未艾。成就和益处有目共睹，缺失尚待弥补：一是还没有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概念演绎系统和分析框架；二是经济学家涉足经济哲学缺乏抽象层次，哲学家论述经济哲学问题流于贴标签的弊端。两种缺失有必然联系且影响经济哲学的正常发展。本文以确立经济价值观范畴为突破口，意在探索出经济哲学研究的新路子，成功与否，诚待有志者判断和指教。
一、经济价值观的概念界说及有关问题
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经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不同语境中，人们赋予它不同含义，指称对象也各不相同：以获利为目的经济行为；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人们所具有的经济意识（其中包括经济心理、经济习俗和经济理论体系）；效率；节约等。价值观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概念。概括地说，它是指人们有关好与坏、善和恶、有益与无益、有效用与无效用、正效用与负效用、利与害等的看法和态度。
把经济与价值观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新概念：经济价值观。这个概念简单直观地告诉我们，“价值观”说明经济价值观的哲学抽象层次及其哲学意味；“经济”则是保证经济价值观与经济现象的必然联系以及它所指称和概摄的特定范围。什么是经济价值观呢？如果把经济一词所具有的几种含义加以归类便知：它们可以被归结为两类现象，一类是经济行为及其结果（效率和节约），另一类是经济意识。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应被包括在经济意识范围内，因为虽然它与经济行为直接联系在一起并必然导致特定经济行为，但这只能说它的现实性更强，归根到底它还是经济意识。这样，经济价值观便可用如下的定义表述：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中内含的与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有必然联系的价值判断。这样定义经济价值观以如下认识为前提：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都内在地包括两种成分，事实性成分和价值性成分。由此，便可对任何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作出两种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这里的定义及其认识论前提，涉及一系列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一，经济价值观与一般价值观的关系。二者的一致之处明显可见，即都属于事实性判断之后起支配作用的价值判断。从本论文的实际需要出发，关键是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区别。（1）在逻辑上， 二者之间是从属关系非并列关系。（2）在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形态上， 二者是具体存在和抽象存在之间的关系。（3）从动态的角度看， 二者之间是相互转化的关系。经济价值观的升华，转化为具体内容较为明确的人生价值观。一般性的人生价值观，具体化的形式之一就是经济价值观。 （4）从价值观构成的角度看，它们之间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经济价值观和经济行为与经济意识中的价值观之间并不是完全重合和完全等同的关系。经济价值观，是指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中内生出来的、与经济行为或经济意识有必然联系的价值观。在这里，对价值观学科性质归属起关键作用的是经济。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中的价值观，包括两类内容，一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价值观，二是非经济价值观。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中存在的这两类价值观，各自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其中的经济价值处于核心地位，发挥关键性作用。
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的价值观里，有着非经济价值观的侵入，这种非经济价值观往往以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依托和掩饰。例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说教和对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的刻骨仇恨（注：[英]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5、234、228页。）；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两书中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归属在同一类别（注：[奥]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31 ～34页。）；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上占有显要地位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到处散发着种族主义毒素（注：[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72、203页等处。）。
第三，经济价值有时其性质会发生变化，由经济价值观变为更一般性的价值观，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价值观的升华。经济价值观有三个层次：（1）经济价值观总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性的一部分， 如效率价值观、公平价值观，它们处于中间层次。（2 ）动物本能性或违背正当经济规则，钻经济规则空子的经济价值观，如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欺诈、垄断、掠夺合理论等，这一部分是最低层次。（3 ）把关于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事业化，人生价值观化，这一部分可以称为价值观升华，这是最高层次的经济价值观。例如，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1907年发表过一篇未曾引起人们注意的文章：《经济骑士道的社会可能性》。文章认为，企业家不仅是国家经济生活的指挥者和领导者，而且还应当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指挥和领导者。马歇尔把企业家经济职能的价值观转变为企业家社会生活职能的价值观，这显然是让有关企业家的经济价值观升华为有关企业家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又如，熊彼特在本世纪初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把企业家的经济价值观升为企业家的经济事业观，企业家的经济职能已不仅仅是实现不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且还是从新组合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满足自己的高级需要的事业（注：[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3～105页。）。由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经济价值观在发生性质变化以后，其内涵和影响范围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向度是向前和向上的，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价值观的动物本能化（注：[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 17页，又见其中的第九章。）形成鲜明对比。
第四，在经济价值观的认识论前提中，指出了价值观中存在两种成分：事实和价值。据此，可以作出两种判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这里产生了一个令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西方不少经济学家，如西尼尔、熊彼特、马克斯·韦伯、弗里德曼等人认为，经济学中只能有事实判断，不能有价值判断， 这以韦伯的“价值中立”论或“价值无涉”论（value neutrality or value free）最为典型和著名。持“价值中立”观点的人，并不否认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中存在价值观，他们反对的是在经济研究成果及传播中作出价值判断，他们这样做时，往往以科学相标榜（注：[美]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另一种“价值中立”论的表现形式是把经济学区分为实证（科学）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两大类，在实证经济学中，应极力避免作出价值判断，规范经济学则是作出价值判断的自由天地，这以韦伯为代表。这里的要害问题是，相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而言，经济价值观是内生的还是外在的？大部分持“价值中立”论的人不得不承认是内生性的。这个基本前提一旦确立我们便可得出结论：“价值中立”论只不过是论点持有者出于特定意识形态目的的主观愿望，就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言，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中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经济价值观的客观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有关经济价值观的定义向我们传递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经济价值观仍然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构成方法是哲学的。二是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观相比，经济价值观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受到了具体限定。就本文研究范围而言，经济价值观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经济价值观的面对性对象，其中包括：（1）经济行为中的经济价值观；（2）经济政策和法规中的经济价值观；（3）经济学说中的经济价值观；（4）经济习俗中的经济价值观；（5）经济心理中的经济价值观。第二是经济价值观的目的性对象。 这意思是说，研究经济价值观并不是无的放矢的随意行为，它要达到一定的目的，这里的直接目的就是找出经济价值观存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
把经济价值观的研究对象区分为面对性对象和目的性对象两种，能够显示出经济价值观存在的两个层次：表面上，各种各样的经济价值观纷然杂陈，它们与经济现象有着复杂多变的关系，给人以无法把握和梳理之感；在深层次中，它的内在本质便显露出来。例如，在以亚当·斯密为奠基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其经济价值观的外在表现曾象走马灯一样你来我往，变化多端，有时还给人根本性质变化的印象，如凯恩斯的经济学中隐含的经济价值观思想，但其核心和本质始终没有变，这就是哈耶克毕其一生详尽阐述和极力捍卫的经济个人主义。
经济价值观定义确立以后，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它与经济学中的价值论是什么关系？很明显，经济学中的价值论和经济价值观二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都局限于经济现象范围之内，都力图说清经济现象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性质。但它们之间更有本质性的区别。区别之一：经济学中的价值论面对的是经济行为和客观的经济关系，根本的目的是要说清事实，找到市场上千变万化的价格背后的客观基础，在这里发挥根本性作用的是事实确定和事实根据。经济价值观也以事实为基础和依据，但它要追寻的是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背后起制导作用的观念性的东西。区别之二：经济学中的价值论，讲的是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交换和利益的关系及其性质，这里的中介是实物、劳务或知识。经济价值观讲的是经济行为主体和非经济行为主体对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的带有价值倾向性的看法，这里的中介是关系及其性质。区别之三：经济学中的价值论，涉及范围只不过是客观性的买卖双方交换和利益的关系，经济价值观涉及的范围则是两大类现象：客观性的经济行为和主观性的经济意识。区别之四：经济学中的价值论以科学（即符合事实）相标榜，经济价值观则以界定、说清和倡行特定的价值判断为己任。
二、经济价值观的评价及其标准
经济价值观的存在是既定事实。在这个事实中，必然地包含着经济价值观的评价及其标准问题。表面看似简单的陈述，实际上暗含着相当复杂的内容。评价是任何人类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评价活动有三个基点必须把握。它是一种观念性活动；它是一种是与非（事实）、利与害、有用与无用（价值）的判断；它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形式。
在我们明了评价何谓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本文所说的经济价值观评价活动所处的层次及它自身的特点。就层次而言，我们可以列出如下几个：（1）评价；（2）价值观评价；（3）经济价值观评价。 由这几个层次可以看出，经济价值观评价与价值观评价有一致之处，也有自己的特点。首先，与审美价值观评价相比，经济价值观评价显然与利害性密切相关，它不能逃脱利与害，尤其是经济上利与害的制约，但这里的制约是间接的，不象价值评价那样直接与利害相关。其次，与科学的价值观评价相比，它与事实的距离相对而言要远一些，但这不能被理解为经济价值观的评价与事实无关，不需要事实的证明和支持。
在本文的客观需要范围内，我们把经济价值观评价理解为对经济价值观的评价。具体说，是对经济行为、经济政策和法规、经济理论、经济习俗和经济心理中隐含的经济价值观的评价。对经济价值观的评价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谁来评价？为什么评价？用什么评价？
谁来评价是评价主体问题。用不同的标准划分评价主体，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可以把经济价值观的评价主体划分为四类：作为个体的评价主体、作为特定利益集团（尤其是特定经济行为集团）的评价主体、作为民族和国家的评价主体和作为全人类的评价主体（如对关涉到全人类利益的经济价值观的评价）。
不管哪一种评价主体，在进行评价活动时都抱有特定目的。目的不同，不仅会影响评价活动的形式和特点，更会影响评价活动的实际结果。由此看来，对评价目的作出分析性的归类是必要的。根据评价活动的性质，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三类：学术研究目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制定目的和实际利害目的。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这三种目的能够被区分出来，但实际存在状态中，它们又密切相关和互相影响。学术研究目的背后，可能潜藏或直接表露出影响政治或经济政策制定的目的，而这又与研究者直接或间接的利害有关系。从另一角度看问题情况也是这样，出于利害目的，其评价活动同样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而利与害的变为现实，必须通过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制定或改变才能奏效。
经济价值观评价活动的最终依据是经济事实，但在评价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主观意识对主观意识。从评价活动及其结果对社会和他人的影响角度看，评价活动不应当是主观意识与主观意识的直接对话，而应当是有所依据和凭借的对话，这里的依据和凭借，就是经济价值观的评价。
在经济价值观的评价活动中，标准不一样，评价的结论截然不同。例如，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个人主义经济价值观进行评价，用集体主义作为评价标准，其弊害暴露无疑，用个人至上论和个人本位论作为标准，这一经济价值观会成为唯一正确和唯一有用的经济活动中的制导因素。在理解经济价值观的评价标准问题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经济价值观的影响范畴非常广泛，因此，评价经济价值观不应当局限于一个角度，一种标准，而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利用不同的标准，根据特定的需要，对各种不同的经济价值观作出不同的选择。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把经济价值观的评价标准划分为以下几类。
价值标准。在我们评价某一种经济价值观时，不管是自觉或是自发，也不管是隐蔽还是直接，价值都会作为一个根本性因素发挥作用。人们之所以要评价某一种经济价值观，其侧重点可能在它的学术价值，也可能在它的政治或经济价值，还可能在它的社会影响价值，但价值的存在是评价活动中无法否认的事实。这正是价值观评价得以成立的前提。具体说，价值作为一种标准，对经济价值观的评价活动发挥以下几方面的作用。首先，它帮助评价者确定某一经济价值观有否评价的必要。其次，它可以使评价者明了某一种经济价值观的存在和发挥作用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是学术价值还是政治经济价值，是社会导向价值还是个人约束价值；还可以帮助评价者搞清它具有什么性质的价值，是有益的价值，还是有害的价值。最后，它可以帮助评价者在评价活动中创造或说确立新的价值。在评价活动中，评价者可以获得两种价值性成果。其一，评价者在评价活动中以事实为根据，以特定的价值取舍为标准，这使得评价者不能不对自己的评价对象作出是与非、好与坏、有用与无用和用处大小的判断。这一判断是选择的结果，在选择过程中，符合评价者价值标准的经济价值观得到了论证和推崇，这本身就是一个确立特定经济价值观的过程，而确立，意味着宣布其他经济价值观不正确、不符合事实或是无用甚至有害。其二，在评价活动中，评价者不只停留于表层的某一种经济价值观的是与非或有利与有害上，还继续前进，在思维方式和理论模式与机制层次上吸取经验教训，这里的经验教训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只不过是隐含其后的深层次价值而已。在这个层次上，作为评价对象的特定经济价值观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机制会对评价者自己的思维模式与理论机制有所启发，使得评价者的视界与评价对象的视界发生融合，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理论上有所提高和前进、现实价值上更有用或更有效的经济价值观。
经济标准。在经济价值观评价的所有标准中，经济标准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性的标准。因为，经济价值观的产生基础和发挥作用主要是经济领域。经济活动是人类各种活动的基础，内容非常丰富。这样，作为评价标准的经济，虽然概念是一个，但在不同的评价活动中，它的指标和意义不同。自从亚当·斯密以来，作为评价标准的经济，主要有三种指称和意义。第一种是肇始于亚当·斯密、盛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且一直到现在都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价值观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效率标准（如现在在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情况中就是如此）。第二种是成形于上世纪90年代，以庇古为代表一直延续到现在以罗尔斯为旗手的公平标准。这一标准与效率标准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但核心经济价值观并无根本对立之处，它们都以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经济价值观的核心。第三种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为早期代表的生产力标准。（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8页，第140～144页。）
效率标准指称的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最佳关系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其意义是在经济价值观整体中突出和强调效率，使效率成为最终和最重要的判定标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一是与公平标准进行理论层面、进而是政策层面和经济行为层面的抗衡；二是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建立起经济价值观的基础和依据；三是以个人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为手段，增强特定国家的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以期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占据有力和有利的地位。
公平标准指称的是国民财富的分配公平，这种公平表现于两个层面，一是经济行为中的分配公平，二是福利政策中国民财富第二次分配的公平。由于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平会导致一系列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资源有效利用的严重后果，所以，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把公平作为经济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之一是必要的。公平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国民财富的效用最大化（这是庇古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让社会稳定，以便为经济的正常运转提供社会环境保证；从劳动力再生产角度出发，使劳动力素质提高，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增长提供源源不断、适应需要的劳动力（注：[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5～336页，另见第342～343页等处。）。
在李斯特那里，提出生产力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批判早已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英、法两国的自由放任主义和单纯的经济效率标准。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出发，李斯特认为一国是否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以自己的综合生产力为转移（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5页。）。到马克思和邓小平这里，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从旧有的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中解放生产力，进而发展生产力，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为解决其他社会问题提供物质基础，移用原西德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之父艾喻德的话说是把蛋糕做大。
相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言，上述三种经济评价标准都是必要的。仅有公平标准，经济运行就可能效率低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已证明这一点。仅有效率标准，尤其是片面理解的效率标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在效率崇拜气氛中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罪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已有透彻说明，有良知的资产阶级学者自己也承认。仅有生产力标准，经济价值观就不能具体化，它对经济行为的指导和影响，只能停留于表层。况且，对生产力标准单向度的理解和具体化，会有滑向效率至上和效率崇拜的可能。由此看，经济评价标准，应当是把效率、公平和生产力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既可以避免上述三种理解导致的实践的片面性，又可以发挥它们内含的长处和优势。
社会标准。在我们的论题范围内，社会标准应当指称如下二者：社会整体均衡发展和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就第一点而言，均衡概念是关键，它既包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均衡，也包括除经济生活以外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均衡。就第二点而言，在承认个人构成社会和社会包容个人的前提下，经济价值观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生活整体，应当是个人能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有所贡献，这种贡献应当得到承认而不是被埋没，起码是不能成为“有罪”的证据并因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社会，则应当是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相应的前提条件。
社会标准的意义在于，使特定经济价值观的影响和作用，不仅在经济领域得到发挥和显现，而且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发挥和彰明。例如，英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尤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经济价值观（马尔萨斯在其人口理论中先于达尔文论述和倡导了这一理论），在经济生活范围内难以发现其致命缺陷，因为经济实践和经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与互相配合，形成了自我满足和自圆其说的格局。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这种自我满足和自圆其说的经济价值观进行了以社会为标准的揭露和批判，由此，它的社会代价和人的代价都显露出来，这就告诉人们一个道理：粗俗的带有动物本能味道的（见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经济价值观，对社会和人都有害无益。
由经济价值观社会标准的意义可以看出这一标准的存在价值，其突出表现就是它能解决经济价值观本身或经济价值观的其他评价标准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经济价值观的影响和作用基本上和主要地局限于经济领域，某种经济价值观以影响经济生活的形式对社会生活发生什么性质的影响，在社会标准面前显露出来以后，便为特定经济价值观的倡导或改变，进而对特定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维持或变革，提供了可行动之处及其这种行动的理论根据。
人的标准。其指称是人的存在和发展，其意义是制定出某一种特定的经济价值观对人的存在和发展到底是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还是有害的作用及其这一作用的大小，它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清晰可见，这就是使经济价值观及其影响下的行为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使经济价值观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有了终极的价值和理由。
三、经济价值观的作用
经济价值观的作用是复杂的理论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这一作用是什么，这一作用的特点是什么，这一作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问题，而且在这里又涉及到“价值中立”的问题。主张“价值中立”论的那些学者们，正是基于经济价值观的巨大作用才提出和坚持“价值中立”论的。实际上，“价值中立”论的提出及其在不同时代引发的一次又一次的激烈辩论，恰好证明了经济价值观的客观存在，更从一个特定角度证明了经济价值观的作用巨大和广泛。例如，熊彼特在三大卷的《经济分析史》中，以试图摆脱经济价值观的“科学性”作为取舍和评价学术价值高低的标准，但细加分析便知，这些经济学家们，包括熊彼特本人，往往是在标榜“价值中立”的同时，经济价值观的味道更足，只不过是在“价值中立”的旗号下，拒斥了其他经济价值观，更好地坚持了自己的经济价值观。又如，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一方面系统论述“价值中立”的观点（他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提出和较系统论述“价值中立”论的人），另一方面又提出辩护味十足的“节欲论”。还如，“价值中立”概念的提出者马克斯·韦伯，几次发表长文系统阐发“价值中立”论，可他在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发表就职演说，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理论，其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狂语，成了后来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行动纲领。（注：马克思·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0～95页。）
经济价值观对经济学的作用。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各种经济学理论，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概念演绎系统。但是，这些表现于外的理论推理和证明过程及其结论，并不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所在，真正在其中起制导作用的灵魂，恰恰是它的经济价值观。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导致了经济理论的各不相同和互相批评与攻讦。从这个角度说，经济价值观对经济理论的建立、被人接受和传播开来，尤其是对经济理论变为经济政策，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亚当·斯密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诞生和产生影响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起步的时候，中经李嘉图、马歇尔、杰文斯，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其理论形态在外观上有很大的变化，可其中的经济价值观、大前提还是个人本位，差别只是在于为了矫正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端，加以适量的政策宏观调控。（注：[英]凯恩斯：《劝说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8～249页，另见246 ～247、240～241页。）德国的李斯特， 由于文化传统和当时德国处于国际竞争的劣势地位而提出了以国家为本位的经济价值观，在这种经济价值观的支配下，形成了突出发展生产力和实行有前提条件的贸易保护为特征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经济价值观核心是劳动本位，这使得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由上述三个例子可以看出，经济价值观对经济学理论有着多么大的作用和多么深刻的影响。
经济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作用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们仅仅注意到了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与法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价值观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一作用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影响经济学说的形式，以经济学说的外在表现和传播手段，进而影响经济政策和与经济政策相关的政策法律规定，实现对经济发挥作用的目的。二是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经济价值取向，进而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众人的经济行为及其结果，直接地构成经济发展状况，促进或阻碍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
经济价值观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经济包容于社会之中，社会的存在前提和发展基础是经济。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经济价值观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首先，经济价值观以影响和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形式对社会发展起到间接地促进或阻碍作用。其次，经济价值观直接地影响和作用于人们非经济性的社会行为，使这里的社会行为有助于或有碍于社会的发展。例如，经济价值观中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合理计算的意识，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而非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济价值，如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对社会的发展显然十分有害。
经济价值观的作用，已如上述。这里需要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是，经济价值观的作用有哪些特点？
第一，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观相比，经济价值观通过影响经济理论而影响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这样，经济价值观、经济学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四者合一，自圆其说，自我满足，不假外借。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9～230页，另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页。）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观点，就是证明这一点的好例子。
第二，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观相比，经济价值观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不需要具体化，也没有中间环节，如竞争价值观就是这种情况。
第三，与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观相比，经济价值观虽有时发生“外溢”现象，影响和作用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但它主要和基本的作用范围，还是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
第四，与自然价值观中更多地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方面不同，经济价值观更多地注重个人利益、个人物质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第五，与政治和法律价值观更多地注重人际关系中的公正和自由相比，经济价值观更多地注重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公正。
第六，与宗教价值观相比，经济价值观只有在以实物和劳务为中介的人与人的交换中才能实现，而宗教价值观的实现，只有与非人性的对象交流才能实现。
第七，与审美价值相比，经济价值观更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内容，而审美价值观，则更注意超验的体验。
四、经济价值观的研究方法
经济价值观是处于哲学和经济学之间的交叉性领域。它带有哲学的性质和特点，但又不能与哲学完全重合，因为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的内容使它与经济现象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哲学的具体化。它带有经济理论的特点，但它同样不能与经济理论完全重合，因为它的哲学性质和特点，使其在抽象层次和叙述特点上与经济理论有着很大区别。
经济价值观的这种交叉性质和学理特点，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有其独特之处。具体说，它不能象哲学那样以思辨性的演绎推理为根本性方法，也不能象经济理论那样以实证性的事实归纳和统计方法作为自己的方法论蓝本。经济价值观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告诉我们，应当在吸取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各自优点的同时，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
在我们看来，经济价值观的方法论体系有如下几个部分构成。
1，哲学方法。 使用哲学方法的目的在于保证经济价值观的研究及其结论立于适度的抽象层次上，同时使它的哲学性质不发生变化。
2，社会学方法。由于经济价值观的哲学性质， 它需要用社会学方法把自己产生和存在的背景、主干范畴和核心观点的真实含义进行社会学还原，只有在社会生活实际中，其真实的含义和功用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
3，历史学方法。这里的“历史”具有特定的含义。 它不是历史研究中的当下以前或当下以前的特定时刻的社会事件，而是经济思想的前后承续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含义。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使我们看到，在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流变的历史背景后面，还有一种潜流发挥灵魂性作用，这就是经济价值观的历史演变。
4，知识学方法。经济价值观的产生和变化， 除了被特定环境的情势和需要、经济价值观思想者的个人立场、主观好恶和素质水平所决定外，还受到与特定时代相关的知识的强烈而深刻的影响，这是经济价值观产生和变化的知识背景。从特定意义上说，不研究知识背景，特定的经济价值观就不能被真正理解和把握，起码是不能被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