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日论文,重构论文,差异论文,记忆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6)03-0134-25 对东亚中韩日三国而言，2015年是一个颇具历史意味的特殊年份。对中国而言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韩国来说是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光复70周年，对日本而言是所谓的战后70周年。同时，2015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120周年、日俄战争结束和《乙巳保护条约》签订110周年，也是《日韩合并条约》签订105周年。如此特殊的年份，对东亚三国社会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对于7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在三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中仍然是以各自不同的历史观进行着“战争记忆”的重构。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①他把记忆分为自传体式记忆、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美国社会学学者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的集体记忆是保存和传承历史的载体，而历史记忆中的战争记忆内容对族群的身份认同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② 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活动现象。战争时期往往是集中产生更多值得集体去保存、传承重大事件和纪念性节日的重要时期。因此，“战争记忆”是“历史记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构建国家归属感和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谓“战争记忆”，是交战国双方的全体社会成员围绕战争中的经历(或称之为“战争体验”)的记忆，是由个人、群体、国家等多个层面的记忆组成的集合体。 中韩日三国围绕着70年前那场战争的记忆，表现为对同一历史节点的解读不同、同一“记忆的场”③的文化含义不同、对同一场战争的历史叙事等存在巨大差异。“8·15”、“9·3胜利日”、“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核爆、靖国神社、“慰安妇”等热词，浓缩了东亚国家的“战争记忆”。本文的论述先从那场战争的策动者日本开始。 一、日本的“战争记忆”：受害者与加害者意识的分裂 由政治人物谈论历史问题并引发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变化，是东亚地区现实国际关系的一大特征。“政治家如何认识历史问题，如何表述历史问题，是东亚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政治家的历史认识会左右其国家的外交政策，对本地区的国际秩序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日本，像这样因政治领袖的历史谈论引发强烈关注，是距今20年前的事情(即著名的‘村山谈话’)。”④ (一)“安倍谈话”与“二战记忆” 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往往是由政治权力去主导构建形成的，政治领袖的标志式历史记忆既是社会集体记忆的再现，同时也是社会集体记忆重构的导向。政治领袖的历史问题谈话与认识，被认为是战后日本社会集体记忆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记忆再现。 二战后，随着经济复兴的完成，日本社会各阶层对自身的战争记忆进行了沉淀和固化，关注的重点是日本在战争中的受难记忆，如广岛、长崎核爆和冲绳战役集体自杀等。⑤在日本出版的图书中，以“广岛长崎核爆”为主题的著述、资料集有上千部之多⑥，而以“南京大屠杀”(或“南京事件”)为主题的仅有几十部。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多年后，日本《朝日新闻》以“我记忆中的二战”为题征求全社会的战争记忆，有4000余封读者来信讲述自己的战争记忆，其中有1100封信公开发表。“事实上，对大部分投书人而言，拿起笔写下自己战时经历，是一件痛苦的事。许多人对他们干下的或者目睹的事表现出深深地自责与懊悔。……羞愧的感觉充斥在他们的陈述里，那种在老年间比年轻气盛时更容易感受的羞愧。”⑦这批书信后被结集出版，成为日本社会的畅销书。 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在安倍谈话中描述日本自身的战争伤害是：“由于那场战争失去了三百多万同胞的生命。……广岛和长崎遭受的原子弹轰炸、东京以及各城市遭受的轰炸、冲绳发生的地面战斗等等，这些导致了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悲惨遇难。”关于日本的战争反省立场，安倍的表述是：“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心情，我们将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韩国、中国等亚洲邻国人民走过的苦难历史铭记在心，战后一直致力于这些国家的和平和繁荣。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⑧ 而数月前安倍在美国国会也发表过一段有关“二战记忆”的演说，他谈到“历史是严厉的，已铸之事无法抹去。带着深深的忏悔……我谨代表日本和日本人民，向二战期间死去的所有美国亡魂，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永恒的哀悼。”“在二战后，我们重新上路，牢记着对二战的深切懊悔(deep remorse)之情。我们的行为使亚洲国家的人们饱经苦难。我们一定不能无视这一切。我将支持历任首相在这方面所表达的观点。”⑨ 从安倍的两次演讲内容来看，他在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对美国社会使用“深深的忏悔”和“永恒的哀悼”等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而谈到亚洲国家饱受苦难的人们时则公式性地使用了“我将支持历任首相在这方面所表达的观点”的外交辞令。日本学界对“安倍谈话”的评价远不及“村山谈话”，尤其是对他刻意回避使用“侵略战争”一词表示失望。⑩《朝日新闻》刊文指出，安倍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对美国和对亚洲有两张脸，对美国极尽逢迎，而对亚洲冷眼相待。(11) (二)靖国神社的“圣殿化”记忆模式 德国学者阿斯曼认为，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和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12)从“记忆的场”的视角来观察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话，在现实的东亚，位于日本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无疑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记忆的场”。 “靖国神社作为天皇、军队与神社完全一体的军事宗教设施”(13)，在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过极为特殊的作用。裕仁天皇从1926年即位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20年间，“巡幸”靖国神社达20次，平均每年一次。(14)靖国神社与其他众多只有一个主神的神社不同，供奉在神殿中的数以百万计的亡灵均被视为主神，普通的亡灵升华为神社的主神意味着灵魂永生不灭，成为所谓的“英灵”。靖国神社是以祭祀战殁者亡灵、合祀战争罪犯的方式在唤醒日本社会对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15)靖国神社里合祀了从戊辰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死的约240万日本军人(16)及家属，靖国神社以颂扬所谓“英灵”的方式固化了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战争正当性的历史记忆。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战后第一位以公职身份“公式参拜”(17)靖国神社的首相。中曾根康弘首相的举动，在中国社会引发强烈反应。当时恰逢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9月、10月中国多地出现学生游行示威活动。韩国社会也表达了强烈的抗议。中韩两国长期沉寂的战争记忆被重新唤起。 此后，日本政治人物将参拜靖国神社作为对中韩两国的“外交利器”，最典型的就是小泉纯一郎。“小泉在其任首相期间多次祭拜靖国神社，但他当首相之前没有去。”(18)为避免过度刺激中韩两国，对自己以公职身份还是私人身份参拜的问题，小泉首相刻意做了暧昧化处理。 德国学者安格拉·开普勒认为：“人们所回忆的往日的当今和人们所记忆时立足的现在的当今一样，都是关于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和行为世界的社会构造物。这些构造物依赖人们的集体回忆，并通过集体回忆得到保持。”(19) 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政治倾向和所谓“心情”的表达。实际上，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自我矛盾的历史逻辑表达：一方面是持续地公开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宣布不再战，祈念和平。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用意在于，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参拜活动，引领日本社会形成一种固化的历史记忆，将靖国神社塑造成为日本战争记忆中的“圣殿”，成为聚合日本社会固化战争记忆的象征。永不再战的和平主义和颂扬战争的历史情愫，成为互为表里的现实日本政治标志。 (三)日本的“战争记忆”形成的原因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者，在侵略亚洲各国的同时，自身也在蒙受战争的摧残，尤其是美国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和核弹投掷，使日本社会在战争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浓厚的战争受害者意识。加害与受害两种角色意识的交错，造成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分裂和战争认识的分化。 1.受害与加害意识的纠葛 从战争加害者与受害者角度而言，由于战争中的加害者与受害者身份不同，战争记忆的视角和记忆的主体性、目的性同样会出现差异甚至冲突。 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在给被侵略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同时，对日本自身同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日本军民伤亡310万人，除京都、奈良外，几乎所有城市均遭到空袭，东京80%以上的住宅被炸毁，广岛、长崎更是遭受到原子弹的轰炸，几十万人瞬间死亡。对这样一场害人害己的战争的称呼，日本社会至今仍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2012年日本各新闻媒体在终战纪念日发表社论，《朝日新闻》称“太平洋战争”，《读卖新闻》称“昭和的战争”，《日本经济新闻》称“上次大战”，《新闻赤旗》称“亚洲太平洋战争”，还有日本学者曾撰文提出用“昭和大战”一词。(20)“十五年战争”(21)“亚洲太平洋战争”(22)的提法，在日本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而靖国神社则一直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一词。从诸多差异性称谓中，人们不难发现其所蕴含的历史观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使用者本人所持战争观的不同。(23) 一个社会的战争记忆，从个人而言，取决于其个体的战争体验(经历)。在日本战败时，国民中百余万人有浓厚的所谓“满洲情结”(24)，广岛和长崎因核爆经历而形成的战争受害者意识较日本其他地方更为浓重，广岛、长崎成为战后日本和平主义发源地与其核爆的战争体验与记忆有直接关系。冲绳地区因经历了所谓“玉碎”而产生的被抛弃的受害者意识也有强烈的地域特征。60万关东军的“西伯利亚战俘体验”也是一种“能凑合活着回家，真是不可思议”的战争记忆。(25) 从国家层面而言，一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是与统治阶层对战争的历史认识密切相关的。政治权力对历史记忆的重构，都是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做出的所谓“合理性解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终止战争。当时，日本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认识是：日本为了自存和东亚的安定而被迫同英美开战，包括台湾、朝鲜半岛在内的一亿皇国臣民奋勇投入到了战争之中，但败局显露，又遭受原子弹的轰炸，天皇为求万世太平决意终止战争。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中所展示的同盟国集体的历史认识是：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战败为止，日本的行为是侵略战争，承担战争责任的是日本政府和军部领导层，日本在侵略战争过程中犯下了诸如南京大屠杀等多种反人类、反人道主义的罪行。这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以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裁决的方式，要求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接受的历史认识。(26)但当时日本一部分政界人士和国民拒不接受这样的历史认识，称其是由胜者裁决强加给日本的。战后日本自民党内持这种历史认识的势力十分强大，加之自由主义史观的兴起，战败时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作为“历史遗产”被保守政治势力所继承。 在固化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过程中，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日本各种战争纪念设施，普遍存在着模糊战争性质、突出战争伤害和祈愿和平的特质。而日本自身的战争加害责任，被有意识地淡化甚至忽略了。韩国学者余文焕指出：“日本的战争纪念馆在加害和受害意识的进退两难境地中，广岛核爆型民族主义和靖国神社型保守民族主义并存。”“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在形成自我反省的‘整体记忆’方面失败了。这是由于‘受害与加害二重性’造成的，其背后自民党保守政治势力和美国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日本不能与周边国家关系改善的根本原因。”(27) 日本社会战争记忆是这样一种逻辑结构：日本为了解放亚洲而同英美国家进行了一场“自存自卫的战争”，但被美国打败了，在战争中日本遭受了原子弹的轰炸，“昭和天皇是结束战争、拯救万民于水火的领袖”，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28)这种错误扭曲历史观主导下固化的战争记忆，就表现为悲情式的英雄主义历史叙事和对真正的战争受害者冷酷漠视的帝国意识，对“大东亚战争”的肯定与留恋是这种扭曲的战争记忆的主轴线。 村山富市首相在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后饱受日本保守政治人物的指责和反对，在对村山首相代表日本政府提出的《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进行国会审议时，国会议员中只有约230名投赞成票，执政联盟中的自民党、社会党等党派中有近70名议员缺席，连同在野党缺席议员达241人，高出投赞成票议员人数。(29) 2.选择性记忆的“内核” 太平洋战争成为日本战争记忆的主体，这与战后美国占领当局(GHQ)对日本社会战争观的塑造有因果关系。按照战后美国占领当局的历史解读，太平洋战争的“真相”是：美国是击败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主要国家；日本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应承担战争责任，而天皇、宫内集团、财界、新闻界人士等稳健派与军国主义者是相对立的政治势力；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隐藏和遮盖了战争真相，欺骗了日本国民。时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在反省战争问题时采取了模糊开战责任与战败责任的策略。(30)而裕仁天皇也是从日本为什么战败的角度来反省这场战争的。(31) 从美国占领军到日本天皇和首相，对日本战败原因都十分默契地突出强调了美国因素，绝口不提中国等亚洲国家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的作用，这种历史解读方式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影响至关重要。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形成和强化，从外部进一步促使日本社会内部出现将战争记忆的指向固化为太平洋战争的趋势，似乎从太平洋战争中可以回答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所有问题。近年来，明仁天皇夫妇对塞班岛、帕劳的两次“慰灵”访问，也是以慰灵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美两国士兵为名义而进行的。 以纪念所有战争牺牲者的方式和名义，将战争责任予以模糊化处理，用“祈念和平”来代替“反省战争”，成为日本社会战争记忆的一大特征。广岛、长崎核爆成为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象征性符号，是日本战争记忆中的悲情意识和受害意识叙事的终极标志，成为日本社会形成战争受害者意识的最直观的催化剂和象征。“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广岛是太平洋战争巨大的象征符号，日本人所有的苦难，都能浓缩到这个近乎神圣的字眼——‘广岛’里边。除了民族与国家的殉难这一象征意义外，广岛也是绝对罪恶的符号，常常被人们拿来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32) 广岛、长崎核爆在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中扮演了两种不同的构建战争记忆和认知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作为人类前所未有的一种灾难出现的，日本成为唯一的核武器受害者；另一方面，它又是掩盖战争真相、庇护日本摆脱罪责感的“合理外套”。日本社会战争受害者意识的最大支撑点就是广岛、长崎核爆，其对战争责任感普遍缺失的情感基础也在于此。 3.羞耻感和罪恶感导致选择性遗忘 记忆的背面就是遗忘。时光的流逝会使群体记忆中失去很多的记忆内容，羞耻感和罪恶意识会使某个群体有意识地遗忘某段历史，日本社会战争记忆中的这种倾向比较具有代表性。日本学者藤原归一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日本国民并非因为经历了太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而早早地闭上了眼睛。”(33) 战败后日本社会首先关注的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而是战败的责任。“(天皇)他并没有被以最高战争责任者的罪行逮捕，没有被裁决，也没有退位，而是以和平象征的姿态继续坐在天皇的宝座上。……最高责任者被免除了罪行，并给予了象征天皇的名誉，那么，又怎么可能对那些受他的命令，在他的名义下侵略中国，残害、掠夺和拷问中国人民的战争罪犯进行裁决呢？因此，将军、殖民地官僚、宪兵以及普通士兵在殖民地和战场上究竟做了些什么，也不了了之。他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以儿子、丈夫或者父亲的身份重新融入了日本社会中。”(34)天皇无责任的现实，造成了日本社会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空心化，发动对外战争的领导层不承担责任，全体国民自然也就无须承担什么责任，本应该是有形的战争责任变成了一种无形的空洞的意识。 东京审判几乎成为只追究日本军部战争责任的审判活动，七名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中，除一名文官外，其余六名全是陆军将领，被判有罪的25名被告中，海军将领只有两人。“仅仅让一部分陆军激进派背负战争责任，国民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自然变得模糊不清。同时，在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国民对朝鲜人和中国人表现出的残暴和歧视也没有得到检讨和反思。以至于现在，日本人对战争责任问题漠不关心，甚至称与己无关。”(35) 加害者为了摆脱罪责往往会否认加害历史的真实存在，在自身的记忆中有意识地加以遗忘，某些日本政治人物对“南京大屠杀”史实真实性的否认就是明显的例证。1955年之前，日本文部省发行的初、高中历史教材《日本历史》中有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描述。1955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从教科书上消失了。因为“1955年体制”形成之后，历届自民党政府都持否认侵略战争的立场，持续执行着遗忘南京大屠杀的政策。(36)1970年后因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裁定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制度违宪，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才重新出现在日本教科书中。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自由主义史观的复活，日本社会再度出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暗潮。扶桑社出版的初中《新历史教科书》中称：“日本军造成了中国军民多数的伤亡(南京事件)。此外，此事件的牺牲人数资料受到质疑，并且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至今仍在争论中。”(37) 对日本在朝鲜半岛36年残暴的殖民统治的历史，同样存在着与“南京大屠杀”情形相似的记忆黑洞。在殖民统治期间，日本曾大量征用殖民地的民众作为劳工，为日本政府服务。以朝鲜半岛为例，据韩、日学者的研究，其中一种说法是80万人。日本学者山口公一认为：“朝鲜半岛被强征带到日本本土、桦太、亚洲太平洋地域的有约80万人，如果包括在朝鲜半岛内的被动员者，人数将达到485万人。”(38)在强制动员的朝鲜民众中，有一部分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这一情况同样存在于中国。 从2002年开始，韩国初、高中国史教科书明确写入“慰安妇”问题，“慰安妇是指被迫成为日本军性奴隶的女性。而且，日本军慰安妇是强制动员的”。“强制动员的很多女性，被派到日本军驻扎在亚洲各地区的营地充当随军慰安妇，被迫过着非人的生活。”(39)2014年11月，日本政府向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其删除在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将“慰安妇”描写为“天皇的礼物”的部分和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斩杀中国人的照片。安倍首相声称：“美国教科书中错误记载了日军慰安妇问题。”对此，与教科书相关的美国19位学者发表了一份声明，回应称：“安倍政权无视历史真相，要求修改教科书，企图保留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忆，这就是问题所在。”(40) 4.保守政治人物历史认识的影响 日本政党集团的历史认识分裂对立的现实，是造成日本社会内部无法形成整体历史认识的关键因素。自民党、社会党、国民新党等联合执政党派内部聚集了具有各种历史认识的议员，而且，自民党和社会党在漫长的战后时期意识形态持续对立，战争的体验和战后发展战略的差异性也促成了两者在历史认识上的多处对立，也是日本向国际社会经常传递出不同历史认识声音的困局所在。“割韭菜式的战争反省”模式在日本与邻国关系之中反复出现，已经是一种规律性的政治现象，反省战争→获得谅解→发声否认→邻国抗议→再次反省的循环方式，造成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不信任和批评。日本学者细谷雄一指出：“倘若日本政府内部和日本社会内部围绕历史认识的对立过于激烈的话，用同一声音将历史认识向世界传递也是困难的。”(41) 日本政府在战败投降过程中作为看守和过渡政府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美国占领军的监管之下行使对内管理职能，包括处理结束战争的诸多事务。在日本社会经历战前、战中、战后的历史过程中，日本政府作为国家机器并未受到太多的破坏，只是在人员结构上有所改变。作为政治集团而言，除“军部”成员被清除、审判之外，绝大多数参与战争全过程的领导层被保留延续下来，尤其是美国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处理方式，使得日本的保守势力政治系统和理念从战前延续到战后。在政府整体框架保留的情形下，由这样的政治领导者组成的看守政府一旦摆脱了被占领状态，自然而然地要对那场战争做出“合理性”的历史记忆重构。彼得·塞沙斯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利用过去和传统，只要这种利用是不加批判的但却是很有意图的，那么它就总是在传授过去和传统的无意图的和可能是有问题的遗产。”(42)战后日本著名保守政治家吉田茂在《旧金山和约》刚刚签订一个月后就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在此后的四年间又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随后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人都在任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俨然成为战后日本自民党的一种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在现实的日本政治生活中得到传承和呼应。(43) 现实的日本政治生态中，恰恰是否认侵略战争、拒绝反省的政治人物并非异类或少数，这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同中韩两国长期冲突对立的政治根源。村山首相明确指出：“自民党内主张‘那场战争绝不是一场错误(战争)’、‘是为了解放殖民地的正义之战’的议员绝对不是少数。”(44) 二、中国的“战争记忆”：受害者与战胜国意识的失衡 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抗战记忆中浓厚的受害者意识始终是中国社会战争记忆的主体，战胜国的荣耀历史记忆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受害者意识与战胜国历史记忆的完整性，不仅对中国社会的战争记忆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对东亚社会而言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9·3胜利日”与中国的抗战记忆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反侵略战争。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中国以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力量反抗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军事强国的全面入侵。“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无数国人奔赴疆场浴血抗战，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为铭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2014年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项决定，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5年7月7日，习近平在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伟大胜利 历史贡献》时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万众一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45) 2015年9月3日，中国首次在抗战胜利日进行阅兵活动。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和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他强调，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46)胜利日阅兵活动，对于强化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具有特殊意义，可以培育国民的战胜国意识，与受害者意识一同构建平衡的国民情感，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同时，“9·3胜利日”在集合全民族战争记忆上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受害者的战争记忆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对于被侵略的屈辱和痛苦的反复回忆中，反侵略战争战胜国的荣耀和自豪同样也是中国对于那场战争记忆的最重要的支点。 (二)受害者“战争记忆”的封存与沉淀 从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角度而言，距离历史最近的年代应该是沉淀、固化记忆的最佳时间节点，尤其是战争记忆层面的重构、形塑更是如此。战争亲历者、受害者、加害者群体的真实战争体验，是战争记忆构成的基本要素。但东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转瞬之间就各自进入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阶段，失去了沉淀、固化那场战争记忆的最佳历史时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还未对抗日战争中的受害经历和战争记忆进行整理和厘清，旋即被卷入朝鲜战争之中。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胜利，催生了历尽苦难的中国社会形成英雄主义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也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封锁的背景下，同曾是侵略国的近邻日本恢复和发展国家关系，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际环境改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考虑，中国政府在处理日本战犯问题上希望借此向日本政府和民间释放善意，传递友好，促进国家外交关系的恢复。对中日两国民众而言，希望那场不愉快的战争的阴影尽快过去。新中国成立后的对日政策是政治领袖主导型的，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渠道极为有限，除了少量的以民间贸易和非官方的文化交流活动之外，战俘改造和遣返成为唯一的具有官方背景的政治意图传递方式。(47)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谈道：“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对于在押的日本战犯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不需要扣留这批战犯。扣留他们有什么好处呢？”(48)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友人时，也曾表示：“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对此我们抱有很深的怨恨。但是，甲午战争到现在只有50多年，这在两千年的中日友好史上是短暂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忘记这段时间，忘记怨恨，结成友好。”(49) 中国政府将处理日本战犯当作一项重要的对日政策，从促进两国友好的战略目的出发，本着“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态度，195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的方针。(50)1956年6、7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分别开庭，公开审判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的45名战争犯罪分子。1956年6月至8月对1017名战犯免予起诉，并由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三个团体接送回国。(51)宽大处理日本战犯是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一种国家层面的政治需要，它对中日民间友好关系的恢复和推动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所采取的以德报怨、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政策，既是中国传统仁爱厚德文化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胸襟宽广、淳朴仁义的民族性格使然，同时也是政治领袖主导型外交决策的一种结果。当时中国普通民众中对加害者以暴制暴的报复意识并不强烈，对日本遗孤的妥善收养事例可以作为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友好政策的民意佐证。(52)安倍首相在战后70年谈话中也谈及此事，“残留在中国的接近三千人的日本儿童得以成长，再次踏上祖国土地”(53)，这表明70年前中国政府对日释放善意、传递友好的政治决策得到了历史的印证和现实的回应。 同时，也应该指出，中国民众的战争受害记忆的保存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例如“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的收集和保护整理，受害者记忆的保存也处于相对弱化的状态。因为缺乏民间研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只有官方的说法。中国社会的抗日战争记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从属国家政治需要的沉寂的状态之中。 (三)中国抗战历史记忆的形塑 国共内战中形成的解放者意识和朝鲜战争(即抗美援朝战争)因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而形成的英雄主义记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种程度上冲淡了抗日战争的苦难悲惨的战争记忆。随后30余年的国内社会政治运动和险恶的国际环境，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对抗战历史记忆的沉淀和重构。20世纪60—70年代，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地位高于一切，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成为当时开展阶级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众虽然保有对日本侵略历史和罪行的记忆，但政治运动对这一战争记忆的沉淀和固化造成了极大的稀释和冲击。 有中国学者曾指出：“就以抗日战争为例，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与现实有密切联系的课题，过去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历史学和有关的其他学科中，是相当沉寂和偏枯的。”(54)以“南京大屠杀”事件为例，1984年，南京首次大规模地对大屠杀的幸存者与见证人进行普查，并陆续出版了一批史料和档案，对那段悲惨的历史记忆进行系统的恢复。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当年江东门集体屠杀及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相关学术研究和社会调查工作都有明显的不足，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活动，也是1994年起以地方性纪念活动为主开始进行的。 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既是两国国家间外交关系恢复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两国围绕那场战争历史认识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两国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反省态度：“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方面也表明了对那场战争的官方立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55) 改革开放后，中日两国政府都将发展彼此间友好关系放在重要地位。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提出，“发展中日关系要看远些”。他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56)中日友好是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中的主基调，邓小平在1987年接见日本友人时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57)但随着中日交流渠道多样化，相互之间的认知路径多元化，特别是1982年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和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唤醒了中国社会长期尘封的战争记忆，沉淀的历史问题浮出水面，民众间的情感受政治关系和社会大背景的影响，在中日友好蜜月期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对立化情绪，历史问题助推了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 21世纪初期，由于中日之间因钓鱼岛等问题外交关系紧张，两国民众间的对立情绪严重，中国国内出现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妖魔化”中国、喧嚣“中国威胁论”等偏激型社会舆论遮盖客观公正报道中国社会的趋势。 在中国社会的抗战集体记忆中，长期以来是以受害者意识去重构那场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记忆的，在弘扬作为“东方主战场”的英雄主义情怀和战胜国的历史叙事上相对比较薄弱。浴血奋战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争记忆中不可缺失的主体记忆。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历史命运，也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战后，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大战胜国之一，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地位。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集体记忆中应该是既有悲惨的受害者记忆，同时也必须保存伟大的战胜国的荣耀记忆，这才是中国社会应有的完整的历史记忆。2015年9月3日的胜利日阅兵式的历史文化意义就在于此。 集体记忆，是以冷峻的历史研究为基础才能形成的真实完整的构造物。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忆是人们“相信”已经发生的事情。繁荣、成熟的抗战历史研究，是中国社会重构客观、真实的集体记忆的前提和基础。处理好历史问题与现实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平衡问题，同样是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韩国的“战争记忆”：受害者与合作者的悲情 朝鲜半岛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很快进入南北分治的状态，8月在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9月在北朝鲜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北两个政权分别以美苏两大国为后援，谋划统一朝鲜半岛。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意味着这场以内战开始、多国参与的世界性局部战争进入停战状态，南北分立的同一民族、两个国家的战争状态并未从国际法层面结束。因此，战后的韩国社会在沉淀、重构过去的殖民地历史记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加重对朝鲜战争的战争记忆重构。韩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出现的反日民族主义和反共民族主义意识交错的状态，正是朝鲜半岛悲惨历史与冷酷现实的缩影。 (一)韩国的殖民地历史记忆 在历史问题上，中韩与日本是一种对立的状态。朝鲜半岛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朝鲜半岛被日本强行裹挟到侵略战争之中，作为被殖民的对象族群尤其是底层群体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其本身是战争受害者。由于战争中个人、群体、阶层所处的地位、角色有别，战争体验不同，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战争记忆。例如，韩国(58)的“慰安妇”群体的战争记忆，与韩国社会中同朝鲜总督府合作者的战争记忆就存在着差异性。另一方面，作为日本帝国所动员起来的战争人力资源，对中国社会而言，韩国同时扮演着侵略者帮凶和施暴者的角色，如强制动员的士兵、伪满洲国时期的朝鲜人警察等。由于战争结束后新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进入一个特殊时期，这些历史问题被忽略过去了，韩国学界也是近年来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59) 在韩国，由于“日韩合并”后朝鲜半岛并入日本版图，韩国社会因对殖民统治持合作或反抗的态度不同而产生分裂，形成了亲日和反日两种政治分野。相当一部分的韩国社会政治力量被吸纳入朝鲜总督府的殖民统治系统之中，另有众多反日人士选择逃离朝鲜半岛，赴海外进行反日活动。中国成为韩国海外反日独立运动的中心，韩国的反日政治势力有国民政府支持的金九重庆流亡政府与中共领导下的延安派、抗联派，美国支持的李承晚上海流亡政府等。 长期以来，韩国社会的战争记忆依存在殖民地化的历史记忆之中。1910年“日韩合并”之后，朝鲜半岛与台湾一样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日本殖民政府在韩国曾推行过“内鲜一体”“创氏改名”等皇民化政策，就是剥夺韩国社会历史记忆的国家行为。“当一个大国想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它使用有组织忘却的方法。”(60)这时期依托中国东北和内地的反日独立运动历史，是韩国社会重构那段苦难民族历史中英雄主义情愫的主体内容，如安重根、尹奉吉、三一运动、反日独立运动等。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半岛在日本帝国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在日本发动的所谓“大东亚战争”中处于被支配性质的“兵员和物资补给基地”的特殊地位。正如韩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大东亚战争’爆发于1937年，1945年以日本的投降落幕。在这八年间，大部分朝鲜人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战争。朝鲜人参加日本挑起的战争是耻辱的历史，因此正式的历史记录上只单纯地描写从日本所受到的压迫和掠夺的一面。但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历史亲历者提出‘大东亚战争’中所发生的支援兵、学徒兵、劳动者、慰安妇等问题。可见，被迫参加‘大东亚战争’的记忆很长时间成为韩国历史上被遗忘或回避的主题。”(61)强制劳工、“慰安妇”、离散民，成为韩国社会战争记忆中悲情意识的承载者和被遗忘的群体。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因为战火波及整个朝鲜半岛，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损害。死亡人数虽然没有准确的定论，但可以肯定数量相当大。牺牲者的多数是民间的老百姓，因战争造成家庭分离的人口约1000万，即当时朝鲜半岛人口的1/3。”(62)二战结束时美苏两大阵营分界线——北纬38°线再次成为朝鲜战争的停战线，并最终成为南北分立的国境线，南北朝鲜分裂状态被固化下来并延续至今。 日本殖民统治瓦解后，1949年韩国李承晚政府决定将“三一节”和“八一五光复日”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并于当日举行纪念活动，但并未修建特定的纪念建筑或场馆。韩国在美国支持的李承晚保守政治势力控制之下，基本上完整地继承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政治遗产，绝大多数在殖民统治时期持亲日立场或与日本殖民统治者采取合作态度的保守派人士，仍把持政府、军队、警察等行政系统。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等军政府时期的政治领袖，都有殖民地时期的军政背景。这些保守派人物的长期执政，造成战后韩国社会保守势力异常强大，在同日本就历史问题进行交涉的过程中有意识地采取了模糊回避的政策。韩国社会对日本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清算活动，是迟至20世纪80、90年代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等进步政党势力执政时期才开始进行的，虽然遭到韩国保守势力的反对，但至今仍在艰难进行中。 在共同盟主国美国的政策影响下，1965年6月22日，韩日两国在二战结束14年之后，历经7次正式会谈和150多次分委员会会谈等多层次交涉，终于签订了具有媾和性质的《韩日协定》，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这一协定是在保留双方各自对殖民地统治解释权的前提下，为了各自的现实国家利益而缔结的，因此，在《韩日协定》中没有关于殖民地责任、反省和谢罪的条文。(63)同时，协定中有意识地回避了对受害者问题的讨论。因此，韩日之间的国交虽然恢复建立较早，但“慰安妇”“强制合并”“强制劳工”等历史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韩国的受害者意识始终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是韩日之间历史认识长期对立的主要原因。 (二)反日民族主义历史记忆的重构 由于朝鲜半岛的殖民地属性，韩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反日民族主义”和“反共民族主义”两种意识，长期成为主体性内容，弱势群体的受害历史反而被忽视了。韩国天安的独立运动纪念馆和龙山的战争纪念馆作为韩国殖民地历史“记忆的场”，其展示的记忆主题和历史叙事特征尤为明显。韩国学者余文焕指出：“韩国的战争纪念馆是基于克服国难和营造英雄的‘反日民族主义’和以朝鲜为敌的‘反共民族主义’叙事成为战争记忆的主轴。在国内外政治动荡中，南北分裂的历史现实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再现了‘分裂民族主义’叙事。这种民族主义战争记忆是长久以来忘却从军慰安妇、核爆受害者以及屠杀民间人士问题的原因之一。”(64)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修改教科书和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刺激了韩国社会的殖民地历史记忆的恢复。韩国政府以国民募捐的形式筹建天安独立运动纪念馆。为彰显韩国独立运动的正统性，反日义士的后人多在此馆就职，现任馆长即为反日义士尹奉吉的孙女尹柱卿。1993年2月，以“创造新韩国”为执政理念的金泳三当选韩国总统，大力进行民主化制度改革。为重构韩国社会的历史记忆，积极清算殖民地时期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罪行，拆除了殖民地时期日本统治的最高象征——朝鲜总督府，并将旧称“国民学校”(小学校)改称“初等学校”，目的在于克服韩国国民对日受害意识，重建韩国的民族自尊心。 显然，在韩国社会重构殖民地记忆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价值取向，分别以保守势力和进步和平势力为代表。在同日本的殖民地史观和历史记忆对抗的同时，韩国社会自身也同样面临重构民族历史记忆的问题。在国家政治主导的历史记忆之外，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的保存和尊重，至今仍然是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 四、中韩日和解与历史认识的重构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韩日三国对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的重构过程可以发现，其各自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是完全不对应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记忆；韩国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是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被动员的族群和各阶层的受害者记忆；日本社会的历史记忆中固化的主体，同样是作为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记忆，其作为战争发动国、侵略者的历史记忆被有意识地隐去了。那场战争，成为中韩日三国都是战争受害者而没有加害者的无主体责任方的“战争”。同时，作为真正战争受害者的中韩两国，重构战争历史记忆的目的是以史为鉴、避免悲剧重演。而在日本社会的历史记忆重构过程中，祈愿和平、永不再战是构建社会记忆的终极目标，但同时又有意识地要将那场战争“神圣化”，模糊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中韩两国历史记忆中的正当、合理诉求无法得到正面回应，造成中韩日三国对同一历史时间节点、同一场战争历史的叙事方式、同一“记忆的场”纪念的目的性等，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认识。 战争记忆对一个国家或社会而言，既是历史遗产也是历史问题。作为历史遗产，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史为鉴，避免灾难重现，而作为历史问题，往往会延续对立甚至产生仇恨的情绪，产生新的对抗。妥善应对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面向未来的前提和基础。 (一)政治和解与历史和解 人类的记忆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成员个体的记忆是社会集体记忆的最基本组成单位。记忆的传承性使得历史记忆成为各族群、社会的文化内核之一。多数情况下，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是以自己国家的历史逻辑为中心而完成的。如果不承认相互记忆的差异性，就不能形成相互“共享的记忆”，最终只能使历史记忆在相互差异状态下延续下去。因此，正视彼此集体记忆的差异性存在是前提，消除差异是各方努力的共同目标。同时，客观、理性地理解对方战争记忆中的合理诉求，寻求共同历史记忆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实现历史问题上的真正意义的和解。 所谓“和解”，就是不再争执或仇视，归于和好。从国家层面而言，和解应具有两层含义：国家间政治和解，国民之间消除仇恨和敌意的和解。通常，前者可以通过邦交正常化来实现，政治外交协定、协议可以视为和解实现的标志。而后者则不同，因为族群之间的仇恨和敌意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累积形成的，尤其是战争会加深这种仇恨和敌意。所以，国民间感情的和解应该属于历史和解的范畴，只能从解决历史认识层面入手，形成共识和宽恕谅解，才能逐渐实现现实政治和解的目的。政治和解可以通过破冰式的方式实现，历史和解则是一个缓慢的融冰式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国家间的政治和解可以借助政治领袖的果断、远见和胸怀去判断、推动，历史和解则既需要政治领袖的勇气和诚意去推动，同时又需要有国民感情的沟通为基础，也就是民意。历史和解同政治和解相比，是一项更为复杂的跨国境、跨文化的系统工程。 东亚三国的现实国家间关系史证明：政治和解往往会优先于历史和解而实现，但若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和解，政治和解的成果会受到质疑和冲击。韩日国交建立、中日邦交恢复，都是在世界冷战背景下国家现实利益的优先考量和需要促成了政治和解的实现，历史问题是作为次要因素加以考量和协商、妥协处理的。韩日国交建立的50年历史和中日邦交恢复后的40年关系史都印证了一个事实：政治和解无法替代历史和解，历史和解对现实和未来的国家间政治关系发展不可或缺。 (二)历史认识重构的路径 第一，必须要认识到实现历史和解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朝夕之间实现，耐心、诚意和勇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实现东亚地区中韩日三国在历史问题上尤其是围绕那场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无疑是一项长期的宏大工程。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70年，但东亚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之路仍然处于摸索之中，不要奢望某项政治性文件或某一次政治人物的谈话就可以达成真正的和解，“融冰”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以日韩为例，现实国际政治体系下的日韩关系比较复杂，其中两国在领土、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长期存在对立与矛盾。但由于日韩共同拥有一个盟主国——美国，两国在美国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类似同盟”的关系。在历史记忆和认识问题上日韩是对立的状态，在国家安全保障领域日韩两国又形成了互为依存的“准同盟”关系。近期，在美国的刻意推动下，本着现实政治利益优先于历史认识问题的原则，日韩两国在“慰安妇”问题上达成政治妥协，尽管韩国民间有强烈的反对声音。必须承认这是日韩两国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但也要看到，日本在排除朝鲜的前提下，以韩国为和解对象，在涉及整个朝鲜半岛“慰安妇”问题上，达成一揽子不可逆的政治和解协议，显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答案。韩国社会本身也并不接受这一解决方案，民间抗议活动持续不断，今后因“慰安妇”问题而再起波澜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这表明历史和解过程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二，和解不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尤其在东亚社会复杂的历史问题与现实国家利益冲突的时空情境下，所有当事国都应该是带着真诚的意愿去正视历史，不要情绪化、功利化地对待历史问题。作为那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作为国家法统的延续必须坦诚地面对历史，表现出足够诚意。安倍首相在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谈话中提出：“现在我国国内战后出生的一代已超过了总人口的80%。我们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尽管如此，我们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65)铭记历史、面向未来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以面向未来替代对历史的真诚反省，以时间已久就割裂对历史责任的继承，是对历史缺乏敬畏和尊重的表现。事实上，“安倍谈话”在中韩两国的关注度很高但评价不高的原因，也就在于此。 关于中日问题，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已经确定的基调和方针应该具有延续性，同时中国民间的历史情感应该受到足够的尊重和重视。战争结束时的中国曾展现了一个大国的胸襟，现在的中国同样可以展现一种负责任政治大国的气度，有效控制“受害者悲情意识”和民族情绪的外溢，着眼于东亚未来的发展，冷静地处理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记忆是中日两国共同的“历史遗产”，必须妥善处理应对。中日两国之间签订的四个政治文件，应当成为两国处理这一“历史遗产”和现实关系乃至发展未来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韩两国社会对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思想意识以及主流学界对历史的认识和反省态度，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认识到和平主义思潮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99%的日本历史学者都认为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66)，日本历届政府中也有过多次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官方表态。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与军国主义复活之间，不是简单画等号的问题。 第三，重构和形塑真实、客观的历史认识，是三国历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所在。没有客观真实的历史认识作为基石的任何政治和解方案，都是不稳固的。在欧洲法德实现历史和解的过程中，两国历史学者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解读者”的作用。历史共识是和解的基础和前提，谋求中韩日三国的历史共识，应该是三国历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政治家之间的政治共识应该是建立在历史学者之间取得历史共识基础之上的。近些年来，中韩日三国的共同历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67) 社会群体的“历史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历史记忆”而产生并固化的，“历史记忆”通常又会左右和影响彼此间的“国民感情”，即所谓的“民意”或“民众心理”，而“民意”或“民众心理”对政治人物的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越来越值得关注，特别是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因此，在东亚社会历史学者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范畴，跨文化跨国境的共同学术研究还肩负着推动国家间历史和解的使命和责任。“今后政治家关于中日(韩)历史问题的表态，应当根据历史学家的结论。”(68) 那场战争结束已逾70年，有战争体验的人绝大多数已经去世，当前集体记忆保留、传承的主体，基本上是没有战争体验的群体。这些族群主体的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与各自国家的战争记忆重构过程相同步，无战争体验群体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记忆的重构过程是相互影响的伴生关系。 政治权力对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具有引导性。但政治权力对集体记忆的重构不可能在社会封闭状态下进行，国家集体记忆的重构过程是在与他国集体记忆的互动下才能完成的。因此，政治权力对集体记忆的引导和固化的过程，必须是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完成。 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和解，必须是在多元化历史记忆充分沉淀、固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三国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都在经历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历史过程中。 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历史记忆不应成为政客手中的“玩具”而随心所欲地拆装、组合，对历史保持足够的敬畏和尊重应该成为有使命感的政治家心中的道德基础。“南京大屠杀”、广岛长崎核爆、“慰安妇”等历史“记忆的场”，应成为东亚社会共享的战争记忆，而不是单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些战争记忆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而应该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立足于整个东亚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的历史遗产。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历史已经超越犹太民族的苦难一样，将东亚社会的战争记忆重构、固化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共享的记忆”，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直面历史，寻找真实历史记忆的目的，不是为了铭记仇恨，是为了坚守今天和未来的和平，重视历史记忆研究的目的和现实意义也就在于此。 ①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②参见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③“记忆的场”(sites of memory)又被译作“记忆场”“记忆之场”“记忆场域”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历史学家诺拉(Pierre Nora)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指的是能够传承文化记忆的载体。参见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④細谷雄一『歴史認識とは何か—日露戦争から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まで—』、新潮社、2015年、20頁。 ⑤松尾精文·佐藤泉·平田雅博編著『戦争記憶の継承—語りなおす現場から一』、社会評論社、2011年。奥田博子『原爆の記憶—ヒロシマ·ナガサキの思想—』、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0年。 ⑥広島市·長崎市原爆災害誌編集委員会編『広島·長崎の原爆災害』、岩波書店、1979年。濱谷正晴『原爆体験—六七四四人·死と生の証言—』、岩波書店、2005年。 ⑦参见法兰克·吉伯尼编：《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尚蔚、史禾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9、11页。 ⑧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15/c1002-27465833.html。 ⑨参见2015年4月29日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http://news.sina.com.cn/w/zg/gjzt/2015-04-30/1513982.html，2015-05-05。 ⑩和田春樹「日本政府の植民地支配と侵略戦争に对する歴史認識」。载韩日关系史学会编：《重新探讨韩日建交50年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历史》，纪念韩日建交50年国际学术会议文集，2015年9月11—12日，第206页。 (11)『朝日新聞』2015年4月30日。 (12)J Assmann,J Czaplicka,"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1995. (13)土方美雄『靖国神社国家神道は甦るか！』、社会評論社、1985年、3頁。 (14)据靖国神社编《靖国神社百年史·资料篇》(1985年版)和《靖国神社百年史·事例年表》(1987年版)统计得出。 (15)据靖国神社官方2004年10月17日公布的资料，明治维新后历次战争中死亡者的供奉人数为：明治维新7751人、西南战争6971人、中日甲午战争13619人、出兵台湾战争1130人、镇压义和团运动1256人、日俄战争88429人、一战4850人、出兵济南185人、“九一八事变”17176人、侵华战争191250人，加上其他，共计2466532人。 (16)“日本军人”，其国籍并不全是日本人，还包括殖民地台湾、朝鲜半岛的强制征召军人。 (17)“公式参拜”一词是日语，“公式”有官方、正式之意。“公式参拜”要求的条件是必须履行靖国神社的神道参拜仪式，用公款支付费用，在参拜簿上写明官衔等。 (18)郑永年：《东亚将面临“新会战”或区域性冲突》，《联合早报》2016年2月2日。 (19)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载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20)『朝日新聞』2012年8月13日。 (21)鶴見俊輔「知識人の戦争責任」、『中央公論』1956年1月号。鹤见俊辅认为，日本史学界将1931-1945年这段时期划分为1931-1937年的“日中战争”和1941-1945年的“大东亚战争”的做法，不利于把握整个战争的结构，会“淡化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应该将之视为一个整体。这一概念被日本知识界所接受，成为检证近代日本如何演变为战争机器的重要视角。参见朱坤容：《如何认识战后日本——现代思想家鹤见俊辅的批判与思考》，《南方周末》2015年12月10日。 (22)木坂順一郎『大日本帝国の崩壞』、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講座日本歴史10近代4』、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序論。 (23)木坂順一郎「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呼称と性格」、『龍谷法学』第25卷第4号、1993年。 (24)“仅在南满洲铁路的从业人员，大致超过了10万人。其他的日资公司职员、官吏、一般侨民，再加上军人、士兵，合在一起最多时有超过100万的日本人生活在那里。如把短期旅行者包括在内，以某种形式与‘满洲’有关联的日本人是极其众多的。”参见：岡部牧夫『滿州国』、三省堂、1985年、6頁。 (25)参见法兰克·吉伯尼编：《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第266页。 (26)慶應義塾経済学会「歴史認識の現在—理論と実証—」、『三田学会雑誌』108巻1号、2014年。 (27)余文焕：《东亚战争记忆的国际政治：韩中日战争纪念馆》，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2009年，第181页。 (28)永野雅康『昭和天皇』、明成社、2014年、10頁。 (29)細谷雄一『歴史認識とは何か—日露戦争から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まで—』、25—26頁。 (30)小森陽一『天皇の玉音放送』、五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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