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新右派的福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右派论文,英国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建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堪称典型的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和需求管理成为战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保守党和工党各届政府的共识。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福利国家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进攻。新右派是60、70年代主要在英国形成并在80年代发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和思想流派。它既包括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巨擘大匠，也包括其信徒什尔顿、波韦尔、鲍森、桑普森、哈里斯和约瑟夫等。作为对战后国家干预活动的反动，该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功能观，其观点不仅成为撒切尔夫人所谓政治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拟对新右派的福利观进行评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新右派对战后福利发展、福利目的和功能的分析是建立在对国家及其活动分析的基础上的，因此，要了解新右派的福利观，首先要了解其国家观，包括他们对战后英国国家性质的转变、国家权威的来源、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国家的作用和功能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和需求管理的建立和发展，国家的干预活动日益增加。对于战后国家性质的转变，无论是修正派、国家与工业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新右派都是承认的。国家干预活动的加强，意味着国家性质从一个最低主义的国家即具有剩余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国家转向在经济和福利方面具有广泛中央计划功能的集体国家，[1] 是用有助于权力主义社会发展的萌芽的社会主义国家代替了自由非干预主义国家。[2]所不同的是，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 修正派认为是使资本主义体系转变和人道化所必需的干预主义国家的社会共识；国家与工业学派认为是工业主义逻辑；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体系决定论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尤其是资本积累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相对自主论者认为是国家能代表比统治阶级或精英分子更广泛的选民利益。而在新右派看来，国家干预主义活动的加强则是得到了由于误解而形成的社会共识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干预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折衷方案。英国人被本意良好的人误导，这些人将英国公众和国家拖向集体主义道路，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产生权力主义的国家和被束缚的人民。[3]简单地说， 新右派认为国家干预主义扎根于以虚假的前提为基础的虚假的共识。
新右派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国家在其中履行最少功能，只是在市场调控和供应不合适和无效时才进行干预的社会。[4]因此， 在新右派看来，
这种最低主义国家的惟一权威是通过选民授权（electoralmandatel）来获得。至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新右派认为，国家在社会中的活动水平是能够由社会成员的政治愿望调控；这种政治愿望无论怎样形成，都反映对作为执政党的特别政党的支持，这样选出的政府对国家拥有高级的（superordinate ）地位。在这一方面，新右派的观点接近修正派的国家观，也就是说，尽管两者逻辑起点不同，但都达到了相近的结论。
至于国家的作用和功能，新右派则是通过对战后国家干预主义活动的危害的分析得出的。新右派认为，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起了促进集体主义和集体计划，降低个人自由和民主的作用，国家在许多领域提供的服务造成了实际上的垄断，结果在服务的消费方面，个人只有有限的选择自由。特别是国家干预主义活动威胁健康的经济结构和文明社会。在经济方面，由于消除了竞争，因而造成资源浪费和低效率。[ 5]在社会方面，国家干预， 尤其在福利方面的干预活动， 提高了个人需求应被作为一种个人权利来对待的期望，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期望令人失望，因而充当了英国社会的分裂力量。因此，国家应大大地撤出其基本政治活动，只行使剩余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新右派反对干预市场，因为任何使用社会正义作为干涉经济关系的理由，而不是为那些相互关系构筑共同框架的试图都可能引起混乱。市场诱导每个人运用他独到的关于特定机会和可能性的知识于他的目的，在整体中使用每个人不能全部获得的分散知识实现全面秩序。新右派将自由市场同自由和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以导致个人行动的自由作为社会的最终目标。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效率、经济增长和个人选择都由市场机制促进。国家的作用和功能将限于“市场完全不能操纵，或虽能操纵但代价比较高以至于利用政治渠道可能更有利的那些领域”。[6]（P25）具体来说，国家的功能包括：1.制订规则和仲裁功能；2.国家垄断在技术上更有效的领域，如铁路方面提供服务；3.为不能作出明智选择的人，如心理患者和心理障碍者提供服务和设计对策。[5]
二
与其国家观一致，新右派理论家对战后的福利国家进行了强烈批评。他们分析了战后英国国家福利的发展，指出了国家福利的目的和功能，明确提出了国家干预福利的处方。
新右派视国家福利的发展为不幸的事。早在福利国家刚刚建立时，新右派预言家就指出，人的自然状态是不受国家调控的[7]， 这种自由以及个人主义会导致在社会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自由和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之间是矛盾的，要自由就要牺牲平等。[8]（P26—64）既然国家干预普遍地被视作干预自然秩序，这些新右派理论家又是如何解释国家干预的发展呢？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是由善意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创造的，或者说，“福利国家是由好心的但误入歧途的改革者创造的，他们利用了无知的公众的愿望”。[5]（P36）实际上，绝大多数新右派理论家认为，国家福利的发展是由于公众对福利赞同者的集体主义意识的一种易感性，[9]（P259 ）或者集体主义思想（即表明国家通过福利调控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合理性）在压力集团和工会而不是在具体个人中有市场。总之，他们认为，这种集体主义思想之所以能俘虏公众是因为“尽管集体社会主义的独特方法的辩护者在西方已为数不多，但其追求的最终目的仍然具有吸引力”。[1]（P256 ）一旦公众被福利吸引，本身也是集体主义产物的国家就会在一个系统的，甚至更大的福利供应网络中将国家福利机制化。
新右派认为，国家福利的目的与功能不利于保护选择自由，不利于工业、商业和公共生活，不利于形成个人对自己行动负责的社会。国家福利造成社会分裂、资源浪费、经济无效率以及个人自由的消失，国家福利是走向奴役的一步，尽管不是惟一的一步。[3]在新右派看来， 国家福利侵蚀人们的经济和精神创造性。“（福利）国家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它为其公民做了他们自己能做的事：这种福利国家废除了其人民的所有选择和职责，使他们像吵吵嚷嚷的母鸡（broiler hens），将产生不负责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无人忧虑、无人节俭、无人操心。当国家殚精竭虑从积极、成功和节俭的人那里拿钱来给懒惰、不成功和不负责的人时，他们又会怎么样呢？”[4]（P9）因此， 国家在收入维持、健康、教育、住宅和个人服务领域的供应有消除自由和职责以及减少激情的双重作用和影响。
具体地说，新右派认为国家福利有四个有害之处：
（一）国家福利造成社会不满。国家将人们的欲求转为公民权，将需求转为一种权利，“将匮乏或需求转为一种权利是现代异端中最广泛和最危险的”。[10]（P12）因此， 国家福利供应基本上促进社会分裂。普遍服务的供应如健康与教育未考虑免费服务的需求程度，它不仅对少数需要者提供全面无大差别的服务，同时也对本身能够提供或付得起服务的多数人提供全面服务。由于资源分散，造成一些国家服务获得者的潜在负担过重，引起他们的不满。
（二）国家福利导致资源浪费。国家福利资源有限，但需求是无限的。因此，国家免费供应服务刺激需求，造成资源无法应付，产生供需矛盾，因为在这种服务中价格未履行合适的功能。服务提供者不能正确估计什么需求是合理的，什么需求是不合理的，结果造成分配不公、资源浪费。消费者不满足国家服务，也导致资源浪费的加剧。由于社会服务由中央进行管理，消费者与这种外在化服务有疏远感。这使他们不合适地要求资源增长，国家的对策是提供更多的福利，以平息连续不断的震耳欲聋的抱怨大合唱。[11]（P20）
（三）国家福利造成低效率。由于中央国家服务实际上由政府垄断，官僚惯性使之远离消费者的爱好，避开私人市场的价格和利润机制，倾向于恣意挥霍和不必要的开支，造成效率低下。垄断性社会福利也充当阻碍创新和试验的功能，而这种创新和试验本来将导致更有效的社会福利的供应。[12]（P14 ）福利国家逐渐地由表达同情的工具变为在英国历史上和西方工业社会中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制的工具。
（四）国家福利消除了个人自由和职责。由国家提供财政的垄断服务与消费者的真正需要没有联系，因而抑制消费者的积极性。如国家的教育供应导致父母强制送儿童到特定地区和有统一课程表的学校。父母因此被剥夺了选择什么样的教育供应最能满足自己孩子的需求的自由。[6]
在新右派理论家看来，国家福利供应是一种秘密的国家专制和秘密行动的社会主义，它干扰和影响市场经济的自然运转，刺激国家无法对付的需求，剥夺个人的自由和职责。这种福利观必然导致一系列新的国家福利的处方：即大大减少国家对福利的干预，在存在干预的地方使之改向。他们希望通过市场经济产生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加，以阻止极端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他们认为，有效的市场企业体系无需国家干预：个人和社会能够并且应该提供私人福利，并为之提供财政资助。他们坚持激进改革国家福利供应，尤其减少社会服务的范围，减少国家财政补贴水平，主张由地方而不是中央控制福利，福利服务私有化。总之，这些新右派理论家设计了剩余的、对收入进行审查、由地方进行管理的福利国家。[5]
他们的福利处方包括具体建议。他们认为，英国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之所以出现房缺是由于将价格降低到供需水平创造的房价以下，或由于房租控制和住房补贴使一些人服从其他人的决定而引起的。[ 14] （P344）新右派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鼓励房主所有权，使市场成为供需调控者；另一个办法是提供房贴时应更有效地对收入进行审查，使只有条件很差的人才能从国家干预住宅的政策中获得好处。同样，国家提供的教育和健康服务也有问题，由于取消这两方面的价格机制，导致国家提供的健康和教育服务质量低，造成人们征税负担加重，阻碍工作和创造激情，减少消费者的消费自由。因此，新右派提出，在健康服务方面，废除由国家提供的普遍健康服务，代之以强制保险计划。[15] （P76）在教育方面，国家应提供财政以保证义务教育的覆盖面，但也应通过由父母选择学校的体系保证消费者的选择自由。[4]（P8）
简言之，新右派的福利观是主张消除政府在福利供应方面的巨大作用，代之以最低主义和剩余作用。
三
新右派由不同的经济、政治、道德、社会信念和原则构成，既有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再陈述，也有一些社会和道德方面的保守主义立场，还有广泛的远非同质的概念和政策描述。新右派的福利观与其在其他领域的观点一样，成了战后英国有关福利和政治辩论的一部分，这种在传统上被视作同广泛政治观点相悖的观点，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成为新的正统。
新右派认为，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活动推翻了充当个人自由保障者的自由市场体系，大大改变了早期社会组织形式，限制了自愿交换的实业，产生了劳工垄断、浪费和无效率。因此国家福利严重限制个人选择的自由，产生了社会分裂，增加了英国经济负担，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总之，在新右派看来，国家福利是英国许多社会、经济和道德问题的根源。这一流派对战后特别是对60年代末以来英国经济以及福利重建的失败提供了解释。战后时期，国家福利和其他国家活动的开支吃掉了日益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的非生产部门侵蚀了生产部门，也就是说，福利国家破坏了英国经济。[16]他们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才能得到保证，经济病才能得到矫正，这种分析具有较强的描述上的确实性。同其他探讨国家和国家福利的流派如“修正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以及“工业与国家学派”相比，新右派的论述更接近英国战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因而也更具说服力。诚然，新右派的许多政策目标未能实现，但新右派重新限定了政治程序，其力量足以替代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尽管它未完全破坏福利国家，但它成功地将一系列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问题政治化，如私有化和国有化问题、市场的作用、公共福利服务问题。它在经济政策和福利国家方面的缺陷未能导致凯恩斯主义原则的重新运用，甚至工党也采用新右派的许多概念。
但新右派的这种国家和福利观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新右派认为，国家福利消除人类自由，言下之意，在自由市场社会里（新右派视为同福利国家社会相矛盾），自由将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自然伴生物。但问题是，在作这一论述时，他们追随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个人自由等同于整个社会的自由，这一等式忽略了经济体系对权力分配的影响。新右派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与他们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在分析中忽略了个人自由是以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拥有的地位而定的。他们未详细分析他们面对的实际消费者和选择。在一个个人自由的选择在资源缺乏的世界可能会限制其他人的选择时，未探讨这种选择的不相容性，未能看到社会结构和机制在形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方面的任何作用，是一种抽象的个人主义。
其次，新右派认为，福利在社会上造成了分裂，它将个人的需要或欲求变成了权利，由于不能满足对那些权利的需求，这样在未来的服务接受者中造成了社会分裂。肯定地，公众对收入维持机制的态度支持了新右派在这方面的论点。但舆论调查也表明，新右派的论点只是部分站得住脚。在其他的国家福利领域，如健康和教育，公众支持进一步征税，因而支持社会开支，以保证获得广泛福利服务的权利。[17]
再次，新右派认为，福利开支对经济中所谓的生产部门有影响，大规模的国家福利供应减少了企业家个人创新的激情。与所有由公共开支提供的服务一样，国家福利意味着高水平征税，因而限制了对成功企业主的回报水平。新右派还认为，福利开支对生产没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前一主张未得到任何可以信赖的证据的支持，反而有证据表明，征税并未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激情。[18]（P98）后一主张更站不住脚。 福利开支与财富产生的直接联系难以确定，但如果考虑一些社会政策的目的是支持创造财富，也许会对这些特殊的反集体主义观产生疑问。社会政策和社会开支事实上被用来增加工业生产，因而为增加利润创造良好条件。50年代末60年代初提出重组国家中学教育思想的一个关键压力集团是工业家，因为此前的教育体系未产生技术上胜任的产业工人。一个全面的更流动的教育体系，被英国工业家视为更可能改进英国工业的生产水平和利润。[19]同样，包括贝氏最初建议以及1966年引入的与收入有关的失业补贴在内的收入维持供应，被视为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经济保障网络；二是为那些收入中断的人提供帮助，以维持基本水平的消费。在英国经济试图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历史时刻引入与收入有关的失业补贴，安抚那些由于英国经济重建而人为失业的人，同时也是为更有利可图的生产提供国内消费水平。
最后，新右派有关国家与政府相互关系的分析也存在着缺陷。新右派将国家理论化为政府的顺民或奴仆，政府按照人民的旨意行事，制订政策，国家机关则执行这种政策，因此，这种观点表明，只要政府决心撤出国家在福利干预主义活动的大片领域就多少能成功。尽管80年代有大量的国家活动的重建，但国家撤出福利大片领域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完成。[17]（P61 ）不管这是由于新右派在理论上和行动上低估了当代英国社会中不在政府控制的权力的程度，还是由于其他因素，它都表明，新右派有关国家和福利的分析存在明显弱点，它仅具有描述力而不是分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