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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及主要观点的选编本，主要发行于1964年至1978年，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因其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普遍称为“红宝书”。但是，由于其生于“左”倾思想盛行的年代、文革前夕，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株连。今天，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其作用和影响。
《毛主席语录》最早由《解放军报》资料室编选，在1964年1月5日出版征求意见本，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后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编选者对本书进行增补，书名改为《毛主席语录》，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将修订过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1965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再版《毛主席语录》。经过反复讨论，全书调整设置为33个专题，收“语录”427条。在军内发行后，很快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各方面人士争先恐后向编印单位索取。由于全国上下“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情高涨，1965年底，中共中央批准《毛主席语录》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在全国内部发行。一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并同时向海外发行。
《毛主席语录》的发行和传播集中呈现出时间短、流传快、发行量大、版本多几个鲜明的特点。《毛主席语录》集中发行时间是从1964年1月开始，到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出台为结束标志，大概15年左右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语录》在国内外以五十多种文字、五百多种版本出版，总印数五十多亿册，被销往亚非拉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据称可以达到全世界每人1.5本。
《毛主席语录》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气候和土壤中出现的特殊出版物。所以，《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具有某种程度的消极作用。
1.极大地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个人崇拜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因素结合的结果。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毛泽东树立了绝对的领袖地位。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曾说过：“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还说：“有人反对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你反对我独裁，实际上是你要独裁，与其说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2]这是个人崇拜的领袖因素。
林彪等利用权力，大造个人崇拜舆论。如林彪频繁地对《解放军报》发出指示，要求“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3]，“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办报”[4]。林彪于1964年开始筹划《毛主席语录》。这是个人崇拜形成的重要的人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语录》问世，便自然地起到了个人崇拜推动力的作用，《毛主席语录》的巨大魅力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
2.为文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文革”重要的工具，《毛主席语录》对于“文革”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首先，从时间上看，《毛主席语录》盛行于1964年到1979年，而文革正好是从1966年到1976年。其次，从内容上看，《毛主席语录》内容具有极强的理论性、逻辑性和战斗性，很易于被那个狂热的年代的人们所学习与掌握，成为其“革命”、“斗争”的武器。
3.成为林彪宣传自己的政治工具。推动《毛主席语录》出版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林彪，从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到1961年5月1日开始，每天在报眼位置刊登出“毛主席语录”，再到1964年5月1日总政版的《毛主席语录》第一版的出版及流行，林彪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1964年12月，他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要求“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5]。1965年11月，他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6]林彪不仅主持部队学习《毛主席语录》，而且宣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他每次在群众中出现，手上都握有《毛主席语录》，因此林彪也获得了成功，得到了群众的认同和“丰硕”的政治成果，在全国人民心中，林彪是“学得最好”、“用得最活”、“举得最高”、“跟得最紧”的英明副统帅，全国学习的“光荣榜样”[7]。
4.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主席语录》是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兴起到达到顶峰的历史时期编选、出版的，因此它的发行量和影响面都达到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极限，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首先，《毛主席语录》被人为地夸大。当时林彪等抛出“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8]。其次，从国家财力物力上来看，由于《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列著作的印刷及发行。各地纷纷打破过去由指定印刷厂包印的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凡是有一定条件的印刷厂，都开足马力印刷、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的翻印本。据统计，仅1967年一年，全国印制《毛主席语录》的数量就达3.5亿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和负担，为此文化部还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毛主席语录》。
正如韦梅雅在其《〈毛主席语录〉编发始末》里所说的，“《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前选编的，在过去的年代里，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9]。我们应该科学地看待《毛主席语录》的积极作用。
1.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局势复杂，反霸反帝斗争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开始后的几年内，《毛主席语录》在拉美地区的革命者中得到广泛传播。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多米尼亚、委内瑞拉、海地等国的革命者，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英文翻译出版了一百多种毛泽东著作，其中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两种文字出版了8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他们还根据本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在自己的报刊杂志上刊登毛泽东的语录，用各种形式选编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在南亚，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军，在根据地和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翻译和翻印了大量毛泽东著作。民族解放军的出版机关把翻译和翻印毛泽东著作当作头等大事，翻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和《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7月起，他们还特别组织收听、抄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毛主席语录》，每抄收到100条，就出版一本袖珍本的《毛主席语录》。1967年4月，他们收到第一本中国出版的总政编的《毛主席语录》后，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立即翻印出版，分发给战士和群众。在北加里曼丹，1967年七、八月间，《毛主席语录》开始在这里广泛发行。在城市，在农村，许多工人、农民、学生和战士都得到了翻译的《毛主席语录》。各地还纷纷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根据毛泽东的许多基本观点，探讨北加里曼丹的社会情况，研究本地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手段和革命的前途等基本问题。在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机关报《先锋报》于1966年12月1日发表文章赞扬《毛主席语录》，说在“这本举世闻名的红书”中，“有今天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本书将大大有助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原理，并有助于根据这些原理来研究澳大利亚的现实”[10]。
2.为党的宣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毛主席语录》热销，最主要的还是毛泽东个人和文章的确具有无人企及的魅力。毛泽东的文章包含着深邃的思想、严密的逻辑、丰富的知识，朴实易懂。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们植根于人民群众。《毛主席语录》中所收录的都是毛泽东文章中的名言警句，这些警句朗朗上口、寓意深刻，无疑能深深地打动广大读者的心。人民群众是由衷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文章，这是《毛主席语录》盛行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党的宣传面临一系列问题：宣传思想工作的内容远离社会实际，抽象理论多；言之无物，缺乏现实针对性；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没有实效性，缺乏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工作太浅，到不了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等现象，呈现出曲高和寡的局面。久而久之，变成仅限于学者之间的内部研究资料，失去了群众的土壤。其实，这也是我们党以前面临的问题。因此，错误不是出在《毛主席语录》本身，而是出在被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利用。《毛主席语录》这种简短精练、贴近群众的文风及宣传风格应该认真研究。
3.传播了中国的革命文化，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世界主要大国在注重硬件建设之时，也十分重视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党的十七大特别指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发展中国自身的软实力，就必须要有自己文化的优势和文化“名牌”。《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就是个“名牌”。《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出版发行后，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都渴望看到并得到这本万众向往的书。不少港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又直接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后来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兄弟党、友好国家向我驻外机构提出了索要《毛主席语录》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10月至1967年5月，仅8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俄、英、日等14种文字的《毛主席语录》。截至1967年9月，《毛主席语录》在日本已经出售15万册，在德国出售6万册，在罗马出售4万册，在美国也出售了几千册。截至1977年，《毛主席语录》已经翻译成37种文字。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比利时、印度、巴基斯坦、西班牙、老挝等国家，用各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多种版本《毛主席语录》。较早自行翻译出版的国家是日本。1966年11月，宫川书房出版了日本社会党“毛泽东语录研究会”翻译的《毛泽东语录》，在东京发行。语录出版后的短短几天，第一版的5万册便被日本数千家书店订购一空。至1969年12月，日本先后有东方书店等6家出版机构出版了11种日文版。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等国用24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其中瑞典从1967年至1969年翻译出版了6种版本。这足以显示出毛泽东和《毛主席语录》的魅力。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评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经常会脱口而出“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他甚至能说出毛主席某段语录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他曾骄傲地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巴基斯坦前总理本·布托更是说出，“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毛主席语录》对我国软实力的建设起着并将会继续起着积极的影响。
《毛主席语录》还在道德形成和党的作风建设上有着巨大贡献。此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对扫盲也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问题不在《毛主席语录》的内容和形式上，而在学风上。所以，我们对《毛主席语录》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要将其内容和形式同不良学风区分开来。那种简单粗暴地批判《毛主席语录》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其扬长避短才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