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四军_新四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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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对新四军的创建、发展与在挫折中转危为安寄予极大关注,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逝世20周年之际,特作此文寄托哀思和纪念。

一、努力促成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从1937年2月开始,他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和蒋介石、 顾祝月进行了五次谈判,历时七个月,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全民族抗日的新时期。继而又多次与何应钦等商定,允许中共派人到长江南北各红军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执行将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任务。1937年8月17日,他致电中央:“请令往鄂豫皖之郑位三及往闽西南 之方方迅速来南京,其余如派往湘鄂赣边区的人员亦请送来。”以后,这些人员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地游击区,执行将当地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任务。〔1〕

1937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鄂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938年1月,受党中央委托,和董必武、 叶剑英等向高敬亭传达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8年1月14日,周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决定鄂豫边特委领导的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开展作战时归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2〕

二、力荐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 周和他畅谈了国内外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叶挺欣然同意。周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以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就在这个时候,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陈诚答应向蒋介石疏通。蒋迫于上海危急,南京岌岌难保的严重情势,采纳陈诚的推荐,再一次被动地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为编一个军的改编方案。9 月28日,没有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便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提议改编后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表示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蒋介石也同意了。〔3〕

1937年10月下旬,叶挺应邀到延安,受到毛主席亲自迎接,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党校等地观光。

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11月6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毛主席在会上致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4〕

这样,就解决了国共两党在谈判中为谁担任新四军军长(国民党提名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任新四军军长,我党提名由彭德怀出任新四军军长,彼此均不同意。张冲提出找一个无党无派人士当军长,蒋介石表示同意)争执不下,形成僵局的人选问题。

11月8日,毛主席又组织一次欢迎项英的晚会。他特意请项英、 叶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并致词说,项英及南方各游击队的同志,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游击战争,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全党都应该学习项英等同志的模范事迹。〔5〕尔后,项英和叶挺一道, 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亲赴皖南传达中央指示,确定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1938年11月2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电告项英, 准备向离开新四军去香港的叶挺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二、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为统一战线发展,以请叶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在征得项英同意后,周约叶挺到重庆多次恳切交谈,叶挺同意回新四军工作。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和叶挺飞往桂林, 后经湘桂铁路北上。1939年2月23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在军部历时20天,把主要精力放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确定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上。他多次听取新四军领导人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召开各种座谈会,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在新四军干部大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讲话,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提出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没有友党友军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减少磨擦,利于抗战。〔6〕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了“向南巩 固、向东作战、 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由于执行了这个战略方针, 使新四军由1938年春组建时的八千人,到1940年底发展到九万人。

在此期间,周恩来与项英多次恳谈,指出解决好叶挺的工作问题,是直接关系到新四军前途和同情者对我党态度的重大问题。提出解决好叶项关系的原则性意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叶挺的地位和职权应当尊重;要求项英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和东南局工作,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以后叶项关系有所改善。

1940年8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新四军的行动方针是,坚持江南,发展江北。”并提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

四、交涉释放被国民党逮捕的同志

1939年4月上旬,周恩来到达江西上饶, 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代表政治部部长陈诚,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向顾祝同交涉释放被国民党逮捕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赖大超等八位同志,并到福建浦城忠信街特别监狱看望,勉励他们在狱是努力学习。

五、选派干部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和工作

1938年初,周恩来等致电中央:要求派“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以便“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说明“长江流域各种条件均逊华北”,若没有“一批军事干部,工作发展将陷入极大困难。”

1938年2月13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拟调彭雪枫从山西到河南, 组织领导鲁豫苏皖四省军事工作。同月,彭雪枫任河南省委军部长,带领张震、岳夏等30多位营团以上红军干部和一排红军战士,从山西临汾前来加强竹沟地区的领导力量。同年春,指示河南省委派肖望东率部队从竹沟出发,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并决定在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人到新四军四支队工作。同年9月26日, 周出席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要大胆把新四军中的老干部放出去发展游击战争。”9月底,鉴于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情况紧急, 致电彭雪枫: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 彭接电后, 即率部挺进敌后, 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李先念到鄂东、1939张爱萍到皖东北领导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后来,新四军的四师、五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40年6月,派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 经济学家钱俊瑞随叶挺、袁国平一道,由重庆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事变前夕,又派八名地下党员,由重庆去新四军军部。车经桂林时又增加二十余人。他们是1940年12月27日到达云岭军部的。从重庆去的八人中,尚有苏辛涛、黄迪飞二人健在。〔7〕

1942年3月14日,电示方方: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 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本月秋,邹被护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1944年9月2日,获悉邹在沪病逝,向中央建议:在延安开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追悼文章,中共中央致挽电。

1942年春,名记者范长江由香港返桂林后,蒋介石再次下逮捕令。周指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通过张友渔通知范立即离开,去李先念部或陈毅部。范后来到了苏北陈毅部。〔8〕

六、时刻关注新四军安危,警惕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进攻

1939年10月,周在重庆获得蒋介石集团要采取大规模反共行动的准确情报后, 即电告中央和新四军及南方各省地下党做好应变准备。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新四军“要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周恩来一面与之谈判,答应可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同时电告项英:“国民党现在对你们的军事部署尚不完全了解,望你们火速将部队北上,否则凶多吉少。”但项英对转移迟疑犹豫,丧失时机。

1941年元月初,他得知新四军军部和九千人北撤部队在茂林地区落入国民党包围圈后,万分愤慨,立即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并即电项英:“要集中一切力量,冲破敌人封锁线,突围后将部队分散北上。 ”1月13日晚,收到新四军军部发出“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最后一份电报,极为悲愤。一面召开南方局会议,拟出应急措施上报中央;一面痛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做了日寇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你何应钦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刊于1月18日《新华日报》补印在被扣稿件的空白版面上,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发动事变的阴谋罪行。并多次向国民党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新四军被捕人员。对关押在集中营的新四军指战员的英勇斗争,给予了极高的赞赏和鼓励。〔9〕

七、多方设法营救叶挺出狱

自1941年元月14日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扣押关进监狱后,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忧心如焚,多方设法营救他,均未能成功。1941年1 月下旬,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3月初,周同张冲谈判, 向张冲提出皖南事变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以上两次,均提出释放叶挺,继续充任新四军军长,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同年11月14日,周致电中央:如张群、王世杰”担保放叶”,我们可否出席参政会?

1942年1月中旬,就释放叶挺事,周恩来同陈诚谈话。 陈提出想联合几个前方将领保叶挺。周恩来说叶挺决不会写悔过书,我们也反对写。

1943年5月, 周指示新华社编委陆诒趁应邀参加重庆“慰劳协会”组织慰问团去湘西慰问机会,到前线慰问广大军民,尽可能把艰苦抗战的真相报道出来。并要陆诒持他的亲笔信,借机到湖北恩施访问陈诚,求见叶挺,转达他的话。陆诒于6月25 在恩施向叶挺转达周恩来的话说:“两党谈判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出恢复你自由的问题,望你耐心等待”等等。〔11〕

1944年2月7日,就叶挺的下落问题,电讯董必武。9 日接董复电:叶挺被押在湖北恩施,已予汇款。

1946年春,我党代表周恩来等向国民党提出一个交换条件,愿以释放1945年秋季邯郸战役中被我俘获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换回叶挺。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建议。 〔12〕

1946年3月4日下午,从国民党军统局黑暗监狱里营救出来的叶挺同志,回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重庆曾家岩50号。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邓疑超、陆定一、邓发、廖承志一一上前,与叶挺热烈拥抱,喜泪横流。在欢迎中,唯独没有见到为营救叶挺作过多年努力的周恩来同志。他当时正奔波于北平、张家口、济南、汉口、太原等地,为维护1 月10日签订的《停战协定》,制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失复失地”进行着艰苦复杂的斗争。他虽未能在重庆迎接叶挺,但在前些日子回延安向党中央述职时,细心地为叶挺办了两件事:一是把在延安学习的叶挺的三个孩子找到一起,决定叶的小女儿扬眉代表两个哥哥去重庆看望爸爸;二是致电南方局转广东方方:从速安排李秀文到重庆与叶挺见面。

5日天亮前,叶挺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拟好电报, 要求“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7日, 叶挺就收到中共中央复电:“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电文热情洋溢,他看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

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署名文章《欢迎叶挺将军》说:“全国人民欢迎叶挺将军出狱,“中国共产党以叶挺将军的入党引为自己的光荣。”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副军和张云逸、政委饶漱石暨全体将士致电叶挺称:“皖南事变,军座身陷囹圄,正义不屈,五年冤狱,饱受摧残,海天怅望,无任关注。顷得军座已恢复自由之消息,全体将士悲喜交集。谨电慰问,并祈珍摄,早日返部主持为盼。”

4月8日,是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这天早晨,叶挺为接受整军重任,奉命去延安。他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及夫人李秀文等共十三人,搭乘美空军C47型运输机,8时45分离开重庆、飞往延安,不幸途中在山西兴县境内因阴云密布,雨雪纷纷,与黑茶山迎面相撞,机毁人亡,全部遇难。当时,我们新四军七师师部北撤后驻在鲁南陶庄,得知这不幸的消息后,同志们都非常悲痛。4月18日上午,延安、重庆两地, 同时举行追悼大会,沉痛追悼为人民利益献出了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

八、精密运筹,使中原部队突出重围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不顾停战协定,在湖北大悟宣化店一带,集中了11个正规军26个师30万人部队,企图将在这里集中待命的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等三支部队六万多人一举全歼。在这万分紧急关头,周恩来刚进驻梅园新村就于第二天(5月4日)与马歇尔会谈,一面呼吁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酿成大战;同时迫使美蒋同意组成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视察,以图制止内战,解救五师等中原部队脱围。5 月5日,他同宋时轮飞抵汉口,同北平军调部执行组美方代表白鲁德、 国民党将军徐永昌继续会谈。要求尽早将被包围的我军撤出,说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5月8日,同白鲁德、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抵宣化店,并听取李先念、王震等关于国民党军队对五师围攻情况的揭发。当晚,同王天鸣,白鲁德签订停止中原战事协议。为贯彻执行协议,增设32执行小组,进驻宣化店。

周在宣化店期间,听取中原部队领导人汇报,传达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作战略转移的决定,并详细研究突围方案、2000多伤病员转移及给养问题,还带去现金补充军饷。并525 请中央考虑推迟山东部队对枣庄国民党军队的反击等。但蒋介石还是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于7月1日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总攻,在“48小时内”全歼我中原解放军。由于周恩来同志翰旋,使我中原部队有了充分的准备和部署,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等率领下,于6月26日晚,以秘密、 神速、巧妙的动作,分三路突出重围,终于在鄂西、陕南站住了脚,建立了两块根据地。这次突围,以少胜多,以极小代价取得重大成功。这与周恩来同志的谈判斗争、精密运筹、周密部署是密不可分的。〔13〕

注释:

〔1〕《周恩来传》367、368页。

〔2〕《周恩来军谱》399页。

〔3〕《叶挺将军传》270、271页。

〔4〕《叶挺将军传》273、274页。

〔5〕《叶挺将军传》274页。

〔6〕《周恩来军谱》435、436页。

〔7〕《“皖南事变”研讨论文集》69页。

〔8〕《周恩来军谱》528、529页。

〔9〕《新四军与抗日战争》62、63、64页。

〔10〕《周恩来军谱》525页。

〔11〕《周恩来军谱》556页。

〔12〕《叶挺将军传》489页。

〔13〕《新四军与抗日战争》6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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