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公秦舞”和“好丈夫之死”看清华竹简“死”诗的两种范式及其演变轨迹_周公论文

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苪良夫毖》看“毖”诗的两种范式及其演变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两种论文,清华论文,周公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2-0138-06

      《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前后紧邻的两篇诗歌文献。两篇序文皆以“敬毖”或“毖”来指称全诗，内容具有相似的儆戒性质，故笔者以为“毖”应该是先秦儆戒类诗歌的名称。细读这两篇文献，在其相同的内容性质之下又有不少异质特点，本文试在此基础上作分析讨论。

      一、诗类称名“毖”的发现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第三册《芮良夫毖》①一诗中，用“毖”来指称全诗：“吾用作毖再终，以寓命达听。”[1]诗前之“序”还提到：“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卹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毖再终，曰：……”[2]《芮良夫毖》是西周晚期的作品，主要内容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刻，芮良夫劝戒与民争利的执政者，要敬天保民，止欲戒贪，招贤纳士，齐备法度，只有这样才能维系统治。无独有偶，清华简第三册《周公之琴舞》诗前序中也出现了用带有“毖”字的词组来指称诗的情况：“周公作多士敬毖，琴舞九絉(卒)。”“成王作敬毖，琴舞九絉(卒)。”[3]《周公之琴舞》的主要内容是周公儆戒群臣忠君、成王儆戒群臣尽心辅佐及成王自警在位不懈怠。两篇诗有相似的儆戒内容，与“毖”(或“敬毖”)的含义相应，所以“毖”(或“敬毖”)应当是先秦儆戒诗类的名称。

      在先秦传世文献中，无论是“毖”还是“敬毖”都没有作为诗类名称出现的例子。《诗经》正文中含有诗类称名的句子有：《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大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桑柔》“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中可见“诗”、“诵”、“歌”的称名，不见“毖”或“敬毖”。而且，毛诗序中与《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诗前序“作××”格式相同的句子，如《鲁颂·

》序“而史克作是颂”、《大雅·荡》序“故作是诗也”之类，没有出现“毖”字；毛诗序中出现的与“毖”意思相似的“箴”、“戒”等词也不作诗类名称使用，如《小雅·庭燎》序“因以箴之”，“箴”为动词，非指称文体，《大雅·常武》序“因以为戒然”，“戒”虽可用为名词，但不是诗类名称。

      在传世《诗经》文本中，“毖”与“敬毖”不仅没有作为诗的类名存在，而且出现频率也不高。《诗经》中“毖”仅有三处用例：《周颂·小毖》“予其惩而毖后患”，《大雅·桑柔》“为谋为毖，乱况斯削”，《邶风·泉水》“毖彼泉水，亦流于淇”。这三例中只有《桑柔》一篇中的“毖”为名词。《邶风·泉水》中的“毖”为“泌”的假借字，非本文所论“毖”义。《周颂·小毖》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诗中“予其惩而毖后患”之“毖”作动词用。《桑柔》是西周晚期的作品，诗中“为谋为毖”之“毖”作名词用，但指行为而非体类名称。先秦其他文献中仅《尚书》有十处“毖”的用例，除《尚书·酒诰》“汝典听朕毖”一例为名词外，皆为动词；而清华简《耆夜·英英戎服》中还有“毖精谋猷”一句，也是名词，应与《桑柔》篇中的“为谋为毖”的用法一样。“敬毖”的出现频率则更低，在传世《诗经》文本中未检索到一例。《诗经》中有与之相似的“敬慎”一词，但皆为动词词组，如《大雅·民劳》“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大雅·抑》及《鲁颂·泮水》“敬慎威仪，维民之则”。

      因此，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所出现的“毖”诗名称，不见于传世文献，是新的研究材料。这两篇诗都以儆戒为主要内容，带有深切的忧患意识，使用相同的套语，有共同的文体特征，但在创作对象、适用场合、篇制、风格等方面也明显不同。

      二、“毖”诗的两种范式

      《周公之琴舞》与《芮良夫毖》虽然从内容性质上讲同属于“毖”诗，但在体制方面却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就文本形式而言，《周公之琴舞》诗前序是“敬毖”、“琴舞九絉”，正文是九组短诗，《芮良夫毖》诗前序是“毖”、“作毖再终”，正文是两篇长诗(全诗共186句)。这表明两诗在诗前称名、使用方式、篇制结构方面都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就文本内容而言，不同之处有三：一是儆戒的指向不同。《周公之琴舞》有周公对群臣的儆戒，有君王对辅臣的儆戒及君王对自己的儆戒，是上对下及自警；《芮良夫毖》主要是芮良夫对周厉王及执政朝臣所作的儆戒，是下对上的儆戒。二是个人情感表现的多少不同。与《周公之琴舞》相比，《芮良夫毖》明显带有个人抒情色彩。三是风格上一威严庄重，一忧深辞切。除此之外，二者的创作时间也不相同。《周公之琴舞》由于文中提到周公、成王两位周初君王是其作者，且诗中成王所作第一首诗与传世本《诗经》中的《周颂·敬之》文本内容大致相同，所以目前基本认为其创制于西周初年。《芮良夫毖》则因其作者芮良夫，史有记载，是西周晚期厉王时代的人，所以应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下面试对这些不同之处作具体分析。

      第一，“敬毖”与“毖”的不同。虽然如前所述“敬毖”与“毖”有相同的意思，但是我们仍不能把多出来的“敬”字忽略不论，无视二者的差别。从字义上来说，“敬”，《说文》解释为“肃也。从攴从苟”，攴，“小击也”，苟，“自急敕也”，有敲打和急迫之意。“毖”，《尔雅》和《说文》的释义为“慎也”，即谨慎、戒慎的意思。从字的用例来看，“毖”的搭配对象是具体的人、事、物，有劳、慎的意思，如《尚书·大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酒诰》“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敬”在《诗经》的《小雅》、《大雅》和《颂》当中比较常见，与具体的人、事、物搭配，有与“毖”相同的戒慎的意思，如《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大雅·民劳》“敬慎威仪，以近有德”；也有内心摄于天、神、祖先的威力而产生敬畏及自警之意，与天、神、祖先功德的搭配是其主要用法，如《大雅·板》“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周颂·闵予小子》“维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继序思不忘”。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敬”有“毖”所没有的对上天、神明、先祖产生敬畏之心和自警的用例，所以，《周公之琴舞》用“敬毖”，一方面因其内容是要通过天威及先祖的功德来树立君王威严，由对上天或先祖的敬畏来自儆或儆戒群臣，所以“敬”的用法表明其诗可能是与祭仪有关；另一方面，“敬”有敲打之意，比“毖”更具有直接和强烈的儆戒效果。与此相对应的是，《周公之琴舞》有大量自我警戒的内容，更强调个人内心的恭敬与戒慎。而《芮良夫毖》是芮良夫在国内危机的情况下以天威、殷鉴告诫执政者，劝导他们不要与民争利，要任贤才、备法度，扭转濒危的国运，是针对具体的对象而发，并附有切实的步骤措施。虽然诗中也反复高叹“敬之哉君子！天猷畏矣”，但对人心的威慑力量则小得多，更像是继承儆戒类诗的套语。该诗注重的是劝戒执政者能够遵从自己的意见，诗中的敬畏天威与殷商之鉴只是劝戒时的辅助警示。所以，两篇诗歌虽然都以“戒”为主题，可通以“毖”诗论之，但儆戒的对象有差别，适用场合有不同。

      第二，“琴舞九絉”与“终”的不同。“琴舞九絉”说明《周公之琴舞》的诗文是配合乐舞的，符合“颂”诗的特征，研究者认为它是“专供嗣王即位一类典礼时演奏的乐章”，[4]是仪式乐诗。与此相对应的是《芮良夫毖》序文的“终”字，“终”是乐章结束的意思，其意义相当于“汉人以下所言《诗》之‘篇’或‘章’”。[5]这说明《芮良夫毖》创作时是与乐舞无关的。[6]《芮良夫毖》是芮良夫在国家危机重重的境况下，对周厉王及执政大臣的告戒，属公卿献诗，非仪式乐诗。由此，这两篇文献有配乐舞与不配乐舞之分，结合文本内容，也就是有仪式乐诗与公卿献诗之分。

      另外，这两篇诗歌文献都写明了作者，《周公之琴舞》为“周公作”和“成王作”，《芮良夫毖》为芮良夫作，看起来都是自作诗，其实是不同的。虽然《周公之琴舞》序言写明诗的作者是周公和成王，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认为这是周公和成王所作，[7]更不能据此认为这是个人创作，因为它的创作有特殊应用场合——仪式典礼。仪式化场合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和仪式意义，即便是个人写作也是适应仪式需要的被动创作，表达仪式所要表达的内容。《芮良夫毖》脱离了仪式的外在规定，以个人的身份就政事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属于自由创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周公之琴舞》为短制组诗，而《芮良夫毖》篇制较长。因为《周公之琴舞》为仪式乐诗，必须符合仪式的规定，适应仪式的要求；《芮良夫毖》是自由创作，篇幅的长短不受约束，取决于作者论说的需要，较长的篇制更容易将道理说充分，达到劝说的目的。

      第三，两篇作品都以理见长，非抒情类作品，但在行文过程中，情感色彩的强弱是有差别的。

      《周公之琴舞》句句表现出对天命和先祖的敬畏与恭敬，显示以人君为权力中心的指向，充溢着敬天、崇德的执政意识。接受上天的监督，寻求辅臣的辅助是其主要内容。文中虽然有“呜呼！敬之”等感叹语气，但表达的是对上天的敬畏之叹，加之简省有力的语言，整齐的句式，突出了庄严的气氛，情感总体内敛节制。《芮良夫毖》则寓情于理，在各种政治措施的敷陈中，透露出芮良夫深切的忧虑。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直白的心理表达，如行文中的“心之忧矣，靡所告怀”，特别是末尾一大段表现自己内心忧虑又无人倾听的苦闷和担忧，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二是对问题采用反复、譬喻、引言或举先王之例的办法申说，比如，希望执政者能够重视民意，则在文中先后八次提到与“民”有关的问题，如“恭天之威，载听民之

”、“尚恒恒敬哉，顾彼后复，君子而受柬万民之口”，“此德行不齐，夫民用忧伤。民之贱矣，而惟帝为王”等；引用“天之所坏，莫之能支，天之所支，亦不可坏”逸诗来强调对上天的敬畏；以载重物行险路，没有扶助就会失控的比喻来说明执政者不能只顾自己争利，要倾听百姓的诉求；以门上的关柭来比喻法度必需严正，以示法度严正是治理百姓的关键；劝告执政者任贤使能，不仅讲了其必要性(“迪求圣人，以申尔谋猷”、“徇求有才，圣智用力”)，而且教导执政者如何去做(“必探其宅，以亲其状，身与之语，以求其上”)，又加以先王的例证(“昔在先王，既有众庸，□□庶难，用建其邦，平和庶民，莫敢

憧”)，可谓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从这些申说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唯恐执政者不明其义、不以为意、不纳其言的深切担忧和良苦用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周公之琴舞》与《芮良夫毖》实际上是在创作对象、适用场合、体制、风格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的两种“毖”诗类型。总体上来说，《周公之琴舞》是类似于《颂》的仪式乐诗，而《芮良夫毖》则是类似于《大雅》的公卿献诗。也就是说，“毖”诗既包括类似“颂”的仪式乐诗范式，也可以包括类似“大雅”的劝谏上书范式。

      这两个范式横跨了《诗经》中的“雅”、“颂”二体，那么有没有“风”体的“毖”诗呢？清华简《耆夜》中记载周公在凯旋的庆功宴上作了一首诗歌《蟋蟀》，主要内容是由蟋蟀入堂感叹岁月匆匆，光阴一去不返，劝戒贤士乐不忘忧，与今本《唐风·蟋蟀》基本一致。单以内容性质来讲，它具有儆戒性质，如果称其为“毖”诗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此诗前小序标为“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8]以“歌”来称名，非以“毖”来称名。虽然很难据此得出“毖”诗中没有“风”体的结论，但至少能够引起我们思考“毖”与“歌”之间的区别，这将有助于我们划定“毖”诗的边界。“毖”诗除了儆戒的内容性质之外，它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特点。“毖”有动词“慎”义，它的体类意义与此有密切关系，偏重于诗的性质内容，“歌”显然更偏重于形式。“毖”诗可能是适应特定的场合或针对特定的问题而创作的，在宴会的觥筹交错之际，并不适合特别强调这类主题。再有，周公这首《蟋蟀》带有明显的个人抒怀特点，是有感而发，与因国事而作的《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有明显的不同，所以《蟋蟀》“歌”的形式比“毖”的性质更为突出。

      三、“毖”诗的演变轨迹

      《周公之琴舞》与《芮良夫毖》不仅提供了“毖”诗的两种范式，而且二诗分别创制于西周初年和西周晚期，在时间上有先后，这使我们有可能把这两首诗放在历史进程中讨论，并对“毖”诗的发展演变轨迹做一些思考。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毖”这一体类名的出现时间和应用情况。

      “敬毖”和“毖”除了前文所讨论的涵义略有不同外，它们在《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中出现的位置也不同，这影响到我们对“毖”这一体类名出现时间的确定。《周公之琴舞》中“敬毖”一词，仅出现在序中，诗正文中没有出现。关于其序文的产生时间，目前的学界普遍认为不与正文同出，有可能是传诗者或战国人的手笔。如姚小鸥、杨晓丽认为：“《周公之琴舞》‘周公作多士敬毖’，所称‘周公’，与‘成王’同出，当为周公旦。用‘周公’之称谓，可知该小序不作于当时，而作于传诗者。”[9]李守奎认为：“诗前面的序‘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和‘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中，也羼入战国时代的说法。”[10]《周公之琴舞》有没有可能在西周初年或西周晚期之前即被称为“敬毖”诗？有这种可能，因为无论是西周颂诗《诗经·小毖》还是记载周初事件的《尚书·酒诰》中都出现了“毖”字，且《尚书·酒诰》中的“汝典听朕毖”，使用了“毖”的名词形式，这些都为“敬毖”作为类名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但仅是可能而已，并不能直接说明当时已用“毖”来指称诗类，更不能用来证明《周公之琴舞》西周初年已被称为“敬毖”诗，我们能确定的只是，最晚在战国时代，《周公之琴舞》已被确认为是“敬毖”诗。而《芮良夫毖》不仅序文称该诗为“毖”，且正文中也这样称名，这说明《芮良夫毖》在其创作时即被认为是“毖”诗。如果文献可靠，则“毖”这种诗类称名至迟应当出现于《芮良夫毖》被创作出来的西周晚期。综合以上分析，“毖”诗类名在出现和使用时期的问题上，有以下几种可能性：1.《周公之琴舞》可能在产生之初即被称为“敬毖”诗，西周晚期这一名称又可用来指称主题一致而体式类似大雅的《芮良夫毖》；2.《周公之琴舞》在西周的流传过程中被称为“敬毖”诗，西周晚期这一名称被用来指称类似大雅的《芮良夫毖》；3.“毖”诗类名在西周晚期出现，《芮良夫毖》是“毖”诗的典型作品，至迟到战国时期，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类似颂的儆戒诗《周公之琴舞》。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礼崩乐坏后，与诗密切相关的仪式意义淡化，人们更愿意从内容性质入手去理解诗歌。

      其次，将《周公之琴舞》称为“毖”诗点明了其儆戒性质，即便称名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也不能否认儆戒主题的诗早在西周初年已经出现。《周公之琴舞》与《芮良夫毖》这两篇儆戒性质的诗在西周历史的两端遥相呼应，指引我们探讨这一主题发展的前后脉络。

      总体上看，儆戒主题的诗歌当经历了一个仪式儆语——仪式儆戒诗——献诗陈志儆戒诗的过程。

      第一阶段，祭祀或颂美诗中的儆戒类语句是“毖”诗的源头。先民在祭祀祈福时除了颂神和娱神的内容之外，一般会在结尾加上几句儆戒的语言。传世本《大雅·文王》、《周颂·维天之命》等篇中都有这样的句子。周灭殷后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对于天命不易和历史之鉴的警醒更为清晰和深刻，周公制礼作乐时将本附属于颂神娱神类的儆戒类内容，敷衍成巨制如《周公之琴舞》，用于典礼仪式中，在敬神的同时强调人的作用，突出其重要性，这是由仪式儆语至仪式儆戒诗的第一个阶段。推动这一发展的当是人的意识的自觉——由迷信神的威力，渐变为约束人的行为。

      第二个阶段是从仪式儆戒诗到公卿献诗中的儆戒诗，即从《周公之琴舞》到《芮良夫毖》之间的发展。其发展的具体表现是：篇制由短篇发展为长制；抒情色彩从无到有；儆毖的指向由上对下、自警，扩展到包括下对上；创作由仪式规定性创作发展为自由创作；内容由对上天和先祖的敬畏发展为针对时事而发的劝诫。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表面看是诗脱离仪式规定性，自身取得发展，但更深入的则是文化背景的转变和谏诫制度的设立。《周公之琴舞》是西周初期的作品，虽然在流传过程中经过组织编排，非周初原貌，[11]但它仍是周初创作的“嗣王朝庙之乐”，[12]其创制背景是礼乐文化刚刚兴建的西周初期，是出于嗣王登基典礼的需要。《尚书·顾命》、《康王之诰》记载成王崩，康王行登基礼以及康王“既受顾命，群臣陈戒”、“求诸侯之见匡弼”[13]的行礼过程及君臣对话，与《周公之琴舞》可参照对看，相互发明。《芮良夫毖》创作于西周末期，从内容上看是芮良夫在国内危机的时刻对执政者的谏言，属于公卿献诗之类的作品。公卿献诗在有周一代是积极提倡的，是其系统谏诫制度的一部分。比如《国语·周语》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4]《左传·襄公十四年》载：“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15]以上记载最早的是厉王时期，召公述天子广开言路、多方纳谏的政治制度劝谏厉王。既在厉王时期被提到，其必产生于厉王时期以前。又《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戒穆王，是比较早的一首大臣劝诫君王的诗，可见当时已有这样的事例。《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入，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16]这些例证说明，公卿大夫献诗陈志史有记载，虽然没有资料表明它究竟起于何时，但推测有可能是国势衰落的产物。所以公卿大夫上书劝谏的创作应当在仪式儆戒诗之后。

      儆戒主题诗的发展经历了以上两个阶段。后世儆戒主题的诗也还有，但类似于《芮良夫毖》这样以韵文的形式论说执政方策劝诫统治者的诗很少，基本被文所替代。后世《文心雕龙》所论文体中有箴、铭，清代王兆芳《文体通释》所列“源出君上之事”的30种文体中的教、训、戒、箴、铭等都有儆戒性质。但“毖”或“敬毖”作为体类的名称则销声匿迹。只有西汉刘向《说苑》中有“敬慎”一目，带有“敬毖”类名的痕迹。虽然《说苑》是先秦子书故事摘集，不是诗集，但至少说明这一类名存在和流传过。

      ①按，此篇名为清华简整理者所加。原简“第一支简简背原有题‘周公之颂志’，但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现据简文内容另拟篇题‘芮良夫毖’”，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芮良夫毖〉说明》(叁)，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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