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具有稳定性吗——基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东亚论文,机电论文,产品出口论文,稳定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亚洲社会出现整合的呼声和中国的经济崛起直接相关。没有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外部影响力，就不会有整合的新动力。中国的经济崛起加上全球化，亚洲就有了经济进一步整合的客观需求。事实上，由于市场力量的推动，东亚地区业已形成了国际生产网络。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东盟从高到低处于不同的分工链上，但最终都向中国内地出口附加值较高的中间产品，而中国内地则承担最终组装的工序，并出口到欧美市场。东亚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出口贸易模式由原先的“双边贸易”转化成“三角贸易”（Urata，2004）。
在东亚区域生产网络驱动下，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日趋密切，区域内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1980-2006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额从81亿美元快速上升到6245亿美元，占其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从21.5%上升到35.5%。在此期间。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额从773亿美元上升到24094亿美元，累计增长了30倍，而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仅增长了10倍，东亚地区内部贸易额占比从22.4%稳定上升到44.2%，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占比则由77.6%降至55.8%，这表明东亚地区的生产合作朝着内部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的研究，从表面上看，200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达到51.8%，区域外贸易为41.2%，美国和欧盟分别为16.7%和16.1%。但是经过生产链的跟踪和分解，亚洲生产的最终需求在区域内只占总贸易量的32.5%，剩下的67.5%都靠出口美国和欧洲，其所占比例分别高达21.5%和21.7%。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使东亚内部经贸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日益加深。大多数文献考察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Lemoine和
nal-Kesenci，2002）、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唐海燕和张会清，2008；喻春娇、陈咏梅和张洁莹，2010）、东亚生产网络中零部件贸易（喻春娇和徐玲，2010）。近年来，国际贸易研究关注的视角已从国家和产业层面转向了产品和企业为主的微观领域。Besede
和Prusa（2006a）首次考察了美国进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此后，大量文献主要关注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①其中，陈勇兵、李燕和周世民（2012）使用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估计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均值不到2年，中位值为3年，且存在明显的负时间依存性。与出口持续时间相对应，中国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均值为2.26年，中位值仅为1年（陈勇兵、钱意和张相文，2013）。Obashi（2010）基于1993-2006年的数据对东亚地区机电产品的研究表明，与最终产品相比，零部件部门的贸易关系更稳定，持续时间更长；Còrcoles、Díaz-Mora和Gandoy（2012）通过对西班牙出口机电产品贸易持续时间的研究，也验证了零部件的贸易持续时间相对更长。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几乎尚无文献研究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出口贸易关系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中国作为东亚生产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出口贸易关系中，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持续时间是否也是不同的？参与东亚生产网络是否有利于保持出口持续时间的稳定？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理解中国如何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和稳定出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稳出口、保增长”提供丰富的政策含义。
鉴于此，本文从微观产品层面上考察中国向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刻画最终产品与零部件的贸易持续时间的差异，推断中国参与东亚生产网络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本文使用1995-2005年CEPII-BACI数据库HS6位数国家—产品层面上的微观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方法检验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和贸易关系的易变性，从零部件和最终产品贸易持续时间的差异来考察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考察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自贸区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刻画中国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产品的特征事实，第三部分为中国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产品贸易持续时间的实证分析，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中国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产品的特征事实
（一）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EPII-BACI数据库②，考虑到有些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中国出口的东亚国家或地区为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和泰国，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95-2005年期间中国向这8个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产品HS6分位数的贸易数据。在1992年HS6分位数的5040种产品中，机电工业的产品有1124种，主要包括通用机电（HS84），电子机电（HS85），运输设备（HS86-89），精密机电（HS90-92）。根据HS分类编码对机电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分组，其中机电零部件433种，最终产品691种。③
贸易关系是指某一种贸易产品从进入贸易市场到退出市场的持续状态，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是指产品从进入贸易市场到退出市场所持续（中间没有贸易中断的年份）的时间。若中国出口p机电产品至j国，则认为中国和j国之间在p产品上存在一个贸易关系，本文将某一产品出口贸易关系停止定义为“失败事件”（failure event）。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1）多持续时间段的问题。一个贸易关系在样本研究期间可能存在一个以上的持续时间，即一国向某一特定国家出口某种产品，持续一段时间后停止了对该市场的出口，之后该国又对该市场出口同一种产品，我们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多持续时间段”（multiple spells）。Besedes和Prusa（2006b）的研究表明一个贸易关系存在多持续时间段不会对样本持续时间的分布产生实质影响，本文假设贸易关系的多持续时间段是相互独立的，从而得到出口持续时间段的全样本数据。（2）数据删失问题。本文利用1995-2005年的数据对贸易持续时间进行研究，由于无法获知产品在1995年的贸易关系是否为新建贸易关系以及无法预测2005年以后的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因此数据存在左右删失问题，为了得到无偏估计量，本文剔除所有贸易关系始于1995年的持续时间段（左删失），同时通过生存分析的结局变量的设定来处理右删失问题。因此，本文贸易关系最长的持续时间为10年。
（二）描述性统计
表1比较了东亚机电产品、零部件和最终产品每年贸易额的变化，从中可知，中国对东亚机电产品的出口额逐年上升，1995的出口额为278亿美元，2005年的出口额为1623亿美元，是1995年出口额的5.8倍，增长率为480%，平均年增长率约为43.6%。零部件出口额从1995年的111亿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892亿美元，是1995年出口额的8倍，增长率为704%，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4%。最终产品2005年的出口额为731亿美元，是1995年167亿美元的4.4倍，增长率为340%，平均年增长率为30.9%。从计算的结果可以知道，中国出口零部件的平均年增长率要比最终产品大33.1%。这进一步说明了零部件贸易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而中国零部件的出口优势在逐渐增强。
进一步地，从图1可以得出，1995年中国向东亚国家出口的机电零部件的出口额要小于最终产品，但在1999年时，中国向东亚地区或国家出口的机电零部件超过了最终产品的出口额。另外，我们可以清晰地从图中得出，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机电总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出口额都严重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额等于或小于1997年的出口额。但是，机电零部件的贸易几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额仍然逐年递增。这也说明了东亚生产网络在19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较好地抵御了危机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本文对机电总产品、最终产品和机电零部件产品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从表2我们可以知道，对于机电总产品来说，1995-2005年间中国向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关系数为3550，共计5998个出口持续时间段，观测值为19553，其中39.50%的出口持续时间仅持续了1年，56.26%的持续时间小于等于2年，77%的持续时间小于等于5年；对于最终产品来说，1995-2005年间中国向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最终产品的贸易关系数为2552，共计4381个出口持续时间段，观测值为13525，其中出口持续时间仅持续了1年的占41.20%，58.27%的持续时间小于等于2年，79.55%的持续时间小于等于5年；机电零部件在1995-2005年间的贸易关系数为998，共计1617个出口持续时间段，观测值为6028，其中41.20%的出口持续时间持续了1年，58.70%的持续时间小于等于3年，77.61%的持续时间小于等于6年，22.39%的持续时间在6年以上。
（三）零部件与最终产品生存函数的比较
由Kaplan-Meier乘积限（Kaplan-Meier product limit estimator）估计式我们可以得到待估计的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
我们分别对观察期内的机电总产品、最终产品和机电零部件的所有持续时间片段进行估计，图2为机电总产品的生存函数与风险函数的估计图。从图2可以看出，生存曲线呈下降趋势，且随着持续时间的延长，生存率趋于稳定。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持续时间段的生存时间普遍较短，中位生存时间为3年，有54.37%的持续时间片段在2年内消失；图中显示机电产品贸易关系在建立伊始面临着较低的生产率，随着生存时间的推移，贸易关系失败的概率显著减小，由此也说明了出口持续时间呈现明显的负时间依存性，多数文献都证实了贸易持续时间的负时间依存性的存在，即贸易关系一旦建立且持续超过几年，就倾向于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也与现有文献（陈勇兵、李燕和周世民，2012）中的结论一致。从本文结论可知，5年为生存时间的“门槛值”，即贸易持续时间片段若维持5年或以上，该片段失败的风险就显著降低。
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对中国出口到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机电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贸易持续时间进行研究，图3为机电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生存估计曲线。由图3可知，这两个曲线很相似，且都是斜率逐渐减少向下倾斜的曲线。这表明随着持续时间的增加，风险率是降低的。尽管生存曲线的形状很相似，但是机电零部件产品的生存曲线要比最终产品的生存曲线高，在图3中表现得很清晰。使用对数秩检验发现最终产品和机电零部件生存函数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即最终产品与机电零部件的生存函数确实是存在差异的。这进一步证实了Obashi（2010）的结果，与最终产品相比，零部件部门的贸易关系更稳定，持续时间更长。一半以上最终产品的贸易关系在贸易开始前2年中失败，然而，对于零部件来说，仅40%的贸易关系在前2年中失败，零部件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中位数值为6年。
三、中国对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产品贸易持续时间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二）变量的说明及符号预期
本文对实证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本文希望证明沉没成本和不确定性对国际生产网络十分重要，零部件的贸易关系相对最终而言更加具有稳定性。另一个是本文分析不同的变量对生产网络稳定性的影响，将这些变量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产品层面特征，这些变量涉及搜寻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贸易伙伴之间的信任和可靠性；第二类变量强调目的国特征的重要性。
1.产品层面特征
初始交易金额（initial value），用1995-2005年间中国向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产品贸易关系开始时贸易额的对数形式来表示。Rauch和Watson（2003）指出在不确定的大环境下，较高的初始交易金额意味着对贸易关系稳定性的信任较高，因此可以降低失败的可能性。正如先前所说，国际生产网络需要不同的合作伙伴高度的合作和信任，所以，我们预期初始交易金额对零部件产品的贸易持续时间有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初始交易金额越高，风险率越低。
既定产品的总出口额（total product exports），使用每一年中国向东亚其他贸易伙伴出口的某一种既定产品的总出口额来表示。这个变量反映了出口特定产品的经验，较高的零部件出口额为贸易伙伴的生产能力提供了保障，所以，我们预期既定产品的总出口额对贸易关系有积极的影响。
多样性程度说明了出口商的专业化程度。地理多样性（number of markets）可用以说明既定产品的出口经验，一种产品可以销售到很多不同的地方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商品的容纳能力，这能降低满足进口商特定需求能力的不信任度；产品多样性（number of products）测度的是销售到特定国外市场的商品的范围，对市场的熟悉度越高，能够使出口商更容易适应进口商的需求和偏好，降低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先前的研究发现地理多样性和产品多样性对贸易持续时间有积极的影响（Brenton和Newfarmer，2010；Nitsch，2009；Hess和Persson，2012）,但是他们没有区分零部件与最终产品。
地理多样性和产品多样性也是高生产能力专业化供应商的一个特征，这样的供应商可以高效地为不同市场提供产品，目的市场国的数量和出口产品的数量是衡量生产网络中连接性程度的一种方法，我们预期零部件贸易越紧密，生产网络越稳定。
2.目的国特征
引力方程的标准变量：出口市场的规模（用进口国的GDP来表示），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距离（Distance），共同边界（Common border）和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变量是虚拟变量，即当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共同边界时，Common border值取1；有共同语言时，Common language值取1，反之则取0。我们预期经济规模变量（出口市场规模越大，出口商越容易找到潜在的购买者）和共同边界和语言变量（共同的环境会降低贸易的成本促进出口的稳定性）对贸易持续时间有积极的影响；距离变量对贸易持续时间有消极的影响。
是否是东盟成员（ASEAN），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即如果该国是东盟成员国的话，取值为1，相反取0。从2000年起中国与东盟贸易关税就相继降低或减免。由于一些贸易协定的约束，贸易成本在特定的区域内较低，而且特定区域内贸易更加得稳定和安全，或者说不容易受到经济政策、法律构架或者汇率波动的影响。
衡量不同发展程度的变量（Absolute differences GDP pc），用人均GDP差异的绝对值来表示。协作和管理外国生产的成本，学习国外法律规章的成本，这些成本在发展中国家非常得高。而且，这些成本较高的国家一般来说都缺少较好的运输和通讯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是确保国际生产网络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我们预期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越大，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越大。
最后，我们对竞争环境进行控制，考虑实际汇率波动（variation real exchange rate）的影响。我们预期被高估的货币会降低出口的竞争力，对贸易持续时间有消极的影响。相反，被低估的货币会增加出口的竞争力，对贸易持续时间有积极的影响。Hess和Persson（2012）发现出口国家货币的实际贬值会增加维持出口地位的可能性。相反，Fugazza和Molina（2010）发现这种影响是不存在的，而Obashi（2010）发现实际汇率波动对贸易持续关系的影响只对最终产品显著，对零部件没有显著的影响。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基于（6）式COX比例风险模型，我们估计了各因素对贸易关系失败风险率的影响。所有的结果均给出的是各因素的风险比率（hazard ratios），即系数的指数形式。如果相应的变量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有消极影响时，风险率大于1，说明该因素可以缩减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危险因素）；如果相应的变量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有积极影响时，风险率小于1，说明该因素可以延长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保护因素）；风险率等于1说明这个变量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没有影响（无关因素）。
1.总体检验
下页表4给出了机电总产品、机电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计量估计结果。第一列结果是针对1995-2005年所有机电产品的估计值，大部分变量都与预期是一致的且显著。在我们进行模型估计时，加入了最终产品的虚拟变量（若该产品为最终产品则值为1，若为零部件则值为0）。从计量估计结果来看，该变量的估计值大于1，反映了最终产品贸易出口持续时间所面临的风险率高于机电零部件贸易出口持续时间的风险率。
中国出口到东亚国家或地区机电总产品的初始贸易额越大，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越长，即较大的初始贸易额会降低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率。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或地区有共同的边界或共同语言，可以促进出口的稳定性，双方的贸易关系会持续更长时间，原因在于生产网络中生产伙伴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稳定。出口到经济规模（GDP）大的国家或地区会降低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率，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更长，这些因素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影响与其在引力模型中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是一致的。中国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距离（Distance）可以反映出口贸易成本，从计量估计结果中可知，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越远，贸易出口关系所面临的风险率越高，这表明了贸易成本的增加会降低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中国将既定产品出口到多个国家或者向既定国家出口多种产品，即地理多样性和产品多样性都对贸易出口关系持续有积极的影响，从而降低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率，促进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延长。为了检验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促进贸易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与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一样，中国与东盟之间早期贸易关税的减免或降低使得经济贸易壁垒降低，促进了贸易出口持续时间的延长，生产网络也更加得稳定。然而，国家或地区间较大的经济分歧（通过贸易伙伴之间的人均GDP的绝对值来衡量）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起着消极的作用，所以有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关系更加得稳定。实际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持续关系有积极的影响。
2.对机电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检验
从表4第二列和第三列的计量估计结果中，我们看到变量对机电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影响方向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影响程度上面有细微的差别。对于多数变量，对零部件的影响比对最终产品的影响要大。相对机电零部件而言，距离对最终产品贸易关系的消极作用更大，共同边界对零部件的积极作用要比最终产品的作用大，这些因素会提高或者降低贸易成本，说明机电零部件的贸易关系对贸易成本不敏感。地理多样性和产品多样性都对贸易持续时间有积极的影响，都能降低风险率，促进贸易关系的延长。但是产品多样性对机电零部件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更大。引力模型中的变量（距离、共同语言和区域经济成员）对零部件贸易的生存率都有显著的影响。共同边界和语言以及较低的东盟区域经济贸易壁垒都促进了出口的稳定性，主要是因为在生产网络中生产伙伴之间的联系更加得紧密和稳定。而且，国家或地区间较大的经济分歧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有消极的影响，但是，相比最终产品，这种影响对零部件来说不是很大。经济规模（GDP）对贸易出口持续时间有积极的影响。实际汇率对贸易持续时间也存在着积极的影响。既定产品的总出口额对零部件的积极作用较大，人均GDP的绝对差异对零部件的消极影响较小。汇率波动对零部件的消极影响较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1995-2005年CEP II-BACI数据库的数据，首先客观估计了中国向东亚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及其生存率。与多数文献得出的结论一致，我们发现中国向东亚出口机电产品的持续时间同样较短，中国出口机电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3年，且存在明显的负时间依存性，随着贸易持续时间的增长，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率下降。同时我们检验了中国向东亚出口机电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差异，由结论可知，机电零部件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中位数为6年，最终产品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中位数为3年，机电零部件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要比最终产品的贸易关系持续时间长，失败的风险率小，从而凸显了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其次，本文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了一些与生产网络相关的影响贸易关系生存时间的因素，结果发现初始交易金额、既定产品出口总额、地理和产品多样性、共同边界和共同语言、进口国经济规模、实际汇率等因素对生产网络的稳定性有积极影响。而距离因素、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有消极影响。最后，通过对机电零部件与最终产品的计量回归结果可知，我们最初选择的解释变量对机电零部件与最终产品的影响是不同的。
提高出口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可以极大地促进中国向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机电产品贸易，政策制定者应更加重视如何支持和促进企业维持现有的贸易关系。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也为促进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在上述研究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负的时间依存性表明，产品在出口初期面临较高的风险率，在建立机电产品贸易关系初期，要慎重考虑并仔细衡量潜在出口目的国与产品特征，建立国家预警机制帮助企业规避风险。（2）在稳固现有关系的同时，国家要积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把目光投向更多具有市场潜力的地区，分散产品风险，以避免对少数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过度依赖。仅仅单纯而盲目地为促进出口却忽视产品在出口市场上的生存时间而制定的贸易政策，其实施效果极有可能大打折扣，甚至背道而驰。如果产品在出口后又很快退出出口市场，必然会造成资源浪费。（3）中国机电产业应该继续促进具有比较优势的零部件的出口，从而推动整个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同时积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机电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加强与东亚地区的合作，更深入地融入到东亚生产网络中，这些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关系的延长和加深，从而使中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出口增长得更快、竞争力更强。
注释：
①陈勇兵和李燕（2012）对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研究进展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②该数据提供了按照HS92分类的、超过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种6分位产品间的进出口数据，其中包含了每一种产品的CIF价值量和数量。
③具体产品分类的定义参见Kimura和Obashi（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