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亚洲主义——对世界经济体系中亚洲模式的再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世界经济论文,主义论文,体系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近代亚洲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过去的100年间，亚洲的金融和经济曾经遭受过多次危机、衰退或停滞，但是，从来没有像1997年的金融危机那样，发生的如此突然、程度如此猛烈、危害如此深远。它不仅中断了二战以后曾经长期持续的亚洲的经济繁荣，而且，也宣告了原有的亚洲经济模式的终结。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日本经济摆脱衰退的前景更加遥远，而韩国等“四小虎”和东南亚的经济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危机以前，韩国人均GNP已经达到1万美元，但危机之后，降到8000美元。印度尼西亚的贫困人口在危机之后，增加了1倍。菲律宾的社会政治危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当时，马来西亚的政治家估计，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倒退5年-10年。中国尽管由于人民币不可兑换而避免了直接的冲击，但是，1998年的出口增长率只有0.5%，比1997年的20%下降了19.5个百分点，因此，就此而言，中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间接地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不仅改变了亚洲，也改变了世界；它既改变了世界人民对亚洲的看法，也改变了亚洲人民对亚洲的看法。因此，亚洲已不可能按照原有的发展模式继续走下去，而需要摸索新的方向。
不过，在分析亚洲模式优劣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亚洲模式与1997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直接联系。5年后的今天，经过亚洲地区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努力，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都恢复了正常，出口再次出现了活跃的情况，社会秩序也逐渐恢复了平静。特别是当目前拉丁美洲正在遭受金融危机、非洲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候，亚洲经济似乎再次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然而，当前亚洲的经济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造成一种假象，即误以为引发上次危机的原因已经消失了。其实，造成上次亚洲危机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今后在亚洲发生新的危机的可能性并没有排除。实际上人们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危机。很多人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亚洲政府的腐败、企业的过度借债、儒家文化、亚洲经济模式、金融管理的疏忽、缺乏预警机制和财阀的存在等原因。似乎上述每一个都与金融危机有关，也正因如此，它们每一个都与金融危机无关。因为被称之为原因的这些东西，早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存在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东亚的儒家文化）。但是，在1997年之前，本地区并没有发生过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
此外，以所谓的亚洲模式为例。它也被看作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元凶，而且，基于这一认识，欧美主流舆论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建议亚洲放弃这一模式，转而采用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的经济模式。该建议的动机可能是不错的，但是，它却犯了三个认识论的错误。
首先，它不了解“亚洲模式”出现的历史。70年代以前，人们并没有听说过“亚洲模式”。当时，人们（主要是美国学者）在比较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特征时，把以日本和韩国等“四小虎”的经济发展经验概括为“出口导向战略”，而把拉美的经济发展经验概括为“进口替代战略”。而且，他们发现，不论是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都是在政府的政策鼓励或限制下才出现的。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人们才开始谈论所谓“日本模式”，也有美国学者将其称为“日本股份公司”。这种模式后来又被套用到韩国等“四小虎”经济成功的经验中，并被叫做“韩国模式”、或者“亚洲模式”。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成功，以及东南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发展，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亚洲模式”在更大背景下的延伸和再现。因此，对于很多外部人士而言，“亚洲模式”是他们认识亚洲经济奇迹的一个基本的、简明的理论框架。因为它用出口导向和政府干预这两个基本特征，概括了亚洲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因此，当人们在1997年危机期间，谴责亚洲模式的时候，就不能不怀疑：曾经导致亚洲奇迹的模式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危机的元凶呢？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把战后亚洲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危机的原因，用这个地区的特殊性（如儒家文化、亚洲模式或财阀企业等）来进行解释，忽视了亚洲与其他地区以及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因此，就不能全面公正地找出亚洲地区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其次，这种片面观点导致的第二个理论错误是：把亚洲模式看作是一个地区社会文化，即儒家学说的特殊产物，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世界经济主流理论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比如，很多批评家在危机期间都或多或少地把亚洲模式看作是与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经济模式相对立的的一种异端邪说。因此，他们积极地提出了——亚洲应当放弃亚洲模式而采纳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经济模式——的建议。作为发展阶段的终极目标来说，亚洲必然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进展到一个更高的、与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经济模式相似甚至相同的发展阶段，因此，这些人士的建议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不过，这里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即在亚洲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模式之间，具有某种相同的本质，因此，亚洲模式才有发展和进化到后者的可能性。否则就不具有比较和转化的可能性。
根据经济学的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亚洲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其实是同祖同宗。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的经济模式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重商主义、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凯恩斯主义。重商主义提倡的是工业和贸易，亚当·斯密强调的是分工和国民财富的增长，而凯恩斯主义则主张国家对市场的缺陷进行必要的干预。它们在亚洲经济模式中都有体现：出口导向其实是对重商主义理论的应用；政府主导其实表明凯恩斯主义受到青睐；而亚洲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背景下进行的，这其实与亚当·斯密的主张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所谓亚洲模式，其实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翻版。至于亚洲各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普遍实行的保护关税、对本国特定产业和企业的扶植政策等等，也可以从德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出相同的例子。因此，从维护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亚洲模式的“发明权”应当归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说得更明确一点，亚洲模式不是亚洲人的独特的发明，而是对早期的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模式的模仿。不过，由于它模仿的过于逼真，而且被附加上了儒家文化、亚洲价值、财阀的家族式管理等地区特色；同时，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远离了它们一二百年前曾经采取的模式，因此，亚洲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血缘关系变得淡漠和生疏，以致它在世人的眼里，似乎成了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只是亚洲所特有的经济模式的印象。
最后，这种偏见导致的第三个认识论错误是：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经济模式不会导致金融危机。这不过是幻想。因为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那么，不论实行什么经济模式，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曾经多次出现过大约以10年为周期的经济循环，每个循环都包含着繁荣和危机。30年代，美国华尔街股市的暴跌则证明了美国经济模式的缺陷。1997年的经历同样证明，那些与亚洲模式无缘的地区，如南亚、南非、俄罗斯、拉美也出现了金融危机。这些事实说明，金融危机的发生与经济模式并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单纯地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和经济结构的内部问题，来说明危机出现的原因，其说服力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说服力。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发生金融危机的内在的必然性，而危机发生在哪个国家或地区则变成了偶然性。只有从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角度上，才能把握局部地区的问题性质。
重新思索
正如亚洲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演变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亚洲地区的独自创造一样，战后亚洲出现的经济奇迹的原因，也不能仅仅从亚洲地区的内部寻找。同样，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也不仅仅是亚洲的金融危机，而是一场世界的经济体系危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或主要的责任承担者，是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它的萌芽大约产生于500年前其正式形成大约在200多年前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东亚的中国就首先被迫加入了这个体系。这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繁荣和危机交替出现。在经济繁荣期间，似乎一切事情都很顺利：企业投资旺盛、产品供不应求、政府措施得力、外贸迅速扩张、外资大量流入。如果这种繁荣可以持续一个较长时间，如20年，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面貌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并且会被人们称为“奇迹”。而且，不论是这一地区内的经济学家，还是地区外的经济学家，都会从各个方面寻找奇迹的原因，并且把某些特殊的东西上升到普遍真理的高度。这就是在1997年以前，日本、韩国等“四小虎”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但是，由于繁荣是以一种非均衡发展的方式出现的，即它是在政府部门的主导下，对特定的产业和企业实施精心的保护、并且在金融、税收、出口等方面对某些产业和企业实行有意倾斜所造成的，因此，它也就孕育着矛盾——即有些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其他产业和企业，从而导致它们的过度膨胀、在国外市场上的过度扩张、以及与发达国家利益的激烈冲突——而这些则意味着原先一直对这些地区的经济采取忽视或包容态度的国际体系，逐渐变得无法继续容忍这些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意味着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到了威胁和破坏，一种新的秩序需要建立。其实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贸易摩擦等等，均可被看作是这一国际经济体系受到后来者的威胁而发出的求救信号或自救行动。这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崩溃；倒不如说，亚洲金融危机的延缓出现或者不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经济体系的崩溃。亚洲金融危机，其实是国际经济体系自我保护和调节的一个表现。既然如此，那么，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唯一的一次。它是上一个繁荣的中断，也可能是下一个繁荣到来的预兆。
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欧美）与欠发达地区（亚非拉美）之间，在它们各自的产业、贸易、资本的结构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制约的、大体均衡的分工合作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500年前近代国际经济体系的萌芽时期，后来，经过英国的工业革命，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才最终定型。因此，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出口规模，都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密切相关，并且通过市场机制和交易，彼此发生作用和影响。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某个产业部门，因为某种因素维持了较高增长率，并且维持了较高的出口比率，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或者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某个产业部门，必须相应地调整和适应。否则，原有的国家经济和贸易秩序就受到了干扰，原有的平衡关系就会被破坏。而这种干扰和破坏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危机。在理论上，人们相信，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各个国家、地区和产业部门之间出现的这种不平衡现象，是可以被自动地纠正的。但是，在实际上，由于这种调整和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由于有关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对这种不平衡现象的认识存在差异，因此，调整的措施和行动往往滞后，或者效果不大。这也是造成不平衡状态加剧，并且最终导致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尽管日本、韩国等“四小虎”属于发达经济，但是，整个亚洲地区在国际经济体系内部，还是处于被动的和弱小的地位。它的经济发展的秘密，主要在于利用了战后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同时利用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机遇，而建立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在这个意义上，亚洲的经济奇迹是一种后发的、外来的、具有依附性的发展的结果。不过，当这个奇迹出现的时候，也就打破了原有的各个国家、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平衡关系：大量的外部资金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而急速地从发达国家涌入亚洲，从而导致了亚洲经济的更加繁荣，亦即更加不平衡和更大的风险。并且，当某个偶然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资金就迅速流出，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因此，亚洲的经济实力依然弱小，它既无力单独创造奇迹，也无力单独制造危机，因为它受到外部强大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制约。
当强调国际经济体系应对地区性的金融危机承担主要责任时，并非有意忽视地区性经济自身的问题和弱点。实际上，如果没有地区性的繁荣，就不会有整个体系的繁荣；这正如如果没有地区性的危机，也不会有整个体系的危机一样。在某种程度和某些场合，地区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对整个体系的健康和稳定也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体系来说，一方面固然需要对亚洲地区的经济体系进行改革，同时，也需要对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和结构进行改革。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只提出了对前者的改革方案，而对后者的改革却没有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建议。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亚洲地区应当具有首创精神，采取积极措施，为维持本地区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健全，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亚洲主义
所谓“新亚洲主义”的含义，主要是指随着战后亚洲的经济发展，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加强该地区内部合作的意见、观点、主张和行动。其中长期目标可以确定为以下几点：
1.在亚洲，首先在东亚，建立一个类似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亚洲经济货币联盟(AEMU)；
2.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类似欧洲议会的地区性常设政治机构；
3.在将来，发展成为一个类似欧盟(EU)那样实行一种货币、一个中央银行、并逐步取消国界的亚洲联盟(AU)。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亚洲经济货币联盟不是排外的，而是对外友好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但是，在建立的初期，很可能是以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四小虎”为主体；经过一段时期的巩固和调整之后，逐步地扩大到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在最后阶段，则形成一个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呼应的三足鼎立的国际经济新格局中的一极。
从欧盟成立的经验中可以推测：在亚洲建立这样一个地区性组织可能需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和努力，需要克服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差异和猜疑，需要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停滞或倒退的现象。亚洲的联合，不仅是为本地区的人民利益所要求的，也是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所要求的。亚洲的经济奇迹是由出口带动的，因此，日本、韩国等“四小虎”都相继与欧洲和美国发生过激烈的贸易摩擦，并且冲击了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且，当时日本甚至被欧美舆论称为“经济动物”或“威胁”。现在，中国则取代了日本的位置，正在被看作是对发达国家的“威胁”。而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如果继续采用“亚洲模式”的话，将在未来取代中国而被看作是“威胁”。当然，亚洲人都认为亚洲并不是威胁，也不想成为威胁。因此，建立亚洲经济货币联盟将是减少对发达国家出口，扩大本地区内部贸易，从而提高本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前提。否则，所谓亚洲的“威胁”就很难减少或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