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183;发现#183;提升——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大陆论文,发现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1)2-0003-06
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1)研究视域有所扩大；(2)研究水准有所提高；(3)研究重点有所偏移；(4)研究形态有所变化。以下从重要论文著作、重要学术会议两个方面分别论述之。
一、重要论文和著作
在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成果中，重要的论文主要有：刘登翰的《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注：《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黎湘萍的《重返心灵的故乡——重读陈映真近年作品并论其新作〈归乡〉》（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2期。）；朱双一的《中华故事圈中的台湾少数民族口传文学》（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4期。）、《当代台湾的浪漫文学》（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1期。）、《近年来的台湾小说研究》（注：《小说评论》，2000年第1期。）；徐学的《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余光中汉文学语言论之一》（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曹惠民的《出走的夏娃——近20年台湾女性写作之演进》（注：《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樊洛平的《缪斯的飞翔与歌唱——海峡两岸女性主义诗歌创作比较》（注：《文艺研究》，2000年第4期。）；汪毅夫的《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王列耀的《经院儒家哲学、禅学与台湾文学》（注：《华文文学》，2000年第1期。）；倪金华的《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之学术检讨》（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3期。）；刘红林的《角色转换：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经济自主的追求》（注：《华文文学》，2000年第1期。）；彭耀春的《“对当时政治环境一种痛苦的反射”——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杜心源、李汝成的《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注：《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陈辽的《“皇民文学”的复辟和台独意识的张扬》（注：《文艺报》，2000年7月18日。）；童伊的《看近期〈联合文学〉上“二陈统、独论战”——台独谬论可以休矣》（注：《文艺报》，2000年11月14日。）等。在著作方面，有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内有《台湾文学》165页）；曹惠民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内有《台湾篇》219页）；刘俊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注：花城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11月再版。）早在1995年就有了台湾版，大陆版则直到2000年才问世，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已不能算是2000年的研究成果，在此只是就“出版于2000年（大陆）”这一意义上提到它。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重要论文中，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作家作品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口传文学和游记研究；台湾文学的“品质”研究；研究之研究。如果只是从研究成果的类型特征上看，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似乎与以往的研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然而，如果从这些成果的细部特征看，则不难发现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实际上已呈现出许多新质，这些新质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涉及的论题比以前扩大。过去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的关注，集中在对书面语和几种主要文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研究上。朱双一的《中华故事圈中的台湾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一文，对台湾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梳理，并揭示出这些口传文学与中国大陆神话、传说、故事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证明台湾少数民族与祖国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联系”，这篇论文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是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所罕见的，而同样在研究范围上有所拓展的是汪毅夫的《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这篇论文通过对日据时期三本游记（汪洋的《台游日记》、黄强的《台湾别府鸿雪录》、江亢虎的《台湾追记》）的解读，对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时的社会旧影进行了历史回眸，内容涉及到殖民者的特务统治，遏制、扼杀汉语、汉文教学，经济掠夺，以及闽台间的各项往来，台湾民间的中华生活习俗、诗社盛况等方面，对这三本游记的挖掘，不仅使后人对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而且也有助于加深对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割的认识，而对日据时期游记这种特殊体裁的文学发现，则从一个方面丰富了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领域。
二、研究水准有所提升。经过二十年的学术积累，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要想在一些老话题上有所突破，就必得在研究深度上寻求超越。对于陈映真这样的“老”研究对象，黎湘萍的《重返心灵的故乡——重读陈映真近年作品并论其新作〈归乡〉》无疑读出了“新”意，文章将陈映真放在当代历史语境下面，对陈映真的“左”进行了极具理性的辩护，认为陈映真的“左”“意味着对当代全球化消费社会的各种思想的、文化的、文学的现象进行‘彻底’(radical)的批评，意味着在几十年来以‘右’为主流的语境(context)里，冒着‘犯法’、‘坐牢’的危险去探求历史的真相，寻求一条通往人的真正解放的道路，而不是背诵几个僵化的教条。”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把陈映真看作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与文化批评家，也许更加确切”。沿着这样的认识，作者对陈映真八十年代以来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中挖掘出陈映真独特的思想贡献在于对台湾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台湾的社会性质及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台湾的文化问题和精神重建等问题的思考上，而对陈映真的新作《归乡》的解读，则在“省籍矛盾”的背后看出了“阶级问题”，在地域的“乡”的观念深层发现了象征意义上的“文化”或“理想”意蕴。由于是在思想史的背景下来看取陈映真的思想，复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发展的大框架下来分析他的新作《归乡》，这样的分析自然深刻有力，创见叠出。文章看似“微观”，实则“小中见大”。此外，像徐学的《西而不化与西而化之——余光中汉文学语言论之一》，彭耀春的《“对当时政治环境一种痛苦的反射”——论姚一苇的戏剧创作》，也都是在学术上有所深化的佳作，前者是对余光中的汉文学语言观念的条分缕析和深入探讨，后者是对姚一苇戏剧创作的心理挖掘和“内结构”揭示。在语言及语言观念、戏剧等领域相对薄弱的台湾文学研究中，出现这样有分量的论文，是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在2000年的可喜收获。
三、女性文学研究和研究之研究得到突显。研究台湾文学中的女性文学一直是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构成。也许是对台湾新女性主义成为显学和新女性主义文学日见其盛的回应，在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领域，密集地出现了樊洛平的《缪斯的飞翔与歌唱——海峡两岸女性主义诗歌创作比较》、曹惠民的《出走的夏娃——近20年台湾女性写作之演进》和刘红林的《角色转换：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经济自主的追求》等数篇视野开阔、立论精辟的女性文学研究论文。曹惠民的论文通过对近二十年台湾女性写作的历史考察，指出其因有三种指向（身份认知、角色定位、欲情展露），四点变异（自怨—自立—自恋；公共空间—私密空间；女声—女身；社会语型—个人语型），而确立了多元化女性叙述的话语姿态。刘红林的文章则通过对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指出女性争取人格独立的过程首先是获得经济自主的过程，而这篇文章的深刻性则在于提出了女性“获得了经济自主权，是否就达到了女性解放的目的地”的追问——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是赞成台湾学者张惠娟的观点的：“于传统两性关系的重整中，或许经济的自立只是一种手段，而心理建设才是走出传统而得以免于彷徨的基本课题”。
也许同即将跨入新世纪有关，对过去历史的“盘点”构成了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刘登翰的《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倪金华的《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之学术检讨》和李娜的《大陆近二十年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综述》（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刘登翰的文章以一种高屋建瓴的态势，对大陆自1979年开始的台湾文学研究进行了全盘清理和总体评价，认为“20年来祖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前10年处于资料积累、初步分析且包含较多政治意味的阶段”，后10年则建立起了“内在的研究品格、基本理论和学术规范”，“研究从政治本位向学术本位转移”，并提出了“整合性研究和开放性视野”的研究观念。倪金华的论文向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展示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导致了台湾文学中日据时期文学的存在，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历史联系也使日本学者早就对台湾文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倪金华的这篇论文对日本学术界研究台湾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较为详实的介绍，对日本学术界研究台湾文学的重要成果进行了评说，对日本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和台湾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进行了比较，认为“台湾学者是站在本土台湾的立场上所进行的历史反思。而日本的大多数学者，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的历史反思，他们希求透过文学作品的解读，来了解台湾社会的发展”，并指出“大陆学者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对于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研究，就显得较为薄弱”。这篇文章，对大陆学者了解大陆、台湾之外的台湾文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照。与前两篇文章的全面涵盖相比，李娜的文章是对女性文学研究这一种研究类型的历史回顾，文章认为大陆的台湾女性文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末到80年代，为台湾女性文学研究的拓荒期；90年代，为发展期”，通过对总体数量进行统计和对突出成果进行分析的方式，作者对大陆的台湾女性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许多观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四、研究视角走向多样化。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是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刘登翰的《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和杜心源、李汝成的《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可以被看作是这方面的代表。刘登翰的论文以余光中、施叔青这两位有着香港生活经验的台湾作家为研究对象，探讨的是跨文化的人生背景和写作视野在他们的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创作对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的影响。研究视角的新颖（对台湾作家香港经验的切入）使得这篇论文能够有所发现，别具一格。同样，杜心源和李汝成的文章虽然探讨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论题（台湾现代诗），但研究视角的转换使他们获得了认识台湾现代诗的新途径。他们的文章从跨文化角度入手，用比较的方法对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由于在观念上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追求语言的本体化、自由化的理念，“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认为就文学史意义而言，“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由于是经由中西文化的比较（影响研究）来介入对台湾现代诗语言策略的解读，因此，新视角的具备就导引出新结论的产生，这篇论文显得颇具新意也就不足为奇。
二、重要学术会议
2000年大陆召开的与台湾文学相关的重要学术会议主要有：8月份在苏州召开的“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11月份在汕头召开的“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和11月份在汕头召开的“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在这几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些台湾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
“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探讨1947至1949年间发生在台湾的一场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这场发生在当时的新生报副刊《桥》上面的讨论在台湾文学发展史上极其重要，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受到无意的漠视乃至有意的歪曲，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就是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这次讨论正名。从提交给大会的论文看，所涉及的议题基本涵盖了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讨论的主要方面，如刘登翰的论文对这次讨论的历史语境进行了分析，对这次讨论中的文章所体现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点进行了理论概括，对历史上的这次讨论在当今的现实意义进行了说明；陈辽的文章着重指出，1947-1949年间台湾文学论争的三大问题（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又坚决维护台湾与中国的一体性；肯定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但承认台湾文学有其特殊性；反对日本奴化教育和奴才文学，但是坚持把日本统治者与日本进步文化人士严格区别）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现在与台独分子、台独文学作家、“皇民文学”吹捧者们的斗争；樊洛平的文章则对当时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讨论的历史过程和基本内涵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日本学者上村优美对这场文学论争的关注集中在它的收获和意义层面；台湾学者施淑则在历史发展的流程中对这场讨论进行定位，认为这场讨论“是带有世界性视野的台湾和大陆社会主义文学观念的继承、扬弃和革新”；另一位台湾学者李瑞腾把自己的学术目光向前延伸，对《桥》上的讨论之前，也是发生在新生报上的另一场讨论——《文艺》周刊上的关于“台湾文艺运动如何展开”的讨论进行了回顾和分析，指出“《文艺》这场小论争正可以说是”发生在《桥》上的论争的“前奏”。台湾作家陈映真从“发现”范泉的角度，分析了范泉在大陆对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与“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的关系，指出范泉在1946年发表的《论台湾文学》，在四个方面“对于一年多以后发生于台湾的‘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争论”，“起到了定音定调，谱写了主旋律的作用”，此外，台湾学者吕正惠对“发现欧坦生”在台湾文学史上的意义的指认，施善继对当时的大陆诗人迦尼的呼喊，都从一个方面丰富了对这场讨论的认识。
对台湾文学史上这场“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进行学术研讨，是为了对台湾新文学与祖国大陆本土文学之间早已有之的内在联系进行历史掸尘，使人们重新面对不容抹杀的这一历史事实。这种对台湾新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的历史还原，在台湾岛上有些人企图从各方面（包括文学）无视和否认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肉联系，为“台独”造舆论的今天，是有着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针对性的。
如果说“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通过对历史的挖掘和回顾，旨在对当下语境中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学术回应的话，那么“白先勇创作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则含有着对20世纪杰出华文作家进行学术回眸的意味。作为一个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华文作家，白先勇事实上已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话题。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些从新角度、新层面来论述白先勇创作的成果。来自日本的学者山口守探讨的是“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通过对“纽约客”系列和“台北人”系列的分析，指出在“纽约客”系列中的乡愁，是一种“空间的乡愁”，到了“台北人”系列中的乡愁，则是一种“时间的乡愁”，这篇论文用“乡愁”的概念统摄起白先勇的两大小说系列，将小说人物现实生存世界的位移、心理情感世界的变化均纳入“乡愁”的范畴来加以说明，虽然乡愁的话题在有关白先勇的论述中不是第一次，但山口守的论述，却说出了新意，深化了议题。另一位日本学者池上贞子则着重分析了白先勇与张爱玲的不同之处，认为在叙述者、对弱者的眼光、隔离的体验、性与死等方面，这两位作家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池上贞子对张爱玲与白先勇的比较，凸显出了白先勇的特质，从一个方面对过去或隐或显存在着的将白先勇置于张爱玲的笼罩下的简单甚至不无粗暴的倾向，进行了辨正（注：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位日本学者的论文不能算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成果，但考虑到这次会议是在大陆召开的，在谈论这次会议的状况时，无法回避对他们论文的介绍，因此在本文中也将他们的成果纳入本文的范畴。）。
除了日本学者因角度新颖和细致认真而引致的深具创见的成果之外，中国学者向这次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也有许多在白先勇研究中具有开创性和突破性的成果。两位上海学者陆士清和钱虹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白先勇与上海”这样一个共同的议题。陆士清的《白先勇与上海》主要介绍了白先勇的童年时代与上海的关系，以及白先勇在作品中对上海的描写，认为“上海是白先勇小说的生活、情感酵母的窖藏，也是他艺术创作的泉源”；钱虹的《重温那“最后的一抹繁华”旧梦——白先勇笔下的上海背景》则重在对“白先勇笔下的上海背景”进行深层挖掘，在指出了这种“上海背景”主要有三类（地点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之后，钱虹认为白先勇写上海“是把上海作为一种或浓或淡的创作背景，以重温那‘最后的一抹繁华’旧梦”，他写“上海背景”的深刻用意是在于“借人事沧桑，写历史兴亡”，对白先勇个人而言，“这又是重温童年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旧梦而产生的灵感泉源”。从作家与城市的关系角度来探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挖掘上海是如何留存在白先勇的记忆中并融化成他创作中的想象，这在过去的白先勇研究中尚不多见。吴爱萍的论文《男权社会的“他者”——也谈〈台北人〉中的女性形象》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白先勇小说集《台北人》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新的解读，认为《台北人》中“不管是哪种类型（天使型、魔鬼型、介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类型）的女性形象，都脱离不了不平等于男性的‘他者’境况”，虽然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在白先勇小说中寻找其理论“事例”是否贴切于对白先勇小说的评说尚可讨论，但论述者力图寻找新的角度来认识白先勇及其小说的尝试仍然值得肯定。此外，刘俊的《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是对20多年来大陆的白先勇研究进行的历史回顾和欠缺反思，文章认为大陆的白先勇研究是较早摆脱“作品介绍和简单赏析状态”的领域，在80年代，大陆的白先勇研究就在“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总体特征”和“重要篇目的挖掘”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到了90年代，大陆的白先勇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整体性还是在观念、视角和方法上都有所深化和突破，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尽管如此，不足也是明显存在的，特别是在研究思路和视野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白先勇与中外文学的关系、白先勇小说叙事“观点”的艺术特征、白先勇小说中的宗教蕴涵、白先勇小说中的“同志”书写等），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如白先勇小说其他艺术形式的“改写”、白先勇的散文创作、白先勇的学术论述等），还有着大量的学术空间有待弥补。
虽然“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所研讨的范围非常宽泛，台湾文学已不是它的最主要研讨对象，但在这次会上，有关台湾文学的研究依然是最有实绩的部分之一，像刘登翰和曹惠民的论文，就是为这次大会提交的论文，由于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研究视域方面有所扩大，在研究水准方面有所提高。在研究重点方面，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继续关注并努力深化“传统”论题的同时，对一些“边缘”议题有所侧重，对过去被忽视乃至被遮蔽的一些学术领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并且，对台湾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予以迅即的学术反应也是这一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在研究形态方面，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素质”，单纯性论题的相对减少和多元性论题（一篇文章中涉及不同的学术领域和学术问题）的明显增多，在交叉领域中发现学术问题并加以解决，以及对文化视角、跨文化视角、社会学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引入，在理论上对女性主义、人类学、语言学、性别理论的运用，都为200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添加了新质，也使其学术形态更加丰富和更具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