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期间重庆轰炸伤亡人数的再研究_重庆大轰炸论文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重庆论文,伤亡论文,人口论文,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5)05-0005-17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日军对重庆实施的战略轰炸，是一种不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设施、战斗人员与城市居民的无差别轰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造成灾难之深重，都是人类战争史上大规模无差别轰炸的罕见之例；其所造成的非人道的血腥暴行，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等一样，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人口伤亡，由于调查资料的庞杂和混乱以及研究视野的局限，至今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深化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情况的研究，不仅是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的需要，也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必然要求。

      一 战时和战后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调查统计和研究

      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调查，开始于日军轰炸重庆的初期。1938年11月9日，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四川省政府训令重庆市政府开展空袭损失调查，“查近来战区日渐接近，本省所属重要城市，时有遭受敌机空袭之虞，亟应随时详密调查，以便统计汇报”，并制定了《敌机空袭损失调查表》，要求在空袭5日内填具呈报，调查项目即包括人口损失数[1]7。

      战时对日机轰炸后的灾况调查，主要是由警察局组织完成的。为“力求调查迅速，严密确实”，1940年6月底，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要求，重庆市警察局制定了专门的《敌机轰炸后调查灾况办法》，并在警察局督察处内设立了空袭灾况调查组，调查组按警察分局划区，各分局、分所设调查班，每一小班以行政警3至6名，户籍警1至3名，防护团员6至12名，义勇警察3至6名，每保选派甲长1至3名组成之，负责灾况搜索、编报之责任；要求各分局所调查人员在空袭后即奔赴被炸区内切实调查，照表填报并在3到5小时内送报[1]37-38。从以上安排不难看出，重庆市政府是比较重视轰炸情形的调查的，调查覆盖了重庆市的所有区域，建立了专门的组织，明确了专人负责，调查人员包括行政警、户籍警、防护团员、义勇警察和甲长，对地方情形较为熟悉，其构成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受调查人员数量和素质的制约，特别是战时重庆人口增长迅速、移动频繁、管理混乱，每遇规模较大的轰炸，其调查难免挂一漏万，很难全面周详①。

      抗战时期，除了重庆市警察局组织的灾况调查报告外，许多部门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对重庆大轰炸损害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如重庆防空司令部和重庆市卫戍总司令部对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的调查，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被炸伤亡和救济工作以及被炸死亡人口殓埋的调查，重庆市政府主计处在抗战胜利以后为赔偿而进行的损失调查等。在这些调查统计中，目前档案保存最为系统完整的是重庆防空司令部调制的“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重庆市防空司令部的调查是“每次空袭警报时，即派员分赴市内各防护分团、警察局及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准备视察联络，及至敌机空袭或解除警报之顷，即已将各区损害概况电话报告本部”②。也即是说，其调查数据是综合警察局、防护团和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调查项目包括“人口伤亡”等11个大项。该调查形成的概况表，基本上是在轰炸的当日完成的，只有极少数是事后补填的。这一方面说明此项调查的原始性和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日机轰炸重庆损害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调查的仓促性，由于是当日调查，难免有所遗漏，特别是对重伤在次日及其以后死亡的以及大规模轰炸后废墟没有完全清理的则未能进行统计。重庆防空司令部在每次轰炸调查的基础上，也对轰炸损害进行了月度统计和年度统计，报送重庆市政府。而这些统计报表在每次“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微调，其损害数据有时比当日统计的数据多，有时又比当日统计的数据少，其原因除主观隐瞒的因素外(主要是涉及防空责任时，如防空洞坍塌、窒息等造成的伤亡)，更多的可能是统计本身的复杂性等客观因素造成的。

      就各类调查统计所见的轰炸人口伤亡数据而言，日军轰炸重庆造成的伤亡总数最多为36202人③，最少为15737人，两者相差近1.5倍。这里的最少伤亡数15737人，出自《四年来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④，就存在重大遗漏。比如在该表的分年度统计中，1939年的死亡人数3813人、受伤4947人，就存在遗漏。据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对1939年5月3、4、12、25日四天日机轰炸伤亡统计，死亡4755人、受伤5721人⑤(该年实际日机轰炸25天)；重庆市警察局《本市历次空袭损害统计表》统计，1939年轰炸死亡4844人、受伤2922人⑥；《翁文灏日记》1939年5月30日记载的行政院第416次会议通报数据，“本月份重庆被轰炸死人4779名，伤4721名”[2]338。该表1940年的死亡人数为736人，也不准确。据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伤亡损害调查，1940年市区空袭死亡人数为2220人[1]71。仅此而言，伤亡15737人的统计便是不可信的。在战时，1942年4月15日开幕的重庆空袭损害展览会，曾公开发布了重庆大轰炸伤亡人数39277人的数据[3]。由于没有统计细目，且有出于宣传需要之嫌，该数据也值得商榷。

      抗战结束后不久，侯宗卫利用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的统计资料对日机轰炸下的四川人口伤亡损失进行了研究分析，发表在1946年11月出版的《四川统计月刊》第5号上，其中重庆的空袭伤亡人数为23126人(死亡9218人、受伤13908人)。这一数据是四川省政府统计处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报送资料编制而成。由于受报送资料的局限，此项结论也有待进一步讨论。

      抗战胜利后，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主持全国抗战损失调查工作，重庆市政府在查漏补缺的基础上，向该会报告的空袭伤亡人数为36202人(其中死亡152941人，重伤9179人，轻伤11729人)，与战时的调查统计相比，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都有较大增加。此项统计由于时间较晚，统计更加全面，其可信度也更高，但过去在对重庆大轰炸损失情况的研究中却无人提及。同时，由于缺乏档案资料，至今也没有弄清这一数据的统计来源。尽管根据其他资料判断其有较高的可信度，但其是否真正可靠，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除了战时及战后初期对重庆大轰炸伤亡人数的调查统计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一些学者对重庆大轰炸的人口伤亡进行了新的研究，其研究的结论与战时的调查统计一样，也是各不相同，结论各异(见表1)。

      

      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研究中出现的差异和分歧，主要是由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统计的时间范围不一致。有的研究者统计的是对重庆历次轰炸造成的损失，而有少数研究成果只是对1939至1941年的轰炸损失进行了统计，如唐守荣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一书的数据。二是研究中调查统计的地域范围不同。在重庆大轰炸期间，重庆市的辖区范围曾有两次大的调整，因此，抗战时期不同年度统计资料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是不相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庆市的辖区又有多次变动。有的伤亡数据主要是根据抗战时期重庆所辖范围损失情况进行统计得出的，如重庆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重庆大轰炸》一书的数据，有的结论则是根据研究时的重庆市所辖范围的损失情况进行统计的，如《重庆市防空志》的统计和余凡、陈建林的研究等，而有的研究者则从日军轰炸战略和国民政府的反轰炸战略的角度，将日军为扫除轰炸重庆障碍而对重庆周边地区的轰炸纳入重庆大轰炸的范畴，其研究范围涵盖了当时的重庆市区、监视县和周边战略地区。三是研究统计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尽管学者对损失统计都是根据当时的档案资料和文献资料统计出来的，但由于抗战时期对重庆大轰炸损害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的部门很多，形成的资料也十分庞杂，一些调查统计本身疏漏很多，如果在研究中不全面系统地发掘这些资料，并对这些资料不进行鉴别考证、比较分析，出现结论的分歧是必然的，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很难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 基于战时调查统计档案材料的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详考

      研究重庆大轰炸的人口伤亡，除了对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所作的损害调查资料进行详细的鉴别考证、比较分析外，还必须对重庆大轰炸损害统计的地域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考虑到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无论是日军轰炸的战略部署，还是国民政府的反轰炸举措，都不可能仅仅围绕重庆市区范围来进行。国民政府为保障战时首都的安全，减少日军轰炸的损失，必然加强重庆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而日军为达到攻击重庆的目的，也首先要扫除轰炸重庆沿途的军事障碍。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讲，在重庆周边地区进行的轰炸与反轰炸斗争，同样应当是重庆大轰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重庆大轰炸的地域范围就不能局限于当时的重庆市辖区。根据行政区划和管理权限，大致可以将重庆大轰炸的地域范围分为三类区域：一是核心区域，即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市辖区地域；二是监视区域，即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对空监视地域，包括大足、合江、江津、合川、武胜、岳池、广安、渠县、营山、仪陇、巴中、南江、通江、达县、大竹、邻水、垫江、长寿、綦江、南川、涪陵、丰都、彭水、秀山、酉阳、黔江、石柱、永川、荣昌、铜梁、江北、巴县，共计32县；三是国民政府保卫战时首都重庆的外围战略防御区域，包括四川省防空司令部所辖的梁山、忠县、万县等日军轰炸重庆的必经地区。本文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研究，便是对日军轰炸以上地区造成的人口伤亡的分析与统计。下面根据战时调查档案材料，对1938-1944年以上三类区域轰炸伤亡情况进行分年逐次统计，以期重建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详尽史实。

      1938年，日机在重庆市区造成人口死伤的轰炸有1次，共计3人死亡、3人受伤；在重庆防空监视县轰炸3次，造成21人死亡、25人受伤；在重庆外围战略区域轰炸4次，造成9人死亡、60人受伤，总计全年轰炸造成死亡33人、受伤88人，死伤总数121人(见表2)。

      

      1939年，日机对重庆城区轰炸18次，造成死亡5734人、受伤5326人，对监视区域轰炸造成死亡319人、受伤388人，在外围战略区域造成死亡2356人、受伤2746人，总计全年轰炸造成死亡8409人、受伤8460人，伤亡总数16869人(见表3)。

      

      

      注：①因城市辖区调整，江北在当年划入城区，统计时将划入城区前后的损害均统计到城区；巴县有部分划入城区，在调查统计中将没有区分巴县和城区的数据均统计到城区，而将能够区分的巴县的损害仍然统计在监视区。②据《国民公报》1939年1月17日报道，警察局调查1月15日轰炸造成死亡124人，受伤166人。③《重庆防空司令部1939年度辖区空袭损害统计表(1940年1月)》统计当日死亡52人，受伤31人。④《四川各地二十八年空袭损害统计表》统计为229人死亡，219人受伤。⑤《梁山县长陈兴雯为日机9.1袭梁致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呈》中报告梁山县死伤28人。

      1940年，日机在市区轰炸造成人口死亡2767人、受伤4004人，在监视区轰炸造成人口死亡2899人、受伤3135人，在战略外围区域轰炸造成775人死亡、1020人受伤，全年总计死亡6441人、受伤8159人，伤亡总数14600人(见表4)。

      

      

      

      注：①《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4月30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概况表》调查统计为27人死亡，36人受伤。②《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21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概况表》调查统计为8人死亡，8人受伤。③《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22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概况表》调查统计为13人死亡，11人受伤。④《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关于1940年5月26日日机空袭化龙桥灾害情形给所属医护委员会的通报(1940年5月26日)》(重庆市档案馆：档号案0066-1-45下)统计死亡76人，重伤70人，轻伤87人。⑤《重庆市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1日敌机袭□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1940年6月11日)》统计死亡64人，受伤172人。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6月16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调查伤232人，死116人；《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统计死亡286人，受伤108人。⑦《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7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没有人员伤亡统计。⑧《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6日敌机袭渝巴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19人，伤34人；《四川各地二十九年空袭损害统计表》中统计投弹270枚，死亡19人，受伤124人。⑨《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4日敌机袭巴县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6人，受伤18人。⑩《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9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51人，伤134人。(11)《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八月二十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重庆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69)统计死亡75人，受伤208人。(12)《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9月1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25人，受伤41人。(13)《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9月1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25人，受伤41人。(14)据《新民报》1940年6月28日报道，北碚的轰炸，“投弹百余枚，内有燃烧弹甚多”，“一小学校长夫妇和学生五六十人惨遭非命，江苏医学院附设之医院亦中弹炸死病人20余”。(15)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22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630人，伤300人。(16)此仅为城厢一带调查所得之数。另1945年四川省政府所编《四川被炸各县人员伤亡分布情形》记载，合江县被炸死伤各在500人以上。据合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江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页)记载，1940年8月16日，日机27架狂炸合江县城，投弹40余枚，内有烧夷弹20余枚，顿时烟火弥漫，至晚上11时始扑灭，北门口至上街广驿巷2000余户房屋全被烧毁，伤亡200余人，损失财产七八百万元。(17)6月11日，日机在涪陵扫射，多人中弹受伤。(18)《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9日敌机袭铜梁等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为死亡7人，受伤8人。(19)《抗战时期日机轰炸下的达州》一文统计的死亡400余人，伤200余人，死伤占全城人口的7.5%。

      1941年，日机轰炸城区造成死亡2858人、受伤3368人，在监视区范围轰炸造成死亡393人、受伤701人，在战略外围区域造成死亡992人、受伤1183人，全年轰炸造成死亡4243人、受伤5252人，伤亡总计9495人(见表5)。

      

      

      

      注：①《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3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调查死亡6人，受伤18人。②《重庆防空司令部5月10日防空情况报告表》调查死亡13人，受伤34人。③《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21人，受伤33人。④另《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6月15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1941年6月20日)》统计死亡53人，受伤41人。⑤《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3人，受伤21人。⑥据重庆市警察局《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三十年六月份)》(台湾国史馆：赔偿委员会档案-302-1440)统计，此次轰炸共投弹185枚(爆炸弹158枚、烧夷弹14枚，未爆弹13枚)，造成145人死亡，146人受伤。⑦据《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3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1941年6月30日)》统计轰炸造成19人死亡、38人受伤；《重庆防空司令部6月30日空袭情况表》统计死亡25人，受伤37人。⑧《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七月四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28人，受伤29人。⑨据《为奉令查明“七五”纸烟公会洞口肇祸原因及死伤实数报请鉴核由》(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16)报告，纸烟公会防空洞中弹，造成5死、36伤。⑽其中，双溪沟郑家湾防空洞落炸弹1枚，造成53人死亡、85人受伤，黄家垭口6号防空洞落炸弹1枚，造成26人死亡、56人受伤，有部分列入。(11)《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7月1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1941年7月18日)》统计死亡2人，伤16人。(12)《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2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1941年7月28日)》统计死亡8人，受伤13人。(13)《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7月28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1941年7月28日)》统计死亡8人，受伤13人。(14)其中，神仙洞108号公共防空洞两个出口同时中弹，死亡136人，轻伤172人(内送院104人)，重伤208人(全部送院，到达后伤重不治死亡41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1941年8月13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1941年8月24日)》统计死亡158人，受伤183人。(15)据《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敌机空袭伤亡损失的通报(1941年6-8月)》的当日通报，已查明死亡15人，重伤14人，轻伤33人，毁房约110栋30余间。(16)《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8月23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统计死亡25人，受伤47人。(17)《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3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统计死亡45人，受伤100人。(18)《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8月22日敌机袭(渝等地)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调查统计死亡23人，受伤82人。

      1942-1944年间，日军只在1943年两次侵入重庆城区投弹，造成24人死亡、34人受伤；在监视区域没有造成人口伤亡的轰炸；在外围战略区域的梁山、万县两县的轰炸造成人员死亡296人、受伤434人(见表6)。三年合计死亡320人，受伤468人，伤亡合计788人。与前几年相比，这一时期的轰炸强度和破坏性都大大减弱。

      

      注：①1943年8月8日日军投细菌弹10余枚，受害致死者138人，其中有柏家乡陈善义家5人、刘耀清家4人、刘耀明家4人、刘堂富家两个小孩亦中毒身亡，因中毒生病至少200余人。

      前面的分年统计结果，经过汇总可以得出：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7年轰炸总计造成死亡19446人，受伤22427人，伤亡总数41873人。其中，日军对重庆城区的轰炸共造成死亡11386人、受伤12735人，伤亡合计24121人；在防空监视区域的轰炸共造成死亡3632人、受伤4249人，伤亡合计7881人；在战略外围区域的轰炸共造成死亡4428人、受伤5443人，伤亡合计9871人(见表7)。以上数据仅是根据档案材料对重庆大轰炸伤亡人数的一个基本统计，应当说是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最低数据。

      

      三 影响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统计的主要因素

      目前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进行研究，只能利用当时形成的原始调查材料。尽管以上统计，主要是依据当时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和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的原始调查材料而得出的，但由于受原始调查资料本身的局限，以上关于人口伤亡的数据，还不是日机轰炸造成的人口伤亡的全部数据。

      第一，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中国东部、中部大批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纷纷迁移重庆，大量的难民也如潮水般涌往重庆，重庆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由1937年的47万余人，迅速扩大到1941年的72万多人[4]表5，表6。此外，还聚集了不少没有户籍的流动人口，在难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只身在重庆闯荡。人口的急剧增加，大量难民和流动人口的存在，必然会给轰炸损害统计带来消极影响。

      第二，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统计，基本上是在轰炸的第一时间进行的，不仅调查工作受到调查人员数量、素质和调查条件的制约，而且只能进行现场调查和户口清查，调查工作难度很大，遗漏较多。调查主要是轰炸当日造成的直接伤亡情况，而对于轰炸中遭受重伤而在后来治疗中的死亡情况则未进行调查统计。另外，也还存在日机轰炸后，由于受灾面积过大，或火灾延烧数日，根本无法进行现场清理，一些尸体在事后多日才发掘出来的情况，同样没有计入其调查统计数据之中。而这些类别的伤亡，实际上也是日机轰炸造成的直接损害。关于此类情况，由于受资料的限制，很难确定到底遗漏了多大的数量。尤其是各类机构的调查统计数据差距很大。

      

      资料来源：《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6月29日至7月10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概况表(1941年)》，《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787-16956；《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日机空袭被灾及工作情形给重庆临时参议会的通报(1941年)》，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0054-1-413。

      如1939年5月份的四次轰炸，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的统计为死亡4231人、因伤死亡524人，轻伤3056人、重伤2665人，共计伤亡人数为10476人⑦，但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5月份四次轰炸的人口伤亡数据为死亡4855人、受伤2789人，伤亡总数仅为7644人[1]178-182，后者的死亡数量的统计超过了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的统计，但伤亡总数的统计却比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的统计少了2832人。再以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与重庆防空司令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对1941年6月29日至7月10日重庆市区遭受日机轰炸8天的调查统计作一比较(见表8)，其中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有7次统计，缺7月10日轰炸死亡的统计。从表8可以看出，防空司令部的调查统计与卫戍总司令部、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出入甚大，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为事后调查，统计应更为准确，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材料很不完整，即便是防空司令部和卫戍总司令部统计的上限死亡人数有时也并不完全，也存在着不少的遗漏。

      第三，日机的轰炸是造成重庆大量人口伤亡的根本原因，但也与重庆防空司令部主持的防空建设与管理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如在轰炸时多次发生的防空洞坍塌致人死伤事件，就与防空洞建设质量有关；而在空袭警报时期，防空洞内发生的相互踩踏与窒息致人死伤事件，又与防空司令部的防空管理有关。从目前的一些零星档案资料的比较中，可以发现，防空司令部在进行调查统计时往往隐瞒或缩小这类情况的伤亡人数。如：1940年6月12日，十八梯下观音岩的防空隧道发生窒息事件，18日，行政院为此事给重庆市政府的训令中谈及重庆市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报告的死伤人数是死亡73人、受伤140，重庆防空司令部在当日的调查统计中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有61人[1]247；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在当日的情况通报中则只谈及较场口十八梯观音岩防空洞窒死亡民众甚多，而在其统计的当日死亡159人中，防空洞窒息死亡根本没有计入⑧。又比如：1941年7月5日，纸烟公会防空洞中弹，造成5人死亡、36人受伤⑨，但在防空司令部和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中均没有统计；7月8日，双溪沟防空洞和黄家垭口防空洞被炸，分别造成53死、85伤和26死、56伤，但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当日的所有伤亡调查统计只有33死、83伤，从表列投弹地点看，就根本回避了两处防空洞的伤亡调查统计；8月30日，日机在黄桷垭童家花园对山及街上投弹，童家花园天然防空洞秩序大乱，洞内挤死小孩3人、受伤老人5人⑩，而防空司令部的调查统计表中则没有黄桷垭的死亡人数统计。1943年5月29日，临夫隧道夫子池防空洞因市民过多，发生拥挤踩踏，造成向云鹏、杨少清妻、钟小妹等3人死亡，孙桂芳、彭素君、徐安祯等16人受伤(11)，而防空司令部和卫戍总司令部也没有调查统计。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讲：“因不入洞躲避而炸死的人固然不少，因防空洞抗力薄弱，洞口过少而封闭致死的，亦实居多数。”[5]而这些死亡人数，当时有相当一部分未能统计在轰炸损害之中。1941年9月，重庆市防空司令部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索取抗战以来重庆市被炸损害情形，专电请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蒋介石批示：“准将空袭次数及毁房数目以原数字发表，其死伤数目应以等差减少数字发表其总数字，其余均严禁发表。”(12)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府当局对调查统计的一种意向，这也或多或少会对调查统计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这是我们在利用这些调查资料时需要注意的。

      第四，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既有日机轰炸造成的直接伤亡，也有因轰炸而带来的间接伤亡。抗战时期重庆防空司令部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几乎都属于直接伤亡的范围，而对轰炸造成的间接伤亡则没有专门的调查和研究。大致而言，轰炸的间接伤亡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在修建防空设施过程中造成的伤亡。根据防空司令部的统计，至1939年秋天为止，打防空洞的石工，“失事身亡的有40名光景，少数因为巨石崩裂被压死，多数是炸药受热燃烧[烧死]。那些被大石压扁了身子、头破血流的人，被抬到重伤医院去，或是来不及抬去，便悄悄地死了。没有什么地方留下他们的名字，没有谁认得出他们在石壁旁蜷伏过工作过的角落，更没有谁想着去慰问一下他们的家属”，因为这些为了保护别人生命而常常丧失自己生命的人，出来时大多是“孑然一身，没有人确知他们的家属住址”[6]。

      2.在进行空袭救护过程中造成的伤亡。主要是在抢险救灾、救护救济过程中的消防、工务伤亡。如1941年4月29日，梁山县防护团队员在县城扑灭被炸火灾中受伤37人(13)。1940年，重庆全市因空袭起火的地方多达199处，消防队员用于灭火施救的时间平均为80.5小时，因救火而牺牲的消防队员23人、重伤9人、次重伤89人(14)。据重庆市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在整个重庆大轰炸时期，重庆市消防队员“壮烈牺牲者，计有消防队长王海元、徐剑等7人，队员伍国卿、赵元顺等67人”，这些消防队员“在抗战期中敌机轰炸之下，抢救火灾、保护市民之生命财产，功绩之伟，不亚前方将士”(15)。

      3.轰炸后难民生活艰辛和瘟疫流行而造成的死亡。据较场口隧道惨案亲历者田泽周回忆：在1941年“六五”隧道惨案中，他的二哥窒息而死；而他的父亲尽管逃过一劫，但一见他二哥的尸体就气疯了，不久也死了；他二嫂不堪打击，也留下1岁多的女儿去世了；几年后，他的母亲生活无着，带着侄女给人帮工，遇风暴房屋倒塌，双双压死[7]187。这样，田泽周一家人虽然只有1人在大轰炸中丧生，却有4人因此而间接死亡。受害者鲁长清口述：她在大轰炸中不仅300多平方米的房屋被炸毁，小儿子在躲空袭中被人踩伤，加之生活无着，颠沛流离，丈夫成了疯子，9个子女死去6个孩子(16)。受害者周述德也口述，其父亲在1941年6月2日被炸死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祖父和弟弟又因伤心过度和生活艰辛而相继去世(17)。

      4.保卫重庆的空军、高射炮部队和照测部队在与日机战斗中的伤亡。如1939年6月7日，日军36架轰炸万县，中国空军起飞迎击，一架不幸坠落，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1940年9月13日，保卫重庆的璧山空战，中国空军10死、9伤(18)。此类伤亡均未计入日军轰炸伤亡统计中。

      第五，资料的限制也会严重制约对轰炸人口伤亡的统计。目前，档案资料比较齐全的是重庆防空司令部档案，但由于防空司令部调查主要是在当日进行，其损害数据一般比事后几天统计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调查数据要少。如1939年10月4日的轰炸调查，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的损害情况是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损毁房屋2栋8间[1]202；但在事后10月8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制作的报告表中，损害情况则为毁屋14间、9人受伤、8人死亡(19)，其损害数据较前者为多。如1940年7月31日轰炸的调查，重庆防空司令部对轰炸市区和北碚的调查为投爆炸弹152枚、燃烧弹5枚，造成死亡17人、受伤68人，损毁房屋32栋51间、木船25只[1]284；而卫戍总司令部的事后调查为投爆炸弹320枚、燃烧弹8枚，死亡人数为62人，受伤人数为226人，建筑物损毁90栋又354间及木船47只(20)；两者调查结果出入很大，卫戍总司令部调查比防空司令部调查投弹多171枚，死亡多45人，受伤多158人，房屋等损毁多58栋303间及木船22只。遗憾的是，重庆防空司令部调查档案比较完整，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档案则缺失较多。

      对于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研究，必须充分发掘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同时又要充分认识到这些原始档案的局限性。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重庆大轰炸的实际伤亡人数，要远大于基于战时调查统计档案综合统计的人数。也许我们的研究永远也得不出一个完全准确的数据，但至少可以得出一个日军轰炸造成的最低伤亡人数。

      ①战时重庆人口流动很大，一方面，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内迁移民和难民涌入重庆，另一方面，又因应对日军轰炸的人口疏散和回流，战争环境下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移动，有效实施人口管理的难度极大。

      ②《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工作报告(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802-354。

      ③1942年4月重庆空袭损害及防毒展览会公布的1938年至1941年4月空袭死伤39277人，因没有统计细项，不予讨论。

      ④《四年来重庆市敌机空袭损失统计(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29-260。

      ⑤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5月3、4、12、25四日敌机投弹、人物损失及救济工作汇报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95。

      ⑥重庆市警察局督察处调察股制《本市历次空袭损害统计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95(二)-12。

      ⑦《五月三、四、十二、二十五日被炸伤亡人数统计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9-2。

      ⑧《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6月12日敌机袭渝情况通报(1940年6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69。

      ⑨《为奉令查明“七五”纸烟公会洞口肇祸原因及死伤实数报请鉴核由》，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16。

      ⑩《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为黄桷垭童家花园天然防空洞秩序混乱致人员死伤致重庆市政府快邮代电》，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21(1)。

      (11)《重庆市防护团造呈夫子池隧道推挤踏死及受伤民众调查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15。

      (12)《重庆防空司令部为告抗战以来重庆市被炸情形致外交部代电(1941年10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802-354。

      (13)梁平县档案馆：案卷号A308-2。

      (14)《重庆市战时消防方案(1941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28。

      (15)《重庆市各界为发起重庆市战时消防总队抗战殉职人员追悼大会并抚恤暨竖碑纪念募捐启事(1947年3月)》，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7-3-204。

      (16)鲁长清口述笔录(2002年7月6日)，存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17)周述德口述笔录(2003年1月20日)，存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18)《重庆市警察局为报6月7日飞机坠毁死伤情形呈重庆市政府文》，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95。

      (19)《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敌机第二十二次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报告表(1939年10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案卷号769-1971。

      (20)《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7月31日敌机袭渝情况暨伤亡损害表(1940年8月4日)》，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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