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怯心理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影响：父母养育方式和自尊的作用
王润洲 刘梦熙 孔文雅 朱 淼 宋耀武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保定 071002)
摘 要 为了探索羞怯心理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羞怯量表、自尊量表、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和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对991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羞怯心理对大学生社交障碍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同时羞怯心理负向预测个体自尊，自尊也负向预测社交障碍；(2)自尊在羞怯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在羞怯通过自尊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大学生社交障碍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
关键词 羞怯；父母养育方式；自尊；社交障碍
1 引言
社交障碍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紧张焦虑，目光躲避，说话语无伦次并且思维混乱的一种现象(闫建璋, 2001)。许多大学生由于自身和环境原因，很少参加集体活动，也很少与他人交流。这就造成一部分人逐渐无法适应社会关系，久而久之形成社交障碍。影响社交障碍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羞怯(Heiser, Turner, & Beidel, 2003)、自尊(Kocovski & Endler, 2000)以及父母养育方式(刘丽, 李鑫洁, 2015; 倪保臻, 宋玉萍, 井西学, 2012)等。
羞怯(Shyness)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邓林园, 李蓓蕾, 赵鑫钰, 2016)。关于什么是羞怯，学术界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Heiser et al., 2003)。不过，学者们对羞怯提出了一些代表性的观点。Melchoir和Cheek(1990)认为羞怯是在现实或想象的社交过程中表现出主动回避社交情境(Rubin, Stewart, & Coplan, 1995)，害怕社会评价。这会造成他们出现焦虑(Hirshfeld, et al., 1992)和自尊水平降低(Schmidt & Fox, 1995)的现象。Henderson的社会适应模型(薛雯雯, 韩磊, 窦菲菲, 2015)划分了羞怯个体心理历程的三个阶段：(1)接近社交情境阶段，个体消极预测社交情境并感到恐惧；(2)逃避社交情境阶段，个体选择逃避社交情境以减轻痛苦，表现出社交回避和苦恼；(3)怨恨阶段，对他人愤怒、怨恨。结合该模型的第二个阶段，我们有理由相信羞怯个体普遍存在社交障碍。由于羞怯现象普遍存在于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李娇, 金一波, 劳晓燕, 严玉凤, 2013)，本研究提出假设1：大学生的羞怯水平会正向预测社交障碍。
综上所述，PSD是一种多因素疾病，是神经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学因素下的众多发病机制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导致的。以上关于PSD的各种发病机制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其确切的病理生理机制。就临床应用而言，目前的治疗主要是基于单胺假说，基于其他机制的治疗尚比较缺乏。我国传统中药宝库中拥有大量有效活性单体，其中有大量以虫草素等为代表的抗抑郁中药有效单体。因此，加强脑卒中后抑郁的病理机制研究对寻找新的靶点和发展相应康复治疗，特别是发掘传统中药中的有效活性单体，有重要的理论和社会意义。
自尊(self-esteem)是个人对其自身所作出的评价，是对自身进行价值判断后获得的自我价值感。有研究证实，自尊是影响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李海江, 杨娟, 贾磊, 张庆林, 2011)，并且对社交障碍有显著影响(熊丽娟, 彭明芳, 2013)。高自尊水平的人会更加积极、自信地与他人相处；低自尊水平的人往往会表现得内向、害羞，社交焦虑水平变高(阴云航, 麻超, 蒲李瑞, 2018; Kocovski & Endler, 2000)。此外，个体的羞怯水平不仅影响社交障碍，也会影响自尊。众多研究表明，个体的羞怯水平与自尊呈负相关(王倩倩, 王鹏, 韩磊, 宫瑞莹, 高峰强, 2009; Crozier, 1981; Wadman, Durkin, & Conti-Ramsden, 2008)。本研究提出假设2：自尊在大学生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父母养育方式指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传递给孩子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他们通过言行所编织的情感氛围综合体(parenting pattern; 李董平, 张卫, 李丹黎, 王艳辉, 甄霜菊, 2012)。羞怯的产生与父母养育方式有关(周静, 曾云华, 2012)。父母的权威教养能降低个体羞怯水平，而父母的专制和纵容教养会提高个体羞怯水平(安鑫, 盛烨, 2013; 韩磊, 高峰强, 平凡, 潘清泉, 2012; 闫景蕾, 张伟霞, 崔娟, 2016)。父母越是采取拒绝否认的态度，孩子的羞怯水平越高(徐晓艳, 2014)。对大学生羞怯水平与父母养育方式关系的研究也发现，放任型养育方式比权威型养育方式更会造成个体成年后的羞怯(苏素美, 1995)。近些年来，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对个体羞怯行为形成的作用(Hane, Cheah, Rubin, & Fox, 2008)。结果发现，母亲惩罚严厉和父亲过度保护对羞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父亲情感温暖对羞怯有负向影响(韩磊等, 2012)。父母养育方式与儿童的社会技能密切联系(黄平, 孙圣涛, 李燕, 2017)，在童年早期，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模式是个体将来进行社会交往的基础，所以母亲的养育方式对个体成长尤为重要(刘丽, 李鑫洁, 2015)。因此，有研究指出，儿童的羞怯与社交焦虑和父母养育方式有紧密联系，良好的父母养育方式则可以有效预防儿童羞怯和社交焦虑(张昌等, 2012)。父母养育方式同时还是影响自尊(杨福义, 梁宁建, 2008)的重要因素。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父母养育方式对自尊在大学生羞怯与社交障碍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调节。
图1 假设模型(Ux 代表父母教养方式的某个维度)
综合前人的研究，我们发现，虽然羞怯与社交障碍存在紧密联系，可以利用社会适应模型进行解释，但是羞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影响社交障碍尚没有明确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父母养育方式和自尊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二者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来揭示大学生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父母养育方式和自尊在这一关系中可能存在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2.2.1 羞怯量表
2.2 研究工具
选取在校大学生为研究样本，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在多个大型的大学生、研究生QQ群和微信群发放问卷链接，并发放一定数量的实体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084份，有效问卷991份，有效回收率91.42%。其中，男生365人(36.83%)，女生626人(63.17%)；大一248人(女生152人)；大二340人(女生247人)；大三161人(女生92人)；大四180人(女生93人)；研一42人(女生32人)；研二9人(女生7人)；研三11人(女生3人)。被试年龄在17～29岁之间(M =21.15，SD =2.13)。
统计学理论认为交通流分布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函数，但是本范例通过厦门港2016年的数据分析后认为，实际上船舶航迹分布不是典型的正态分布函数，因此，应先进行交通流分布函数的拟合，选择最为接近的分布函数。函数的选择影响建模后的运行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差距，函数越接近实际数据的分布增加，建模的差距就越小，计算结果也就越接近实际情况。
过渡金属化合物本身的导电性相对较差，因此大部分电极在制备的过程中，需要加入一定量的导电碳，来增加电极整体的导电性，并且加入粘结剂将活性材料和导电剂与集流体紧密的黏在一起[9-12]。但是加入的粘结剂，例如：聚四氟乙烯、聚偏氟乙烯等都是电子的绝缘体，降低了电极整体的导电性。并且经常使用的集流体，例如泡沫镍、钛片等，都是相对较硬的，活性材料负载到这些集流体上形成电极，用这些电极组成的器件，也难以实现柔性的功能。碳布本身既是柔性材料，又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因此将活性材料原位合成在导电碳布上，既可以提升电极整体的导电性又可以实现柔性的功能。
2.2.2 自尊量表
使用Rosenberg(1965)版量表(SES; 汪向东等, 1999)，共有10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评分(1=非常符合，4=非常不符合)，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明显差异，将第8题改为正向计分(韩向前, 江波, 汤家彦, 王益荣, 2005)。量表总分范围10～40分，得分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 =0.84。
2.2.3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
使用Perris 1980年版量表的中文修订版(EMBU; 汪向东等, 1999)，共有66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评分(1=从不，4=总是)。量表包含6个父亲教养因子(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拒绝、否认；过度保护)和5个母亲教养因子(情感温暖、理解；过分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每个项目都有父亲和母亲的选项，但是在统计阶段，父亲量表不录入其中8个项目，母亲量表不录入其中7个项目(汪向东等, 1999)。本研究中，父亲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9，0.97，0.94，0.73，0.95和0.60；母亲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7，0.96，0.95，0.97和0.68；量表整体Cronbach’s α =0.96。
罗青、周宗奎、魏华、田媛和孔繁昌(2013)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羞怯个体的社会交往较少，得不到充分的社会反馈，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他们的自尊水平。自尊的恐惧管理理论把自尊看作“焦虑缓冲器”，自尊水平越高，越不易受到焦虑的影响，社交情境中的高自尊水平可以预防和减少社交焦虑(潘朝霞, 张大均, 潘彦谷, 胡天强, 2018)。有研究证明，羞怯个体通常自我评价较低，对自己的社会行为缺乏信心，这些低自尊表现会使他们为了避免消极后果远离社交环境，从而造成社交障碍(Zhao, Kong, & Wang, 2012; 2013)。
2.2.4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使用Watson和Friend 1969年版量表(SAD; 汪向东等, 1999)，量表共有28个项目。其中，测量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的项目各有14个。最初评分采用“是—否”方式，但许多研究者采用Likert 5点评分(汪向东等, 1999)，本研究同样使用Likert 5点评分(1=非常符合，5=非常不符合)。量表总分范围28～140，得分越高，社交回避及苦恼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回避分量表Cronbach’s α =0.75，苦恼分量表Cronbach’sα =0.84，量表整体Cronbach’sα =0.88。
选择目前广泛使用的含有13个项目的羞怯量表(Shyness Scale;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采用Likert 5点评分(1=非常不相符，5=非常相符)，将其中4个项目反向计分后与剩余项目的评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量表总分范围13～65分，得分越高，羞怯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 =0.83。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惠州港没有规划建设用于防台的专用锚地，生产（候泊）锚地虽也可用于船舶防台锚泊，但锚地资源有限，中小型防台锚地尤显紧缺。除1、4、5、6号锚地以外，其他锚地由于处于开敞水域，没有遮挡，风浪大，不适宜于船舶锚泊防台使用。
3.2 各变量间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各变量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相关分析显示，羞怯与自尊、社交回避、社交焦虑显著相关，与父母养育方式各维度呈中低度相关或不相关。自尊与社交回避、社交焦虑显著相关，与父母养育方式中父亲偏爱和母亲偏爱维度不相关。以上结果符合调节、中介效应的检验条件，适合进行后续分析。
3.3 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证明了假设3。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一方面调节羞怯与自尊的关系，并且通过自尊影响社交障碍；另一方面，二者也调节着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孩子经常遭到忽视或者不被认可，他们会产生退缩行为，进而出现羞怯心理。并且，他们还会认为自己不受喜爱从而降低自尊水平(韩磊等, 2012)。同样，经常被责骂体罚的孩子会增加对负面情绪的消极评价，从而提高羞怯水平(Koydemir-Özden & Demir, 2009)。因此，母亲高度的拒绝否认和惩罚严厉增强了羞怯对自尊的负面影响，进而造成社交障碍。
图2 自尊在羞怯与社交障碍关系中的中介模型
该模型拟合良好，χ2/df =2.70，p =0.10，CFI =0.99，NFI =0.99，GFI =0.99，RMSEA =0.04。羞怯正向预测社交障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7,p <0.001)，并负向预测自尊水平(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8,p <0.05)。自尊负向预测社交障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6,p <0.01)。因此，自尊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4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先前的研究发现，父母养育方式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自尊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而父母养育方式在羞怯和自尊之间又存在紧密联系(张昌等, 2012)。因此，我们推测父母养育方式存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采用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006)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以社交障碍为潜变量，社交回避、社交焦虑为指标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使用AMOS 22.0进行模型检验，结果如图3、图4所示。
在大型工程项目的土石方量测量过程中，以GPS-RTK 形式来确定三维的坐标，对两期的测量信息相叠加，算出大型工程项目区域的土石方开挖量是一种可行性较强、精确性较好的方法。方格网法计算主要和方格边长相关，掌握较为合适的边长能够确保计算的精确性。断面法一般适合地形较狭长的场地，计算的精度取决于生成横断面的信息完整性。实际上，边界不太规则的大型工程项目，其横断面的基础数据一般不够完整，难免存在较大的计算偏差，因此，此时采用方格网法进行土石方工程量的计算比较精准。
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两个维度的模型拟合良好，图3模型χ2/df =2.34，p =0.07，CFI =0.99，NFI =0.99，GFI =0.99，RMSEA =0.04。图4模型χ2/df =2.59，p =0.05，CFI =0.99，NFI =0.99，GFI =0.99，RMSEA =0.04。羞怯正向预测社交障碍，自尊负向预测社交障碍。由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可知，羞怯与社交障碍间存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自尊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母亲拒绝否认、母亲惩罚严厉调节羞怯对自尊以及羞怯对社交障碍的作用。为了更深入地分析母亲拒绝否认和惩罚严厉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我们对羞怯、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三个变量进行高低分组。得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为高分组，得分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为低分组(图5、图6)。结果显示，在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的高分组中，随着羞怯水平的增加，自尊下降明显；而在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的低分组中，自尊受羞怯的影响不及高分组。
图3 母亲拒绝否认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影响中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注：实线表示标准化路径系数显著，虚线表示标准化路径系数不显著(下同)
图4 母亲惩罚严厉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影响中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图5 母亲拒绝否认对羞怯与自尊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6 母亲惩罚严厉对羞怯与自尊关系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羞怯心理影响大学生社交障碍
本研究显示，大学生的羞怯水平与自尊呈负相关，与社交障碍呈正相关，并且自尊水平与社交障碍呈负相关，这与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一致(王倩倩等, 2009; 熊丽娟, 彭明芳, 2013; Heiser et al., 2003; Wadman, Durkin, & Coni-Ramsden, 2008)。可见，高羞怯水平的大学生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障碍。汤淑媛(2016)认为，虽然羞怯个体渴望社会交往，但是他们在社交和社交适应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羞怯个体因为恐惧他人的负性评价(赵程, 戴斌荣, 2016)而表现出社交回避，并且他们又存在强烈的自我归因取向(郭晓薇, 2000)，会把在社交上的失败归因于自己，从而进一步加深社交恐惧和回避。因此，羞怯个体的认知特点决定其更容易出现社交障碍。
4.2 自尊在羞怯影响大学生社交障碍中的中介效应
赖信华表示：“我们明确知道我们自己的技术特点，所以我们暂时不打算进入乘用车市场。以后，银隆会在储能方向继续发展。”
围绕党的十九大以来新要求，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基层党建首位，将“活力党建”融入企业管理基础，增强党建工作“渗透力”。
上述研究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即羞怯个体由于很难获得社会反馈，自尊水平会不断下降。而低自尊水平的人社交焦虑水平也会变高(Kocovski & Endler, 2000)。因此，自尊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4.3 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对自尊在羞怯心理对社交障碍影响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其中，羞怯为自变量、自尊为中介变量，社交障碍为因变量。将羞怯、自尊和社交障碍两个维度的得分中心化，使用AMOS 22.0进行模型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
由于本研究通过问卷法收集数据资料，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和旋转后得到的28个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9.64%，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7.52%，都小于40%的临界值。所以，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有趣的是，我们没有从结果中发现父亲养育方式对大学生羞怯心理与自尊或社交障碍之间存在调节效应。闫景蕾等人(2016)的研究认为母亲相对于父亲是最早与孩子接触的重要他人，母亲陪伴孩子时间最多，与孩子的关系最亲密。客体关系理论认为，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模式是个体将来进行社会交往的基础(刘海华, 2012)。还有研究指出，母亲的养育方式是造成孩子羞怯的重要因素(安鑫, 盛烨, 2013; 韩磊等, 2012)。这些研究为母亲教养方式在羞怯和社交障碍之间的调节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持。因此，我们推测母亲的养育方式在某些方面对孩子的影响更为长远。
4.4 研究意义与理论贡献
探讨大学生社交障碍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对改善其社会交往能力，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影响社交障碍形成的根本原因，可以为大学生社交障碍的早期预防提供理论上的指导。综合本研究的结果，父母(特别是母亲)应该多对孩子采用关怀、理解的养育方式，少一点否认和严厉的惩罚，这样有助于孩子发展健全的人格和完善的社交能力。具体来说，父母需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并且多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当孩子遭遇挫折或者犯错误时，父母应该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和接纳，并努力帮助孩子改正和树立自信。
4.5 研究不足
第一，我们目前尚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低羞怯个体在母亲高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下自尊水平反而高于低惩罚严厉教养方式的个体(图5)，未来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第二，有研究者指出，根据羞怯的稳定性可以将羞怯分为特质性羞怯和状态性羞怯(Asendorpf, 1989)。本研究尚未对此进行讨论，今后我们可以对羞怯进行分类，选择具有稳定特质的被试参与研究。第三，本研究旨在为大学生社交障碍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指导，目前仅局限于理论层面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验证，未来还需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切实帮助有社交障碍的大学生。
在调查区布置了1∶2000地面高精度磁法测量和视电阻率测深，磁法异常主要分布在调查区东部，面积较大，磁性特征为正负异常伴生(图4)，最高值约520nT，最低值约-220nT，经过现场查证，异常范围内出露有大面积橄榄玄武岩。为了解异常深部特征，在异常上布设有视电阻率测深剖面，剖面长120m，走向331°，其中70号点位于橄榄玄武岩出露的边界处。由视电阻率等值线断面图(图5)可知，地表以下不同深度内均分布有低阻异常，顺层产出于高阻异常中，倾向NW，低阻异常位置与磁异常位置对应较好，推测该异常为橄榄玄武岩引起。根据刘效才等[6]，鲁西地区金伯利岩地面磁测异常强度一般在200～500nT之间。
5 结论
(1)羞怯心理对大学生社交障碍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同时羞怯心理负向预测个体的自尊，并且自尊也负向预测社交障碍；
(2)自尊在羞怯心理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3)母亲拒绝否认和母亲惩罚严厉在羞怯心理通过自尊对大学生社交障碍的影响中起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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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Shyness on Social Barrie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Parenting Pattern and Self -esteem
WANG Runzhou; LIU Mengxi; KONG Wenya; ZHU Miao; SONG Yaowu
(School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China )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between shyness and social barriers in college students, a sample of 991 college students was recrui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o complete Shyness Scale, the Self-Esteem Scale, 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1) Shyness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ocial barriers, while shyness negatively predicts self-esteem, and self-esteem also negatively predicts social barriers. (2) Self-estee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shyness 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barriers. (3) Maternal refusing and maternal punishment strictness play a mediated moderation role in the effect of shyness 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barriers.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early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barriers.
Key words : shyness; parenting pattern; self-esteem; social barriers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9.005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CXZZSS2017003)的资助。
通讯作者: 宋耀武, E-mail: syw@hbu.edu.cn
标签：羞怯论文; 父母养育方式论文; 自尊论文; 社交障碍论文;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