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国时期“六国演义”看汉字的官方化_金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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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来源和隶书与战国时期六国文字的关系问题，是隶书研究中颇有争议的热点话题。在20世纪70年代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简帛等战国秦汉早期隶书材料出土以前，大多学者都认为隶书是六国文字发展的共同趋向，唐兰、郭沫若、饶宗颐等学者都有过这样的论断。[6]152-166，[1]，[5]5

1972年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材料出土后，裘锡圭先生（1992）发表了《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一文，文中将遣册文字和汉初铜器铭文及秦统一前后的各种秦篆资料进行了比较，指出“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3]282但在这篇文章中，裘先生并未否定六国文字的隶变倾向，他说“由古文字向隶书发展，是当时各国文字发展的普遍倾向”。[3]287赵平安先生（2009）在系统整理秦汉隶书材料的基础上，对隶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撰写了《隶变研究》一书。在书中他进一步肯定隶变始于秦文字，而且明确指出隶变发生的时间为战国中期，并对传统的观点隶书是六国文字发展的共同趋向进行了批驳，他说：“这一观点是根本站不住的。症结在于，持论者立论的前提是把隶书和六国文字进行比照，而这两种文字又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9]8不过，赵先生并未完全否定六国文字对于隶变的作用，他承认“六国文字确曾对隶变产生过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些六国文字经隶变直接成为隶书，如无、礼等；二是六国文字的简化方法对隶变起到借鉴和指导作用”。[9]16

我们对战国金文进行了系统整理，并编制成了《战国金文字形全编》。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就六国金文的隶变问题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①

一、六国金文形体变化的态势与性质

（一）在战国时期六国金文里，有相当数量的汉字形体与秦汉早期隶书的发展状态相吻合，如：

（二）战国时期六国金文中虽然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字形体虽然和秦汉早期隶书结构与姿态不相吻合，但其结构与笔画形态已和西周春秋金文明显不同，具体表现是形体高度简化、平直化趋势明显。不仅横笔竖笔更加平直，就连斜笔和弧笔笔道也明显变直，这样就使得春秋时期尚存的象形意味几乎丧失殆尽，如：

对于上举第一类，即六国金文中和秦汉早期隶书相同的那些形体，把它们看做早期隶变形体，一般不会引起异议。赵平安先生在分析秦国隶变阶段汉字的成分时，就列举了诸多与六国古文形体相同或相近的形体，认为六国古文确曾对隶变产生过影响。黄文杰先生在寻绎秦至汉初简帛中早期隶书字形来源时，也列举了若干写法深受六国古文影响的字例。

对于上举第二类，即六国金文中和秦汉早期隶书结构与姿态不同但又明显简化的形体，应该怎么看待，涉及到了对于隶变含义的认识以及隶变研究方法的问题。如果依照隶书的定义，“秦系文字的小篆经由古隶到今隶的转变就是隶变”，[9]6及从今隶上溯的方法比对战国时期的文字形体，那么这一类肯定是被排除在早期隶变形体之外的。实际上，仅仅认为隶变就是汉字形体由小篆经由古隶到今隶的转变，这只说出了隶变的表征，并未触及隶变的实质。隶变的实质应当是“构件形体由象形到音义符号的转化”，[7]106隶变的过程即是整字或构件形体呈现由象形到音义符号转化的过程。基于这个认识，六国金文中，不管字形是以何种方式改造的，只要是它们的象形价值基本丧失，转化成了音义符号，这类形体也应该属于隶变过程中的形体，比如上举的“啬”字，西周金文作（史墙盘），从“来”从“”，会“收谷”之意。战国时期金文中，“啬”字多见于三晋器，比如（私库啬夫衡饰·中山）、（十三壶·中山）、（廿五年戈·魏）、（十一年库啬夫鼎·赵）。相对于西周金文，战国晋系金文。“啬”字形体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除了笔画变得明显平直，更重要的是笔画发生了粘连，结构也进行了改变。西周史墙盘“啬”字上部构件“来”，竖笔中部两侧各有一个折笔，象麦类植物茎秆两侧低垂的叶子之形，竖笔下部两侧分别是一短斜，象植物的根部之形，两侧折笔和斜笔分别在竖笔上相连接。到了战国晋器中，“啬”字中间的竖笔缩短，两侧的折笔和斜笔由连接关系变成了交叉关系，这些变化使得构件“来”的象形程度大大降低，不过还不能说完全丧失。至于“啬”字的下部构件“”，则完全失去了当初的构意，西周史墙盘“啬”字下部象仓廪之形的“”，到了战国晋系金文则被改造成了类似“目”的形体，这就不只是笔画的平直变化，而是结构的改造了。总之，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化，战国时期晋系金文“啬”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构意，它虽然和汉代早期马王堆帛书中字的隶变方式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失去了原来的象形意味。上举六国金文中的“侯”字以及其他例字也一样，兹不赘述。所以，对于六国金文中的这类形体，我们不能因为它们和秦汉早期隶书的形体不一致，也不能因为它们随着六国的灭亡被强行废止而未能以成熟隶书身份传承下来，就否认它们的隶变性质，更不能简单地以“省简”甚至“讹变”给它们贴“标签”。赵平安先生曾说：“可以肯定，六国如果不被秦统一，六国文字也必然演变为各自的新体，但即使演变为新体，也不可能等同于隶书。”[9]8赵先生的话虽然只是假设，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也就是那些“不等同于隶书的六国新体”肯定也和秦文字一样，经历了从象形到音义符号转化的过程，只不过各自转化的方式不同罢了。

最后，从理论上讲，六国金文和战国秦文字虽然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但本质上还是属于同一文字系统。又由于它们处于汉字发展的相同历史阶段，必然会受到相同文字发展规律的制约。虽然诸侯割据等政治因素对文字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会改变文字发展的总体趋势。总之，战国时期六国金文和秦系文字一样，处于汉字构形系统由象物性到音义符号转化的起始阶段，隶变的发生应该是必然的。

二、六国金文在隶变中的地位与作用

据我们粗略统计，《战国金文字形全编》中，1741个字头下有六国形体分布，其中185个字头下的六国形体有隶变现象，约占六国形体分布总字头数的10%。这185个字头下共有六国形体4653个，其中1118个属于隶变形体，约占六国形体总数的24%。251个字头下有秦国形体分布，其中174个字头下的秦国形体有隶变现象，约占秦国形体分布总字头数的70%。这251个字头下共有秦国形体678个，其中601个属于隶变形体，约占秦国形体总数的88%。

通过对战国时期六国金文和秦系金文形体演变态势的全面考察，对于六国金文在整个隶变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在汉字发生隶变的起始阶段，战国时期的六国金文和秦文字一样，也以积极的姿态、各种各样的方式直接参与了隶变，它们或调整字形，呈现与秦文字一致的隶变步调，或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独特的隶变风格。

第二，隶变是整个汉字系统由象形系统到音义符号系统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属于同一文字系统的六国金文和秦文字，共同承担起了汉字由象形系统到音义符号系统彻底转变的历史任务，虽然担当的角色不同，但各自的作用都不能低估，更不能否认。任何否认六国文字具有隶变现象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无法用汉字发展规律的内在统一性解释的。

第三，由于诸侯分治、地理隔绝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六国文字隶变的规模与程度和秦文字不同，比如上面所举六国金文与秦汉早期隶书发展形态吻合的例子，在六国铜器铭文中只是局部现象，还不是普遍存在。六国铜器铭文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字形体仍保持着较浓的篆意，其中礼器铭文尤为突出。从如上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隶变字头数与总字头数的比例，还是隶变形体数量与总形体数量的比例，六国铜器文字比秦文字要小得多，这说明六国铜器文字隶变的规模远远不如秦国铜器文字。再就隶变的程度来看，六国铜器文字的多数隶变还仅局限于笔画的平直化和笔画的删减，后期隶变中出现的偏旁大量混同现象还没有成规模地出现，汉字的组织性和系统性尚未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都说明六国铜器文字隶变的力度还不是很大，隶变还处于发生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或者说仅仅是露出了隶变的萌芽。

三、六国金文形体的平直化与方折化

笔画平直化是六国金文隶变的主要方式，虽说从甲骨文时代开始，汉字就是朝着笔画平直化方向发展的，且春秋金文有速度加快的迹象，但是不论平直化的范围，还是对汉字形体象物程度的破坏，它们都远远不如战国时期的六国金文。六国金文笔画平直化不只发生在横向及竖向走势的笔道中，各种斜笔、弧笔也都有着平直化的趋向，这使得汉字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春秋时期尚存的篆意，如：

战国兵器铭文又叫兵器刻辞，也就是说它们大多数为利器在铜制兵器上刻画而成。在坚硬的界面上刻画文字时，为了行笔（应该称为刀）的方便，常常将一些弯曲的线条直接刻为直线，其结果也是造成了线条的平直化。但它与隶变过程中的平直化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受书写工具及书写方式影响而形成的形体笔画或结构的临时性变化，而隶变过程中的平直化是一种文字发展的趋势，是文字系统内部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所以，对战国金文进行形体分析时，必须将这两种本质不同的现象区分开，否则会得出与汉字形体演变规律不相符的结论。

至于如何区分战国兵器铭文中出现的笔画平直化现象到底是属于隶变还是属于书写工具及书写方式引起的临时性变化，我们应该从汉字形体发展演变历史的角度衡量，看它是不是符合汉字形体发展演变序列。符合其形体发展演变序列的，就属于隶变现象，否则，就属于书写原因导致的临时性的笔画变化。如“木”，战国金文无独用例，但以之为构件的字甚多，如（六年格氏令戈）、（十四凤方案）、（卅三年大梁戈），皆作两斜线与一竖线交叉状，笔画平直。上溯甲骨文，下探秦汉篆隶，“木”之形体演变序列如下：

由此演变序列可见，“木”之初文为，象树之枝桠形。西周金文直承其形，春秋金文在继承西周金文的基础上略加变化，变化的方式是将“木”之上部相接的弯笔逐步拉直，战国秦系金文及睡虎地秦简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至马王堆帛书，其中绝大多数形体的弯笔已经拉伸为平直的横笔。“木”之上部弯笔变为横笔是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其中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在这个序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甲骨文“木”字第二形与后面六国金文的构件“木”形体相同，均作两斜线与一竖线交叉状，虽然它们的笔画也都是平直的，但平直发展的方向与“木”字整体演进趋势不合。二者分别属于汉字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隔时间较远，形体却出现了相合的情形，原因在于使用了相同的书写工具，采用了同样的刻画方式，因此它们的笔画平直现象不属于隶变方式，而是由书写工具及书写方式导致的临时性的笔画平直变化。

另外，战国金文在笔画平直化的过程中，常常将一些较长的弯笔或弧笔改造成直笔相接的形态，这样就造成了一些汉字笔画的方折化，如荥阳上官皿“年”字作，就是把状似下垂的禾穗之形的弯笔改造为折笔。又如□氏睘小器“氏”字作，亦是将弯笔改变为折笔。其他又如（廿年相邦建信君剑）、（十八年建信君铍）、（楚王酓忎鼎）等，都有平直化改造过程中产生的笔画方折现象。裘锡圭先生说：“在秦国文字的俗体里，用方折的笔法改变正规篆文的圆转笔道的风气颇为流行。有些字仅仅由于这种变化，就有了浓厚的隶书意味。”[4]68还说：“从笔法上看，在简文（睡虎地秦简）里，正规篆文的圆转笔道多数已经分解或改变成方折、平直的笔画。”[4]68六国金文那些呈隶变趋势的形体和秦文字一样，也在经历着笔画方折的变化，这是六国金文隶变形体的一个特点。但也有学者不这么认为，如黄文杰先生曾说：“‘方折’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早期隶书的特点，而是隶书成熟后的特征。篆书变隶只是篆书的草化，不是篆书的方折化，而‘方折’是隶书逐渐方正化的过程才出现的。”[2]16实际上，黄先生与裘先生持论不同的原因是二者的着眼点不同，裘先生侧重于早期隶书相对于篆书的变化，而黄先生侧重于早期隶书与成熟隶书的比较。通过对六国金文的全面考察，我们认为，相对于春秋篆文，六国金文那些有隶变趋势的文字形体平直化、方折化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虽然其中也有书写工具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汉字形体发展自身引起的。隶变过程中，汉字弯曲的笔道改造为平直的笔画时，横笔与竖笔相交、折笔拐弯时必然会呈现方折的特点，换句话说，方折化是伴随着笔道的平直化产生的，是笔道平直化的必然结果。方折化应该是六国金文隶变过程中的形体特点，只不过是方折程度与普遍性不及成熟隶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