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理论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4月美刊《批评探索》召开研讨会，探讨批评理论在21世纪信息化和全球化社会中的作用及发展方向，我们选编了部分与会论文，以飨读者。米勒的文章探讨了《批评探索》杂志和作为一种广义的知识分子实践的批评探索在当代的特点和应注意的问题。詹姆逊的文章阐述了他关于批评理论发展存在4个阶段的看法。劳拉蒂斯的文章认为批评理论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没有办法为其划定未来框架。汉森的文章《没有毕加索的鲍威尔》则给我们具体演绎了批评在当代社会中可以具有的效用。
批评探索
或许有些事情不应成为探索，特别是批评探索讨论的对象。目前社会上某些有势力的阶层似乎在想，为什么谢尔登·萨克斯在那个现在看来久远的年代给这份杂志取名为《批评探索》？或许要反思的一个题目正是批评探索的自身价值问题。有没有，或者是否应该有不能进行批评探索的题目，例如，批评探索的效用。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能否对民主本身进行批评探索？
对批评探索我提出四个当前特别重要的题目，这些题目可能是特别要注意或征稿的领域，或可能是特别重要的讨论题目。
首先，正如你们所知，我的职业现在和以往一直都是文学研究。尽管我知道文学只是《批评探索》所涉及的众多题目之一，然而，我认为目前文学持续的社会作用特别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继续阅读和研究文学？它是否早已过时，是只有喜爱古物的收藏者才感兴趣的东西？文学（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曾一度在美国的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精神的培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美国教育一个不可思议的特征，公民教育形式的主要手段是外国文学，而且这个外国就是我们在两百年前的独立战争中所战胜的那个国家。即使毫无疑问仍有大量的阅读活动，例如几年前巴巴拉·迈克尔斯的哥特式神秘故事发行了700万册，现在所有这些都发生了急剧变化。然而，多数美国公民的情感和思想越来越受到电视、电影和DVD、因特网、计算机游戏等较新媒体形式的控制，而不受高雅或通俗的图书所左右。当然这些媒体是全球化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在这个新媒体统治期，文学和文学研究将会或应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关于这一点，艾伦·刘比大多数人思考得更深远一些，他把现在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看作是在新媒体时代文学将要发生的问题。他谈到“未来的文学”，也就是把我们称之为文学性的语言的运用转移到其他媒体上。在新媒体取代文学的同时，传统的文学研究学科目前正处于混乱之中。英语系是否应该停止或变成文化研究系，或世界英语文学系，或其他什么系？很明显，全球化的比较文学正日益超出欧美范围，具有难以驾驭的语言问题，人们怎样去想像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比较文学？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所有文化中的文学概念都与我们的文学概念和谐一致。由于比较文学以西方理论和西方方法为依据，并以英语为主导语言，它是否又是一个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例子呢？在这一领域《批评探索》可以作出重要的干预。
其次，《批评探索》（和批评探索）提出的第二个题目可以是研究新媒体对我国公民情感、气质和内心生活的影响。我不是说仅仅追随电影业对各种电影的研究，对新媒体进行描述或对其产品进行分析，而是要反思新媒体将造就或正在造就什么样的公民。在这一领域还是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他的大部头新作《酷的法则：信息文化》。西蒙·杜林写了一篇题为《文学的主体性》的论文，讲的是那些把阅读文学作品当作他们生活主要特征的人们的主体性。“文学的主体性”和“数字的主体性”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我假设一个依赖书本或纸张的人，姑且称之为“霍勒斯”，和一个依赖网络空间的人，姑且称之为“吉姆吉姆”。前者自孩提起用了大量的时间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是说，通过印刷文字进入想像的世界或虚拟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获得的一种生活。相反吉姆吉姆自幼便开始使用计算机。现在他每天八个小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每晚，因为他熬夜到深夜）在线，玩计算机游戏，在聊天室与人聊天，通过美国在线即时信使与世界各地的朋友沟通或交换电子邮件。这是吉姆吉姆获得的一种生活。两者之间在主体性上有什么区别呢？不言而喻吉姆吉姆并不比霍勒斯差。吉姆吉姆积极、主动地使用他的媒体，他是个干涉者。吉姆吉姆写了很多流畅而有力的东西，然而，霍勒斯却处于被动地受他人文字左右的危险之中。读书并不一定使人成为好作家，而即时信件却使人在简洁和凝练、甚至优雅的文风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尼采在《看啊，这人》中提到当他辞去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停止阅读，开始自己思考、写作时，才成为自我。
那么什么样的新思想和批评探索方式才适合我们正步入的新媒体时代呢？
再次，批评探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目前大学和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社会作用。多数人认为如同研究型大学本身，这些作用正迅速地发生着变化。关于这个题目已经有过许多论述，例如比尔·里丁斯的《衰落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和雅克·德里达的《无限制的大学》(L' 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不过这个题目还没有盖棺论定，大学的使命正急剧地发生着变化。例如，这些变化包括资助来源从政府向产业转移、教授所作的政府工作和媒体新闻分析政治影响减小以及高等教育从大学大量向公司办的学校转移等等。人们一直企图有条不紊地估价正在发生的事情。当前大学出现的右倾倾向没有受到很大的干预（尽管林恩·切尼做过不太有效的努力），可能一个原因是那些掌权的人认为大学——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不再值得他们烦恼，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影响。他们可能认为，掌权的人只要控制了媒体，大学想教什么就可以继续教什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做些什么呢？我们应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并在理解的基础上采取有效行动呢？
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多少有些试探性。我有些同情斯坦利·费什对某些教授的斥责，这些教授认为他们的教学是用话语来从事政治，认为教学和学术写作在政治领域中也一样有效。情况可能如此，然而夸大大学教学和写作应有的政治力量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但是像目前一样站在一旁无所事事，在我们学科范围内继续教书，做我们在这儿所做的事情，是很困难的。就我而言，这可能意味着讲授《米德镇的春天》(Middlemarch)或《巴塞特最后的纪事》(The Last Chronicle of Barset)，而不太考虑此时此地阅读这些小说是否是件好事，是否真对社会有益。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未经选举而产生的总统统治的国家里。我们被卷入到永久的战争状态之中。领导人的政治辞令是一派谎言。经济状况很糟。我们的税收制度，特别是提出新的变化后，正在进一步加大贫富之间的差距。由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发起的，由三位著名社会科学家所作的严肃、合理的预测表明伊拉克战争将花费1.7万亿美元。我那天晚上从电视里听到“解放伊拉克人民”的呼吁，不用说这必然会造成许多伤亡，把他们解放到什么状态？由美军长期占领吗？花上百亿美元建造的导弹防御体系，没有几个科学家认为它会起作用。媒体使公众一直处于偏执狂和恐怖的状态中，因此在专家的分析和描述中，我们都得了心灵受创伤后的压力综合症。最糟糕的是，美国蔑视国际法，声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那些掌权的人判定我国的利益遭到了威胁，便要先发制人地发起攻击，这使我们成了世界上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最大无赖国家。正如我所说的那样，面对周围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很难视而不见，继续用传统非政治的方式教授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我不是在谈论我有义务拥有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是在谈论在教学或写作过程中这些政治观点应怎样成为我专业活动的一部分，现行政治应怎样成为《批评探索》的一个特征。（希利斯·米勒）
批评理论的四个阶段
理论的最初阶段是探索这个概念的内部结构、内部差异或分歧。这个阶段常被确定为结构主义，在这个阶段，各种概念显然是不自主的、相互关联的，既体现在内部，也体现在外部，它们的物质性是不可避免的；换句话说，在这个阶段中我们逐渐地认识到概念并非思想，而是词或许多词的群集。
在理论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有时被称作后结构主义，这一发现可以说变成一个哲学问题，即再现问题及其二难推论、辩证法、失败和不可能性。也许这个阶段的问题从词过渡到句子，从概念过渡到命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把所有其他哲学论点缓慢归纳其中的问题，这本身显示出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结构，没有人探访过其全部，但是有人从其塔顶短暂地凝视过全景，还有人标出了其部分地下掩体的位置。因此，再现的普遍论点今天仍在我们的讨论之中，也就是说构成了正常的理论科学和其日常的实践，并指导着无数我们称为文章的东西。
我认为理论的第三个阶段是一个新的、还没有进行全面探索的阶段，在这里原创理论仍在继续发展着。第三阶段是政治的领域，这一向是最衰退的学科、最枯燥乏味和最过时的那种哲学探讨的东西。由于闪电般出现了一种不同的哲学—理论的对立，这些旧的文本和人们研究这些文本的学术框架突然变得难以识别，即普遍和个别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因为它构成了一个问题，而是因为它即刻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新问题。然而这不是某种能够解决的问题，不是能辩证超越的对立，而是一套完整的、新的编码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前的东西现在都必须重新安装。在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斯宾诺莎和卡尔·施米特等神明人物的保护下，一种新的话语、真正理论性的政治理论出现了，经施米特“敌友”不可知论结构的重铸，最后在战争中找到了其终极的形式。或者至少应该说战争是揭示政治的最终变异；因为后者也是一种构建、一种陌生化、一种重写、一种用新的模型对具体生活的简化，所以我才求助于德勒兹图表化的观点（这是他在福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的，从政治上考虑意味着把陈述变为图表，把各种对立和相互交叉的势力的影响变得可见，把现实用图表表示为以权力为中心的运动和速度。这种图表使早期结构主义所沉迷的直观教具最终得以体现；这是摆脱思想，进入物质化新形式的最新方法。
我本人与这个新阶段有些疏远，因为我一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政治（政治让位于经济）的；因此我想预言一下理论的第四个阶段，到目前为止这个阶段仍处于地平线的另一端。这个阶段与创造共同的主体理论有关。因为它在理论上还不存在，所以我能为之找到的仍然是陈旧的词汇，如社会心理学的方案等。人们想制定总体的公式（甚至是图表），这些总体的公式至少像拉康为个体无意识所做的公式一样复杂。在近几年来的各种社会或集体的意象中人们肯定瞥见过这些结构。人们认为他者和他性(Other and otherness)最近在哲学上的影响多半是对这些现实进行的合乎伦理的简化（或许萨特作为批评家提出的某些建议除外）。针对这一点的特称命题研究同时还来自另一方向，坚定的后笛卡儿主义者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了全面规划共同现象的各种新方法。但是从这些可能中退却下来正是动物（人类动物）的本性；我们仍然不想听任何关于社会阶级的事情；而且像阿甘本(Agamben)赤裸生命的思想这样时尚的新理论马上被当作形而上或存在主义的陈述来阅读，更糟的是被用来证明作为一种零度，集体并不存在。但是谈论还不存在的领域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理论立足于现时
“为21世纪的批评探索制定议事日程……”，这正是我想要抵制的。不仅是因为我不想用市场分析预测商品未来的方式来推测批评和理论的未来走向，也不仅是因为我近视而无法看到未来几年的情景，我进行抵制的主要原因是我相信理论的机会总是在现在。我的意思是理论是思想的清晰表达，是对当前发表的看法，虽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理论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涉及物质、社会、性别、种族以及使主体理论化的知识史。在未确定的未来，理论可能被应用，也可能被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与诗歌或无意识一样是超越时间的。弗洛伊德的心理推测的确阐明了理论的超越时间性，其他人的著作也阐释了这个问题，我们用福柯的话把这些人称为“话语实践的创始人”，其中也包括他本人。换句话说，思想，不管有多么抽象，源自于象征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曾过于确定，而且易受偶然事件的影响。就其对现在的理解，即对世界上不可思议的东西的理解投入的程度而言，理论思想是政治性的。
当然，世界的现状在发生变化，理论也在变。到现在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我感到自己正在疏远女权主义理论、性别理论和同性恋理论等那些富于战斗性的批评理论，而过去我曾积极参与了对这些理论的表述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批评话语的流动中，自然对文化、理论对实践、实在论对社会构成主义的争论以及相关的“二元对立”争论，那些看似关键的时刻，都只是暂时的停顿，很快都被一种新的关注和另一个争论所超越。
在这些时期里，我是历史终结的幸存者。这个有效地杜撰的20世纪的西方历史，以及十月革命和随后的事件的历史：抵抗、独立、解放运动；自由的神话、社区建设和多元文化主义；变成全球化恶梦的自由网络空间的梦想等等。60年代后期以来的运动理论都是基于参与权力争夺的社会实践而发展起来的，以表达被抑制的知识为特征，如妇女研究、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研究、种族研究、后殖民研究、女权主义研究、同性恋理论、批评种族理论等，以及后来根据拉克劳的观点提出的、斯图亚特·霍尔称为“构连理论”(a theory of articulation)的东西。当时维系这些理论的希望在今天看来都绝望地陷入了新自由主义。现代西方反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武装斗争形式——理论化的实践，例如，上世纪70年代以及后来在意大利发生的“沉重岁月”(lead years)的作法，在我看来与袭击纽约双塔和其他西方国家纪念物的所谓恐怖主义在形式上同出一辙。它们同时存在。我认为现在世界之谜的答案就存在于似是而非的论点中：对推论、表述、理性化或协商的顽固的、无声的抵制与通过全球媒体进行即时沟通的技术同时存在；毁灭性的暴力行为像火山熔岩一样在整个地缘政治论的空间里自然爆发。这种暴力行为无论在集体还是在个体中，无论在贫困的、压制和控制的环境还是富裕的、文明的、管理有序的社会环境里都存在，并且在阳光明媚的礼拜天为和平而聚集起来的成千上万人的游行队伍中也存在。我只能想到这些。现在之谜之所以这样是由于我们的理论、话语和知识与表达的形式和方式自相矛盾。
地缘政治论对欧洲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我认为弗洛伊德在1919年左右提出死亡欲望假说绝非偶然。他做出这样的假定是用来解释那种重复强迫性冲动的症状，他在那些因饱受战争折磨而患神经官能症的病人身上观察到这种症状。这种症状没有描述，仅属于最初阶段，没有心理上的样本，或者我们可以说，没有移置。在每个有机体中，在持续的抵触中，与之共存的还有伴随一切文明的利弊的生命欲望，这些欲望竭力保留生存的本质，把它塑造成更大的物质和社会元素。人们一直认为已故弗洛伊德的原始（自我）毁灭欲望假说重新构建了一个有活力的精神领域，把“无束缚的极端倾向”（拉普拉什，Laplanche）、即弗洛伊德最初与性欲联系起来的那种瓦解性、非文明的力量，归咎于死亡的欲望。
在整个心理分析理论中欲望的理论可能是最有争议的领域，争论的焦点是欲望生成的位置：是在生物的有机体中内生的，还是天生具有的？抑或语言和文化的后天产物？位于身体内部，还是作为话语的影响在心理构成中产生？人们可能会认为提出这种非此即彼看法是没有抓住其要领，因为心理的概念恰恰是破除躯体和头脑之间的类型区别。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打算坚持弗洛伊德思想中基本的正反感情并存态度，在一段时间里继续遵循他超心理学中遭人诅咒的“生物化”观点。像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一样，巨大的地缘政治创伤以及技术、认识论和性行为上的变化不定是我们时代的特征。
我对《批评探索》提出的挑战性建议是，现在可能是让人类科学重新思考主体性、物质性、话语性、知识的问题、反思后人类的“后”的涵义的时候了；这是打破保存概念模式的储蓄罐、在所有理论应用中重新安装不确定性的时候，首先要从文化和其诸多“变形”：语言、话语、治疗和伦理等所有你能想到的文化入手。这会使我成为（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幸存者或叛逆吗？而我对理论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时代形成和成熟的。或许没有烦恼和背叛的隐痛就不可能有幸存。或许只有背叛才能导致对他者的理解和对现在的另一种认识。但是别问我怎样或是什么的问题，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特雷萨·德·劳拉蒂斯）
没有毕加索的鲍威尔
2月5日，当科林·鲍威尔到联合国阐述对伊拉克开战的理由时，安理会入口处展示的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被人奉命用一块蓝布遮盖起来；后来又在上面盖上了安理会的旗帜。据联合国的外交官员们说该画可能会发出过多“混杂的信息”；莫林·多德嘲讽道，“以尖叫和被残害的妇女、男人、儿童、牛、马为背景，鲍威尔先生不能在摄像镜头前很好地诱惑全世界去轰炸伊拉克。”
这种掩饰的行为说明了什么？说明白宫形象控制所达的范围吗？说明联合国官僚们提早就屈从了吗？说明艺术的力量吗？说明现代主义会持久对人产生冒犯吗？或许上述所说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仔细考察一下。显然在安理会展示的“格尔尼卡”不是原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原作已由现代艺术博物馆还给西班牙了。它也不是佯装原作的复制品，而是一幅挂毯复制品。我们从《纽约时报》得知，它是由纳尔逊·洛克菲勒捐赠的。在瓦尔特·本雅明所标识的运用技术手段进行复制的时代里，艺术品的光晕已经褪去，这里产生的问题似乎不再是原作和其批量生产的复制品之间的对立。其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绘画复制品并不是大规模生产的。它是独一无二、由私人订制的。它把毕加索创作的形象转到另一种材料上，这种材料有中世纪的含义，现代主义词典可能会把这个作品归于拙劣的装饰品一类。人们可能会认为，不管怎样，由于“格尔尼卡”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现代主义作品所具有的象征价值，特别是由于“格尔尼卡”是一种与进步政治相结合的现代主义作品，因此这件物体的文化声望便产生了。
按通常理解，我们可能会在艺术史学科内这样来考虑这件事的影响。然而，一旦我们从媒体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就会出现另一些使这种考虑复杂化的问题。这一事件发生的场所是什么，其存在的情态是什么？它是怎样出现和传播开来的？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是什么？至于这幅画是否应该在无媒体关注的情况下被掩饰还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联合国机构和其先驱“国际联盟”是全球化的现代性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技术性大众传媒和其工业化的公共领域不上升到主导地位，这种现代性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们涉及的是一个材料的转换问题，从手工艺人的挂毯这种媒介，通过布和旗帜的双重遮掩，转换到电视、摄影新闻和因特网等媒介。这种转换不仅仅是因为挂毯是其他媒介附加的或背面的东西，而是因为它是记者招待会的背景，才被掩盖起来。由于联合国传统、议会式的公共领域与产业的传媒宣传之间的联系，公共领域在大规模、全球范围内都能被看见，因此这种转换使人们虽然看不到毕加索的战争、死亡和遭受痛苦的形象，但同时也把这一切变成了虚拟的。
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标记，正如卓别林是现代艺术的标记一样，他们都为人们所熟悉，虽然这些人从未看过前者的绘画或后者的电影。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赞美高雅和低俗差别的消失，但没有作充分的解释；无可否认以后大众媒体左右的现代主义艺术将发生改变，但是其感召力却不一定会被削弱，显然，至少不会被对“格尔尼卡”进行双重掩饰的那股否定它的力量所削弱。（米里亚姆·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