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夕阳——晚年孙犁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夕阳论文,孙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8年春，在“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抗日烽火中，孙犁走上了革命文学之路，至今已近六十年了。人们趋向于把“文化大革命”前的孙犁称作“老孙犁”，而把“文化大革命”后的孙犁称作“新孙犁”（注：参见滕云《孙犁研究新声息——孙犁创作学术讨论会随想》，《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文化大革命”后已进入晚年的“新孙犁”在很多方面对“老孙犁”有重大的发展和超越；然而“新孙犁”又表现出许多自我难以摆脱的思想局限。这是一位在晚年充满矛盾和痛苦的文学老人。作为一轮正在沉落的夕阳，它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壮美而又苍凉的风景。
“陋巷”里的文学大师
1976年12月7日， 孙犁创作了他“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篇作品《远的怀念》，开始了他创作的新时期。从1979年至1995年，孙犁先后出版了《晚华集》（1979 ）、 《秀露集》（1981 ）、 《耕堂杂录》（1981）、《澹定集》（1981）、《尺泽集》（1982 ）、 《远道集》（1984）、《老荒集》（1986）、《陋巷集》（1987 ）、 《无为集》（1989）、《芸斋小说》（1990）、《孙犁新诗选》（1991）《如云集》（1992）、《曲终集》（1995）等作品结集约一百四十余万字。这些作品，大都是在他居住过三十多年的多伦道天津日报社家属大院中写出来的。这个大院，原是达官贵人的一座别墅，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地震，已变为“断壁颓垣，满地垃圾，一片污秽”的大杂院。所以孙犁把这时期的作品称作是“陋巷里发出的弦歌”。
“新孙犁”承继着老孙犁“文学要真诚”的信念，创作了大量纪实性小说和回忆性散文。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深深怀念着往日的战斗岁月；同时，又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种种丑恶现象以及当前人性恶的多种表现，进行了带着血痕与泪痕的揭露与批判，风格沉郁而又冷峻。由过去写“美的极致”，到今天写“邪恶的极致”，进一步体现了孙犁现实主义的完整性与彻底性，标志着他的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深化。
“新孙犁”的大量文论和书论著作尤为引人瞩目。这是他对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所走过的创作道路进行思索的结晶，也是他对从古至今文学发展史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特别是他的以现实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文学观，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全心全意，始终不渝地热情鼓吹与执著坚守，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而且将继续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新孙犁”通过《读作品记》及大量书信，与一大批青年和业余作者进行广泛的交往，并为他们作了许多“引导、打杂和清扫道路的工作”，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着文艺苗圃里的幼树新花，为壮大我国的文学新军竭尽了辛劳。特别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实践着人品与文品相统一的准则，置身于官场与名利场之外，在当代作家中成为一种有巨大影响的道德力量。
晚年的孙犁潜心于中国古代典籍的搜求、珍藏和钻研。他发表的一系列读书记，纵论古今是非，臧否历史人物，阐发人生哲理，比较版本优劣，考证史料真伪，多有真知灼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
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孙犁的创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以《荷花淀》等作品为代表的四十年代中后期；第二个高峰期是以《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作品为代表的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第三个高峰期是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即孙犁的晚年期。晚年孙犁的创作是一次飞跃性的发展，更准确地说，是一次思想的飞跃。他把自己大半生中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经过思想与感情的冶炼，最后都熔铸在上面提到的十多部作品集中了。由此，孙犁完成了从作家的孙犁到思想家的孙犁的转变。孙犁前两个时期的创作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而他后一个时期的创作成果，则使孙犁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
文学大师不是吹捧、炒作出来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对一种客观存在的命名。作为一位文学大师，他应当具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与深厚学养；他应当有足够数量的，而且可堪称文学精品的作品；更重要的，他的思想与创作在社会与文坛上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孙犁作为一位文学大师当之无愧。孙犁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战士，是一位创作了大量经过历史严格筛选而能传世的作品的作家，是一位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的园丁，是一位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有重要建树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对哲学、史学、美学、新闻学、文献学等有着丰硕著述的学者。像他这样集战士、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学者于一身的人，在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孙犁是一面不褪色的文学旗帜， 也是一面不褪色的人格旗帜。 孙犁不仅属于昨天和今天，而且属于未来（注：参见拙作《〈孙犁代表作〉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孙犁的“弦歌”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有研究者指出：孙犁晚年的散文，“鲁迅之后，无出其右者”（注：曾镇南：《孙犁散文研习录·开篇》，《作家》1990年第1 期。）。结论不无可商榷之处，然而它却传达出中国文学界期望重新评价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重新为他定位的明确信息。
长空中的一只孤雁
晚年孙犁的思想发展以1995年为界可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
孙犁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遇到了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他情绪振奋，欲有所为，当“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有一次文学界的一位领导问他：“你看破红尘了吗？”他说：“没有。我红尘观念很重，尘心很重……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注：《文学和生活的路》，《秀露集》第129页。）他还以受伤坠沙的飞鸿， 正在作茧的春蚕，即将消逝的流星作比，要“振翅飞于云中”，“摇头奋体以吐余丝”，“摇曳其余光，以炫众目”（注：《〈耕堂杂录〉后记》，《耕堂杂录》第139—140页，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他的确这样做了。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人际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激烈。在文学领域，在新潮迭起、新人辈出、一片繁荣的背后，也暴露出许多不容忽视的新问题。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孙犁产生种种困惑。他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十分不满，对文坛的现状常常表现出一种愤慨之情。他认为现在“社会日恶，人心日险”（注：《书衣文录》，《如云集》第288页。）， 为此他忧心忡忡。这种心态，使他逐渐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而更深地躲进书斋和沉入到自己的心灵之中去。
当然，这时的孙犁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封闭与孤独。他自己也说：“我目前的状态，在别人看来是孤独寂寞，我自己还没有什么太寂寞的感觉。”（注：《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如云集》第128 页。）他在1991年8月写的《文集续编序》中表示：“ 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注：《曲终集》第54、212页。）这期间， 他又写了《庚午文学杂记》、《文事琐谈》、《文场亲历记摘抄》等一批尖锐又富于激情的文章，表达了他对周围世界的关注和介入。
1993年5月，孙犁因患病动了大手术。手术很成功， 病后恢复也快。孙犁的心情少有的好，他又开始读书写作了。1994年3月， 他一鼓作气写出了八千字的长篇论文《读画论记》。这种精气神儿和写作效率，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1994年3月29日， 他在《甲戌理书记》中写道：“呜呼，大难不死，生平多次，上天既不厌其生存，自当努力，使之有所辉照。”（注：《我的经部书》，《如云集》第147页）
1995年春节，我和几位朋友去给孙犁拜年。他当时兴致很高，即席给我们朗读了他刚写完的《〈曲终集〉后记》，这是很罕见的。当时，听到他那宏亮的声音，看到他那兴奋的心情，我们都感到孙犁实际上是“曲终”而情未了。
然而1995年下半年，情况却发生了逆转。
从1995年5月开始，孙犁因泌尿系统、消化系统等疾病， 连续几次住院治疗，虽然都顺利地治愈出院，但不知为什么，他的精神、状态却突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他不再读书（书原是他“生死与共之物”（注：《曲终集》第54、212 页。））；不再写作（他曾说过：“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写文章”（注：《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如云集》第128页。））；不再接待客人（包括很熟悉的朋友）； 他甚至不拆来信，更不回信。他不理发、不刮脸，每天对着天花板枯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孙犁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了。我们不能接近他，更无从确切了解他思想情感变化的来龙去脉。我们只能根据一些材料作一些臆测了。
第一，这可能是他的孤僻性格的悲剧性发展。由于生理与心理等诸多原因，使孙犁从少年时代起就表现出性格内向的特点。他不愿接触人，不习惯于宏大的、热闹的、群体性的场面，而喜欢宁静、沉思和独处。这种性格伴随了他一生。到了晚年，长期独身的生活，促使他这种性格愈益显示出某种偏执性，甚至他同家人都很少交谈。1990年9月， 孙犁为儿子孙晓达书写了一张条幅，引用的是东方朔的一句话：“崛然独立，愧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徙。”从中可窥见孙犁今日之心迹。
第二，不间断的疾病的折磨，使孙犁明确地意识到终期的临近。即使是熟知天命、人命之人，当面临死亡的时候，也不会彻底的达观与从容，对生的留恋与对死的恐惧均是情理中的事。1987年，孙犁已开始作着与人生告别的准备（注：《告别——新年试笔》，《无为集》第47—53页。）。他感到自己“欢情已尽， 生意全消”（注：《记春节 》，《如云集》第58页。）。
第三，人生的幻灭感。社会风气的龌龊，文坛的“乌烟瘴气”，疾病的折磨，亲人与故人的逝去，都使孙犁产生一种理想的幻灭感，回天无力的无可奈何感以及生活无意义的虚无感。1992年12月4日， 当他接到出版社送来的文集珍藏本时，一方面为这部“印刷精美绝伦的书，装饰富丽堂皇的书”异常兴奋，同时又很难过，“使人难过的是：后半部（指近些年的作品——引者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听不见呼唤”（注：《题文集珍藏本》，《曲终集》第315—316页。）。他不无感伤地说：“我的一生，残破印象太多了，残破意识太浓了。大的如‘九一八’以后的国土山河的残破，战争年代的城市村庄的残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的残破，道德残破，个人的故园残破，亲情残破，爱情残破……”（注：《残瓷人》，《曲终集》第37页。）在1995年1月29 日写的一则理书记中，他表达着同样的感慨：“故园消失，朋友凋零。还乡无日，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艰，痛遭逢之匪易。隐身人海，徘徊方丈。凭窗远望，白云悠悠。伊人早逝，谁可告语。”（注：《甲戌理书记》，《曲终集》第276页。）
第四，文事的纠缠造成他极大的痛苦与烦恼。1992年，孙犁在给贾平凹的一封信中，对一位“名家”文章中语法不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遭致“名家”连续三年的无止无休的反击。“名家”出言不逊，嘲笑孙犁是“九斤老太”，已是“下楼腿软，迎风流泪”、“一饭三遗矢”的年纪了，早该“闭嘴”、“回家”了，但仍“死盯着文坛”，云云。这已不是正常的文学争论，而近于人身攻击了。“名家”的有些文章还故意拿到天津的一家报刊发表，此事对孙犁刺激很大。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名家”进行了反驳（注：参见《曲终集》中《病句的纠缠》、《当代文事小记》、《文场亲历记摘抄》、《我和青年作家》、《反嘲笑》等文。）。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这件事在孙犁的心中造成的伤痛，他甚至认为，面对今日的卑鄙与丑恶，早死也是一种“幸运”（注：《反嘲笑》，《曲终集》第132页。）。
第五，突然的感情刺激。孙犁感情“容易激动”（注：孙犁在《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中承认：“我神经方面不太健康，有时失眠，容易激动，容易恼怒，这都是神经系统的毛病。”《如云集》第107 页。）。近期，他是否同亲人、朋友、战友、同窗或身边的人发生了什么纠葛，从而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大动荡？
第六，在沉默中告别人生与文坛。该写的写了，该说的说了，所以他不再写作，不再对现实发言，不再介入文坛论争。人老了，“曲终”了，似乎一切都该画一个句号了。希望一切都在平平静静中结束。他把这样做戏称为“就坡下驴”。
孙犁走向了完全彻底的孤独。这不单指的是空间意义上的孤独（与外界隔绝的孤独）；也不仅仅是感情的孤独（即得不到他人温爱与呵护的孤独）；这是自己的事业、思想、情感都得不到他人理解的精神的孤独；是对现实与未来不再关注、不再参与甚至不再期待的灵魂的孤独；这是由幻灭和空虚引起的完全彻底的孤独。他真地成了长空里的一只孤雁。
孙犁讲过：“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到了晚年，常常变得消极甚至虚无。”（注：《小说杂谈·佳作产于盛年》，《尺泽集》第103 页。）这一“规律”，难道真地在孙犁自己身上得到了应验吗？
其实，孙犁是反对虚无主义的。他在给一位青年作家的信中说：“作家没有理想，就常常走到虚无主义那里去。虚无主义本身又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人生的理想，只能导致作品和作家的沉落。历史上，很多有奇异才华的作家，就是在这个深渊里消失了。虚无主义不能成全作家。”（注：《谈文学与理想》，《老荒集》第40页。）他还告诫自己：“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注：《〈书衣文录〉拾补》，《陋巷集》第281页。）。现在他自己竟走进幻灭与虚无“这个深渊” 里来了。或许这正是孙犁的一种矛盾，一种宿命！
晚年孙犁的矛盾心态
从“老孙犁”到“新孙犁”又到今天走向完全封闭与彻底孤独的孙犁，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题目。
孙犁是深刻的。孙犁对于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与流派、文品与人品、官场与文场、编辑与出版、文学批评、新人培养以及小说、散文的写作等诸多问题，都发表过精辟独到的见解。他的许多文学观点和主张，无疑将成为传世的经典之论。
当然，孙犁也有他的局限。特别是面对改革开放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崭新的世界和在转型期的阵痛中所迎来的全新的世纪，晚年的孙犁有许多不理解、不适应。这种不理解，不适应体现在他的某些文论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片面与失误。
第一，某些需要调整的价值观念
对于传统的农业文明与现代的工业文明，孙犁的感情倾向是很鲜明的。他认为，“农村是个神秘的，无所不包容，无所不能创造的天地”，农村是“文学的热土”（注：《文学和乡土》，《老荒集》第94页。）。“在农村，是文学，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够自由驰骋的地方。我始终这样相信：在接近自然的地方，在空气清新的地方，人的想象才能发生，才能纯净”；而大城市，“人口太密，互相碰撞，这种想象难以产生，即使偶然产生，也容易夭折”（注：《谈铁凝的〈哦，香雪〉》，《远道集》第114页。）。
孙犁每谈到城市，总是掩饰不住自己的厌恶之情：“我是绝对走不出这个城市（指天津）了。一想到这里，就如同在梦中，掉进无边无际的海洋一样，有种恐怖感，窒闷感，无可奈何感。”（注：《致山西杨栋》（一），《陋巷集》第268 页。）孙犁这种绝对地肯定传统农业文明而否定现代工业文明，其偏激是显而易见的。他对城市的姑娘与农村的姑娘，城市的小贩与农村的小贩，一贬一褒，态度分明。他甚至认为城市的猫与农村的猫都有很大的不同（注：参见《鞋的故事》，《陋巷集》第44页；《小贩》，《陋巷集》第68页；《猫鼠的故事》，《远道集》第46—49页。）。这已是荒谬的了。
对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孙犁的有些看法也值得讨论。在战争年代，面对强敌，万众一心，生死与共，公而忘私，确实创造出一种“美的极致”。但却不能由此把和平建设时期的人与人的关系看得一无是处，认为解放战争后，作家进入大城市，“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创作危机的开始”（注：《小说杂谈·小说与时代》，《尺泽集》第95页。），在战争年代，“每天只是三钱油三钱盐，文人拿笔写点稿子，哪里还能给你什么稿费？而进城以后，“不分贤与不肖”，都开始“争名夺利”（注：《芸斋琐谈·谈名》，《尺泽集》第133—134页。）。
时代不能总是停留于“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在和平建设时期，承认更多的个人权利，更多的物质利益，更多的自由空间，这就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我们不能完全拿战争年代人与人的关系去衡量和要求和平建设时期人与人的关系，更不能认为战争年代“人人思义，人人忘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好人”，而今“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不折不扣的小人”（注：《风烛庵杂记》，《无为集》第93页。）。这种结论未必切合实际。
孙犁对商品经济的看法尤为激烈。他认为，“当前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引发产生的个人第一，急功近利的意识，以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注：《庚午文学杂记》（一），《如云集》第181、187页。）“写作为的是金钱，编辑为的是金钱，出版也为的是金钱。文艺工作的关系，一下变成了金钱的关系。变成了交易所，变成了市场。”（注：《庚午文学杂记》（一），《如云集》第181、187页。）我们固然不能回避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市场经济是“罪恶的渊薮”，还是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其实，通过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的现实，这一问题的答案已不言自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渗入商业化的因素有更为复杂的情况，所以对于文学商业化这把双刃剑要作具体分析。把市场经济下的文坛看得一团糟，是不公平的。
孙犁十分强调时代对作家的制约作用，这是一条真理。但是时代是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每个时代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每代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历史已证明是正确的观念和优秀的传统；同时，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修正和转变自己的一些不适时的观念。这样就会少一些激情，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责难，多一些宽容。
第二，一些需要更新的思维方式
孙犁在思维方式上有辩证的一面（可参见他对许多历史人物及作品的评价），但也有偏执的一面。他曾说，在过去，“文学方面，非左翼不读”；那么今天，则是非现实主义的作品不看。甚至他不愿将自己的名字同所谓“新潮”作家的名字排列在一起。他要求文学绝对地纯洁、纯粹，而不允许容纳任何的杂质和污垢。这种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孙犁在认识上出现了种种偏颇。
首先，他对当前文艺形势的看法是不够客观、冷静的。以实践来检验新时期的文学，我们看到，新的作品无计其数，新的作家大量涌现，新的文学思潮流派层出不穷，而且在此基础上，确实出现了一批有艺术震撼力的优秀作品和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在文学发展中，虽然曲折起伏，问题不少，但总的来说，文艺是繁荣的。比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十七年时期，甚至是三四十年代，文学是大大地发展了，而且已走向世界。对此，文学界老前辈如茅盾、巴金、冰心等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大多数作家、评论家以及广大读者，对此也都有着共识。
而孙犁眼中的文坛却是混乱与衰败的。在谈到文学创作时，孙犁说：“贩卖旧货，以为新奇，实今日文坛之特点。今天一个突破，明天又一个突破，还是那些老调重弹。今天一个里程碑，明天一个划时代，后天一个起八代之衰呀，大后天又一个英雄时代的典型呀，到头来，叫喊者自己，也忘了他究竟喊叫的是什么货色了。”（注：《致韩映山》、《老荒集》第237页。）所谓“探索作品”，“并不新鲜， 不仅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而且并没有任何进展之处，只是抄袭了一些别人身上脱落的皮毛”（注：《读作品记》（五），《澹定集》第36—3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他甚至认为近日中国文坛“流氓浅薄之作甚多”（注：《理书三记》，《曲终集》第247页。）。
孙犁对文学批评也很不满意。他认为：“近年文论，只有两途：一为吹捧，肉麻不以为耻；一为制造文词，制造主义，牵强附会，不知究竟。”（注：《读画论记》，《曲终集》第143 页。）他称文学理论与批评已退化成“文学玄学”（注：《 谈作家素质》，《陋巷集》第147页。），读来空洞无物，浪费时间，不如翻字典多认几个字（注：《风烛庵文学杂记》，《无为集》第95页。）。
对于作家队伍的状况，孙犁甚为悲观：“当今之世，有文士焉，本无经历，亦乏学识，著书立说，不为社会效益着想，不为读者身心立意，空设玄虚之境，念念巫祝之辞，企图惑群招众，成立流派，自封教主，亦近狂矣。”（注：《买〈宦海指南〉记》，《无为集》第144 页。）他尖锐地批评道：“即使已进入文艺圈的人，也多已弃文从商，或文商结合。或以文沽名，而后从政；或政余弄文，以邀名声。因而文场芜杂，士林斑驳。……文艺便日益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注：《记邹明》，《如云集》第54页。）
无可讳言文坛的许多缺失与某些文人的堕落，但却不能以偏概全，模糊了对文学形势主流的认识。正如孙犁自己所说的那样：“应对前景乐观，不应以泥沙泛起，鱼龙混杂，而疑江河澎湃之势，冲击之力。腐草朽木，浮萍野鹜，终有被淘汰澄清之一日。久处湖海，惯游江河者，固无须望而生畏，更无须悲观也。”（注：《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无为集》第174页。）
其次，孙犁对于文学的实验、探索与创新也有他的看法。孙犁很不赞成一些作家借鉴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认为创作上的所谓“现代化”，“脱离现实，没有时空观念，动物本能描写，性的潜意识，语言粗野，情景空幻。这样的文艺作品中国人是不习惯的”（注：《文林谈屑》，《陋巷集》第157 页。）。所谓“革新”诗（指朦胧诗为代表的新诗——引者注）“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注：《读柳荫诗作记》，《尺泽集》第150—151页。）实际上，他对文学的实验与探索采取了一种否定和排斥的态度。
文学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始终处在流动的状态，它要不断地超越旧的和创造新的，这样才能不断地更新、发展和前进。作为老一代作家的孙犁，更应以长辈的慈爱、宽容的胸怀对待后来者。既要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创作中的问题（就像八十年代初他所写的《读作品记》一样），又要充分肯定他们所从事的多种严肃的文学实验与探索，而不应在他们的旁边，一味地挑剔与责备，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路闷棍横扫下去”（注：《致卫建民》，《曲终集》第320页。）。
再次，孙犁对一些文学现象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辩证的思考。比如关于“复杂的性格”论（注：《文林谈屑》，《远道集》第145—147页。），作家的学者化（注：《作家的文化》，《曲终集》第135 页。），作家需要多副笔墨（注：《芸斋短简》，《远道集》第199 页。），通俗文学（注：《芸斋琐谈》，《陋巷集》第79—85页；《谈〈腊月·正月〉》，《陋巷集》第177—178页；《再谈通俗文学》，《陋巷集》第180—185页。），文学流派（注：《答吴泰昌问》，《澹定集》第4—6页。），比较文学（注：《小说杂谈》，《尺泽集》第98—99页；《〈李杜论略〉读后》，《尺泽集》第180—182页。）等问题，都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存在着充分的讨论余地。而孙犁似乎未能看到这些理论与提法的复杂性质，未能把它们放在全部中外文学发展史中去作全面考察，就作出了否定性的结论，显得有些简单化、绝对化了。
另外，孙犁对诸如电报约稿、文学笔会、宾馆写作、同题小说、头条小说、文学评奖等，也都提出了批评（注：参见《文林谈屑》，《远道集》第134、147、149页； 《文林谈屑》，《陋巷集》第150 页；《谈头条》，《无为集》第62页； 《我观文学奖》，《曲终集》第125页。）。其实上述现象是在新形势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出版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活动方式、运作方式，虽然还不尽完善，但也不应完全否定。
总之，如何以求实的、发展的、开放的、多元的、辩证的思维，代替主观的、僵化的、保守的、单一的、绝对化的思维，所有当代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都面临着必要的调整与新的选择。
孙犁带着无尽的伤感和忧愤在孤独中度着他的晚年。他在自己最后一本作品结集《曲终集》的《后记》中写道：“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这既表达了一位老战士对自己力量和价值的自信，又透露了一位文学老人“荷戟独彷徨”的悲凉。
当我面对正在沉落的如血的夕阳，心潮难平。它给我们留下了辉煌的照耀，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1997.10—11初稿，1998.2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