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陈独秀论文,贡献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5)01-0016-06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对陈独秀这一历史人物的政治定性固化及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有待恢复，针对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成果甚少。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之闸门，实事求是又渐成学术研究的学风精髓，一些高校和科研部门先后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专门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批收录陈独秀文章、书信和诗稿等资料的书籍解禁出版，尤其是随着90年代一大批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档案被俄罗斯解密，一系列关于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于世，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建党的历史贡献重新得到肯定。近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骤热，陈独秀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也遂引起学术界关注。这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而本文则基于大量史料，通过对陈独秀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中国、缔造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并在逐步提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国情认知水平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做进一步细化分析，突出陈独秀推动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中共一大以后，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至二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中国化，从“初步中国化”也即初始阶段的、不完备的中国化视角审读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之前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一、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首要前提是马克思学说传入中国。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已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但从传播学的角度讲，这一时期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是零星的、片段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真正广泛传播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十月革命促使了中国先进分子新的觉醒。在此之前，一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羡于法兰西等西方制度文明的民主共和，开始打破旧统，高擎起“民主”“科学”之大旗，以图通过新文化运动唤起国人的思想觉醒，最终达到“建设西洋式新国家，组织西洋式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1]148之目的。陈独秀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尽管新文化运动仍以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但这场潮流激荡般的思想启蒙运动撼动了封建思想枷锁对国人头脑的禁锢，为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1917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的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镜鉴。十月革命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真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倏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由慢变快。1919年7月25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加拉罕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言苏联第一次对华《加拉罕宣言》。该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协约国所缔秘约，把旧沙俄政府掠夺中国人民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对中东铁路之一切要求。尽管《加拉罕宣言》是苏俄在政权未稳之时为稳定边境而采取的策略性的、后来并未兑现的措施，但《加拉罕宣言》无疑加大了中国人对苏俄的好感和对俄国革命的关注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因此得到极大提升。之后许多怀救亡图存之抱负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始把目光从西方转向近邻俄国，开始变师学西方为师学俄国，开始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审视中国，思考中国之命运。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就以此为形成之起点。经济、文化同中国一样落后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命力。中国社会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研究、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陈独秀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之一。 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始自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1917年4月1日，他曾在《新青年》3卷2号发表论及俄国革命的文章《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认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故而表示“祝其成功”[1]197。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在1919年2月9日发表于《每周评论》的随感《公理何在？》中，对被称为过激派的布尔什维克表达了同情；在这年4月20日发表于《每周评论》的随感《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里，陈独秀对十月革命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若得英美两国承认，“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像18世纪的法国政治革命和20世纪俄国社会革命一样，尽管时人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1]381。不过此时的陈独秀对十月革命尚存犹疑，这年4月6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短文《纲常名教》指出已盛行了的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致俄、德和匈牙利成为共产党的世界，东方恐也马上流行这种风气。但认为这种风气一定传不到中国来，即便来了也可用“纲常名教”四个字轻轻挡住[1]373。原本对欧罗巴近世文明称羡有加、以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追求目标的陈独秀，由于作为“一战”胜利方的中国却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被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强迫接受新的丧权辱国条约，遂对英美法帝国主义所抱幻想破灭，渐转而拥护俄国十月革命。他1919年12月1日在《新青年》发表短文《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比较明显地表示了对被列强污蔑扰乱了世界和平的过激派布尔什维克的赞同。 陈独秀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渐成为五四运动之号角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多达130余篇。创办于1918年12月的《每周评论》前25期也由陈独秀做主编(自26期起由胡适接任)。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期在“名著”一栏内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后面属于纲领的一段译文，约1000多字，但标题是《共产党的宣言》。该刊为译文加注按语。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按语认为该宣言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每周评论》前25期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该刊和《新青年》一道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建设运动转为政治运动的一个拐点，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共同催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而陈独秀堪称五四运动的旗手，毛泽东曾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2]，“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3]294。 继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十九人秘密组织发起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地研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不久，1920年5月陈独秀于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俞秀松、沈玄庐、刘大白、沈仲九等人应陈独秀之邀参加该会，该会成员积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年陈独秀还主持出版了标志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劳动节纪念号》(《新青年》专刊)。此间陈独秀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在1920年9月发表于《新青年》的《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将资产阶级民主解释为资产阶级专政，并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战争争得劳动阶级的权力，才能避免“德莫克拉西”成为“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4]9。该文是陈独秀从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此一时期陈独秀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嘱托陈望道全文译出《共产党宣言》并亲自和李汉俊校对译稿。陈独秀所做的这些工作极大地推进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 二、创建政党培养干部，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之推动力量 中国共产党这一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一个谁来使其中国化的问题，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担当，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而陈独秀恰如毛泽东所评价的，“创造了党，有功劳”[3]294。毛泽东自认为他这一代人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一代人的学生，并说(陈独秀领导的)“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3]294，他肯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些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五四运动警醒的人，由陈独秀及其周围的一群人集合起来才成立的政党[3]294。毛泽东对这一时期陈独秀贡献的评价是客观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深为《新青年》和五四运动所感染的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了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中的不少人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阮啸仙等，先后成为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者或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领导者。 1919年1月，陈独秀于《每周评论》上发表名为《除三害》的文章，认为中国政治得清宁之日子的前提是除去“军人、官僚、政客”三害。而除“三害”之途是社会中坚分子出面组织“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有政见的有良心的”政党，“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1]325-326。尽管这里陈独秀未能说清楚他意中政党的性质，但陈独秀的这些述论说明他较早地认识到了建立政党之必要。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渐趋成熟。陈独秀等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筹备建党。十月革命后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和组织的重要孕育期。在这一时期，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及在法国、日本成立了8个共产主义小组，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而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陈独秀领导下、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完成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创办了《劳动界》(国内第一个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伙友》等刊物，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注重向工人群众宣介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刊文《对于时局的我见》，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表明对时局的态度，并声明中国的社会党(也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也有当事者张申府回忆李大钊提议该组织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无异议——作者注)要与绝对否认政治的无政府党及利用资产阶级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4]11-12。11月，陈独秀草拟《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无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无阶级及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还阐明了分两步，通过第一步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第二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一个新社会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并且在分析阶级斗争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通过阶级斗争取得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这些工作为全国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地方组织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成为成立全国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后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利金(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在1922年5月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客观评价了上海小组和陈独秀在建党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中心组，而且也因为有陈独秀同志参加。”[5]88“中共建党之前，已建立的国内6个和国外2个共产党组织，都与陈独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6]因其在建党过程中的重要贡献，陈独秀被称为“中共创建的最大功臣”[6]实不为过。 肩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领导下积极投入实际斗争。1921年9月，由陈独秀、李达和张国焘组成的中共中央局将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确立为中共的首要任务。随着斗争的深入，并由于党组织积极出版发行书刊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党的影响也逐渐增大，至党的二大前夕，党员数量已达195人。中共成立以后投主要精力于领导工人运动，并兼行领导青年运动和开始关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1921年8月，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相继在各地建立分部，领导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身份出席并指导大会，大会宣告信仰马克思学说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中共成立初期党创办《妇女声》杂志，开办平民女校，“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暝中的晨鸡”[4]167，通过该平台宣传教育提高妇女觉悟、培养妇女运动骨干。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总体上不甚重视农民运动，但亦有所关注，如1921年9月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在浙江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农民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再如后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澎湃1922年6月回到家乡广东海丰相继发动海丰陆丰惠阳农民运动，影响甚巨。在斗争实践中，一批早期中共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得到提高。革命队伍的愈益扩大、素质愈益提高意味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主体的不断壮大。 三、顺应时代要求进行理论探索，初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时代的要求，具有客观必然性。其客观必然性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不是区域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观察和研究全人类全世界而非仅仅是西欧的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创立的，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7]，其世界观“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8]194，源于实践的理论升华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超越实践本身的前瞻性，因而能够以其对时代的普遍性、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把握去反思、规范和指导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整个世界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理论，它所提供的是全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坐标，所以它的基本原理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从而它可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指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还表现在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掠夺，堵塞了中国资本主义正常发展之途；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急剧暴露出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缺陷和制度弊端，也令企望以资产阶级新文化取代封建旧文化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志士们倍感失望，“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9]。所以苦寻救亡图存出路却屡遭挫败的中国先进分子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与启示从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及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较准确把握和历史的必然。但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主要是以苏维埃俄国为中介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与俄国革命实际和俄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了俄国特色，那么“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经济文化社会等与俄国有异的中国的革命，如列宁所说的“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8]359-360，其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和文化特质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恰好具有因时因地制宜的要求，如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0]15，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0]15。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顺应时代要求的客观必然性，又有理论本身赋予的可行性。 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作为先导。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幼年的党面临的是极其复杂的形势，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种种理论困惑亟需加以解决，就如瞿秋白所指出的：“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急切地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11]因应中国革命实践的急迫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作为一个长期动态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而自中共成立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初步飞跃的中共二大这一时期可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阶段，在此阶段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渐深化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知，初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境界，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第一，中共一大以后，陈独秀逐步正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之关系。中共成立后的次月，陈独秀给蔡和森回信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4]157，他进而提出“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4]157，“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4]157，“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4]157。陈独秀对马克思学说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阐释，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陈独秀1922年5月5日在于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归纳出了当时中国人所最缺乏的马克思学说和行为的“实际研究”和“实际活动”两大精神，强调研究马克思之学说，“不能只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4]178。这就明确提出了将马克思学说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而如果没有这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1922年7月1日在休刊前的最后一期《新青年》(第9卷第6号)，陈独秀发表长文《马克思学说》，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劳工专政四个方面根据自己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分析，这有助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 第二，陈独秀在理论探索中逐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目标和应联合的对象。1921年9月，陈独秀在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9卷5号发文对即将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太平洋会议(或称华盛顿会议)的可能结果进行预测分析时，基于资本私有制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借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的认识，预测太平洋会议关于中国命运的结果必然要么是“中国或将被列强分割而压迫，或不被分割而受列强共同的压迫”[4]159。陈独秀还指出要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蹂躏，须有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并取得成功[4]162。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则是与1920年6月共产国际二大开幕之前列宁拟就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要使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去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之思想相契合的，为后来中共二大做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和加入共产国际决定埋下了理论伏笔。1922年6月，陈独秀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剖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国内军阀扰乱”“政党萎弱”等中国政治现状，指出解决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4]188。这些说明了，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反帝、反封建中国革命目标已了然于陈独秀之视野。 基于目前中国正遭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新认识前提，陈独秀1922年6月1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并于两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该《主张》在点明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之性质的同时，还按1922年初共产国际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并采纳其前蔡和森关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12]的建议及其他人相关意见，强调为了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之目的，“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乃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并认为国民党属于比较真的革命的民主派，可以与之及其他革命民主派、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3]97-98。维经斯基(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主任)曾高度肯定这个“主张”，认为这是中共完全正确地掌握了以反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为宗旨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之标志[5]118。这篇文献与《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道，集中共成立后至二大前夕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探索结晶之大成，是召开中共二大的理论准备基本完成之标志。 陈独秀此一时期的理论建树，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以及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初步中国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陈独秀等人发起的倡导学习西方之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给予受封建旧文化禁锢的中国人以重要的思想启蒙。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接触、研究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缔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他领导幼年的党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在中国初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7月在陈独秀领导下召开的中共二大首次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中共二大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首次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结晶。党的二大把此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成果也即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的成果上升为党的纲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飞跃，为后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初步中国化过程中，陈独秀功不可没。标签：陈独秀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新青年论文; 十月革命论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每周评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