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洪秀全、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之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异同论文,关系论文,洪秀全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洪秀全和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都对基督教有过吸收和利用，这是他们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个部分，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二人的个人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领导的革命的内容、宗旨各异，在很多方面又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只是感性的、粗浅的、外在的，而孙中山的理解则更为理性、深刻、内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基督教与中国革命的一些关系，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接受基督教的途径
1843年，洪秀全开始阅读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正式接触基督教。《劝世良言》共有60多篇短文，其中直接抄录马礼逊所译《圣经》原文26篇，先抄一段经文再加以阐发者35篇，其余是梁发自撰的学道经历。这部书作为基督教的宣传品，本是浅陋杂芜的，但正是它对洪秀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教理上非常注重和强调上帝的独一无二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竭力贬斥，洪秀全屡试不第，这些话正道中了他的心病。1847年3月， 洪秀全与洪仁玕一起前往广州美国南浸礼会罗孝全处学道，在那里呆了三个多月，学习研究《圣经》，可能还有若干当时的传道小册子，特别是罗孝全编注的四种传道书，本来洪秀全还想在罗孝全处受洗成为信徒，但是未能如愿。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对新旧约全书做了批解，并颁布供太平军学习，这是洪秀全学习基督教知识的大致经过。
孙中山青少年时代，大部分就读于海内外的教会学校。1879—1882年，他在美国檀香山就读于英国圣公会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1882年秋，他转入美国公理会所办的奥阿厚书院，牧师芙兰谛文对其“循循善诱”，孙中山“久受宗教教义熏陶，信道渐笃。至翌年春夏间遂有克日受洗之议。”（注：冯自由：《革命逸史》， 第2卷，10。）后因其兄孙眉极力阻挠没有受洗。1883年，孙中山在香港进入英国圣公会所办的拔萃书院学习，结识美国宣教师喜嘉理博士，喜牧师知他“服膺基督真理，遂力劝他入教，孙从之，数月果偕好友陆皓东同受洗礼于纲纪慎会礼拜堂。”（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卷，11。）从而正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是为1884年。入教后，他还与喜嘉理牧师等人带上福音书回家乡中山翠亨村传道。可见他青年时是切慕耶稣之道的，是一个真诚的基督教徒。
由上可见，洪秀全接受基督教主要是通过《劝世良言》，并到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听道几个月，因而他的圣经知识比较贫乏。他虽然写过不少宣传作品，如“三原”、《钦定旧、前遗诏书圣书批解》等，但他的宗教理念与正统的基督教观念相差甚远，显得不够纯正。
孙中山长期在教会学校就读，《圣经》是必修课之一，他的接受是直接的，所以对于基督教的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比洪要强。尽管他没有写过宣传基督教的作品，但据他朋友的回忆，我们可以窥测他对基督教谙熟的程度。如为孙中山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认为：“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其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资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卷，14。）
二、对待儒学的态度
基督教宣扬信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独一真神的信仰表现出对其他宗教文化强烈的排斥。儒家伦理与基督教的平等观截然相反，它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等级秩序，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信仰是难以调和的。
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土以来，与中国固有的主体文化儒家学说时有摩擦，引起种种纷争。以耶反儒者有之，以儒反耶者有之，提倡融合者亦有之。洪、孙对于儒学的态度也不同。洪秀全从尊儒走向反儒，以反儒为主，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洪秀全自幼熟读四书五经，饱受儒学的浸透，他曾四次参加科举，但都名落孙山，这一系列沉重的打击使他看清了科举的弊端，也产生了逆反心理，从崇儒走向反儒。其二，梁发的《劝世良言》中有许多崇拜上帝而贬弃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言论，洪也受到影响。其三，为了树立一种新的思想权威，以与清朝相抗衡，洪也有意否定孔孟。太平天国曾明令宣布，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即《旧约》）、《新遗诏圣书》（即《新约》）、《真天命诏书》（即洪秀全所下诏书）也。
洪秀全在起义前写过《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宣扬要独拜上帝、不拜邪神，但其中又多方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吸收养料，常常称引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典故，表现出了试图把拜上帝教和儒学糅合的倾向。但1843年洪秀全与其族中表兄弟李敬芳在共读《劝世良言》后，“将偶像扫除，并将塾中孔子牌位弃去”（注：《太平天国》，第6册，847页。）。1848年《太平天日》中记述天父上帝责备孔丘之书“甚多差谬”，天使将孔丘捆绑、鞭挞，最后“孔丘哀求不已”，这些已表现出洪秀全反儒的端倪。
太平军取得节节胜利，1853年3月在天京建都， 自此洪秀全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日趋明朗化。1853年，由太平军高级官员黄再兴撰写、经洪秀全御准颁布的《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写道：“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注：《太平天国》，第1册，313页。）太平天国开始了焚除、禁绝儒学典籍的行动，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在1853年后期出版洪秀全前期的著作的修订本时，对原来引用儒家经籍的词句做了大量删改。这些激烈的举动引起了曾国藩的恐慌，他在《讨粤匪檄》中称此“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注：《中国近代思想论著选辑》（上册），225页。）而太平军内部也有人反对洪的做法， 如第二号人物杨秀清就下凡指示：“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注：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102页。 ）由于杨秀清的强烈抵制，使得洪秀全缓和了对儒学焚禁的行动，被迫下诏改四书五经，宣布删改后准许人民阅读，但这项工作历十余年而未完成，可见洪秀全对儒学的排斥最后也没有多大改变。
孙中山年轻时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虽然他也读过四书五经，但并不像洪秀全那样受到严格的儒学训练，他对基督教颇为虔诚，但并没有因此贬弃儒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巨大浪潮，孙中山对于这场运动是持欢迎态度的，但对于打倒儒家一说却没有人云亦云。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作军人精神讲话时，认为军人之精神为智、仁、勇，而这三者实出于《论语·子罕第九》：“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可见他对军人的行为规范仍把儒学作为灵魂。他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也尽量把它与儒学结合起来。他在《民族主义》讲演中认为，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注：《孙中山文粹》，下卷，799～800页。）在《民权主义》讲演中，他说：“两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孙中山文粹》，下卷， 817页。）他认为，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2000多年前已经早想到了。在讲到民生主义时，他也将民生主义与传统儒学联系，主要是讲民生主义即大同主义。总之，孙中山在晚年不断发展其三民主义学说，在吸纳西方政治学说的同时，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以图恢复民族固有的地位，这是他推崇儒学的特色所在。
三、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
洪秀全政教一元化的主张，来源于基督教的“创世说”。他说：“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注：《洪秀全集》，169页。）把天国搬到人间，使自己既是宗教首领， 又是政治领袖。太平天国没有设置专门的神职人员，也没有设立各级教会。其宗教活动，全部由各级将领主持，“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注：《洪秀全集》，169页。）“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 旅帅、卒长更番至其所统属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教化民，兼察其遵条命与违条命及勤惰。”（注：《洪秀全集》，172页。 ）这些宗教活动与行政组织、军事组织有机结合起来，而且宗教活动直接服务于政治军事目的。
孙中山主张政教分离，以基督教补政治之不足。他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挠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66页。）1912年他曾多次在教堂发表讲话， 呼吁教友们发挥爱国主义精神，以促进国家的稳定繁荣。他说：“民国成立，政纲宣布，信仰自由，则固可以消除昔日满清时代民教之冲突，然凡国家政治所不能及者，均幸得宗教有以扶持之，则民德自臻上理。”（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68页。）他认为，基督教富于道德，借助宗教道德的力量，可以造成好的人格，促进人类的和平。
洪秀全主张政教合一，他以基督教作旗号，拜上帝教崇拜“惟一真神”，破坏其他一切偶像，与白莲教、红灯教等崇尚多神不同，它更有利于把散漫、保守的农民聚集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给满清以沉重打击，在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当代天父下凡的太平军领袖杨秀清被诛之后，这种欺骗性日益暴露出来，太平军对拜上帝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作战能力也随之削弱。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直得到基督教徒的支持，但他从来不把基督教作为革命的旗号，不去狂热提倡它，而是理智地把宗教与政治分开，只提出利用基督教去熏陶国民，借此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以弥补政治之不逮。
四、具有革命性的宗教观
洪秀全、孙中山是近现代著名的革命家，在他们的眼里基督教是富于革命性的宗教。就总体而言，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它强调的是平等、博爱、宽恕、谦卑，而不是复仇、暴力、革命。但基督教中也包含着少许革命的因子。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指出“基督教在其产生时是一种“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25页。）， 早期基督教充满着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罗马奴隶主统治的革命意识，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要求摆脱现实苦难的愿望。洪秀全、孙中山都把基督教中的革命因素强化了，不过程度不同，洪秀全使之成为冲击满清的强大武器，而孙中山则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也利用它为革命服务。
洪秀全抛弃了梁发在《劝世良言》里戒杀、忍让、顺从等等的说教，他把人类分成正、邪两个对立体，他要“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注：《洪秀全集》，1页。 ）“而近代则有阎罗妖生死邪说，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注：《洪秀全集》，14页。）这里所说的“老蛇”、“妖鬼”暗指清朝统治者，对于他们，洪秀全主张要坚决斩杀。洪秀全为洪仁玕《资政新篇》作眉批时，对其中的大多数建议都同意，但对洪仁玕所提出的“勿杀”则坚决反对，他说：“爷令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注：《洪秀全集》，176页。 ）这样就为“斩邪”、“杀妖”找出了理论根据，为太平军抗击满清起到了积极作用。
孙中山屡次说起，他革命的真理得之于教堂，如在1912年的演讲中曾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6～447页。 ）基督耶稣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对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多次称耶稣为革命家，早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孙中山经常与教友“研讨耶稣与革命之理想”，认为“耶稣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求谋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注：转引自董德发《基督教孙中山思想之影响透视》，《学术论坛》，1989（1）。），他还常拿耶稣来自比， 他在去世前还对教友说：“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注：转引自陈建明《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8页。）
可见，洪秀全主要通过正邪的尖锐对立去强调拜上帝教的革命性，他把基督教中的革命因素扩大到极致，而孙中山则把耶稣奉为革命家，基督教只成为他进行革命的动力之一。
五、对基督教“人人平等”观的吸收
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宣称：“天父上帝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普天之下皆兄弟”，在《原道醒世训》中又根据“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这个理念，宣扬：“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这些在上帝面前上与下、男与女、贫与富应平等的观念，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出广大下层人民迫切求得政治、经济上平等的愿望。这种平等观，在定都天京之前，有利于调整太平军领导集团之间的关系，在促进官兵一致等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在基督教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下，在妇女解放方面，太平天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它废除了妇女缠足的恶俗，妇女曾勇敢参加作战，有的还担任军官职务，在教育上也受到注意，男女共同入堂拜上帝。“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这些都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这在以前的农民起义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洪秀全这种人人平等的精神并没有贯彻始终，更没有彻底实行。金田起义后，他就以封建礼制为蓝本，制作颁布《太平礼制》，规定了太平天国等级世袭制。1852年，他又著《幼学诗》，对君臣父子等各种上下主从关系做了严格的规定。在娶妻方面，他在《多妻诏》中规定，应自高而低，依级递减，上多下少，如东王西王可有十一妻，自南王至豫王等各六妻，高级官员三妻，中级官员二妻，低级官员以及其余人等各一妻，这是典型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全然没有人人平等的思想精神。他还说：“天父造出亚当，婚配夏娃。当初仅有一夫一妻，这是正确的。如今天父又曰，妻子数目应是多个”，（注：《洪秀全集》， 206页。 ）可见他知道，按照基督教的教导，应该实行一夫一妻制，但他毕竟摆脱不了封建统治者贪图享乐的恶习，因而他又矫称，天父说应该可娶多个妻子。
基督教中平等博爱的观念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他把基督教宣传的博爱同中国古时的“仁爱”混和起来，所谓“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注：《孙中山选集》，下卷，650页。）他还指出：“博爱”当中的道理， 和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注：《孙中山选集》，下卷，690页。）而基督教中平等的观念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也有影响。当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来源于欧美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基督教的平等博爱观念只是有助于促进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一种发酵的作用。
六、对基督教的驳斥
洪秀全、孙中山对基督教的信仰都很虔诚，但都对它进行过批判。总的来说，洪秀全的驳斥主要是为了维护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其中有误解也有曲解。而孙中山的批判则显得比较理性、平和。拜上帝教虽由基督教启发形成，但其中糅合了儒家的伦理及中国的民间宗教等，具有巫化和血亲化的特征。从建都天京时起，外国传教士便开始就宗教问题同太平天国的领导者进行辩论，这场争战持续了近十年，直到1862年罗孝全离开天京方告结束。如洪秀全与罗孝全争论的焦点在是否承认“上帝—耶稣—圣灵”三位一体的观点，是否承认洪秀全上过天堂的问题以及关于杨秀清的称号“赎病主”，教会的含义和它的首领等。他们的论点针锋相对，罗孝全认为，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胞弟，又“上天承命”的说法不符合“圣经真道”；杨秀清“赎病主”的称号不恰当，只有基督才是惟一的救世主，惟一的首领。
按照正统的基督教教义，只有上帝才是神圣的、全善全能的，他派独生子耶稣降世以拯救人类，而人皆有原罪，是有限的，绝不能把人神化。如果不承认洪秀全上过天堂，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胞弟，否认杨秀清是“赎病主”，那么洪秀全的神圣权威地位就会动摇，杨秀清的代天父下凡就会遭到怀疑，他们建立天国的正当性也就随之遭到否定，在洪秀全看来，这是关系到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对此绝不让步。他对《圣经》进行批注、删改，颁行《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前遗诏圣书》，主要目的在于驳斥外国传教士的指责，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使人们相信太平天国的建立乃是上帝的旨意。这里面，既有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误解，也有他对基督教的曲解，其目的是稳定太平天国的政权。
孙中山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早年虔诚信仰、中途怀疑动摇、晚年分析批判，但综观其一生，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其他基督徒均对他的基督徒身份表示认同。逝世后，他的家族特在北京协和堂举行宗教仪式之家祷。
孙中山对基督教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教义，二是教会。随着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研究的深入，他由原来的虔诚信仰变得淡薄，他说：“予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医学校时，颇感耶稣之不合论理，因不安于心，遂至翻阅哲学书籍。当时予之所信，大倾于进化论，亦未完全将耶稣教弃置也。”（注：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4）。）后来他多次提及进化论，1923年他在广州更是当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的面说明宗教与科学的冲突，他还断定，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可见孙中山主要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武器批判了上帝创造人类世界的说教，这也是当时思想界批判基督教的一个通用手段。
孙中山还指出基督教有可能充当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1922年，北京、上海及其他一些大城市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他对基督教虽并不否定，但也希望教会能够改良，他说：“教会在现制度下，诚有不免麻醉青年及被帝国主义者利用之可能，然如何起而改良教会，谋求独立自主，脱去各帝国主义之羁绊，此教友人人应负之天责，亦为一般从事宗教运动者应急起为之者也。”（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21页。 ）可见他认为基督教有可能沦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且有麻醉中国人民的作用。此外，他还对教会宣扬不关心政治的观点作了批判，因为当时中国的教会大多倾向于是基督徒不涉足政治。孙中山认为，基督徒对于教会是信徒，对于国家，则为国民，而国家政治之得失，前途之安危，都依赖于每一个国民。他列举种种事实证明，在西方国家基督教徒都是过问政治的。
七、基督教对洪、孙革命事业的影响
把基督教改造成拜上帝教对洪秀全的革命事业影响巨大，这表现在：其一，“皇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树立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有利于使太平军冲破封建统治权威的束缚，把广大农民聚集起来，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从而点燃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421页。）其二， 洪秀全根据《旧约》的摩西十诫改造而成的“十款天条”，成了太平军早期的军事纪律，尔后不断扩充发展成各种《行营规矩》、《定营规条十要》、《行军总要》等等，“拜上帝会的一些基本宗教观念和热烈，就这样在这种神圣化了的纪律和仪式中得到了宣传、贯彻和严格执行，在斗争中起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重大实际作用。”（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本），16页。）可以说，基督教对太平天国影响最大的在军事方面而非其他。当信仰动摇、纪律松弛之时，太平军也就走向了衰落。
与洪秀全相比，基督教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所起的作用要小，但也有积极的影响。在革命早期，基督徒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如在兴中会有姓名可考的290人中，至少有34人是基督徒， 而其中的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等还是香港兴中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而在惠州起义的参加者中有30%属教徒。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爪牙拘捕，最终靠英国教友的帮助才脱离险境。而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对孙中山的思想和品格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如他平等博爱的观念，平易近人的作风，舍己救国的精神等，这些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联。孙中山一生失败多次，但他愈挫愈奋，从未停止前进，这更是受到耶稣精神感染所致。正如康德黎博士所说的：“他（指孙中山）的革命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注：《孙中山生平史料》，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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