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桂林 541103）
课题名称：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课题编号：XYCSW2018047
摘要：南阳大调曲子历史悠久，是河南重要的曲种之一，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欠缺，其源流始终是研究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从大调曲子的史料出发，着重对大调曲子的源流进行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大调曲子；汴梁小曲；源流
大调曲子原称“鼓子曲”，近些年来，由于各种新兴媒介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大调曲子相继衰落，近于绝迹。但独有南阳大调曲子保存较好，且流传较广，故有“南阳大调曲子”之称。大调曲子属于曲艺音乐中的牌子曲类（在讲唱文学中称“乐曲类”），即唱腔音乐由曲牌与曲牌连缀构成，唱词的韵文部分都标有曲牌名称。大调曲子以唱为主（间插宾白），音乐性强，曲牌丰富，表现力强，唱腔以曲牌填词构成，韵辙丰富，赋予歌唱性。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南阳卷》统计，目前多收录到的“大调曲子”的唱腔曲牌由217个，所用曲牌多达180余个，现存曲目近1300个，其内容十分丰富，在我国曲艺音乐中较为罕见。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对研究明清以来的俗文学、地方戏曲、曲艺音乐等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一、大调曲子的源起
（一）明代小曲与鼓子曲
大调曲子源起于何时，并无明确的文献记载。著名音乐理论家赵沨先生在为《中州佛教音乐研究》作序中曾明确提出：“河南古代音乐的遗存，还有一些线索，如南阳地区的‘大调曲子’，肯定和宋元时代的声乐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诸多学者考证的过程中，确知“鼓子曲”和“鼓子词”在名称、体制等方面，相去甚远，现存鼓子曲曲牌、曲目与宋元音乐未见有直接联系，而文献记载中的明代小曲曲牌，其中，有很多与现存鼓子曲的曲牌和乐制均相同。如：明代陈宏绪在《寒夜录》中载卓珂月的话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打枣杆》、《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可见明代俗曲的价值当可与唐诗宋词比美。而其中提到的《挂枝儿》、《打枣杆》、《银纽丝》等曲牌，则仍存于现在的大调曲子中。
俗曲的兴起可追溯到明朝初年。当时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安定，商业繁荣，俗曲应运而生。北京、汴梁、扬州等地，成为当时小曲发展的中心，由于汴梁地处中原，所以小曲尤其兴盛。明代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助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由此可见，明弘治以前，汴梁（今开封）已经盛行小曲。
自明中叶俗曲兴起以来，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统计的明代小曲，共有31种，分别是：
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数落山坡羊、驻云飞、耍孩儿、醉太平、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打枣杆、挂枝儿、劈破玉、急催玉、山歌、皂罗袍、排歌、黄莺儿、桂南枝、打枣歌、玉胞肚、猫儿坠、桂枝香、懒画眉、香抑娘、吴歌
现存鼓子曲曲牌中，保留与明代小曲同名的曲牌有10种，分别是：耍孩儿、闹五更（满洲）、山坡羊、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桐城歌、银纽丝、打枣杆、劈破玉。
此外，据张长弓考证，在明代小曲中，有《边关》、《金纽丝》两种，至今也存留于鼓子曲中。令据辛秀、长溪考证，如今鼓子曲中的常用曲牌《双叠翠》在明代赵南星《词脔》中亦有同名小曲8首。据以上资料统计可得出，有文献可考证的明代小曲共有34种，而存留于如今大调曲子中就有13首，占所知明代小曲总数的近百分之四十，大调曲子与明代俗曲的渊源关系当无质疑。
（二）清初小曲与鼓子曲
除了上述鼓子曲和明代小曲的紧密联系外，笔者据搜集到的史料发现，鼓子曲和清代小曲也有一定的联系。
在刘延玑的《在园杂志》中说道：“小曲者，别于昆弋大曲也......本涼州、伊州之意明诗云：‘三弦紧拨配边关’是也。今则儿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又有节节高一种，节节高，本曲牌名，取接高之意。”这里所提及的北方小曲六种，至今都在鼓子曲中传唱。
另在辛秀、长溪所著的《大调曲子初探》中，作者将傅惜华的《乾隆时代之时调小曲》一文里，收集的南北小曲及西调共四十四种，就这一资料与鼓子曲对照，在鼓子曲里可见到的就有二十一种，它们是西调（背工、西纽丝等）、寄生草、岔曲、劈破玉、剪靛花(剪剪花)、打枣杆、边关、罗江怨、跌落金钱、刮地风、哭皇天、一串铃、银纽丝、玉娥郎、码头、倒搬浆、吹腔、莲花落、呀呀呦、桐城歌、金纽丝。
若将上述小曲与鼓子曲进行比较，便可以得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清明两代的北方小曲为鼓子曲的前身，因发源地为开封，故汴梁小曲为主要成份。
二、大调曲子的流变
（一）大调曲子在山东湖北
大调曲子早在清代年间，就传入了湖北的光化、襄阳、枣阳、均县、勋阳一些近河南的鄂北地区。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据张长弓在追述他收集曲词的过程中说：“三十四年（1945）春，敌人再犯南阳，自荆紫关避地勋阳境之麻池山中。邂逅朱君凤池，欣出曲稿见示，收小青、紫云菴一一在其稿中......”可见当时郧阳山中也有大调曲子。且在当地深受人们喜爱。据《大调曲子初探》中所述：“原在湖北艺术学院任教的杜康生老师，曾于五十年代到郡县、均县、光化一带搜集民间音乐，笔者见其当初手稿，不少是大调曲子的曲牌。清末号称‘曲子圣人’的汤印侯就曾在老河口（光化县）卖茶、弹唱为生。解放前几年此人还健在。”鄂北大调曲子，大部地区已在解放前夕衰落，只有老河口的大调曲子还延续到解放后，到五十年代中期，那里唱大调曲子场所也没有了，几乎近于绝迹。
除了湖北地区外，在山东也有大调曲子的出现。据《说唱音乐曲种介绍》中，在介绍山东聊城八角鼓中说：“据说在百余年前，北京的八角鼓（单弦）传到山东，山东艺人以当地方言，并吸收河南大调曲子，不断融合，逐渐衍变而成聊城八角鼓。但是，由于它是山东地方成长起来的，因此，它虽与单弦属一支，但仍有区别，且在曲调上变化较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边说的“曲调上变化较大”，就说明了它与单弦牌子曲并非直接血缘关系。就此问题，《大调曲子初探》中作者也有研究，作者根据1954年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所印编的资料《聊城八角鼓》里所收曲词五首为例，进行研究分析，得出聊城八角鼓的主要成份并不是单弦牌子曲，而是大调曲子。早在过去，很少人对大调曲子的起源不甚了解，很少人知道它源于开封，都误认为兴于南阳，更不会相信它能传入山东。从地理上分析，聊城距大调曲子发祥地开封只有三百余里，而北京在千里之外，大调曲子传入山东可能性更大。
（二）大调曲子传入南阳
鼓子曲是先兴于开封，但它是何时传入南阳并无史料记载。据张长弓讲，他在南阳等地搜集曲子时，曾见到清乾隆五十六年以前的旧抄本，因而“明确清代乾隆以前，鼓子曲在南阳各地已唱奏。”《鼓子曲言》里说：“冀奇云，鼓子曲传说从禹县来。清末号称曲子圣人的汤印侯先生称曾闻人云，鼓子曲自开封来。”又说：“据口耳相传，鼓子曲初见于开封。后来分为三支：周口一支、禹县一支、南阳一支。后来，禹县、南阳两支合流，所以南阳的曲子是最有名的。”明清时期，开封已是七朝古都，自不必说，周口、禹县、南阳当时都是交通要道、商埠重地。当时的禹县是药材出口的最大商埠，由水道东南行，可通向长江下游扬州一带。同时离开封较近，鼓子曲首先传入禹县，而后向西南再传入南阳，此说法比较接近历史。
此外，《大调曲子初探》中提到：“据邓县的曹东扶等人说，是在清乾隆年间黄河决口成灾，开封的一些鼓子曲友逃往南阳一带，才把鼓子曲传入南阳。”同时还抄录了乾隆年间黄河决口情况的文献记载等。综上所述，清乾隆年间鼓子曲由开封传入南阳，已是可信的史实。
在此之前，南阳地区早已流传明代俗曲。南阳曾是明初唐王的封地，南阳王府中曾在此创作弦索乐调，和河南诸王府的弦索乐调构成一体，并由南阳经由白河——汉水——长江水路流入江南。南阳因其属汉水流域，与南方交往甚密，因此，南阳曲子原以南词为主，有南派之称，许多昆牌大曲，如《满江红》、《马头》、《劈破玉》等均来自江淮，并且在曲式结构方面也采用以主曲头尾之间，加入曲牌连缀的“镶边”结构形式。其曲目也有不少由南戏传奇移植改编而来。当纯属北曲的八角鼓，在乾隆年间传入之后，南北荟萃，曲子的传唱更为繁荣。八角鼓曲牌在南阳，被称为鼓子杂牌，其因结构短小，曲调优美，叙事性强，很快发展为南阳大调曲子的主体，此时南阳大调曲子亦改称鼓子曲。
据《南阳大调曲子研究》记载，清末年初，在全省鼓子曲兴盛之时，也是南阳鼓子曲发展的鼎盛时期。民国以来，虽然中原地区战乱不止，但相对而言，南阳地区比较平静，尤其抗战时期，南阳地处河南西南部山区之中，离京汉线较远，因而沦陷较晚，战事较少。河南的不少政府机构、大专院校相继迁入南阳，使南阳一度成为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带来了相对的文化繁荣，为南阳大调曲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由于与川、陕、鄂等省区的文化交流，大调曲子在音乐上不断吸收、改进和创新，并结合现实生活编创了一批新曲目，如民国以来创编的《武昌起义》、《改革大事记》、《放足》、《劝夫抗日》等。因此，在全省各地大调曲子相继衰落的情况下，南阳大调曲子仍有许多曲友和听众，保持着繁荣和发展的势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河南大调曲子的发展仅有南阳一支，因而又称为“南阳大调曲子”。
结语
当今社会进步,经济发达,出现了众多艺术形式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而南阳大调曲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欣赏群体缩小,从事大调曲子工作的艺人随之改行。然而南阳大调曲子的美是独具魅力的,也是我国传统民族艺术大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丢失自我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悲剧,而且更是世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悲剧。1986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墨西哥”会议上,把“维护文化特性”与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一并被当作最紧迫的重点任务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南阳大调曲子也受到我 国 音乐界部分专家重视,他们一度来到南阳采风、考察、研究。我们相信南阳大调曲子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下,在党和政府部门重视和支持下,会显出其不朽的艺术魅力,它的美学价值,不但不会轻易泯灭,而且还将会在新时代的文化转型过程中更加璀璨夺目。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731,901,791,903.
[2]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中国音乐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151,293.
[3]张长弓.张长弓曲论集[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
[4]辛秀,长溪.大调曲子初探[Z] .郑州:河南省戏曲工作室,1983.
作者简介：闫榀，女，汉族，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学。
论文作者:闫榀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3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5/15
标签：南阳论文; 大调论文; 曲子论文; 小曲论文; 曲牌论文; 明代论文; 汴梁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3月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