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活动的实践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源论文,教育活动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90X (2000)05-050-05
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在发展较快地区的干部群众中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特定的时间——新千年、世纪之交,特定的地方——全国发展较快地区的广东,代表党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时代性、针对性和导向性。深刻理解、认真落实这一重要指示,把“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活动搞好,对于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实践意义之一: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致富的源泉,从而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进一步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12亿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和正在进入小康,一部分人已经过上了比较富裕、殷实的生活。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国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能不使我们“饮其流而怀其源”。
所谓致富思源,就是要认真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思考和总结取得今日成就的根本原因。我们深切地感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源于我们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源于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源于我们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源于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
1.邓小平理论是致富的强大思想武器。
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崭新的概括。他把共同富裕作为探索社会主义本质的逻辑起点,大胆否定了过去那种僵化的、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模式,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理直气壮地抛弃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理想化色彩和空想成分,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成败的标准,从而使我们的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牢牢抓住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中心,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邓小平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个深刻认识,既防止了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主张,又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思想,从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起点。一段时期,正是这种超越阶段的思想,使我们不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使经济遭受破坏。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由于这种格局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才使被压抑了许久的生产力被迅速地解放出来、发展起来。
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不断突破被实践证明是过时的、错误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理论。从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到确立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原则;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为我们重整河山、艰苦创业、绘制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正是由于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中国的建设成就才举世瞩目,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当人们饮水思源的时候,自然发出来自肺腑的心声:“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没有邓小平理论,至少中国人民要在贫困中挣扎更长的时间”。
2.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致富的根本保证。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崭新的理论探索,又是一种全新的实践。史实证明,中国要消除贫困,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江泽民提出“双思”教育的时候,强调了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我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因为它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能够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对经济运行实施宏观调控,集中力量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近年来我们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其中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和严重洪涝灾害。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这种考验,当然有很多重要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经过自身改革而发挥了优越性。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全国上下才能形成那样大的凝聚力;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国家才能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配置上运用自如地进行宏观调控。现在,我们要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这个战略布局的设计,以及实施这种布局所需的中央帮助、东部支持、西部自力更生和有关优惠政策等,都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3.党的基本路线及其正确的方针政策是致富的决定因素。
一切政党的路线、政策及其在实践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有无帮助或帮助的大小,看它是解放生产力的还是束缚生产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实践,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紧密结合实际制定一整套方针、政策,根据生产力的发展和要求,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关系、分配方式、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紧机遇、开拓创新,从而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
在农村,由于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因此获得了生产资料的自主权,他们的首创精神得到充分尊重,体制变迁激发出来的压抑多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建国后30多年来国家投资于农业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1979年到1998年平均每年增产粮食近1000万吨,1998年粮食产量达49000 多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2160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3.6倍。
在城市掀起的改革开放大潮,给原来僵化、半僵化的企、事业单位注入了活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的形成;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灵活多样的工资奖金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在企业推行;市场调节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使城镇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居民收入不断提高,职工平均工资1998年为7497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1.55倍。
广大非公有制人员既是响应党的号召率先致富的实践者,又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开放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能源、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及其它优惠条件,使非公有制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生力军,它们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增加就业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党的路线和政策在致富的过程中,起到了这种决定性作用,所以获得了群众的拥护。
4.党的领导是致富的关键。
我国人民的脱贫致富,并不是一种自发的行动,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实现的。党的领导成为致富的关键,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近80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脱贫致富,要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但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因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由党来组织和凝聚,规模宏大的建设规划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和实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要由党来引导和垂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根本的原因,是党坚持并实践了“三个代表”。
党在致富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主要表现在党对国家和社会所起的整合、凝聚、引导作用上。20多年来,党中央领导全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研究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实施中所遇到的新问题,围绕基本路线,联系党的中心任务进行党的建设。从而使全党牢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把经济建设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近年来,尽管国内外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件,但都没有动摇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坚强决心。正是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使广大群众获得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并通过政治思想教育,使群众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创造出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其次还表现在党员的素质和作用上。通过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使党员在共同致富中能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群众。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积极认真思考致富之源,就可以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实践意义之二: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继续坚定不移地循着党指明的道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前进,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展示社会主义的本质
“富而思进”所揭示的是我国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趋势,所展示的是我国人民适应这种趋势要求的思想境界和意志品质。党的十五大为我们确定的跨世纪目标,就是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很明显,此种“中等发达”之“富”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具体内容,因为“中等发达”之“富”同时具有多种不同的含意,而可以把它分解为多种不同的转变。一种是,由“小康”之“富”、“宽裕”之“富”到达“中等发达”之“富”;另一种是,由一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到达全国各族人民、各个地区共富;再一种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协调发展,到达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物质生活之富和与之相应的精神生活之富二者兼有之“富”。这几个转变的逐步实现,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步全面、具体的显现。
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将是我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历史长河中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点,在全国各族人民企求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事业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也因为此,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实现是我们不可推卸的使命、任务和责任。
那么,如何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把“四信”这一“思源”的观念成果变为继续前进之“行”,努力实现几个转变。
实现由“小康”之“富”、“宽裕”之“富”到“中等发达”之“富”的转变,特别需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艰苦创业精神。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现代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愈来愈激烈。这是机遇,又是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完成由“小康”之“富”、“宽裕”之“富”到“中等发达”之“富”的转变,在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主动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要战胜许多困难和风险,还要解决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没有理由固步自封、裹足不前,没有理由小富即安、满足现状,没有理由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相反,我们应当更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万众一心,自强不息,开拓进取,为实现国家进一步富强、人民进一步富裕而努力。
实现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到全国各族人民、各个地区共富的转变,特别需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到全国各族人民、各个地区共富,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目标。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提出的重要决策。经过21年的改革和建设,东部先发展战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大大提高,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在全国首先达到了小康。同时西部地区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同东部地区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加大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深了。这就要求各个地区要深刻理解党中央确定的全国发展战略区域重点由东部转到西部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把西部大开发当作全国都应自觉服从的大局。东部地区尤其要有宽广胸怀、高尚境界、强烈责任,在进一步发展本地区经济的同时,从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方面,并通过产业转移和协作,积极支持和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区更要思进、求进,坚定信心,奋发图强,抓住党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深入贯彻脱贫致富政策的有利时机,利用自身的条件,全力以赴地把自身的发展搞上去。我们坚信,东西部地区并肩携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大开发,就定能逐步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达到各地区经济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
实现由片面追求物质上的“富”到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富”的转变,使“富”的丰富内涵充分展现出来,特别需要加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在方针上继续坚持“两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早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基于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便尖锐地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4页。)“风气如果坏下去, 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4页。)这种局面,当然是我们绝对不愿看到的。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可靠的思想保证。加之,目前精神文明建设中种种不容忽视问题的存在,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战略的实施及其影响的存在,以及社会上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思想政治观点的时有出现。这些均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两手抓”的方针,联系实际,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做到富而崇德、富而尚学、富而重教,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地区与国家、部门与全局的关系,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致富不忘国家,先富带动后富,反对灯红酒绿、贪图安逸、奢侈浪费。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社会正气,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为群众作出表率。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展现“富”的丰富内涵。
实践意义之三: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和掌握“双思”教育活动的特点,借以激发其投入改革和促进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双思”教育活动的实效性,从而为做好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创造经验
“双思”教育活动的内容结构集中表现为思源和思进之关系的辩证性。思源、思进各有确定的含义,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思源,是向后看;思进,是向前看,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思源,是总结经验,科学认识发展的动因,解决进一步前进的战略;思进,是展望未来,科学认识存在的差距,解决进一步发展的精神动力问题。思源是通过总结致富之路,正确认识发展的规律和我们经过千辛万苦选定的道路、路线的科学性,从而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解决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进才有方向,才有目标,才不会出现各种左右摇摆的现象。思进,要求每个地区和单位振奋精神,不断创造一流业绩,为全面完成到本世纪末的各项目标,为实现“十五”计划和新的远景规划而团结奋斗。思源和思进,都是为了进。思源才能进得更好;思进才能进得更快。思源和思进的内涵及其关系,透视出强烈的时代精神,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双思”教育活动在方法上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众路线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科学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统一。干部群众既是“双思”教育活动的对象,又是“双思”教育活动的主体。“双思”教育活动是一次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自我总结、自我教育活动,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运用。这是和党领导的以往类似的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这次群众性的总结活动的视角有新意,渗透着一个科学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以往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总结活动,多是从经济、政治等领域全方位地进行和展开,这次则以总结改革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经验为切入点,由干部群众回顾“富起来”的艰难历程,思考“富起来”的根本原因,明确继续前进,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根本指导思想、方向道路、方针政策,使自己对“思源”、“思进”的科学认识过程,实现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又由理性到实践的飞跃。也就是实现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又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这样,“双思”教育活动,就把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一个科学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内在地统一起来了。
2.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结合。我们党历来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同经济工作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寓思想教育于实际工作之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始终坚持这一传统,并且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这种结合的方式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如果简单重复过去的老方式,就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折时期,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社会群体的社会心理呈现出丰富性和活跃性的特点。“双思”教育正是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从寻找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结合点入手,探求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新途径、新办法。它在总结以往、思考未来的时候,都是紧紧抓住社会心理这一联系经济生活和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把准群众的思想脉搏,有针对性地摆事实、讲道理,克服不利于改革发展的消极社会心理,支持有利于改革发展的积极社会心理,把外在的压力转化为内在的精神动力,从而把精神的力量变为物质的力量。
3.“今昔对比”的时空拓展。在党的历史上,采用“今昔对比”、“忆苦思甜”的方法进行政治教育,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战争年代,开展的“两忆三查”的教育活动有效地提高了革命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解放后一段时期内多次开展的“忆苦思甜”教育活动,激发过广大群众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热情。只是在极“左”思想猖獗的时候,这种方法被庸俗化了。但现在这种方法却遭到某种冷落。“双思”教育采取“今昔对比”的方法,让广大干部群众在“致富”的问题上追根寻源,得出正确的结论,把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正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所追求的效果。但是,“双思”教育又不是简单地照搬历史上“忆苦思甜”的教育形式,而是拓展了“今昔对比”的时空,把它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以往的“加快对比”,其落脚点是现实已有的进步和变化,而现在的“双思”重在实现人们思想的跨越,时代特征较为鲜明。以往的“今昔对比”,常常引导群众动用纵向反思比较的方法,使他们从“今强于昔”中认识到现实环境和以往环境所具有的质的差别性,而“双思”教育则紧紧把握“思源”和“思进”这一辩证统一体,把人们的纵向思维和横向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比较相互的感性认识升华为发展意识,懂得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特点都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增添了新的内容。
执笔人:张胜祖 李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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