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贡献：世界体系视域中的“中国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中国论文,贡献论文,道路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6-0012-08
近年来，有关中国发展及其世界影响的讨论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其前提自然是对中国最近几十年建设成就的肯定，但在如何概括方面却有较大分歧，特别是存在着“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论。笔者曾多次在国内的一些研讨会发言中指出过：应少提或慎提“中国模式”，而需要更深入地研究“中国道路”。因为不管怎样概括，“模式”总是倾向于制度层面的具体表述，都带有相对静止、单一、平面等特点；并且，既在事实上有是否真正存在的疑问①，同时若强调过分，也容易在实践中导致制度或体制的固化甚至僵化现象。“道路”则不然。首先，它强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因而“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和包容性”②；其次，对“道路”的研究与概括，除了客观描述其发展态势或过程，一般还涉及发展特征及特征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变化和由此所引起的文明变迁，等等。因此，加强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和总结，不但能帮助我们更为恰当地分析中国以往的发展经验、发展本质，而且有利于新形势下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对“中国道路”的分析和研究，目前无论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学术界，都偏重于国内视角。其实所谓“中国道路”，一方面是针对自身发展内容与特点而提出的；但另一方面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这又是从世界看中国的结果。现代世界运行和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越来越具有体系性质；相当程度上，中国现代意义的发展要求既是世界体系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又必然会对后者运行甚至其性质发生重大影响。
“中国道路”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概念：第一，如果各民族仍处于孤立状态，无所谓“中国道路”问题；第二，“道路”本身既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内容，又会在各方面拥有丰富的特殊性或国别性内容。既然“中国道路”实际上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那么，其共性或普遍性内容是什么？而个性或特殊性又包括哪些方面？所有这些又是如何逐步形成与确立的？要将诸如此类问题解释得比较清楚，就必须与世界体系相联系。
如果将“体系”理解为国家或民族之间联系与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所产生的状态，大致可以认为，以“世界”为单位的体系性关系，是伴随西欧现代性的不断成长以及现代化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在此之前，大体只存在区域体系(例如国际关系学经常强调的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过：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兴起后，“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从属”，是当时正处于形成中的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特征；而中国作为“东方”主要国家之一，也正是从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开始，因“西方”资产阶级民族的侵略而最终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范畴。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之所以在世界体系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能够在工业化、现代化方面先行一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中国很快就由军事上的失败，转变为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控制或压迫、文化上被“殖民”。对于这方面的原因与后果，早在19世纪后期，中国有识之士即已达成共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是当时对中国必须拥有工业化、现代化的既形象又触及事物本质的概括。所以，“中国道路”就其普遍性或共性而言，与现代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也就是一个工业化、现代化问题。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或共性内涵是由世界体系赋予的。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国内有学者将其形成时间起点推至19世纪后期。然而，决定“中国道路”是否真正形成的决定性要素却在其特殊性或个性的方面，即“道路”之“中国特色”问题。因为“中国道路”的实质是如何才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在中国，却是一个十分不容易获得的效果。
从世界体系角度审视，近代中国作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与西方列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落差”，并进而陷于现代文明发展困境；而能否有效突破外部制约的关键，在于能否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回顾历史，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百余年时间，曾经有过三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首先是洋务派以及康有为、梁启超们，试图在封建制度框架内学习、引进现代文明；其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在中国实行法国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最后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全面引进“苏联模式”，目的是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④。客观地分析，这三条道路都曾经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所贡献。特别是第三条道路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短短十几年间，不但有效维护了国家的和平与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经历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与伤痛后，在国际上重新获得了尊重与尊严，而且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是，这三条道路最后又都面临着困境与危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涉及到如何处理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系问题。
如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分析，现代世界体系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毫无疑问，它不但与封建主义在基本制度及意识形态层面相抵触，而且天生带有剥削、压迫落后国家的特性。世界历史反复证明，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体系全面扩张的背景下，非西方民族的发展进步既受阻于内部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相结合所造成的腐朽统治，又必然严重受制于国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顽固钳制与压迫。面对险峻、严酷的“体系”环境，“道路”选择过程中政治领导集团的确认就显得尤为重要，即能否产生一个强大的，既能够明确与内外反动势力划清界限，同时又有进步的发展理念、发展指导思想武装的政党。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第三条道路在20世纪中叶能够获得成功的主要缘由。一方面由基本政治立场与原则所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够将阶级利益的实现自觉融会于民族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不但具有巩固国家统一与凝聚民族力量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因其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又可使中国能够有效避免成为西方大国的“附庸”(邓小平语)。
然而，历史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可以按照“老祖宗”的设想来建设社会主义；尤其并不意味着能够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方法或途径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道理很简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以现代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为前提的，因而本质上属于后现代化阶段；同时在更深刻含义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又是以和资本主义集团的敌对、抗争为特征的。如果坚持其立场、观点，在实践中不但要与现代世界体系划清界限，而且还要努力充当这一体系的造反者、革命者角色。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完全照抄照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虽然能够摆脱“依附”而获得主权独立、避免分裂，并赢得国家统一，但最终必然导致发展进步陷于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境地。
总结经验教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具体制度模式，而是指引前进的目标与方向；不是可以照搬照套的思想教条，而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解决中国发展进步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⑤。依据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使中国发展摆脱新的“困境”，自觉地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的实践主张。
回顾历史，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当时的中国虽然建成了第一批现代工业以及开始了现代教育的尝试，然而，无论与18世纪后期的英国还是1900年前后正处于崛起中的日本相比较，都无不使倡导者汗颜。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出现过较好的发展势头，但后来在外国资本和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打压下，再加上战争的不断摧残，几乎陷于绝境。1949年，中国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业品的人均产量，还是社会发展指标，都远低于同属于发展中大国并有着大体相似经历的印度。按照沃勒斯坦的“中心—边缘”学说，1949年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无疑处于最为边缘的地位。新中国由此起步，在“道路”方面“学习苏联老大哥”，提出的发展目标却是“赶英超美”。然而折腾了几十年，最后却如执政党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在痛定思痛、决心“走自己的路”，并且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之后，才真正迎来了中国发展进步的辉煌时期。因此，尽管中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探索由来已久，并且可以将长达一百几十年的历程划分为不同阶段⑦，但从实践效果及其发展成就等方面衡量，“中国道路”的真正确立与形成应该是以此为标志。在此之前，或者是仿效英国、日本，走一条君主立宪的道路；或者试图步法、美资本主义后尘；而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又始终没有超越“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在这过程中，尽管不同阶级、党派或政治集团都曾努力在对不同“道路”的模仿中试图注入“中国”内涵，但就其基本风格、基本精神而言，仍然是非中国的。因此，我们固然不能也不应该否认先驱者们对于“中国道路”的贡献；但是，这漫长的一个世纪实在只能算作是“中国道路”的“前史”阶段。
对于“中国道路”最近几十年实践的大获成功，人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当代共产党人作为道路的开创者，既勇于从本国实际出发，同时又认清历史潮流与时代特征；尤其是能够正确处理中国发展进步要求与世界体系运行的关系。
首先，从对人类近现代文明的深刻把握中，不断丰富现代化主题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及其特征存在不尽一致的认识与理解，但归根到底，它是在18世纪后期现代化运动的推动下形成并发生作用的。没有现代化，无所谓现代世界体系。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世界体系运行才会对非西方国家构成深刻的强制性意义：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只有符合世界的现代化潮流并与之结合，才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任何民族尤其是那些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只有跻身世界现代化行列并且达到较高水平，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在中国而言，虽然将进步与发展主要归结为现代化问题的认识在历史上早已形成；但或者是没有成为全社会始终明确的努力方向，或者对其理解存在重大局限。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为例：一是对现代化含义的认识明显存在缺陷，如仅从经济层面接受特别是最后衍化为主要工业品产量之高低，结果产生了“全民大炼钢铁”这一类闹剧；二是在制定目标时脱离实际、好高骛远；三是一度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相等同，以致最终放弃了这一发展主题。“中国道路”的主题是现代化，而关键则在于如何从实际出发，在始终坚持这一主题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在思想路线拨乱反正之初，邓小平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明确现代化问题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⑧。在重新确认现代化在当代中国的“权威”及其地位后，一方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种制度性改革与建设等，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主题的实现；另一方面，即不断深化对中国现代化内容与目标的认识。起初，执政党主要从经济角度接受现代化，但很快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然后提出了“三个文明”；再接着是号召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主题延伸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从而成为对“中国道路”内容与目标的整体性概括。由此，既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落到实处，同时又使之与世界保持紧密联系。
其次，始终着眼于“更快、更好”⑨的原则，创造性地选择有利于最大限度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目标与各项制度。这既是“中国道路”的本质要求，又是其不断走向成熟的逻辑前提。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与制度载体。正是主要因价值与制度的不同，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两种性质的现代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不存在社会发展逻辑或文化等方面的障碍，而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却表现出极为矛盾的一面，甚至因为处理不好二者之间关系而导致经济与社会停滞不前。没有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还在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又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因为用何种价值目标构建民族发展与进步的图景，按照什么样的价值原则处理国家强盛与民族繁荣、人民富裕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心向背与民族是否能形成很强的凝聚力。特别是将中国现代化置于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背景下审视，如果不能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价值追求，就难以实现执政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灿烂图景。虽然在制度层面的解释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即社会主义必须以公平正义、以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充分满足为价值目标。所以在谈到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问题时，邓小平曾经坚定地回答国际社会：“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⑩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靠具体制度作保证；而除了努力实现“更好”之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另一大功能是能够有效地保证中国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地实现现代化。中央政府有权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诸如此类的分析和概括，都属于“中国道路”的制度选择及其基本特征。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制度，中国不但在长达30年的时间段中始终保持着较快的甚至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发展速度，而且能够从容应对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比较，没有轻易放弃社会主义，或许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秘诀”所在。
最后，根本改变与西方阵营或国际社会“对着干”的思维模式，积极融入世界体系并努力成为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由于现代世界体系始终由西方力量所主导，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既是这个体系资本主义性质的奠基者、塑造者，同时又先后成为这个体系的领导者；因此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都曾经有过与这个体系“对着干”的经历，中国尤其如此。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在于对体系性质的认识差错。现代世界体系是人类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而能够在一定时期占据“中心”位置的国家，一般都具有执世界经济之牛耳、领世界现代化进程之风骚的“本钱”。20世纪无数经验证明，落后国家如果完全孤立于体系之外或采取“对着干”的态度，最终吃亏的一定是自己。所以，“中国道路”的又一重要特征，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参与世界体系，以便能够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也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在当代，世界体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越来越体制化、组织化；因此，“融入”的重要表征就是加入名目繁多的国际性组织。目前，中国不但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而且还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由此，既借助于体系使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有所提升、广度不断拓展，又成为改革旧体系的重要力量。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1)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的名句。“中国道路”从探索到形成以及进入世纪以来不断的开拓进取，始终鼓舞与激励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特别是共产党人的不仅是对民族繁荣、国家强盛的追求，而且包括中国必须对人类有所贡献的雄心壮志。经过新中国60年尤其“中国道路”形成后30年的建设，随着中国国力及国际地位获得迅速提升，必然产生更多、更大的“溢出”效应。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但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12)。“贡献”之存在有目共睹，但在如何具体分析与评价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却意见悬殊(13)。这本是一个可以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展开的重要问题；而角度不同、层面不一，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存在差异(14)。而在这类分析与评价中，有关“中国道路”的世界体系意义更值得重视。由文化传统、基本国情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等内容所决定，中国无论发展到何等程度也不会成为霸权国家，同时也更加不愿意如美国那样去争做“世界领袖”。然而在国际社会，却不断出现各种臆测甚至不怀好意的期待。因此，在讨论现代世界体系对“中国道路”的影响的同时，深入探讨“中国道路”的世界体系意义，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发展的国际价值及未来战略选择。
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斯认为：物质能力、思想观念以及机构制度，是推动世界体系形成与运行的三个主要因素(15)。借鉴这一观点，“中国道路”的世界体系意义侧重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以独立的“中国因素”推动国际格局转型与世界秩序重构。
任何体系都内含一定的格局与秩序。20年前，苏联垮台宣告“两极”格局解体，世界体系从此进入一个充满变数的转型期。目前，一方面人们期待中的国际格局“多极化”并未真正到来；另外一方面，美国又始终没有放弃以单边主义或霸权主义为内涵的“世界领袖”目标。在此背景下，“中国因素”的存在与壮大，对于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显得尤为重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是“中国道路”的两大基本原则。坚持这两大原则，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再加上国力的迅速发展，势必会极大地增强中国在国际格局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在1990年前后多次指出，讲国际格局“多极”化，中国怎么说也是其中一极；而所谓“亚太世纪”，离开中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16)。如果说这些看法在当时还有点“虚”，特别是未来前景还不那么明朗，那么进入21世纪后，中国在这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逐渐为世界认可与接受。目前有关国际格局存在许多不同提法，如“五极”、“金砖四国”、“G3逻辑”、“G2组合”，等等。无论提法或概括如何不同，但能够独立发挥作用的“中国因素”总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政府出于多方面考虑，可以不承认或不接受某些提法；然而主要由西方学者及政治家提出这类判断的本身，至少表明在他们看来，“中国道路”背景下的“中国因素”对于推动世界格局转变的作用已经达到不容忽视的地步。
几百年来，世界秩序从来都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具有深刻的不公正、不合理性质与特征。与苏联以往做法不同，中国绝不会考虑如何颠覆现存体系，特别是不会主动挑战既有国际秩序。但是在整个世界发生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迅速推动体系转型的“新兴国家”群中，中国都处于首屈一指的位置，因而被世界视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和象征。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目的是为了提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发言权”。根据改革方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从44.06％上升到47.19％；其中，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则从2.77％提高到4.42％，因此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中国在世行投票权的提高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排名变化，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能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尤其重要的，是意味着在这个拥有186个成员国的全球性金融机构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意味着由于中国影响力上升所推动形成的新世界秩序正在被确认。如果再考虑到仍在酝酿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那么，中国对世界新经济秩序的影响力还将有可能获得更大幅度的增强(17)。另外，近年来积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也成为“中国道路”的新内容。以此为方向，中国对外战略在继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来努力开拓和发展多边外交与大国外交，从而更加能够代表渴求和平、公正、民主、进步的非西方主要力量“因素”，在建构世界新秩序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二，以自身经济繁荣加速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
现代化是世界体系的塑造者与推动力量。因此，对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贡献实际体现出“中国道路”对于体系的影响力、重塑力。目前，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三或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稳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第三，是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利用外资规模自2002年以来一直处于世界前三位；特别是制造业在2007年占世界比重超过13％，而在2009年则接近16％，达到与美国大体相当的水平。另外，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使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只有0.2亿多；中国脱贫人数占整个世界脱贫人口的70％(18)。世界银行肯定，在执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中国的效果是最好的。因此，论及中国发展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为解决世界性贫困问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其次就是对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进入21世纪，世界公认中国与美国同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例如2009年中国保持了8.7％的经济增长速度，按照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测算，对当年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2008年12月18日，英国《金融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高速工业革命》文章，认为中国以往发展给世界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文章同时借用《中国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一书作者詹姆斯·金奇(James Kynge)的观点指出：中国的廉价出口使世界的消费远远多于过去(19)。诸如此类的评价表明，国际社会已承认并高度肯定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展望前景，世界现代化进程迄今250年，其成功依然主要局限于发达国家，只有大约7亿多人口进入现代化行列。如果中国按照既定发展目标实现了现代化，将使世界1/5的人口生活于现代社会，而且是一个和谐的、人文的和全面的现代化。
第三，以独特的民族复兴战略丰富了世界文明变迁或大国崛起模式。
“中国道路”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有机统一，是“中国道路”的伟大创造，也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20)。回望历史，在世界体系运行过程中反复上演着大国争霸、大国崛起的悲剧或喜剧。就其模式而言，无非三种：一是如英、法通过海外殖民扩张途径；二是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三是美国、苏联以军事对抗为基础而在全球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但是在“中国道路”上前行的中华民族，对“复兴”目标的追求主要是通过自身社会革命、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在文明方面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和平的、发展的以及与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途径或模式。2004年，英国学者乔舒亚·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引起世界热议。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也没有肯定过此类“共识”，或者说，雷默所总结的也未必能够真正成为“共识”。但是，一方面他提出的几条确实是中华民族在“中国道路”上追求复兴的成功作法——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另一方面，中国“案例”或“经验”事实上既为一些国家实现文明变迁提供了有可能获得成功的范例，同时也为世界实现和平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世界”绝不仅限于西方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布热津斯基早在《大失控与大混乱》这本书中作过一个预言：中国发展如果取得成功，即使不从意识形态角度宣传其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会趋之若鹜的(21)。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2007年初的一次讲话中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而且其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奈进一步预言：更重要的是将来，即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等，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如同并不打算主动挑战现行国际秩序一样，中国也绝不会像美国那样通过着力推销其理念或模式的方式“领导世界”。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恰恰是“中国道路”的真正魅力所在。
第四，以改革与发展开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纪元。
20世纪，世界体系运行的重要特点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姑且不论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是如何影响了世界、推动了人类20世纪历史进程；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无论竞争还是相互吸收和借鉴，都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不难设想，如果社会主义真的如同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所预言或期待的，被历史所“终结”了，世界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前景？邓小平曾经讲过：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但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而且如果改革“试验”搞成功了，也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22)。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及社会转型。改革或转型大体表现为两种样式：一是由西方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所谓的“结构调整方案”或“华盛顿共识”，但导致经济社会更加恶化；二是苏联实行“休克疗法”，结果使俄罗斯遭受历史上的第三次“浩劫”(相对于蒙古人入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开发银行曾经对29个独联体国家和转型国家作过调查，结论是“转型”15年后，只有30％的人认为现在生活得比以前好。也就是说，经过多年改革，这些国家获得成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遭遇惨重失败(23)。两相对照，中国的转型与改革既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型的、同时也是最为成功的。中国的成功，其实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所以，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才有理由认为：“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的中国将提供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和范例”(24)。无论如何，“中国道路”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由此它对世界体系的作用表现在：一是重构全球两制关系，即从历史上的以相互对抗为主转向以谋求和平共存、合作共赢为方向；二是重塑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形象。在20世纪，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是高度集中、个人专制、社会面貌落后等；而中国的发展则是将民主、和谐、人权、法治等这类价值注入其中，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极大地增进了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吸引力、感召力。
“中国道路”的“前史”很长，而进入“正史”阶段仅三十余年。“行百里者半九十”，前面的“道路”或许更为艰巨。展望未来，世界正面临巨大变迁；后30年将是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中国理应有所作为。发展中的中国一方面仍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又需要对已初具形态的“中国道路”不断加以开拓、创造，从而进一步以自己的发展彰显其世界意义。
注释：
①最近，日本的《富士产经商报》刊登文章，在综合介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实际上并不存在。译文载《参考消息》2010年3月24日。
②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④《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⑦在时间跨度以及阶段划分上，国内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王庆五教授认为：中国道路探索至今已有120年，其间大约可分为四个30年，即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20世纪20年代初，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参见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⑨邓小平理论中的表述是如何“更快、更好”地实现现代化；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科学发展观”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将提法改为“更好、更快”。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5页。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13)与国际学术界过分高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或意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有些学者偏于否认或低估当下中国发展对世界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代表性的观点参见吴心伯《影响世界：中国还差点火候》，《环球时报》2008年12月12日。
(14)对于“影响”一词存在不同理解。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布鲁斯·拉西特认为：影响就“意味着使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参见[美]布鲁斯·拉西特等《世界政治》，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这一观点主要强调“影响”的主观意愿层面，但事实上“影响”还具有客观性，即如中国古语所言“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是也；因而究其一般意义，“影响”是指“对别人的思想或行动起作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36页。在积极方面，“影响”与“意义”、“作用”等，具有大体相通的含义。
(15)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and World Orders",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220.
(16)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281-282页。
(17)世界银行的这次改革，实际上是对2009年9月20国集团匹兹堡峰会关于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共识的具体落实。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能够按照仍在酝酿中的改革方案进行调整，那么2011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将从目前的3.67％增加到7.47％，从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份额国。参见徐明棋《紧随权利的是责任和义务》，《文汇报》2010年4月27日。
(18)转引自张维为《中国模式回应世界挑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9)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摸”论：中国式渐近改革》；原文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2月18日)，转引自FT中文网(FTChinese.com)。
(20)关于“中国道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三大历史性主题的统一问题，参见拙作《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选择及其历史意义》，《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1)参见[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22)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23)转引自林毅夫《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文汇报》2007年11月4日。
(24)[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张莉、刘曲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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