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纯文学命运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纯文学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今纯文学期刊的发行状况普遍不景气，乃至某些曾经颇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不得不宣告停刊，而继续为纯文学办刊者，不能不硬着头皮在非文学氛围的侵扰中艰苦奋斗。与此同时，我又屡屡耳闻若干负有盛名、创作势头也正旺的作家，发出纯文学作品已不受青睐的慨叹。现象若此，纯文学果真不再受欢迎了吗？真的不被读者所需要了吗？亘古以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文学宗脉，真的面临生命力的问题了吗？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寻求答案并探获出路？
解决好“人学”本质的到位与确认问题
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理解说法多矣。但有一点，恐怕是谁也不否认，谁都肯承认的，那便是：文学是人写的，写人的，人读的，也即源于人、用于人，以人为本的。如果从这一角度切入，把握并强化文学的“人学”本质，或许有助于在对文学的诸多理解分歧中寻取某种共识，进而有助于在共同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促进文学发展的合力。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基点，我认为，要解除当前纯文学的困境，首要任务，是文学的自身解决好“人学”本质的切实到位及相应新格局被适应和确认的问题。
文学是人学，这里所说的“人”和“文学”，都是从整体和本源上说的。人是指类的人，是类人本性与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相融合的“社会化的类人”；文学是指属人的文学整体。因此，作为人学的文学，应该是“社会化的类人”之学；在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到实现世界大同之前，则应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人民”文学。邓小平同志把“人民”强化为文艺的服务方向，视为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强调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显然，纯文学创作，只有充分体现了出发点、贯穿线和终极目标都是“人”，都是“人民”的根本特征和艺术特性，实现了“人学”本质的切实到位，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欢迎而永葆艺术青春。对此，可首先扣合“人写”、“写人”、“人读”三个要点，进行原则性的概略检视。“人写”的文学，是否是一个“自由自觉”的“人”，在确有所感、深有所悟并迸发出强烈的创作情感和欲望之时，自由驾驭生活历史规律和艺术规律创造出的成熟篇章。“写人”的文学，是否在广泛地深入地熟知和穿透性地理解、把握了无数个体、群体，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基础上，经过艺术的提炼创造出了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是否有血有肉活脱脱如生活中真人，或者虽属变形却与生活血脉相连，灵犀相通，从而更显集中透示和渲染情感意趣的艺术魅力。“人读”的文学，是否能因“人”引“人”，引发共鸣，在情感的震撼或润泽中获取知识和启示，享受审美的愉悦；是否能因“人”导“人”，带引读者在感同身受的沉醉中开启更为积极的思维，或填补、或拓展、或超越地再创造一个更见开宽而独特的艺术天地，获取既符合客观又满足主观的无可替代的审美领悟。总而言之，文学是否以艺术特有的方式和强烈的效果货真价实地显示出源于“人”，用于“人”，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
回顾和反思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见出，凡属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凡属他们所创造的反映、抒写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愿望要求具有审美震撼力和感染力的精粹之作，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是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的，其中特别杰出者更具有传世的永恒价值，如此“人学”，从未有过什么“生命力”的问题。退而观之，有些作品，由于受制于种种局限，艺术水准尚达不到精粹或上乘境地，但它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借助艺术的特殊效果，传达和抒发了人民群众强烈的意愿和呼声，也曾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欢迎，有的甚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类作品，也许缺乏“永久”的艺术魅力，不能不说存在着缺憾，但它还是显示了相当的生命力，与遭冷漠、受冷落的状况毕竟是大相径庭的。还有一种情况，文艺受控于强权政治的淫威，文学被扭曲成纯粹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政治高压和权力倾销之下，表面看来，某些“文学”出版物铺天盖地，热闹非凡。然而，由于其内在本质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其虚饰兴旺掩盖的是对“人学”本质的亵渎和背叛，它逃不过人民大众的艺术慧眼，即便盛极一时，也终究难逃历史的惩罚。“文革”的教训可谓深矣！这类作品“生命力”的虚假性，从反面深刻地教育我们：背离人民，文学必定走向绝路；脱离人民，文学难免走歪路、弯路。新时期文学，是在彻底否定“文革”的罕见“颠倒”的条件下，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立足于“改革开放”的特定背景上行进的。毫无疑问，从未有过的大好机遇，难得的积极性和探索创造精神，开创了新中国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局面，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新时期文学开始呈现出崭新的艺术格局。如同一切新事物问世，它必定既有势所难免的欠缺、不足和不完善的一面，又有需要人们改变观念以确认新状态的适应过程。作为新事物的欠缺、不足、不完善的突出表现，是在冲破“从属政治”的极左思潮和解脱种种禁锢的同时，也许是对以往“过度”的惩罚，或许是对矫枉必须“过正”的嘲弄，出现了诸如自觉不自觉地试图摆脱或远离政治，漠视或淡化反映现实生活和讴歌新人新事等等倾向；在艺术表现手法和形式上，或许是因为生吞活剥“舶来品”食而不化，或许是借鉴、探索尚欠功力，或许是着意标新刻意猎奇创作思想不端正，或许是脱离群众、闭门造车、自鸣清高、故作高深，如此等等，影响了作品的阅读、接受，不同程度地伤害了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美好感情。这种消极作用，也许初始是一时一事的，少数局部的，但它具有社会性的影响特征，可能引发连锁性的渲染传播效果。与此同时，扎根源头活水、反映火热生活、表现人民大众意趣思情的，动人心魄、令人销魂，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高度统一的力作精品，特别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和欣赏习惯的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又不多见。这两方面因素并存的文学现状，在新时期特定的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下，其消极性乃至破坏性影响不容低估。而这种情况，一度曾演化为近乎思潮性和倾向性的特征，尤其值得重视。富于社会责任感和新时期的文学工作者，正在深入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和认真的回顾和反思中，总结并汲取经验教训，促进总体和本质上富有强盛生命力的新时期文学，沿着深化改革的艰巨历程，健康发展。同时，切切不能掩盖和忽视的另一面，则是本质上体现着新时代生命光彩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其多元并存、多样汇聚的崭新艺术格局产生形成的深远价值意义。诚然，它还很不成熟，甚至还在转化、过度中面临着“生命力”的严峻考验，正处于相当艰巨的特殊阶段。应该指出的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复杂而深刻的。当然内因是主要的，惟其如此，我们首先进行认真的反思。但也不宜低估传统的乃至陈旧保守的思维方式、审美模式，欣赏习惯对文学发展、对文学新格局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估价，不仅对新时期文学和文学新格局的看法和评价会失之公允，更会对纯文学的生命力和发展命运作出非科学的判断，那将造成人民和历史不能容许的大失误。毫无疑问，稚嫩的尚待完善的文学新格局，作为新的精神生产力的代表，它必将在趋向完善、实现“人学”本质到位势所必然地被逐步适应和确认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体现其本色的无限生命力。
正视历史转轨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纯文学的命运作为一个问题，在期刊困窘和作家慨叹中被突出地提出来，单纯从文学自身找原因是不全面也是不公平的，历史大转轨的社会性因素，是必须同时正视的一个重要缘由。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对纯文学的生存、发展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并不亚于文学自身的原因，如果作某种强调，甚至可以说威胁更大。
自新时期以来，我国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方针、路线和社会发展的大转轨，引起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首先，“纲”与“中心”的转化，带来文学功能和地位的变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文学“从属于政治”，极左思潮演化到极端，文学被畸形扭曲为直接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其实并非文学的福音。然而，文学毕竟处于功能得到极端看重和强化，地位被抬到至高至尊的状态。这种非常之举，虽因其实质上损害了文学的正常功能而不仅不能使之健康发展，从根本上看还是对文学的严重戕害。但就当时的文学处境而言，毕竟不存在外表意义的生存问题。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开始实施，在我国的特定国情下，势必出现社会全局性的深刻变化。于是，从精神到物质，从社会配置到人们的精力、兴趣、注意力都倾倒式地转向新的中心。同时，历来难以避免的某些认识上和实践中的“过正”现象也或隐或现地冒头。文化和文学等意识形态，相对于“中心”转向之前，毫无疑义地从总体上趋向于弱化。如果说，在意识形态中还有差异，那么，原来就处于三层塔尖的文艺、文学，变异自然更见分明。而相对于“文革”中被出格抬举的文艺来说，反差就更为强烈。这种“转向”摸索途中难免的对文学功能、地位的一时把握失度，导致对其社会性投入和关注的失衡。更其值得注重的是，对文学积极导引和促动其健康发展的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的生命力不能不受到严峻的考验。作为意识形态，其所受影响的潜在深刻性不可小视。然而文学自身内在的坚韧活力，社会主义强有力的社会自调节机制，驱动和调整着文学沿着社会变革的行程逐步确立和明晰着自己应有的功能地位，并不断得到广泛的理解和确认。这是否表明，一方面，文学的受重视程度从巅峰落向谷底；另一方面，文学由失重乃至忧虑失去自身，经起伏跌宕又复趋于向本义回归并健康发展。表面看来，当今纯文学尚行进在境况维艰的转化途程之中，自身的成熟程度也还远不理想，甚至引发了“命运”问题的思索。然而，新文学业已渡过了艰难的阶段，从总体上开始转向按文学应有之义健康发展的航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就会一帆风顺。纯文学进入理想之境，还将经历一个漫长甚至难免仍有曲折的艰巨历程。但它必将是文学的明天。
新时期更为深刻和影响深远的转轨，是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向文学提出了文学产品及其价值实现的商品性和商品化的问题。这是历史转轨带给文学最具实质性和尖锐性的冲击。如同以上分析，在这种全社会性的历史转轨大潮中，认识上和实践中的过激现象是难以避免的。文学实质上被自觉不自觉地赋予了或赋予着商品的属性，被不同程度地裹挟进了市场的商品化竞争潮流，或者至少受到其压力甚大的冲击。这无疑是对文学，尤其是严格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也即现今被强化而特称的“纯文学”的严重威胁。文学作品作为作家创作劳动的产品，并且确在流通流域里发生了交换关系，着眼于这一现象，指出其具有某种商品性质，应该讲无可厚非。然而，仅以此现象为依据，而不对其多方面性能及内在实质作实事求是的全面考察和辩证分析，便简单化地对这一复杂事物断然作出简单化的属性判断，并以之确立相应的指导性和管理性的条规，就难免造成可怕的失误和不容低估的损害。当今纯文学境遇欠佳，乃至让人想到“命运”问题，我想这方面的因素也理应正视。
诚然，文学作品是劳动的产品。然而，作家的劳动，是精神生产劳动；作家劳动的产品，是精神生产产品。它与物质生产及其产品的质的区别，在于它的目的只创造精神价值，它所具有的并实际服务于人群和社会的价值，也正完全在精神方面。而这种价值的实现方式，与物质产品被使用、耗费，随时间推移而逐渐破损、消失绝然不同，它通过精神的交流与沟通显示无穷无尽的特殊魅力，并在社会的动化演进中，具有永恒性地不断显现和发挥。这种精神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和物质交换的。事实上，这种无可估量的价值，在被视为商品的文学作品的流通中，从未起过相应的作用，甚至几乎完全没有起作用。在市场中被交换着的文学作品的价格，主要是由书籍的印刷、纸张费等成本确定的。很显然，把文学作品简单化地视同商品，忽视了文学的根本特性，也基本不符合文学的实际；而简单划一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把文学作品推向市场，把文学创作视同物质生产，不加区分地要求文学出版、发行业务统统商品化或受其严重制约，则势必对纯文学的生存发展造成巨大困难。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邓小平论文艺》，第83页），对“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同上）这类现象，给以严肃批评，一再告诫作家要“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邓小平论文艺》，第7页）。这就表明， 把文学创作及其产品商品化，是不符合作为新时期文艺根本指导思想的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惟其如此，尽管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之中，在历史转轨的特定时期，难免出现认识和实践上的某些模糊、失度及无序和不完善，因而给纯文学的生存发展带来某种艰难。但有根本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有力支撑，有众多有识之士和社会贤达的热情关心和支持，有无数有志气、有韧性、有才华的文学志士的刻苦求索和奋发创造，我们的文学事业，必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变革的更趋有序和完善，随着更多作家的成长、成熟和更多力作精品的问世，不断显示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活力。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势必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就有可能产生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人的力量，即对货币的崇拜。这种“货币拜物教”或“金钱拜物教”，无疑是纯文学生存发展的大敌。首先是中其毒、受其害的作家，唯钱是举，把文学创作商品化，胡编乱写，粗制滥造，乃至丧失人格，无原则媚俗，迎合低级趣味。其结果，文学作品不仅不能体现精神产品的价值，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反而只能污染社会风气，败坏文学声誉。更其值得关注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拜物教”对广大人群的腐蚀毒害所给予纯文学的间接影响。在商品货币关系支配下，拜倒在金钱脚下或不同程度地接受其负面影响的人们，把自己的全部兴趣和精力，都投注到追求金钱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竞争之中去了，很少再有乃至完全没有闲暇来阅读欣赏文学作品。随着一种恶性循环的形成，在一定的公众范围内，文化素养不仅未能与日俱增，却在潜移默化中无可避免地下滑。这样，那些属于欲壑无穷的人们，固然“拜金”不止，或许是永远地告别了文学；而有些逐步富有起来的人，出于种种不同的动机、欲望，或许也会再挤出若干时间来重新光顾文艺、文学，然而，一则时间毕竟很有限，另则如上所述，文化状态已经大变，对纯文学恐怕也难以再有热情，更不用说青睐了。在这种情况下，同属文化、文艺营垒的各类艺术及其同仁，一方面，共同呼吁关注文艺的精神产品属性及其价值特质，以觅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理解和支持，而与之同时，又谁都切身感受并清醒地意识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以及由此而来的意欲自强自立的推动力。于是，在文学、文艺、文化的范畴和领域中，也展开并形成了种种毫不留情的竞争式挤压。此情此景中的纯文学，无论从其自身的文体特点来说，或是从其他文学、文艺及文化形态的特长而言，还是从当今广大读者观众的工作、生活情状及文化素质、审美需求考察，都无可避免地处于不利的地位，难脱受挤压的窘迫景状。
但是，必须指出，我们建立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的秩序经济。拜金主义作为一种无序的力量，是商品货币关系“异化”的产物，本质上是与私有制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相一致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当代社会中，拜金主义虽不能说没有其滋生的土壤，却绝不会得到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下的肥沃地盘；虽不至于遭致人人喊打的境遇，却也绝对会在被否定被制约以及难以承受的蔑视和鄙视中倍受压抑。诚然，当市场经济开天辟地在社会主义中国降生，尤其在其举步实施的起始阶段，一方面，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和传统习惯，既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正常运行的阻力，同时倒也给伴随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而来的诸如拜金主义等等逆流以有力制约。这里，存在着肯定和否定的极其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势不可挡的社会转轨的大潮中，又无可避免地会因泥沙俱下而带来某些思想混乱，加上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完善也必定有一个艰巨复杂的摸索过程，这也注定了转轨过渡阶段的社会，呈现出异常深刻的特殊复杂状态。然而，历史主潮终将冲决一切阻力或快或缓地前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定会在实践努力中逐步趋向成熟和完善。纯文学凭借其具有人民所需、社会主义所需的精神价值，也必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的历史进程，经受严峻考验和锻炼而走向更为成熟的新阶段。而这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轨迹，也许会被编织成传颂千古的佳话，永作纯文学具有无限生命力的雄辩铁证。
充分发挥文学与社会的自调节潜能
在纯文学命运面临挑战和考验的特定历史时期，积淀着深厚生命潜力的文学自身和生机勃勃的中国新时期社会，应该也完全可能在各自充分发挥自调节潜能并构成巨大合力中，推动纯文学事业健康发展。
文学自身的自调节，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自觉地、切实地把握和解决好增强文学生命力的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深刻理解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与不能脱离政治的辩证关系，自觉地力求驾驭自如地把握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这是社会主义的立命根基。邓小平同志关于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又强调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论述，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观念，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论断，与之相一致，在文艺的服务方向上对服务人民的强调，等等，体现了邓小平文艺理论从实际出发，遵循规律，指引文艺、文学事业健康发展的科学精神。文学的自调节潜能，必须毫不含糊地在这文学立命前提和依据的关键问题上充分发挥作用。事实上，小平同志立足于深刻的历史经验之上强调的政治，绝不是人们极度反感的少数政治家权力之争、权术之斗的政治，而是全体人民衷心拥护的富民强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小平同志强调的服务方向，也正与人民的要求完全吻合。因此，一切爱好文学的中国公民，一切有觉悟、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都应该能理解接受并自觉地付诸实施的。文学自身这方面的自调节，也必定会取得理想的效果。
其次，自觉遵循创作规律，特别是从当前实际出发，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在切身感受中准确把握时代脉膊和人民的情态，获取创作的源头活水，从根本上强化纯文学的生命活力。作为“人学”的文学，任何时候都与人民血肉相联。在这方面出任何问题，对文学都是致命性的。作家不能脱离创作的源头活水，适用于一切真正属于作家的作家，并且具有永恒意义。而在当今中国，作家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更有不同于任何时代社会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是因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社会巨变。这一变革带来社会生活内容和表现形态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创造历史的人们，正在继承和扬弃中创造着崭新的生活。作家要反映、表现、抒写这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审美体验和感受，不投身其中，不“深入”地了解、熟悉、分析、研究一切人，怎么行呢？而扎根于这源头活水之中，获取丰富的养料，经过严肃认真的刻苦磨炼，创造出反映、抒写全新生活和审美情趣及理想的精湛力作来，必将受到人民的热情欢迎，必将在中国乃至人类文学史上显示不凡的价值和地位，纯文学的声誉景状也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文学的自调节理应也完全可能在这方面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其三，自觉发展文艺大好形势，遵循艺术规律，正确引导，发挥优长，增强文学新格局的社会适应性和影响力，特别致力于在借鉴、交融中推动中国特色文学创造的突破性进展。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文艺理论的指引下，出现了双百方针得以切实贯彻的大好局面。作家、艺术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发挥潜能、展示才华的广阔天地，艺术创作的多元格局、多样化形态及百花竞妍的繁荣景观开始出现，文艺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异常活跃。凡此，从本质上看，无疑是纯文学发展的良好社会基础和积极背景。文学的自调节，理当以之为立足点，从两个方面作双向努力。其一，因势利导，有效地促进文学新格局的合理调节和健康发展，使之在不断趋向于成熟和完善中增强社会适应性。其二，对于作家个体而言，则宜于引导其珍视大好形势，在自我反思、总结创造经验的基础上，以清醒的自我解剖为依据，在西方文论中国化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中，自觉地虚心学习、借鉴一切于已有益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技能，经消化、交融，创造自身一元却又综合百家的独特艺术风貌，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又富于独家风味的文学创造的高层次追求中，获得突破性进展，以大大增强纯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关于社会自调节，主要是对纯文学作有利其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进程中，健康发展的宏观调控。结合新时期以来的实践经验，我认为有必要在两方面加强调节力度。
其一，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纯文学健康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并形成完整明晰的思想指导、理论遵循及政策依据。文艺、文学产品，既具有某种商品的属性，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文学创作既产出带有某种商品特性的产品，又与物质生产的性质、过程及效益大相殊异。文学创作，特别是纯文学的艺术创造，应该如何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规律，又怎样对待作为特殊精神产品必须遵循的特定艺术规律。对此，不仅作家，而且应该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应该讲，邓小平文艺理论早已为之确立了根本的理论遵循。问题在于小平同志的思想为全社会所掌握并全面而准确地落实到社会性实践中去，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在转轨起始阶段，因为种种复杂因素，纯文学一时提不到被重点关注的地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必将随着市场的逐步走向有序和成熟，而渐次得到相应的解决。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可以坐等这一天的到来。事实上，邓小平理论提供的还是宏观的遵循原则。使之具体化和细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条规，使之在复杂的改革行程中为各界各方深入理解并自觉遵循等等，正是促进纯文学健康发展的社会自调节所要做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了业已展开的努力。
其二，宏观战略调控与微以战术措施相结合，增添纯文学的生命活力。不断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并不断强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根本指导思想，便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实践中，强化包括纯文学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宏观战略调控。这一调控产生的巨大精神和物质力量，是难以用数字来统计和表述的。而作为这一重要宏观调控相应体现的，是各种微观战术性的举措的制定和出台，各种社会性的热情关心和扶助举动的不断涌现。当然，相对于纯文学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现今这方面的社会调控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诸如在增加资金投入，制定更具激励性的多渠道扶持政策，确立足以科学有效地促进文学队伍建设的深化改革方案，等等方面，都有许多社会调节工作要做。我们也十分高兴地看到，这方面的努力，正越来越广泛、深入地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今天，我们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一方面正视纯文学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暂时困难，甚至作了某种必要的强调；另一方面，回顾反思历史，分析剖示现实，预测透视未来，我们毫不悲观，我们充满信心！正生气勃勃地呼啸、驰骋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东方醒狮，将把伟大中华带进一个新世纪的崭新天地，在那新时代的文明之邦，纯文学璀灿夺目的鲜艳花朵将遍地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