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高新科技时代 促进文学艺术发展——技术之网的反生态倾向与文艺的生态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文学艺术论文,科技时代论文,倾向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反生态的技术之网
我们生存在一个被技术笼罩的时代。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博得有关人士的青睐与崇拜，同时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态倾向，构成人类无法回避的“技术圈”或“技术网”。
现代生态学家将地球生态环境逐一划分为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术圈等。人类生存在技术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气、水土一样。例如《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类“在技术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所谓“技术圈”盖指构成群体共同生存基础的技术体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笼罩人类生态的技术之网。
在当代世界上，技术之网无孔不入地操纵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建设、经济贸易、文化娱乐各个方面，乃至武装战争、走私贩毒，的确就像一张巨大的罗网笼罩着人类，因而技术圈也就是一种技术网。现代人广泛地使用技术，依托技术网而生存，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加大了技术网的强度。人们在观念上或者过分迷恋技术，或者以为技术不过是一种手段，往往忽略了技术网的另一面。其实天下事物皆有阴阳或正反两面，技术也不例外，它既有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一面，也有反生态的另一面。
我们不妨以网罗技术为例来反思这种利于生存与反生态的两重性。
渔猎用的网，是人类早期发明的技术之一。“网”，或“罗”，合称罗网、网罗、网罟（罔罟）等。网罗技术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利于生存和反生态的两重性。传说伏羲发明网罟。《周易·系辞》记载，伏羲“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在半坡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网坠证明网的使用至少有七千年历史（注：刘岱主编：《永恒的巨流》，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页。），其时期大致与传说的伏羲时代相应。先民处在原始蛮荒之中，出自生存本能的需要，发明了网罗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捕捉鸟兽虫鱼的能力，部分地改变了原始生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了不起的创造。因而人们颂扬伏羲说：“羲皇之初，天地开元。网罟禽兽，群黎以安。”（晋代傅玄《羽龠舞歌》）高度肯定了网罗技术对人类生存的意义。
尽管网罟在古代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发现，网罟出现在古代歌谣中极少是正面形象，而常常是一种危害生命的凶险处境的代名词。例如《国语·周语》引民谣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南北朝诗人鲍照的《代空城雀》诗写道：“高飞畏邸鸢，下飞畏网罗。”这是由于网罗捕杀了大量的生物，并且被权势者效法而造出一种治人的权术，因此成了人与动物畏惧、仇恨的对象。唐代诗人杜甫曾在诗中指出：“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注：杜甫：《早行》，《杜诗详注》第五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62页。）揭露了网罗反生态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网罗，是否还需要技术呢？古往今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技术限制论，认为滥用技术会破坏生态，主张有限制地采用技术达到功利的目的。例如在大禹的时代就有了限制网罟的措施。古代《逸周书》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要求适时渔猎，保护自然生态。再如《国语·鲁语上》载有春秋时期鲁国大夫里革断罟的故事。其中说：“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鲁宣公在禁渔的夏季派人在泗水下网捕鱼，里革闻讯赶去阻止，斩断了网罟，并以古训批评宣公，被称赞为“良罟”。儒家学者孟子和荀子都主张按自然季节禁网和适当地用网，使“鱼鳖不可胜食”（《孟子·梁惠王上》）。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反对网罗技术。时至今日，所谓“环保”机构仅仅对明显污染环境的技术作有限的限制，基本上是沿袭这种功利的主张。
另一种看法是技术否定论，认为技术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人为的技术。中国古代反对技术的代表人物是道家老子和庄子。老子连车船技术都反对，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庄子把网罗技术称为“网罟之患”或“网罗机辟之患”。他站在动物的立场质问道：“夫丰狐文豹……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庄子·山木》）庄子替遭受网罟之患的动物申诉不平，批判了网罗的反生态性。网罗技术的终极目标是捕捉一切生灵，使之丧失自由，失去生态。近代工业技术与高新技术破坏生态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古代的网罗，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技术与生态的对立。现代生态主义者认为：“新技术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公害或者肉眼所能看到的危害。”（注：转引自〔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代表了否定技术的观点。
但是，技术限制论限制不了技术的过度扩张，技术否定论也否定不了技术的存在。在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的形势下，20世纪中叶在西方出现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能够革新资本主义，带来全民幸福。于是高新技术被尊为无冕之王，人们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实行技术专利，构筑技术网罗；影响遍及发展中国家，争先恐后追逐高新技术以之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当高新技术使人类的许多梦想成真的时候，当白领们追随富豪空前地享受繁华的时候，恐怕难以接受技术反生态的观点。但是不久前发生的恐怖袭击美国的9.11事件粉碎了技术决定论的幻想，使技术的反生态性暴露到极致。美国的世贸中心摩天大楼正是现代高新技术反生态的代表作，一是由于它的建造耗费了巨大的自然资源；二是它的存在加剧了金融垄断和社会畸形；三是如此摩天危楼将数万人一层层地隔绝在百丈高空，这三点都是对人类生态的破坏或扭曲。而这两座以现代技术违反生态而建造的摩天大楼，偏偏遭到反生态的现代飞行技术的恐怖袭击，一朝酿成千万人的悲剧，形成巨大的生态灾场，“具有超越灾区殃及全局的危害性质，具有惊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注：齐长明：《用灾场学说看金融风暴》，199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这场灾难给人类的打击将成为一个永久的话题。
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引起人们深思：为什么这场生态灾难借助了高新技术，并且引发继续破坏生态的高新技术大战。为什么人类自己编织了技术罗网，又不幸落入网中，而自食技术的苦果。
二、被网住的文学艺术
众所周知，技术与艺术本是同根生，原本共同产生于原始人类的谋生活动。早期艺术混杂于技能，技术被视为巧艺。从人类学和字源文化的考察都可见二者的亲缘关系。从汉字来看，艺术的本字“艺”的甲骨文像一个人精心栽培农作物。《说文解字》：“艺，种也。”其本义既是种植技术，又是一种生态艺术。从拉丁语来看，“艺术”一词本于工艺制作。海德格尔曾指出：“希腊人拿技术命名的，不仅是工艺的活动与技巧，还有心灵的艺术和美的艺术的活动与技巧。”（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无论中国或西方，艺术和技术都有共同的渊源，都曾称为技艺，由于其主导倾向是合于自然生态的，因而可以说，早期技术是艺术化的技术。
但是随着社会分工与文明演进，艺术与技术分道扬镳，在各自的领域拓展空间，逐渐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个尖刻强硬，一丝不苟，实用重利，严厉无情；一个天真活泼，充满生气，婀娜多姿，顾盼生情。在残酷的政治和商贸战争中，柔美的文艺女神缪斯当然敌不过剽悍的匠神赫费斯托斯。于是，文学艺术逐渐陷入全球一体化的技术罗网。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技术与艺术的分野？又是什么原因使文学艺术陷入罗网？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曾经被忽视的生态。由于不同的生态处境或者说面临环境的不同生态取向，使艺术与技术分道扬镳，技术的反生态倾向逐步突出，而艺术则面临生态危机并陷入罗网。
首先，文学艺术的传统形式发生危机。高新技术的手段不可阻挡地促使文学艺术变换形式，从制作到传媒，从表演到欣赏，几乎全被现代技术之网笼罩，诸如电影、电视、录音、摄像、电脑绘制、电子印刷、电子音乐、电动舞台、激光、遥感、卫星转播等，乃至生物基因技术都侵入文艺领域；而许多传统的文艺形式或被取代，或遭到严峻挑战。
其次，文学艺术的定义发生危机。随着现代技术的产业化，带来了艺术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世俗化。资本垄断操纵着大众欣赏趣味的变化。例如好莱坞的色情或恐怖大片，摇滚音乐、朋克族与狂欢派对等大众文化，直到电子游戏、网络世界，使窃窃私语的文学纳入全球一体化的罗网。文化工业的垄断者诱得一片沉醉和莫名其妙的叫好，却令人担心文学艺术蜕变为反文学、反艺术。
其三，参与文学艺术的人自身的危机。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航空技术、原子弹技术、生化武器技术、基因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人性的异化与精神失常。失去生态平衡的人们日益孤独、惶惑、无处栖身、无家可归。
三、网络危机与生态诗学
文艺的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人类的生态危机，也是人类所发明的技术与网络的危机。当前最明显最流行最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之网可以说是计算机网络。这种新兴的网络技术是否也具有反生态倾向？怎样看待这种网络化的世界，是文艺学与生态诗学不可回避的课题。
仅就流行的网络技术来说，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以所谓“网络新新人类”为代表，他们自称“网虫”，认为网络是自足自律的世界，“网络给思想最大的自由”（注：《网络新新人类》，《畅销书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9期第67页。）。这不过是技术决定论影响下技术迷恋者的看法。另一种看法与之完全相反，认为“网络是人性的围墙”，“是传统文化的杀手”，甚至“建议现在就炸掉该死的网络”（注：《精神生态通讯》2001年第4期，摘自柏树林：《人类的天罗地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技术否定论者的观点。第三种看法把计算机网络视为一种先进的工具，在使用的同时对网络技术忧喜参半，主张适度地发展。这是技术工具论与技术限制论的观点。
我以为，将网络说成是最大的自由世界过于夸张，完全否定或封杀网络也不可能，如何限制高新技术的发展尚未找到可行措施。与这些看法不同，是不是可以寻找另外一种途径，从是否适宜于人类生态的角度来看网络技术，探讨其文化倾向，思考技术何为，艺术何为，并将它们作为生态诗学的一种研究对象。这也许是较有意义的一种选择。
首先，有必要正视网络技术的存在及其危机。互联网既然是一种高新技术，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反生态倾向和自身的危机。尽管网络技术给上网者带来许多方便，具有超越空间、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等多种优点。但是我们对网络技术引发的生态危机决不能掉以轻心。网络技术的危机至少表现在这样六个方面。其一：这种高新技术产业大量消耗着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并造成各种已知的和未知的污染。其二：这种高新技术产业使跨国资本主义财团赚得巨额利润，加剧了世界上的贫富分化、生态失衡。因而一位美国批评家称因特网“是一种电子殖民主义”。（注：转引自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其三：这种高新技术特别容易遭受高技术的袭击，据报道，“计算机与网络信息安全成为2000年美国甚至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注：《迈入新世纪再看2000年》，原载2001年1月《科技日报》，转引自《新华文摘》2001年第4期。）世界上的商务网站与官方网络系统已经遭受计算机病毒与黑客的频繁袭击。其四：这种高新技术为欺骗与误导大开方便之门，仅就所谓网络文学而言，实际上其中充斥着垃圾，使上网者浪费时间与资金。其五：网络技术产业的垄断者挖空心思地诱惑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长时间上网，从而引发电脑病，危害身体健康。其六：网络技术加剧了精神生态的危机。有人认为，“网民所畅游的网络世界是自足自律的”。其实“网虫”们只能在虚拟的世界“畅游”，其自由十分有限，结果是深陷网中不能自拔，与社会隔膜，使人性畸形。更危险的是大众对技术的迷恋会导致技术控制与技术统治，结果物极必反转而产生技术恐怖。
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技术何为。技术决定论、技术否定论或技术工具论都无法解答这一根本问题。我想是否可以从文化与生态的角度思考。究竟什么是技术？技术工具论将技术当作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技术决定论使人由迷恋技术转而恐惧技术；技术否定论仅有批判而无对策。只有从文化与生态的思路来读解技术，才能深入其本质掌握技术的两重性。例如海德格尔不满足于把技术看作一种工具、手段或行为，他提出：“技术是一种去蔽之术。”（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并补充说，“自由和去蔽即真理的发生有至为紧密的亲缘关系”（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可见他把技术看成人类生存的一种需要。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使人们发现原来被遮蔽的世界，网络提供了生命存在的一种新的方式，于是网络技术构成一种新的文化之网。人们身陷于网络，却又创造着一种网络文化。但是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指出：“支配现代技术的去蔽是一种挑战，即向自然提出无理要求，逼迫自然供应既可以提出又可以储存的能量。”（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也就是说，技术有合于生态与反生态的两重性。从技术的反生态倾向看，新兴的网络技术并没有超越网罗文化的传统，无“纲”的网络目前还未能颠覆有“纲”网罟的权力，只是改变了权力话语的方式，因特网的力量最终表现在它让整个世界都成为网络上的“单面人”而已。人类为了生存而发明网罟技术，为了进步而创造新的网络，然而无论新旧，都使人类自身陷入技术罗网。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一个怪圈，但却是一种文化。
最后，让我们回到技术与文艺的关联上。技术本来就是艺术化的合于自然生态的技艺。在今天，它能否像优秀的文学艺术那样重新拥有良好的生态，或者说，高新技术与文学艺术能否互惠共存呢？文学艺术在高新技术产业时代能否获得可持续发展呢？我想，从生态诗学的观点看，完全可以把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从生态的观点解读网络，可知网络技术实际上为人类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与生存方式。网络的伸展性、关联性、包容性和以柔克刚的性质都合于生态学原则，特别是合于“生态关联的原则”和“生态智慧的原则”。（注：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生态演化中的优胜劣汰，要求每一生态系统总是趋向优化组合，例如网络以柔克刚，涵盖万有，即合于生态智慧的原则。中国古老的《周易》中有一句关键的话：“生生之谓易。”尽管网络技术有其反生态倾向，但说到底还是人类生生之变易。原来生态就是无形的网络，网络就是一种虚拟的生态。处在不同生态环境中的人生个性，通过互联网进入一种虚拟的空间，也不失为一种新的生态方式。与传统网罗相比，流行的网络可以说是无“纲”的网罟，可以在虚拟的空间试探着消解权力与精神漫游的文学创造。而这些都可以成为生态诗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