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愿[1]2004年在《国有上市公司融资的软预算约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将其改造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然后上市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路径。然而，通过股份制改造、但保持国有控股地位的上市之路是否真的将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现代企业?本文从国有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特征这一角度出发，以预算约束的软硬程度做标准，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国内流行观点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存在股权融资偏好。与此不同，本文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并非偏好股权而是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国有上市公司的这种融资偏好是与其所有权性质密切相关的。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显着特征是“国有股一股独大”以及“流通股、非流通股人为分割”。这种特有的股权结构导致了国有上市公司依然保留着传统国有企业的那种融资偏好。 本文依次对国有上市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融资偏好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1999—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分行业建立了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大部分行业中国有股比重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国内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与传统理论和西方实践相反，上市公司债务比率与公司绩效呈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上市公司融资依然存在软预算约束，我国国有银行尚未真正实现商业化，“上市公司——国有银行——政府”之间依然保持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所属关系。因而，国有上市公司能较为容易的从国有银行获得软资金支持。 由此可见，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并没有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国有上市公司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国有经济部门的软预算约束不但使国有企业缺乏竞争激励、效率低下，而且造成了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给国家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金融危机风险。因此，本文提出要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根据产权明晰的要求，必须实现真正的“股权多元化”；除了个别部门外，取消国家在公司中的控股地位，引入私人所有者。其次，国有银行上市并非坦途大道，国有银行上市后仍可能面临软预算约束，不良资产问题仍可能困扰国有上市银行。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样，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关键在于所有权改革，在于实现预算约束硬化。
彭程, 安灵, 杨红, 刘怡[2]2009年在《软预算约束及其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Schaffer图方法,建立了衡量软预算约束及其预期的量化指标,检验了软预算约束现象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存在性,并用OLS方法研究了软预算约束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依然存在软预算约束的现象,并且软预算约束问题会提高企业的负债融资水平,导致债务资源的配置扭曲。通过软预算约束企业产权性质分析发现,软预算约束倾向于发生在具有国有产权或国有背景的企业,但在非国有部门也存在一定的数量。
陈俊龙[3]2013年在《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软预算约束，首先是由Kornai提出的。随着诸多学者的深入研究，软预算约束已经超越了社会主义经济范围，成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经济学概念，与多种经济理论联系密切，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在现实问题的解决上具有极强的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国有企业纷纷跨出国门，开始利用“两种资源”与“两个市场”，海外投资日益成为中国国有企业跨国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涉及范围日益扩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充分显示了国有企业的显着成长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在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例如过度投资、投资决策不科学、巨额亏损等等，而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在于软预算约束。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研究，找出其产生的根源、效用及解决对策，提升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与国际竞争力；保障境外国有资产安全，实现保值增值；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革进程。本文研究的是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述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其次是文献综述，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及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已有文献进行了评述，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及理论基础。再次，对于研究思路及方法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进行了介绍。最后，指出了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产生。首先，提出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类型、表现形式及特点进行研究。随后，本章以D-M模型作为一般条件下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基本模型，然后逐步引入了开放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贸易壁垒、汇率，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产权不清、委托代理、高交易成本、政策性负担）及心理因素，不断丰富基本模型，从理论上揭示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产生。第叁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历程与现状。该章主要是为后面章节的分析提供历史与现实分析基础。首先，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历程分为了若干阶段：初步发展时期（1979-1985年）、稳步发展期（1986-1991年）、波动发展阶段（1992-2001年）、入世后的发展阶段（2002至今），对各阶段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状况及特点进行了概述。然后，从海外投资绩效、国际影响力、海外投资领域及方式分析等四个方面剖析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现状。第四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与软预算约束。本章分析了软预算约束与海外投资风险高、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创新、国有资产流失等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软预算约束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要想切实提升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效率，就必须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第五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合理性分析。首先，本章分析了软预算约束是市场失灵的必然。其次，本章分析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良性结果，包括加快转型，保护国家及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安全，特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等。最后，对何为适度的软预算约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第六章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治理对策。本章从正反两个方面探讨了相关治理对策。对于适度的软预算约束，指出应当通过构建高效的财税政策体系，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国际氛围叁个方面来保持或实现适度的软预算约束。对于恶性的软预算约束，应当通过进一步深化产权体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推动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推动跨国国有企业重组，培育跨国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等市场与非市场政策来治理。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对本文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得出了若干结论，包括软预算约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及解释力，可以用于研究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软预算约束实质上是外部性问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的根源多样性及复杂性的特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在取得显着成绩的同时，存在着诸多体制性矛盾；软预算约束具有双重效应；要制定区别对待，分类治理的治理对策。本文从软预算约束视角剖析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研究开放条件下的软预算约束，并进行了实践创新，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由于作者本身能力有限，对于软预算约束本质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有些绝对化，扩大了其外延，对此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论证。此外，由于统计口径、保密及本人收集能力的原因，本文难以收集到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相关信息，例如海外投资净利润、海外主营业务收入、资产负债率等等，无法准确地描述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及其软预算约束问题的状况，更多地是从中国企业的总体情况去推断，也就难以对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再者，本文在运用各种已有理论的过程中，受限于作者的认知能力，可能会对一些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深刻，影响到论点的严谨性。这些都是本文存在的不足，构成了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滕进华[4]2005年在《双重软预算约束下银行风险成因及其化解策略研究》文中认为当前转轨时期,我国企业和银行自身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这种双重软预算约束相互交织、演化的结果是我国银行风险,尤其是不良贷款的不断累积,进而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进程。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影响银行风险的制度性、市场条件、行为主体的博弈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等众多因素联合起来分析,从而指导我们对银行业的改革进行全面的考虑与设计,更好地实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初衷。 论文首先对软预算约束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分别阐述了我国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对银行和企业的双重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不良后果。继而,基于以D-M模型为代表的内生性软预算约束理论的主要思路,利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分别研究了影响我国企业和银行软预算约束成因的一般因素(如信息不对称、事后的有效等)和特定因素(产权制度、市场结构、政府的干预等)及其形成机理。考虑到我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经济环境、政策的多变性,金融支持的经济发展策略(内生的)和政府在信贷决策中的强势作用,论文从不确定性和银行的高风险投机行为对D-M模型进行了拓展;通过政府、银行、企业的叁方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目标函数差异对企业软预算约束从而银行不良贷款之成因的影响。特别地,分析了双重软预算约束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国有银行自身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主要起源于政府必须依靠国有银行系统向渐进式改革的国有经济提供可观的金融支持,而国有银行自身的软预算约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这就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软预算约束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指出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应该在制度上着眼于软预算约束问题,并分别从社会稳定理念、银行产权制度、银行结构、银行监管体系、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银行业改革的配套问题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银行业改革的相关对策及政策建议。
潘岳奇[5]2012年在《企业资本结构、产权性质与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本结构决策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财务政策之一,不仅对企业的资金成本、财务风险、税金支出、治理结构等具有影响,还会对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当前有关资本结构影响产品市场竞争的理论在学术界和企业界都“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待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下特殊的制度背景可能使得企业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问题趋于复杂化。深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转换成本模型等资本结构影响产品市场竞争的主流理论认为,企业负债会软化(Soften)产品市场竞争,即企业负债会使其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更加软弱(Soft)(如,提高价格、减少投资、降低产量等),绝大多数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研究都支持上述观点。然而,上述主流观点似乎无法合理解释我国企业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一方面,的确有大量非国有企业因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在产品市场上丢城失地、节节败退,但另一方面,很多国有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行为却似乎并没有因为债台高筑而变得软弱(Soft),有的甚至还相当激进、更具进攻性(Aggressive)。近年来,在我国房地产、煤炭、水泥、钢铁、航空等行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现象。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可能使得我国企业的负债与产品市场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与当前西方的主流理论观点及经验证据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很可能存在明显差异,这有待更加确切的经验证据和更加合理的理论解释。因此,本研究试图基于企业资本结构影响产品市场竞争的相关理论,结合我国转型背景下的制度特征,分析我国企业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效应,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对此的影响。具体地,本研究选择房地产企业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原因是国有和非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与产品市场竞争行为关系明显分化的现实具有典型性、企业产权性质在房地产行业有重要意义、独特的数据(如土地拍卖)有利于从多层次进行实证检验、房地产行业的市场结构与理论模型相符、房地产行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包括：(1)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我国转型制度背景的分析得出,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弱融资约束和软预算约束特征,使得“企业负债会软化(Soften)产品市场竞争,即企业负债会使其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更加软弱(Soft)”的主流观点对国有企业的适用性弱于非国有企业。深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转换成本模型等主流理论在解释企业负债如何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时认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增加负债会显着提高企业的财务脆弱性、边际外部融资成本和破产风险,从而使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更加软弱(Soft)。上述观点成立的两个重要前提是企业存在债务硬约束和明显的融资约束。然而,对我国制度背景的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较强的软预算约束和相对较弱的融资约束,与主流理论的前提存在差距,导致主流理论观点的适用性较弱。相反,非国有企业的现实与主流理论观点较为接近。(2)结合房地产企业的理论分析表明,非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会使其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更加软弱(Soft),但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则会使其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更具进攻性(Aggressive)。对非国有房地产企业而言,提高负债会显着提高企业的财务脆弱性、边际外部融资成本和破产风险,从而使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更加软弱(Soft) (如,降低投资、减少高价拿地、控制规模扩张速度)。但是,对国有房地产企业而言,由于弱融资约束和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且普遍预期政府会在企业陷入困境时进行救助,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行业更是如此,因此,国有房地产企业发生亏损后无力偿还的部分(尤其是拖欠银行的债务)最终将由国家和银行“埋单”,负债率越高,国有房地产企业需要承担的亏损比例越低,从而,高负债的国有房地产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激进的、更具进攻性(Aggressive)的产品市场竞争行为(如,扩大投资、高价拿地、大力提高市场份额),以较小的预期损失博取较大的可能收益——一旦成功,高负债国有房地产企业便可获得巨大收益,倘若失败,则绝大部分损失由政府和银行来承担。(3)对2004-2009年沪深两市A股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房地产企业,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对其投资支出的负效应显着更弱；具体地,非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对其投资支出具有显着的负效应,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对其投资支出具有显着的正效应。(4)基于2003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北京等14个大中城市234块商品住宅用地拍卖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房地产企业,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对其在土地拍卖中出价水平的负效应更弱；具体地,非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对其在土地拍卖中的出价水平具有显着的负效应,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对其在土地拍卖中的出价水平具有显着的正效应。(5)对2004-2008年沪深两市A股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上供不应求的这几年时间里(2008年除外),非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对其市场份额增长具有显着的负效应,相反,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对其市场份额增长具有显着的正效应,但这种正效应在房地产市场衰退期(2008年)明显减弱。上述叁个实证研究,从多个角度、不同层次,为如下观点提供了相互印证、逻辑一致的支持：房地产企业的负债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效应因企业产权性质而不同。对非国有房地产企业而言,负债会使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更加软弱(Soft)(如,降低投资、减少高价拿地、控制规模扩张速度)；但对国有房地产企业而言,负债则会使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更具进攻性(Aggressive)(如,扩大投资、高价拿地、大力提高市场份额)。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1)在中国的转型制度背景下,分析和检验了企业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效应,发现了企业产权性质对此的重要影响。本研究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和弱融资约束特征,使得基于深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转换成本模型得出的“企业负债会软化(Soften)产品市场竞争”的西方主流观点对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适用性较弱。(2)从多层面、多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资本结构对产品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本研究利用房地产企业的数据,从企业投资、土地竞拍和市场份额增长叁个方面(其中,土地竞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提供了相互印证、逻辑一致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靠性。(3)实证检验了企业资本结构对土地竞拍行为(出价水平)的效应,为财务约束下的拍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并发现了企业产权性质对资本结构与竞拍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影响。(4)探索了竞买人资本结构对土地成交价的影响,有助于从拍卖这一微观视角理解土地价格的形成过程。此外,本研究还有助于理解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国退民进”、“地王”频出和“地王”背后国有企业频频现身等现象,对政府进行房地产市场调控和银行信贷管理等具有一定启示。
盖忠顺[6]2007年在《转型时期国有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行为实证研究》文中认为软预算约束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提出,为分析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和化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本文通过构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检验了政府补贴、地方政府行为对银行软预算约束及其行为的影响。在国有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其软预算约束硬化机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国有银行软预算约束与行为。首先是对软预算约束及银行软预算约束概念发展和理论综述;以及对本文研究方法进行说明阐述。在宏观经济制度背景下,从理论上分析产权制度、银行内部治理、政府补贴、地方政府行为等因素对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影响;在对传统理论中关于软预算约束的成因的解释进行介绍后,引入“内部控制人”理论与模型从另一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行为的成因进行了解释。借鉴传统研究经验,以及传统研究工业企业软预算约束行为的模型建立适用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计量模型,通过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实证的角度证明转型时期银行软预算约束预期的存在性、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硬化我国银行预算约束的建议,包括政策建议、增强制度建设与公司内部治理的建议,侧重切断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制度根源。然后初步探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对软预算约束行为的影响。
陈鹏键[7]2011年在《会计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融资约束代表了企业筹集资金的难易程度,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导致内外部融资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并且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成本而产生的。融资约束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对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有所限制。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即是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目前我国处于转型经济阶段,制度发展相对落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不同大股东背景下政府干预程度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大股东背景下的企业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考虑到以上背景,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仅从总体上检验了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且从我国制度背景出发,引入控股股东性质这个因素,具体考察了不同控股股东性质下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影响的差异。具体来说,文章采用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软预算约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托,从理论上分析了不同大股东背景下会计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运用改良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模型,验证了不同控股股东背景下会计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影响的差异。通过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信息披露与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相关性,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其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2)所有权性质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信息披露质量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更显着;(3)分属于中央控股和地方控股的企业其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相对于地方控股国企,中央控股国企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负影响更显着。
陈晖[8]2008年在《金融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分析了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以及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首先,论文根据金融发展研究领域常用的指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发展作了概述性描述(第一章)。近30年来,我国金融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形成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中介体系和以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我国金融发展具有如下一些特点:较高的货币化程度,整个金融系统以金融中介为主、金融市场为辅,较低的金融运行效率,一定的金融价格管制等。其次,本文对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对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另一方面,应用多变量VAR(向量自回归)方法,讨论了1978～2006年间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金融发展总体上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而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在金融结构方面,从银行存款负债规模比率的角度看,银行中介体系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但是从信贷规模比率看,银行中介体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着;而以证券市场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在此期间对经济增长不存在积极影响,这说明我国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还有待提高。另外,金融中介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2.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在第叁章里,理论分析方面,从一个规范的模型出发,论述了多元化、分散化、竞争性的银行金融中介体系有利于促进市场化转型中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得以硬化。而更具分散化特质的金融市场体系则通过来自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干预、市场约束、信息监控和监管制度等约束力量对企业的投资和再融资进行制约,从而达到预算软约束硬化、资源配置优化的目的。实证分析方面,重点考察了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体系发展,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影响。随着竞争性的金融中介体系的发展,银行贷款的规模、结构和流向等都发生了变化,总体上是向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发展。对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言,在来自财政补贴渠道日益萎缩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成为国有企业潜在软预算的主要途径。然而,随着竞争性的银行中介体系的发展,尽管贷款总余额规模依然逐年增大,而作为预算软约束的重要考察指标——不良贷款率总体上是下降的。金融中介体系多元化、分散化、竞争性的发展有利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硬化。3.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第四章在理论论述的基础上,利用1994～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培育之间的关系。一是利用变系数模型考察各地每百人中个体和私营企业家数(企业家精神的指标)与当地人均贷款规模(金融中介体系发展的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各地区二者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构显着不同,但是一般存在正相关关系。二是在分别增加了线性和非线性的经济增长变量后,利用变截距模型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且在样本考察期间,企业家数量相对于经济增长呈现U字型的发展,这与相关文献中的假设相符。叁是由变截距模型得到的各地区每百人中个体和私营企业家数对均值的偏离状况,说明在金融发展程度高和经济发达地区,对于企业家精神培育至关重要的个体和私营经济更为活跃。4.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第五章在总结近期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按不同范围层次考察了1978～2005年间我国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全国范围的收入不平等与各金融发展指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各金融发展指标之间都存在较为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因果关系是单向的,金融发展是引起收入不平等的Granger原因;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另外,该章还考察了乡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各金融发展指标中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除证券市场发展指标之外,其他金融发展指标与不同范围内群体的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字型”的非线性关系。第叁,在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方面,本文分别讨论金融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环境因素对金融发展的作用。第六章涉及金融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的讨论。该章通过资本积累、融资选择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阐述了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具有内生性,并且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发展特别是股票市场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方面,则主要分析了法律渊源和法律制度、利益集团、信任等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第七章综述了法和金融研究领域的一般性结论,即,不同的法律渊源对于投资者的保护不同,由此导致潜在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公司治理效率,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此外,该章还从历史的角度回顾我国法律制度的渊源,论述了我国法律制度与金融发展现状之间的关系。第八章论及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该理论分别分析了金融业和非金融产业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发展的反应。两个既得利益集团从其自身的总体利益角度以及行动的便利性方面考虑,更倾向于阻碍金融发展。而各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利益集团的阻碍力也受制于政治变革、新的投资机会、新技术变革,以及市场开放等因素。另外,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该章对我国利益集团影响金融发展所作的政策思考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继续推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通过全面的竞争来制约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第九章在简要辨析信任与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对信任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综述。此外,该章还考察了我国不同地区信任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信任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人们投资有价证券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与当地信任水平相关。保险与信任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信任对于保险业发展的重要性;而储蓄与信任的关系也符合相关的理论预测。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地区经济发展和收入的差异,以及人们的支付习惯等原因,我国各地的信任水平分别和居民获得的贷款、期末手持现金的情况之间的关系与理论预测不相符。尽管如此,对社会信任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法规在对金融发展进行解释时的一些不足,有助于开阔金融发展研究的视野。
吴军, 白云霞[9]2009年在《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与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来自1999～2007年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说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否趋于硬化,是衡量银行制度改革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考察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本文研究了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影响。本文发现,从总体上看,1999～2007年间仍然存在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现象,但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获得新增贷款的现象在此期间不断减少,尤其是在2003年后出现大幅下降。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中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我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改革,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对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起到了显着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揭示出,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不仅在于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在于深化银行业的改革。
牛慕鸿[10]2005年在《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与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软预算约束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提出,为分析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和化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本文在一个由政府、银行和企业叁者之间的简单两期博弈模型内,分析了政府补贴、地方政府行为对银行软预算约束及其行为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政府因其“父爱主义”不可避免的对银行进行补贴,外部的资金注入使得银行有了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信贷扩张成为理性的选择;政府补贴的数额越大、补贴的范围越广、对银行的监督力度越小,银行越有可能去扩大对于劣质项目的再融资;地方政府作为行为主体介入银行再融资的谈判,使分散信贷硬化预算约束的作用降低,银行的行为更加倾向于承担过度的风险;软预算约束下银行信贷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其结果是银行项目质量下降,不良贷款的数量增加,更为严重的后果便是引发银行业危机和经济衰退。 本文从四个部分分析了银行软预算约束与行为。第一部分是对银行软预算约束内涵的分析和理论综述;第二部分是在博弈框架内,从理论上分析政府补贴、地方政府行为等因素对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影响;第叁部分是从实证的角度证明银行软预算约束预期的存在性、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以及软预算约束下银行危机的财政成本;第四部分是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硬化我国银行预算约束的政策建议,尤其是增强政府承诺的可信性,切断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制度根源。
参考文献：
[1]. 国有上市公司融资的软预算约束研究[D]. 刘愿. 华南师范大学. 2004
[2]. 软预算约束及其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J]. 彭程, 安灵, 杨红, 刘怡. 统计与决策. 2009
[3]. 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软预算约束问题研究[D]. 陈俊龙. 吉林大学. 2013
[4]. 双重软预算约束下银行风险成因及其化解策略研究[D]. 滕进华. 重庆大学. 2005
[5]. 企业资本结构、产权性质与产品市场竞争行为[D]. 潘岳奇. 浙江大学. 2012
[6]. 转型时期国有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行为实证研究[D]. 盖忠顺.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7
[7]. 会计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D]. 陈鹏键. 重庆理工大学. 2011
[8]. 金融发展问题研究[D]. 陈晖.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9]. 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与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来自1999～2007年国有上市公司的证据[J]. 吴军, 白云霞. 金融研究. 2009
[10]. 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与行为研究[D]. 牛慕鸿. 武汉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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