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与变迁：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多维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中东论文,透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现代化一直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梦想。中东也不例外。自18世纪以来，中东各国为富国强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在探寻适合本国的现代化之路。但从整体来看，中东现代化过程依然路途坎坷，困难重重。那么，推动和阻碍中东现代化进程向前发展的动力和阻力到底有哪些？如何评价中东经济现代化的整体效果？笔者想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作出解答。（注：本文主要是把中东国家视为政治——文化的整体概念，不包括像以色列和塞浦路斯这样的非伊斯兰国家。）
一、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动力分析
1.民族主义政权的建立：中东国家现代化启动的政治动力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如何实现现代化日渐成为亚非拉落后地区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为回应西方殖民列强的挑战，中东部分国家从18世纪便开始探索国家繁荣富强之路。从艾哈迈德三世（1719年）到哈米德二世（ 1876年）素丹的“百年改革”， 以及穆罕默德·阿里（1808年）改革，都是中东早期现代化必须提及的重要阶段。然而，由于西方殖民体系的禁锢和自身社会结构的不成熟，使得这些现代化改革的尝试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这与这些国家缺乏真正的政治独立性直接相关。只有当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才谈得上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认知。首先，从西方文明发展史看，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中世纪中晚期王权的增强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发展，造就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形式，而它的主要内容和属性（即涉及器物、制度、文化心理三个层面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完善、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既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变的逻辑结果，又是推动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换句话说，现代民族国家演进历程与经济现代化进程，在发展轨迹上是同步的。而且，从内在构成来看，两者又互为因果。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只是简单的新旧政权更替，而是伴之产生了一套相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相对于传统封建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更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能够为经济现代化提供正向的发展动力；其次，就中东国家而言，中东地区原有生产方式的落后，决定了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只能是一种外源型的现代化。在这些国家，现代化启动阶段经济动力的匮乏，决定了更多地需要借用政权的力量，去完成资本积累和制度创新的双重任务。这样，“在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促进新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家自然地成为推动各种变革的现成的强大组织力量。”（注：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 页。）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国家获取政治独立的重要意义；第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完成工业革命，向亚非拉地区进行殖民扩张后开始的。因为在伴随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东地区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经济边缘地位，仅依靠经济自发发展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十分困难。可以说，在中东国家真正获得政治独立之前，他们的经济权益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更不用说赶超西方世界了。西方列强获得了巨额的石油利润。例如，仅美英石油公司在1946～1966年间，就从中东石油经营中获取了 25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数十倍于中东产油国所得。（注：安维华等著：《海湾石油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究其根源， 这与当时中东国家政治上的虚弱直接有关。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并先后建立起民族主义政权后，中东国家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捍卫经济主权的斗争，如50年代纳赛尔在埃及发起的“国有化”运动和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60年代初中东几个主要产油国发起成立旨在维护产油国家利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70年代中东掀起结束西方公司对石油资源所有权控制的“国有化运动”等。事实表明，正是这些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才开始逐步摆脱西方殖民列强的经济控制，并使本国经济发展真正驶入了快车道。“十分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得政治上独立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注：（美）D·H·帕金斯等著：《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2.石油：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动力
在推动中东经济向前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石油资源的发现与开采带来的作用最显著。有学者认为：“在本世纪中东地区的最重大改变之一，就是石油的发现、开采和利用。”（注：伯纳德·路易斯：《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 468页。）至少就经济而言是这样的。据美国《油气杂志》1998年末期数字，世界上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中，阿拉伯国家拥有64.5%，其中主要集中在海湾地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石油储量在100亿吨的国家仅有5个， 而这5个国家都在中东，而且都是伊斯兰国家。无怪乎广大穆斯林把石油和天然气称为安拉的恩赐。中东石油的发现和开采给中东产油国带来了巨额石油收入。例如，中东产油国1965年的石油收入为65亿美元， 1973 年为127亿美元，1974年为536亿美元，1977年为775亿美元，到1981 年达到2120亿美元。
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率来自两个源泉：增加劳动投入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增加生产性就业人数，都必须以资本积累作为物质前提。经济起飞理论的创始人罗斯托把资本积累率的提高看成是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般都是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稀缺。幸运的是，中东国家拥有“安拉恩赐的石油”。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对中东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为中东经济，特别是产油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在石油开发前，中东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那些海湾国家，经济发展基本以传统的农牧业为主。而大量的石油收入，使得那些原本是不毛之地，极度缺乏开发资金的石油生产国，可以制定出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70年代以后，中东产油国大批现代化项目纷纷上马。靠着石油经济的推动，中东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现代化工业从无到有；社会基础设施日益完备；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即使那些中东非产油国，如埃及、也门、约旦、叙利亚等，也因此获益匪浅。他们通过大力发展为石油经济服务的相关产业，如炼油、运输、金融、机械制造，以及向产油国输出劳务、接受产油国财政援助等方式，使产油国的石油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非产油国。
统计表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大多数中东国家都属于低收入国家。进入80年代后，中东、北非的22个国家中，已有6 个国家达到高收入水平，7个达到上中等水平，4个接近上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实际上只有5个。 而中东国家社会经济面貌发生的翻来覆地的变化，与中东石油收入的戏剧性增长几乎同步。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石油对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
3.赶超西方的自强意识：推动中东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大卫·麦克利兰曾提出一种“成功需求”的观点，认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个人为在谋求利益方面走在前面，或为了让社会以某种形式承认和赞赏，因而具有迫切要求改善自己地位的强烈愿望。这种成功需求既非先天遗传，也非生理需要，而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它含有“与别人较量”的社会意义。那么，推动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心理（精神）动力是什么？笔者认为，在国家行为中，同样存在一种渴求富强发达的“成功需求”。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费尽周折地推行现代化（注意：这是一种后发外源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与西方交往、碰撞后产生的危机感和渴望赶超西方的强烈使命感。
就中东国家而言，这种危机意识和自强意识更为明显。可以说，中东国家强烈的现代化需求与它们同西方特殊的交往经历在它们心里留下的文化烙印有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这两大异质文明曾屡屡发生冲突。这种对抗和冲突以两种相互对立的一神宗教为精神内质，遍及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 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碰撞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正如苏丹前总理萨迪克·马赫迪所说：“今天，在落后和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我们像一只跳蚤，怀着道德上和精神上的种种顾虑面对着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人。”（注：G·H·詹森：《战斗的伊斯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页。）可以说，正是在世界政治体系的冲突、碰撞过程中，伊斯兰世界通过与西方日益密切的冲突和交往，使他们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身的落后。
面对西方世界的严峻挑战，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穆斯林国家深刻地认识到，西方霸权主义乃至以色列的军事优势是建立在强大的物质力量基础上的。进一步说，这种物质力量源于西方工业化发展的成功。因此，要想有效回应西方挑战，维护国家主权，就必须发奋图强，通过模仿西方的经济现代化实现赶超西方的目标。在和平时期，这种抵御外侮的民族危机意识便转化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生产热情，和期待成功的强烈愿望。在这里，抵御西方入侵与增进人民福利这两个部分重叠的愿望，被有机地结合进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这就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并可能为换取国家整体经济利益而忍受对个人利益的损害，使中东国家经济发展获得持久的精神动力。
二、中东经济现代化的阻力分析
1.国家主导现代化：非经济动力的不确定性
中东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的相对落后，使之难以自发地产生发展现代经济的需求。因此，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都是国家主导型的，即在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法律等手段替代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国家主导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非经济动力。由于国家职能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以及它所代表的特定阶级立场，使得政府在推进现代化进程时，不仅要考虑经济发展，而且还要顾及社会目标的实现。这就会出现各种偏离经济发展主题的可能：如为了更广泛地分配利益和达到其他社会目标，而牺牲经济增长——至少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或者当经济增长与分配目标发生冲突时，政府往往会放弃经济增长目标。（注：（美）D·H·帕金斯等著：《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0页。）
中东国家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痛苦经历，使得这些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动机十分复杂，它包含了多重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是希望通过工业化，使国家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获得政治独立，而不是像西方今天所理解的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本身。罗德内·威尔逊说：“对穆罕默德·阿里和后来的中东国家政治领导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国民经济实力和随之而殖民主义统治，获得政治独立，而不是像西方今天所理解的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本身。罗德内·威尔逊说：“对穆罕默德·阿里和后来的中东国家政治领导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国民经济实力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威望。 ”（注：Rodney Wilson, Economic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 and New York,1995,p.39）因此，中东地区那种把民族主义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比较普遍。在阿塔图克时期的土耳其，纳赛尔时期的埃及，甚至巴列维时期的伊朗，都存在这种情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味追求工业化而不顾实际财政的现象。因为利润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甚至是有意义的动机。 ”（注：Rodney Wils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East,London and New York,1995,p.39 ）中东民族国家领导人所推行的政治性的现代化，使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存在一种“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倾向。其结果往往是不顾国情和客观需要盲目发展，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配置不合理。
为满足政治上的需要而牺牲经济效益，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现代化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动力，而使中东经济始终难以获得来自经济本身的发展动力。更有甚者，由于政府目标与经济发展的非一致性，致使少数国家领导者随意偏离经济建设的大目标，把发动战争看成摆脱经济困境，增强国家实力的捷径。但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如萨达姆政权试图通过发动海湾战争来摆脱经济困境，争夺地区霸权，结果却导致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失败。这一惨痛教训值得反思。
2.落后的社会心理结构对现代化进程的制约
国家现代化推进过程都要涉及到民众的参与性问题。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积累，及政府日常运转费用一般都是依靠征税的形式从民众那里获得。作为回报，政府有义务保障和维护民众的政治经济权益。反过来讲，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有助于民众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完善，并由此形成经济与文化的良性互动。而这种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也为推动经济提供了持续的文化动力。
然而，中东许多国家，尤其是石油出口国的现代化是在政府与民间、经济与文化缺乏互动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出口石油提供的财政收入，使产油国政府没有必要向民众大量征税，反倒是政府利用巨额石油美元，实行高福利政策，有意识地向国民转移石油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便很难推动政府去制定一个法案，允许民众选派政治代表，并对公共开支进行监督。70年代的石油收入增加使政府弱化乃至摆脱了对本国人民的责任。即使那些非石油生产国，如叙利亚、约旦和埃及都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接受了相当可观的双边援助，从而减轻了政府向国民征税以获取财政收入的压力。在埃及，虽然戴维营协定和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导致了这种援助的减少，但它得到了美国的大量的援助。“无代表不纳税”这一18世纪流行于美国的政治口号，尽管已经过时，但它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东国家政府与民众缺乏互动、社会文化心理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中东许多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不触及传统社会结构，及民众价值观未曾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从长远看，这使构筑在传统社会——心理结构上的经济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陷入窘境。由于社会动员和文化现代化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因此社会文化相对滞后，无疑会使经济发展难以深入持久。
3.地区冲突持续不断
环顾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地方像中东这样复杂多变，风云诡谲的了。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中东地区便一直冲突不断。据统计，二战后中东地区共爆发了30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其中大规模的战争有7次。这种动荡不定的地区环境， 对中东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首先，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给中东各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物质损失。中东国家除少数海湾国家外，大多数经济还很落后。高昂的战争费用对许多国家本就进展缓慢的经济建设来说如同雪上加霜。进一步说，绵延的战争破坏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导致资本外逃，经济凋敝；无情的战火摧毁了许多重要基础经济设施，使交战国多年努力取得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例如，黎巴嫩持续多年的内战，使昔日素有“中东巴黎”之称的贝鲁特城千疮百孔，战前已有的90家外国银行关闭了83家。而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更使伊朗和伊拉克两国蒙受了高达60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紧接着，90年代爆发的海湾战争又耗费了阿拉伯国家6200亿美元，使21个阿拉伯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其次，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使中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严重失衡。由于政治生态环境恶劣，中东各国不得不把军事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常年保持一支相对强大的武装力量，使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在当今世界国防开支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0%以上的14个国家中，中东占了8个。 有的国家的军事开支甚至占到国家总开支的50%以上。“这实际是把本该投向教育、生产的资金花费到了军事动员和装备方面，造成社会经济、政治和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而这不是能轻易恢复的。”（注：Jamil.E.Jreisatk,Politics withoutProcess- Administering in the
Arab
World,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1997,p.205。） 第三，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使中东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不利于中东各国进行有效的地区经济合作。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已成为时代潮流。正当亚太、欧洲和北美纷纷建立跨国经济组织时，中东地区则由于各国间矛盾重重，尤其是阿以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中东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发展较缓。
4.来自伊斯兰的反对
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剖析：
（1）社会现实层面：伊斯兰传统势力对中东现代化进程的挑战。
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实际也是一次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伊斯兰神职人员（伊玛目、乌里玛、毛拉、阿訇等）作为伊斯兰教的现世代言人，他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属于典型的上层集团，因而在这场翻天覆地的现代化改革中，受到的冲击也颇大。在政治方面，现代化进程所奉行的政教分离等世俗主义原则，则使神职人员阶层的权力和影响日益边缘化；经济方面，传统伊斯兰势力一般都拥有大量土地和宗教财产，而现代化改革中的一系列经济举措，直接触动和损害了传统宗教集团的经济利益。因此，中东国家世俗领导人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引进和倡导，使伊斯兰教作为民族主体文化的地位受到挑战。以上种种，使得伊斯兰传统势力会以怀疑和抗拒的姿态面对现代化进程。在实践中，它与其他因在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受损而对社会现实极度不满者一道，组成了一支利益休戚相关的利益共谋集团，成为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惰性力量。而伊斯兰教作为中东政治文化的传统认同渠道，自然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众多失意者的共同反抗旗帜。亨廷顿曾认为，现代化早期“常有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出现”（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5页。）。时至今日，遍及中东各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已证明了这点。
（2）理论思想层面：伊斯兰发展观与西方式现代化的紧张
当前中东国家所推行的现代化，就其本质而言，体现的是一种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社会发展观。在西方文明史上，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现代文明。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对18世纪北美资本主义所起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然而，“禁欲苦行主义”（韦伯用语）只是它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德国哲学家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的先天性痼疾：“贪婪攫取症”。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突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的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页。）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被视为现代化的本质和目的，因而很大程度上带有物质至上和消费主义的色彩。
伊斯兰的社会发展观与之大相径庭。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第三世界的一种宗教。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因而在物质与精神关系上，强调物质不足精神补，强调坚定信仰的重要性。体现到社会发展观上，伊斯兰是一种价值本位的经济发展观。“就像其他许多宗教信仰者一样，虔诚的穆斯林认为，个人、甚至是社会的物质考虑都是次要的。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穆斯林的称号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服从。这种服从能够带来真正的回报，并会因虔诚信仰和按安拉意愿行事而感到满足。 ”（注： RodneyWilson,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 and New York,1995,p.99。）在伊斯兰传统政治文化中，经济实力与财富并不是获得政权的必要前提。在古代阿拉伯人看来，财富不是政权的源泉，而是政权的报偿。因而在伊斯兰思想的整体发展框架中，经济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只有当经济问题与政治及思想问题密切相关时，才去涉及它们。这使得他们对经济问题的探讨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注：秦朵：《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宗教运动的复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4期。）例如，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 尽管霍梅尼对经济发展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但总体上说，他的思想中心仍是社会正义而不是物质进步，是分配而不是经济增长。霍梅尼在1979年时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和人们不幸的解除要求以信仰与道德为基础；仅仅得到物质力量和财富，征服自然和空间，在这个问题上不起作用。”他还认为：“人在世上可以享受的幸福并不限于这些，因为他的最后目标在于现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注：（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4页。）只是， 这种信仰主义取向的发展观，能否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仍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
小结
专门从事现代化问题研究的美国学者布莱克曾深刻地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注：（美）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一方面， 现代化为那些苦于经济不发展的国家带来它们所需要的东西，增加了人类生理的舒适度和政治的自由度；同时，它也破坏了千百年来维系社会的传统道德体系和生活方式，使人在精神上陷入迷茫和困惑。尤其在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人们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对现代化目标的质疑和批判。就中东国家而言，他们在推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重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些国家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种种努力。中东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种种困惑与挫折，这种在发展中国家中带有共性的现象，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体会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路上”的艰难和不易。然而，它们却不能因为前面困难重重，并可能要付出种种代价而放弃这份事业。现代化可能不会像许多人当初想象的那样带给我们全面的满足，但正像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所说：“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是财富增加了幸福，而是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注：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8页。 ）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国家才会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倦地奋斗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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