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赋的命名和汉大赋起源诸说疏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汉大赋论文,诸说疏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关于赋的命名和汉大赋起源的问题，历代各家的认识均有偏失。其实，赋作为一种文体名称，实兼二义：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和文体上的“不歌而诵”。关于汉大赋的起源，自《诗经》以后，北派辞赋沿着从北方歌谣到荀况《赋篇》、秦代刻石文和秦时杂赋发展的线索并未中断。南派辞赋则从楚地民歌经屈原改造而发展到宋玉的赋作和汉初骚体赋，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它们都对汉大赋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都不是唯一的原因。汉大赋是在融合南北辞赋和先秦散文的基础上形成的。
关键词 赋 汉大赋 骚体赋 北派辞赋 南派辞赋 命名 起源
一
赋，是在战国末年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到了汉代，它在广泛吸收战国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成了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的有汉一代之文学。然而，关于赋的得名，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传统的观点，一般是用汉代流传下来的《毛诗序》中提出的“诗六义”说加以比附，以解释赋体的命名和起源。《毛诗序》中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后，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晋人挚虞承其说，但都未明确断言赋即得名于《诗》之六义。而且对于班固所谓“古诗之流”云云的具体含义，历来看法不一。今人姜建群在其《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①]一文中对此有比较细致的分析，他在引述了有关资料之后说：“据此，对于所谓‘古诗之流’只能理解成：赋的渊源在于《诗经》，赋继承了《诗经》进行讽谕的传统。很明显，班固讲的是赋体的源流和传统，而不是赋这一文体名称的来源，与所谓‘六义’更不相干”，其说可从。最早把赋体的得名与《诗经》“六义”直接联系起来的，应该算是西晋的左思。左思在《三都赋序》中说：“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很显然，左思是在班固之说的基础上提出这一结论的，其实已脱离班固的原意。到齐梁时代，刘勰则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更进一步断定赋是“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后来李善注《文选》，也是用《诗》“六义”之说为班固原话作注的。这样，赋得名于《诗》“六义”的说法就成了一种流行的论点，至今仍然有人提倡。
对于以上看法，学术界早已有人提出了异议。因为“六义”中的赋、比、兴是汉代儒生解《诗》时提出的概念，而作为文体的赋则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了。因此用“六义附庸”无法解释赋的得名原因。
关于赋的本义，《说文》曰：“敛也”。段玉裁注云：“《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显然，赋字的这两层意思与作为文体的赋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从“班布”的意思却可以引申出“敷布”和“铺陈”的含义。《诗·大雅·蒸民》中有“明命使赋”、“赋政于外”的用法，《笺》注作：“施布”、“布”。褚斌杰先生说：“赋、敷、布、铺音相近，义相类”，[②]所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中“六诗”之“赋”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熙《释名》亦曰：“敷布其义谓之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同其说，认为“赋者，铺陈之称也”。[③]此后钟嵘有“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的说法[④]。刘勰集各家之大成，提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⑤]其实，以上所述众家对赋字的解释已经揭示了赋体文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与其说赋体得名于《诗》“六义”之“赋”，倒不如说它颇得《诗经》表现手法之铺陈传统。铺陈作为赋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当然也就决定了赋的文体性质，即：赋非诗。下面再来看看作为文体之赋的另外一层意思。
《汉书·艺文志》云：“不歌而诵谓之赋”，《国语·邵公谏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瞍赋蒙诵”，可为之证。显然，所谓赋和诵都是不待音乐的口头朗诵。这一含义与春秋以来行人之官的赋诗之风有直接关系。春秋以来，诸侯各国之间列大夫的聘问往来，动辄赋诗以言志。《汉书·艺文志》载：“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刘师培对此也有一段论述：“然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夫交接邻国，揖让喻志，咸为行人之专司……又以《左氏传》证之：有行人相仪而赋诗者；有行人乞援而赋诗者；有行人莅盟而赋诗者；有行人当宴会而赋诗者；有行人答饯送而赋诗者：是古诗每为行人所诵矣。”[⑥]他们所赋的诗，有的是《诗经》中的成诗（如《国语·晋语》、“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载秦穆公之赋《采菽》、《鸠飞》、《六月》，重耳之赋《黍苗》、《河水》等），有的则是自己所作之诗（如《左传·隐公元年》所记郑庄公之赋“大隧”），其方式也是有的依声而歌，有的则不假歌唱。这就使诗歌有可能摆脱音乐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文字，为向早期辞赋的过渡创造了条件。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受诸子散文和游士说辞等的影响，原来所赋之诗进一步散体化，并终于形成了介乎诗文之间的赋。所以马积高先生说：“由‘诵诗’称‘赋诗’，进而将不用于歌或不能歌的诗和韵文称为‘赋’，是战国后期的事……这是战国时期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礼坏乐崩’的结果，也受到当时散文发展的影响。”[⑦]
综上所述，赋作为一种文体的名称，实兼二义，即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和文体上的“不歌而诵”。它的得名是与它的这两个含义分不开的。搞清楚了赋体文的一般特征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汉大赋本身的特质。
我们通常所说的汉赋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的作品：一种是骚体赋，另一种是汉大赋。汉代的骚体赋主要继承了战国时期南派辞赋的特点，一般形式上变化不大。而真正产生于汉代、体现着新时代风貌的是汉大赋。大赋的形成，基本上是在景帝中后期，枚乘的《七发》是第一篇大赋作品。到了武帝时代，它才达于兴盛，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赋家。大赋之“大”，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特质：其一，篇幅大。汉大赋基本上都是长篇巨制，规模宏大。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羽猎》、《河东》，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洋洋达数千言。其二，气魄大。汉大赋在夸张铺写京都物质的富饶、地理的优越和帝王游猎场面的盛大、生活享受的奢华时，都有一种恢宏阔大的气魄。这与汉帝国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和国力的强大是分不开的，是文人自信心增强的一种反映。其三，作品的包容性大。汉大赋作品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不但有地理、方物方面的丰富知识，而且还有民俗方面的许多内容。作品的时空容量都很大，包含着多种文化的成分，因而是一种综合文化的载体。《子虚》、《上林》两赋中对楚之云梦、齐之渤澥和汉天子上林苑四周地理、方物的铺写就是很好的例子。作品不但时空跨度大，而且内容也包罗万象。班固的《两都赋》还描写了西汉长安城的许多风俗娱乐场面，是多种文化的繁荣在作品中的反映。
所以，汉大赋是一种综合文化的载体，它的兴盛与文化融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认识大赋起源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
关于汉大赋的起源问题，目前学术界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法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传统的观点主要是受班固的影响。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又在《汉书·艺文志》里进一步论述道：“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在这一段话中，他为汉赋勾勒了一个由《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和宋玉之赋到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之赋的演变形成过程。后来刘勰对他的说法作了概括，提出“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元代祝尧继续沿用这个观点。[⑧]到了清代，赞同者更多。程廷祚在《骚赋论》中说：“盖风、雅、颂之再变而后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又说：“骚作于屈原矣，赋何始乎？曰：宋玉。”刘熙载《艺概·赋概》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赋，古诗之流……骚为赋之祖。”近世范文澜和游国恩等人都同意此说。[⑨]
细察此说，我们会发现它对骚体赋在战国的起源和发展论述是比较清楚的。它认识到了《诗经》对“楚辞”的影响，也看清了由骚流而成赋的事实。但是在具体论述汉赋的起源时，忽略了汉代散体大赋与骚体赋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差异，用骚体赋来代替汉赋，则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另外，如果接受了由《诗经》经“楚辞”到汉赋的这种文体演变说，我们对荀子的《赋篇》就没法解释。《赋篇》是大家公认的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它在战国时期无疑是代表着与骚体明显不同的另外一种风格。万光治认为：“曾经被称为‘赋祖’的荀况，其《礼》、《智》、《云》、《蚕》、《箴》赋均以四言为主，无疑脱胎于诗三百，又兼受铭文和隐语的影响。”[⑩]同时，褚斌杰也指出：“荀况大约正是根据、并且创造了说隐一问一对的格局和隐语的语言特点以及它巧言状物的手法，创作出了他的《赋篇》。”[(11)]这些，都是明智的见解。它们阐明了《赋篇》的文体来源，为我们认识战国辞赋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依据。然而，在进一步探讨汉赋的文体来源时，大家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坚持由《诗经》经“楚辞”发展为汉赋的人，认为《赋篇》“是从楚国民歌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诗经》‘体物写志’的‘赋’的创作方法的重大发展”[(12)]。褚斌杰先生也说：“战国末年，继荀况之后进一步发展赋体文学，开汉赋先导的是楚国人宋玉”，并认为宋玉的《风赋》“从整个构思来说，它上继荀赋，还没有完全脱尽‘隐语’的性质，但从篇幅结构上说，则大大扩张了赋体作品的规模”[(13)]。这种说法是可以讨论的。
首先，说《赋篇》来源于楚国民歌缺乏足够的理由，杨宽本人对他的这个说法就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而且隐语在战国时期的流行又不独限于楚国。所以不能据此强行地将荀赋扯入《诗经》——楚辞——汉赋的发展模式中去。相反，荀况的《赋篇》同《诗经》及三晋一带的歌谣倒颇有相似之处。关于它同《诗经》的关系，论者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来看它和三晋歌谣的关系。《国语·晋语二》载，
姬之乱发生前，优施为劝里克事奚齐，为之具特酒并作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又载，晋献公欲攻虢，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
。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十月之交乎？”这两首歌谣都是在三晋大地上产生的。它们跟荀况《赋篇》的风格很相似。荀况晚年虽家居楚之兰陵，但他身为北方儒家学派的代表，在楚国的遭遇并不顺利，因而于晚境落魄的客况中思用故乡歌谣的形式来赋物言志，也是极有可能的。所以有人就说：“观《佹诗》及《小歌》的句式和用语，其与《诗三百》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荀况的《成相篇》更多地则是受了北方民歌与说唱文学的影响。”[(14)]理由是，荀子50岁以前的政治活动与文化活动都在北方，北方文化乃是他的思想修养和文化教养的基础。当时虽然南北交通，中原和吴楚等地来往颇多，但楚文化并未为北方人士看重。所以“直至战国，行人赋诗言志，所赋者大都为北方诗歌。所以，且不说《成相篇》作于何时何地今不可考，司马迁亦未论及，即《佹诗》也很难说是依楚声制成的。以《成相篇》、《佹诗》的语言风格与北方诗歌相比较，其同出一脉，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5)]，其持论是比较客观的。
其次，把宋玉看成是汉赋的先导，是只就汉代的骚体赋立论的。这既不能解释秦代杂赋存在的理由，也无法证明汉代散体大赋的文体来源。《汉书·艺文志》记有“秦时杂赋九篇”。刘勰也说：“秦世不文，颇有杂赋”[(16)]。秦时杂赋今已亡佚，我们无法得知它的情况。但是秦始皇时期留下的7篇刻石文却可以让我们看出一点秦赋的蛛丝马迹来。《文心雕龙·颂赞》云：“秦政刻文，爰颂其德。”也就是说，秦代刻石文的作用是歌功颂德的。这和“诗三百”中“颂”诗的作用无疑是相同的。另外，这7篇刻石文几乎全是四言一句，和《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的特点也颇为相似。而且我们知道，秦文化又是在继承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些刻石文受《诗经》的影响应是比较直接的。也就是说，它继承的仍然是先秦以来北方文化的传统。此外，从文化思想和文化政策上看：秦人尚法，法家又是反对文学之士的。[(17)]这和楚国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因此秦在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便极力把自己的文化用武力向四周推广。加之战国以来楚文化在北方不受重视，这一切都决定了秦代的杂赋不可能接受“楚辞”的影响。所以《汉书·艺文志》把“秦时杂赋九篇”紧跟在“孙卿赋十篇”后面排列，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看出，从《诗经》到荀子《赋篇》再到秦代刻石和秦时杂赋，这一发展线索并未中断过。
与传统的观点相反，学术界现在有人主张汉大赋起源于战国诸子和纵横之辞。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受了清人章学诚的启发。章氏认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18)]其实，章学诚对传统的观点仍然是赞同的。他只是在肯定了“原本《诗》《骚》”的前提下，对其稍作修正罢了。但是章氏的见解是比较全面的，他既看到汉赋同《诗》、《骚》的承继关系，也看到了战国散文对它的影响。其不足是虽然点明了汉赋受《诗》、《骚》和诸子散文影响的事实，但是没有讲清楚它形成的具体背景和过程。后来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辨诗》中又进一步指出：“纵横者赋之本。古者诵诗三百，足以专对。七国之际，行人胥附，折冲于樽俎间，其说恢张谲宇，绎无穷，解散赋体，易人心志……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太炎先生强调了纵横家对汉大赋的影响，这是对的。但若只承认纵横家为汉赋之本，则割断了赋体发展的源流。应该承认，战国的纵横之风对赋体演变的影响非常深刻，它使辞赋进一步摆脱了诗体的限制，日益向散体铺陈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荀况《赋篇》、《佹诗》和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作品中都能看到痕迹。但是此后的辞赋仍然是在沿着《诗》、《骚》和荀、宋所奠定的两种风格向前发展，其主流并未变化。纵横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不是根本的，更不是主流的。在前面说法的基础上，今人康金声更明确地断定：“汉赋在立意、构思、组织、人物设计、表现方法、语言特点诸方面同先秦散文到汉初散文的密切关系，说明它是散文整齐化、音韵化并且稍许诗化而形成的新文体……说汉赋为‘古诗之流’是汉人用诗六义的‘赋’阐释赋体造成的混乱；说汉赋‘拓宇于楚辞’，则是汉人笼统地称呼楚辞作品和汉赋作品为‘赋’而造成的错觉。”[(19)]康氏认为汉赋是“散文整齐化、音韵化并稍许诗化而形成的新文体”，这在文学史上得不到解释，在汉代文化史中也找不到理由和证据。相反，从战国末年开始到汉末，诗歌倒是不断地在趋向散文化（汉代五言和杂言乐府的出现即是明证）。秦代的刻石文和汉初骚体赋都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两汉时代，文人诗坛一直比较寂寞。考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汉人过分注重经世致用和歌颂美刺的实用文体——散文（如汉代的政论文和赋）的缘故吧[(20)]。所以程廷祚说“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21)]。章学诚也说：“《汉志》详赋而略诗，岂其时尚使然与？”[(22)]《汉书·艺文志》列赋于诗前，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其次，赋本是韵散相间的文体，即使汉代的散体大赋也不例外。先秦的诸子散文中虽然有个别片断的声韵比较和谐（如《庄子·逍遥游》），但其整体仍然以散文为主。因此，从纯粹的先秦散文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介乎诗文之间、韵散相间的新文体——汉大赋。
考察了上述两类观点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赋体从先秦到汉代的发展轨迹。首先，通过对传统观点的辨析，我们发现自《诗经》以后，北派辞赋沿着从北方歌谣到荀况《赋篇》、秦代刻石文和秦时杂赋发展的线索并未中断。其次，在论述这两类观点的同时，我们又发现南派辞赋的发展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即从楚地民歌经屈原改造和创作，而发展到宋玉的赋作和汉初骚体赋，其线索也很清楚。刘师培先生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曾对战国时期南北两派辞赋的不同特点有过论述：“盖屈原陆贾籍隶荆南，（贾亦楚人）所作之赋一主抒情，一主骋辞，皆为南人之作；荀卿生长赵土，所作之赋偏于析理，则为北方之文，兰台史册固可按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赋的南北两个不同派别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问题，但其主流是北方对南方的影响，这是由当时的文化大背景所决定的。汉代散体大赋的形成正是这两种流派在汉代融合发展并接受了先秦散文影响的结果。
收稿日期：1996-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