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派系论文,争斗论文,国民党论文,大学校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12-0057-1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统一集权，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社团争夺青年，进而影响全社会、全民族，一改往日做法，在各大学积极扩建国民党组织，使得各大学师生中国民党员数量快速发展，各校党部的地位也相应提升，成为大学里举足轻重的势力。然而，将大学当做政治地盘和势力范围，在扩张国民党的声势的同时，也使得国民党内派系之间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延伸到大学校园，一方面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另一方面导致了本来暗潮汹涌的大学更加泛政治化，不仅破坏了大学的形象，也增加了师生和全社会对于国民党的恶感。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决定取消包括大学在内的区党部组织活动，中共乘机加快在大学师生中间的组织发展。随着国民政府的军事失利和国统区的社会失范，大学师生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日益离心离德，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的分崩离析。
抗战期间乃至此后，介入大学校园争斗的国民党派系主要是二陈的CC派和与之关系甚深的后起朱家骅派。关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历来众说纷纭，大都语焉不详，相关著述，即使正经之作，亦多夹杂未经斟酌考订的坊间传闻，似是而非、以讹传讹之词不在少数。尤其是CC派，尽管当时即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还有人撰写成书，可是不仅当事人矢口否认，相关记述也言人人殊。直到近年，才有学人爬梳整理，令基本史事大体可以征信，并且将CC派与朱家骅派交恶纷争的来龙去脉有所交代。在此基础上，又以西南联大为中心，探讨了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发展，并略及由此引起的派系斗争向校园的延伸，提示了若干关键性议题。①由于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党部主要由朱家骅派控制，与CC派的矛盾并不突出，双方在各个大学恶斗的全局详情及其影响，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以近年来海内外学人对此议题的研究进展为起点，考察抗战期间以至战后二陈和朱家骅两派在大学系统的激烈缠斗，以及这一派系纷争在大学教授群体中造成的深切影响，乃至导致教授群体在国共相争的政治漩涡中做出各自取舍等一系列复杂纠葛，不仅能够加深认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何以迅速从如日中天走向一败涂地，对于后来进入新中国的旧知识界的种种不适应，亦可增加感同身受的理解。
一 同门相争
根据王奇生教授的研究，除个别例外，抗战前国民党很少在大学建立组织。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开始谋划在教育界扩张势力，而在大学建立党部，无疑是名正言顺地发展地盘的首选形式。所以1938年年底，仍然由CC派干将张厉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已经着手在中央大学等8所高校筹设党部。②
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由CC派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向大学扩张势力，本不会导致发生内讧。可是蒋介石对于CC派控制下的国民党失去信心，有意压抑CC派的过度膨胀，以平息党内外的怨气，避免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并间接向各方面示好。为此他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包括组建具有新的政党性质的三青团，与国民党并行，不允许CC派插手团务；将陈立夫调离组织部部长的职位，启用朱家骅掌管党务和组织等。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并兼任新设的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辅助机构。由于中央调查统计局隶属于中央党部，按例局长由秘书长兼任，朱家骅还一度名义上执掌中统(实际由副局长徐恩曾主持)。是年7月9日，三青团正式成立，朱家骅任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又兼代书记长，照料团务。1939年12月，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任中统局局长。③这几方面，恰与CC派原有势力范围有着此消彼长的利害冲突，进退之间，双方摩擦不断，矛盾渐深。
朱家骅与二陈，本来颇有渊源，因此不少人指其为CC派出身，并将战时后起的朱家骅派称为新CC派。其实朱家骅虽然与二陈关系匪浅，却未必算做CC派中人。朱家骅与二陈，籍贯都是湖州，有同乡之谊。1924年6月，湖州旅沪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湖社，参与其中并担任要角的张静江、陈其采、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褚民谊、徐恩曾等，均为国民党要员。该社名为同乡联谊组织，实际如戴季陶所说，“我们湖社，虽然是地方的团体，却是地方的同志团体，不是地方的同乡团体”。期望十年之后，“我们湖社已经能够成为对内对外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行为的团体”。④湖社与国民党志同道合，这样的政治纽带将其与国民党统一全国的趋势紧密联接，湖州人士相互援引，成为国民党内江浙集团地位上升的推动者和得利者。朱家骅身处其中，自然得沾雨露。
不过，尽管CC派后来坐大，并非所有湖州人士均为其网罗殆尽。据陈果夫说，1935年，他曾托张道藩邀请朱家骅加入青白社，后者“初则支吾其辞，终未允可”⑤。后来朱家骅能够得势，“他的成就，固由于他自己的发展，主要的还是戴传贤的支持。戴氏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朱家骅是一个，还有半个便是易培基。可以说朱家骅主要还是他提拔起来的”。抗战期间朱家骅被迫辞去组织部部长一职，戴季陶还在蒋介石面前痛哭一场，甚至“跑到成都去隐居，说‘再也不做考试院长了’。足见戴氏爱护朱家骅之深”。⑥戴季陶与朱家骅都是湖社重要成员，又是中山大学的同僚，朱家骅受戴季陶提携，当在情理之中。可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戴季陶的地位影响逐渐式微，朱家骅受其知遇，政坛兴起可能与之有关，但要迅速窜升，与国民党内第一大派的二陈抗衡，甚至夺占其势力范围，显然必须得到其最高领袖的支持。从其时一系列相关的人事调动和安排可见，扶植朱家骅以制衡CC派，应是蒋介石全盘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家骅的本意或许并非专门针对CC派，而是处于和CC派尖锐对立的境地，身不由己地被推到派系斗争的风口浪尖。
接掌中央组织部后，朱家骅和CC派的矛盾冲突很快呈现白热化状态。在CC派的长期把持与经营下，国民党从上到下的各级组织系统多由CC派分子所掌控，形成“党以组织部长为中心之现象”⑦。组织部部长换人，组织形态仍旧，新任部长非大规模重新配置人马，不仅不能有所作为，还将处处掣肘，一事无成。握有尚方宝剑的朱家骅自然不甘居于傀儡地位，因此首先在中央和各省组织系统走马换将，剔除旧人，任用新人。如此一来，本来占据绝对优势的CC分子势必感到朱家骅处处针对本派，因而采取种种对抗手段。
到1942年6月，据陈果夫说，组织部里由中央党务学校和政校出身的旧人即CC分子，已经陆续被撤，仅余二十余人，科长以上的四十余人中，只剩四五人而已。取而代之的，是朱家骅有意扶持的新党校——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毕业生，而且组织部还密议三年内统一系统，半年内将部内旧人肃清，一年内将各省干部肃清。⑧
所谓肃清各省的计划虽然放在改组组织部之后，双方在各省的恶斗展开或许较部内更早。朱家骅接掌组织部还不到一年半，由于两派在地方层级的冲突激烈，其与CC派的水火不容就已经成为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在日记中记道：“果夫、立夫组党十年而有所组织，自然在党中形成一个力量，朱骝先(家骅)来长组织，因其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之地位，故其措施不能悉循旧轨，于是下级冲突公然暴露。如河南、陕西、山东等省均因此而致工作于停顿，更谈不上下级之健全。”⑨
面对朱家骅的步步进逼，留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系统的CC分子利用盘根错节的势力，软磨硬抗，竭力抵制。可是双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冲突，令失去合法组织地位的CC派面临全线崩溃的危机，其头面人物如坐针毡，终于不得不亲自跳将出来，进行反扑。而且陈果夫深知朱家骅敢于大刀阔斧，必定手握“圣”旨，于是直接上达“天”听。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写密信向蒋介石告御状，除指责朱家骅在组织部和各级党部大肆排斥异己外，特意强调三事：其一，朱家骅“必另有组织，且以排拒果等或隐瞒果等为其要事也”；其二，朱家骅为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早有前科，其欺上瞒下，任用小人，图夺党权，非但不能增进党务，反而导致组织涣散；其三，朱家骅用人唯亲，排斥与共党斗争最力的CC派，滥用非人，令同志痛心，而与共党的言行同流，一旦患难关头，绝难重道义。⑩
作为陈果夫的一面之词，此函所说未必属实，只是表明CC派与其势不两立的态度认识。至于朱家骅究竟有无自己的组织派系，其行事准则如何，不无可议。国民党党内有派，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即使二陈，也矢口否认CC派的存在。况且除了首要与核心分子外，被指为骨干的人，与CC派固然关系深厚，可是要确定其组织上只属于这一派，与其他派系毫无关联，也很难轻易断言。朱家骅更是自许超然党内派系，不参加和组织任何小组织。(11)其部属也极力称其用人唯才，不论亲疏，不问派系，不分畛域，不许恩怨，而自己无小组织。(12)1946年由成都周刊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一书，描述“独树一帜”的朱家骅派的兴起道：“国民党里面设有小组织的，朱家骅是一个，名义上虽无组织之名，而其实三五成群，朝夕与共，于各党中成为一派，日久功夫深，愈显见其力量，当时流行一句话：‘南方有CC，北方有朱家骅。’内容的庞大可想而知。”从1927年至1937年，朱家骅先后任广东、浙江两省行政，长中山大学、中央大学两校校务，并出任教育部和交通部两部部长，“就在这个时候，他联络很多学者专家，造成今日的力量，他这一派出名人物有傅斯年、任鸿隽、于启江、杨公达……在国民党的基层，他的干部分布也相当广。总之，不管他怎样说他没有什么社，什么的组织，他的力量相当大是事实，他已在丛林中，把自己的帜独立起来了。这一派，始终没有什么名称，人家只是叫他‘朱家骅派’”。(13)
由此描述，大致可以推断，所谓朱家骅派，确系他人的指称，被指为此派出名人物的傅斯年、任鸿隽等，与朱家骅的关系固然紧密，未必认可自己是派系中人。由于出身和历任职位的关系，抗战前朱家骅即与文教界人士广泛结缘，在一定条件下，还充当了一些人的保护伞，以免乱扣红帽子的CC派的打压。(14)这样一些人脉关系在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部长之后，自然成为其改造国民党组织系统依靠的对象。不过，严格说来，所谓朱家骅派，是由于其主持组织部与CC派产生全面对抗而逐渐显现轮廓，开始似无结党营私的主观，后来则不无党同伐异的取向，至少在排斥CC派这一点上，让CC分子觉得其已成一派。两派在大学的内斗，无不体现朱家骅一派分界模糊和派系意识自觉的缠绕。
陈果夫的告状信，似乎并未动摇蒋介石对朱家骅的信任，后者继续留在组织部部长的位置上，而陈果夫则始终得不到他所希望的中央要职。蒋介石坚持认为，陈果夫“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15)。不过，陈果夫所说的两点，即朱家骅用人办法不利于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反而帮了中共策略的忙，应该对蒋有所触动。在举国联合抗战的形势下，朱家骅的做法有助于吸引人才。一旦形势变化，国共矛盾上升，还是要依赖CC派的老一套。这就为后来朱家骅和陈立夫互换职位埋下伏笔。
二 校园烽烟
战前国民党虽然一般不在大学设立组织，并不等于无视大学师生的影响作用，只是采取何种形式在大学进行活动，做法有所不同。CC派一方面设法向教育部门和大学派遣骨干分子担任要职，一方面拉拢文教界名流加入CC，同时成立学运领导小组，直接掌控学生运动(16)，甚至利用学潮反对政学系。(17)而朱家骅由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政坛发迹，这里是战前国民党在一般大学组织建设最为深厚之处。朱家骅以处理大革命时期中山大学师生中的党争颇有成效得到国民党的赏识，后来又出掌中央大学，在他看来，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与国民党关系深切，在学术贡献上和学生在社会成就上，都应该领导他人，起一种示范作用。(18)朱家骅派在国民党内虽然整体实力不足以和CC派对抗，在文教界却有着很深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他在教育部部长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任内以及掌管中英庚款委员会期间，与各方面的学人广结善缘。1940年8月，中央研究院选举院长，尽管陈寅恪反对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其中也包括朱家骅，其实只是相比于胡适，朱家骅毕竟是官员。投票结果，朱家骅得23票，与翁文灏并列第一。傅斯年分析道：同样是前任教育部部长，“朱票多，王(世杰——引者注)票少，其故事后想来有三：1.朱任总干事二年，院中人甚熟；2.中英庚款会整年的礼贤待士；3.朱为人善与各人要好。王之少票如下：1.王在部长任内，惹恼了好多有大学背景之人；2.不习自然科学，与‘科学家’少认识(评议会大多数为科学家)，人以为是个法官”(19)。有大学背景的评议员，均为各校重量级人物，朱家骅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基本正面，间接反映了朱家骅在教授中的地位。
战前CC和朱家骅两派的人脉早已遍布各个大学，双方观念不同，做法各异，只是各守一方，尚未发生正面冲突。
抗战期间，CC派着重向大学扩张势力，与原来复兴社成员主导的三青团争夺地盘，代理三青团书记长的朱家骅隐忍不发。1939年12月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部长后，首先扩大组织部的组织并调整内部的人事，次年2月，鉴于国民党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基础不厚，决心把党务打进学校去，于是在普通党务处增设学校党务科，派杜元载为科长，后由杨西昆继任。(20)在朱家骅的主持推动下，不少大学教授加入国民党，西南联大尤为突出，教师加入国民党的约占40％，而教授入党的比例更高。(21)大学教师尤其是教授普遍愿意参加国民党，与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部长不无关系。此举刚好和正在大张旗鼓地向大学扩张势力的CC派迎头相撞。随着双方在组织部和各省党部系统的冲突愈演愈烈，在大学校园的争斗也呈现出水火不容的态势。
在反对派的知情者看来，陈立夫接掌教育部后，“蓄意统制教育界，非其私人，必加以困厄，逼其脱离；属其私人，则无论如何办得坏，亦与维持。五年以来，一个个大学收为己有，助桀为虐者张北海、吴俊升也。所未侵入者，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而已”。至于达成统制的办法手段，就学校而言，一是鼓动风潮，二是经济封锁。如中央大学前后两任校长罗家伦和顾孟余，均非CC私人，于是先以风潮挤走罗(22)，继用经济封锁迫走顾。中央大学“有四千学生，四百教员，七院六十二系，而孟余先生不肯投降，彼遂以经济封锁政策相胁迫，以致一年半来亏空至五百万元(等于战前五万)。闻孟余先生办不下去，已提出辞职”。1943年2月，该校“过年开销，教部仍未发下，仍出借贷，此之谓经济封锁”(23)。
朱家骅与CC派的冲突还从大学系统延伸到其他部门，主持国立编译馆的陈可忠，被视为朱家骅的干将，在CC派的挤压掣肘下，两年内体重减轻30磅，“受陈立夫之压制之结果也。编译馆总务长徐某明白对可忠云：‘既要你主持这机关，又要掣你的肘，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如不和你摩擦，那就失掉了我的使命！”顾颉刚不禁感慨道：“文化机关至于如此，谁之咎耶？”(24)而他自己应朱家骅之邀主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文史杂志》，因所聘两位编辑内讧，被CC派的胡焕庸等人假中央大学区党部之名指控编辑吴锡泽为跨党分子，“故入人罪，直接攻吴，间接乃攻我也”(25)。
顾颉刚与朱家骅是北京大学校友，中山大学同事，战前即因所主办的杂志有左倾色彩等事受到CC派的指控，幸得朱家骅从中转圜，因而与CC结怨。在他看来，CC处处有意打压，因而“亦不愿在CC统制下过生活也”(26)。他的感觉，或许不免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不过这样的看法，在尚未被CC派侵入的大学已是众所周知的公论。1942年9月，出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代表的费正清(J.K.Fairbank)赴任途径昆明，与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英语系主任陈福田、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以及金岳霖、钱端升、严文郁等12位教授交谈并访问了其中几位的宿舍后，“对于教授们的贫困处境感到震惊不安”，“绝望、贫穷、苦撑门面、相互支援、以及行动的渐次削弱”，“昆明高校教师待遇如此菲薄的境遇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他向美国有关方面报告：“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尽管他们都是留美归国学生，是中国学术研究生活中的精华。”他认为这一切源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失误，这种失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不卷入别国事务的观念下，忽略了中国是世界斗争的一个战场，其“局势是一场现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针与古老的中国专制主义方针直接对抗而展开的搏斗”。其二，误以为“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用武装力量跟日本人作战，所谓文化关系只是无关紧要的旁枝末节……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化问题”。美国政策的无能，“具体表现在对待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例上。我们早就知道，他们由于得不到本国政府的资助而正在逐渐陷于垂死的困境……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并且是此间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中的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竟然没有为援助他们而提出些许解决办法”。(27)
战时物资匮乏，生活困苦，所有后方的大学教师，无一例外。可是西南联大的教师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还有人为的特殊原因。作为报告的附件，费正清除了强调清华大学教授危在旦夕的境遇及其对于美国在华利益的极端重要，还专门分析列举了导致清华大学教授生活惨状的原因。他说：
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他们面临着濒于灭绝的威胁，亟应寻求援救他们的措施……一、清华大学特别体现了美国的在华权益，因为美国退还的“庚款”有数百万美元投入了清华。像任何主要大学一样，教授是学校投资比较重要的部分，由于清华大学所拥有的学术名望和财务资源，该校教授是从留美归国的优秀分子中精选聘任的。总的看来，这些人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因此可以说是美国教育势力的起一定作用的代理人。鉴于清华的校舍与设备已落入日本人之手，这些教师是美国政府30多年来从事投资所剩留下来的一切。他们的处境理应受到我们的特别关注。
二、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们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务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非得到援助，否则这场斗争只能得到以下的结局——为支持在教育上实现美国自由信念而挺身奋斗的教授们继续遭受营养不良和患病，导致情绪低落，直至死亡、离散和堕落。
三、具体地说，国民党和教育部所力图开展的活动采取如下的形式：年轻的教师们被拉拢入党；凡对此有兴趣的人都获得当局的款待，并且受到重庆方面的特别照顾和青睐。在中国，政府拨给各所大学的经费(大体上也适用于西南联合大学)，总是少于按其国内学术地位理应得到之数，各校经费系按照学生人数发放，而不是按照教学质量。在昆明，省立云南大学学生众多，经费也就比西南联大宽裕得多，尽管西南联大三校(南开、北大、清华)的教师集中了中国学术界的精华。
四、此类斗争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这里不必浪费笔墨去描写大学教授们如何住在空无所有的阁楼上卖书典衣，欠了一身债，患了营养不足所导致的疾病。不管他们是官方故意的还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事实始终明摆在眼前，尽管他们既对中国有益，又对美国有益，他们却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援助。(28)
费正清的看法可以和顾颉刚的相互印证，只是他的信息单方面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些人对于陈立夫主持的教育部早已是怨气冲天。与西南联大同城的云南大学，1936年就在龙云的支持下，争取改为国立，并于193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48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抗战爆发后，在龙云和时任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协商下，决定提前到1938年7月正式改为国立。陈立夫接任教育部部长，云大方面担心生变，还由熊庆来专程前往汉口与陈立夫商洽，陈表示不致改变成案。出任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在开学典礼致词中称，陈立夫掌教后，谋于国家教育定通盘计划，于西南文化，特为关切，对于云大改国立事，积极促进。该校经费由上年改隶省府的国币25万元，猛增到国币50万元，中央和省府各拨其半。随着战时通货膨胀的加剧，云大的财务同样困顿，师生的生活日益困难。而在国民政府的资助方面，对于云大和西南联大还是有所分别。1944年4月，蒋介石拨款40万元救济两校贫苦学生，联大30万元，云大10万元。蒋梦麟和熊庆来为两校经济窘迫数次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申诉，孔氏借款400万元充做两校周转金，联大300万元，云大100万元，比例与蒋拨款一致。(29)
云南大学的观点未必表明教育部一碗水端平。按照时任云大教授的吴文藻的看法，一个带地方性的国立大学较之一个带全国性的国立大学任务是不同的。(30)实际上两校所承担的任务确有分别，因而所需经费额度也有所不同。陈立夫采取的办法貌似公平，其实显然对那些不为其所用的水平较高的大学及其教授们不利。其法有相辅相成的两方面，首先，扩大国立大学的数量，将一些地方性院校升格为国立。1942年10月，顾颉刚在国民参政会上就质问陈立夫：现有大学已不充实，何以近年增加不少大学？使得陈氏甚不高兴。(31)省立变国立升格之举让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加摊薄。其次，别有用心地坚持各国立院校一视同仁，教授的待遇一律平等。1943年5月，因昆明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集议要求政府增加生活费，切实救济，并通过朱家骅向国民党中央陈情，还派人赴重庆向当局申诉。所提几项要求包括：将教职员工的部分米贴按市价折合现金发放，因原来米贴按官价每担法币900元，实际市价已达2400元一担；薪水应按物价上涨的比例增加，其时昆明的教授薪水增加了5倍，而物价却涨了300倍；为西南联大利用实验室生产紧缺商品提供资金贷款。
西南联大不愿受制于陈立夫，联大国民党党部则属于朱家骅的系统。在费正清看来，“这场斗争的要害问题是西南联大能否突破教育部用以扼杀他们的禁条，即全国所有的国立院校应有一个同等的薪水待遇，不应有地方特殊”。到1943年7月，“陈立夫仍占据着上风”。孔祥熙答应借贷300万元法币给联大，据说蒋介石已批准，但议案提交行政院讨论时，“陈立夫提出在所有的国立高等院校都采取同样办法，得到同样的扶持，预算为1700万元。以前他并不赞成这种做法，现在这样提，其蹊跷是在按同等比例核算的基础上，西南联大只能从这1700万元法币中分到80万元。西南联大又一次遭到挫败。对以前头脑还不怎么清醒的人来说，教育部长所玩弄的这一花招似乎最后证明：CC系下定决心要压服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各学科的教授们宣称，他们对当局已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并将试图用他们所能拥有的各种手段来自谋生计”。(32)
后起的一些国立院校，如云南大学一样，本来占有地利人和之便，比起远道逃难而来的联大教授们，谋生之道相对较多，且除了中央的资助，这些院校往往还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与补助。陈立夫的做法看似公正，实际上使得联大等校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不过，西南联大毕竟人才济济，实力不凡，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可以成功抵制CC的侵入。相比之下，中央大学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顾孟余被迫辞职后，中央大学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实际权力落入CC派的胡焕庸等人手中，“中大壁上，有人贴一漫画，作屠手行刑状，屠刀上写‘教育政策’字，已斩之囚标上写陈立夫已抢到之大学名称，将斩之囚标上写‘中央大学’。用意殊精警”(33)。朱家骅在中央大学的争斗中采取守势，他让不愿受CC统制(34)，决意和顾孟余共同进退的顾颉刚“勿顾问中大事，因他现在如此避嫌疑，陈立夫犹以鼓动中大风潮中伤之，若我一入漩涡，更将使彼撇不清也”(35)。
掌握教育资源的CC派在大学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这是在国民党组织系统对CC派积极进攻的朱家骅不得不取守势的要因。不过，朱家骅并非一味退让，在顾颉刚等人决心离开中央大学时，朱家骅两次嘱咐其“勿脱离中大，即兼课两小时亦可，并谓朱经农已到柏溪视予，商谈此事，并嘱我访刚伯、丁山等，勿提出辞职，谓否则胡焕庸方面更得势，学校将更糟”。不过胡焕庸方面对此却以不得兼职相抵制。(36)
在朱家骅视为政坛发祥之地的中山大学，双方的争斗更加激烈。1942年5月，陈立夫在成功逼退主持中山大学的地方实力派之后，又让金曾澄取代代理校长一职的教务长张云。(37)张云代理校长期间的教务长董爽秋被解除中大教职，一气之下，写信向朱家骅告状，据称：“教育部督学张北海在坪石曾公开声言，中大此次之易长，乃为陈、朱之争，而教育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撤换张子春之代理校长职，金曾澄甘作人傀儡，而解除弟与康辛元兄之长期聘约，以至其他直接间接与吾人有关者，无不去之欲尽。”在董氏看来，中山大学此次人事变更，实为CC派与朱家骅在组织和教育系统分别进退的组成部分，“至各省党部内之对立，亦甚明显。是则因过去各省党部人员，皆陈氏所委用者，今我公任组织部长，每改委一人，旧有者即认为异己，而欲排除之。可知在此形势之下，我虽不与人争，而人终不肯谅。彼且有金钱，有联络，因而活动力大，协作人多，而我所赖者，道义之结合耳。以道义之交，而切磋学问固可，一入政治漩涡，则属一盘散沙，不堪一击”。为此，他提出应对办法：“兹特具体陈供数点：(一)各地与公有关之人，应本亲爱之情，互相关怀，互相协助。(二)以后对干部人员，极应多多选拔忠实而有能力者充任之，必要时或加以数月训练。(三)吾人对中山大学如欲争取，即应设法于暗中协助其发展，暂时屈抑，无关大体，但若抛弃时间过久，以后再欲恢复，则难为力矣。以上数点，虽出弟之笔述，实为各地友好所同感者。”
从董爽秋的告状信，可见各地与朱家骅关系紧密之人，虽然相互视为同道，但并无组织联系，容易被大权在握的CC派各个击破，所以普遍感到有必要加强彼此联系，共同进退。被人看成异己而加以排斥，反而促使其无形中结成利益共同体，并且希望朱家骅出面统合，形成中坚。顾颉刚就认为：“我辈无组织，最易给人各个击破，树帜西北农学院往事可鉴。可忠得陈立夫信，谓自明年元旦起，国立编译馆长由立夫兼代，可忠降为副馆长，又是一场风波。他们结党营私，我们亦必结党营公，方克抵制。然我辈出路多，个人可以独立生存，故结党亦必结不紧也。”(38)这大体可以反映朱家骅一派与CC派的差异。
不过，朱家骅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反而竭力撇清。1942年10月1日，朱家骅接到董爽秋的告状信，并不承认自己与二陈的矛盾是派系之争，遂于10月13日复函表示：“承示外传与某方相争各节，全属无稽之说。弟处世做事，一向至公无私，人所共知，公事机密之外，无事不可对人言，衷怀坦白，与任何人一无所争也。凡此挑拨离间有意中伤之语，皆不足信。至同学会、校友会等等关系，乃历史有以致之，决非他者可比，同学同事只可因公而团结，相互亲爱联系，系当然之事，不可借此有所自私。弟本‘助人为快乐之本’之训条，凡人有求必应，对一切事均如此，对各教育文化团体亦然。中大既有多年历史关系，又系总理所手创，当然更应如此，傥有所见，无不直言。子春兄系多年同僚，遇有所询，必诚挚答之，前许崇清先生时代悉如此，现在金湘帆、陈宗南二兄，仍常有所嘱，亦无不尽力相助。”(39)
朱家骅的这番话，就其主观而言并非矫情，却也不能否认教育界其属下自成一派与CC派恶斗的事实。1943年6月至8月，朱家骅带领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等到广西、广东、湖南、江西、贵州等省视察党务(40)，其间曾到迁至石坪的中山大学，所接到的近况报告称：“中大教职员派系错综复杂，蔚为大观。”各派借助地域、院系等纽带，相互缠斗。由此可见，派系冲突在战时的中山大学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国民党的势力不能笼罩一切，有时其他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如“中大教授有把持一院一系而自成派系者，其斗争之烈，尤甚于党派斗争，盖与饭碗发生直接关系也。”形成这种局面的因素主要有政派、地域、院系等，其中派系主要为朱家骅派、CC派、黄埔派、邹鲁派和第三党。
中山大学的CC派“以教育部为后台，一切活动，均较方便。校长金曾澄为保持地位计，一切均遵从教部意旨，可说已倾向此派。此派中心人物为前训导长王慕尊、师范学院院长齐沫林、会计室主任王俊人，以师范学院为大本营。一年以前，师院尚有接近张云者如卢文、叶述武、任国荣(时任博物系主任，未与张云发生意见)及一部分本校留校服务同学在，未能为所欲为。金氏上台后，齐氏排除异己，已成清一色之势。现任训导长陈劭南、训导处办公厅主任周梅羹及各学院训导员均属此派。先修班主任萧锡三因中委萧吉珊之关系，亦倾向之。最近齐沫林有在渝供职，不再回粤之说，陈劭南对师院院长一职，颇思染指，引起师院一部分CC份子之不满”。后王慕尊调广西大学，齐沫林成为中山大学CC派领袖。
黄埔派以陶林英为代表，法学院院长汪洪法、政治系主任刘求南属之，以法学院助教刘次修、刘显琳、谭让、黄沛榕等为触角。邹鲁派有吴康、古文捷、邓植仪及潮梅籍教职员，“时发邹氏重长本校之幻梦，年来势渐衰”。
第三党有经济系主任王亚南及教授梅龚彬、陶大镛、卓炯、彭芳草等，“学生思想问题与此派大有关系”。
至于朱家骅派，骨干有理学院教授任国荣(国民党中大特别党部书记)、地理系主任吴尚时、工学院兼理学院院长陈宗南、医学院院长李雨生等。前校长张云与朱家骅关系颇深，法学院教授叶元龙、钱清廉亦为朱派，1942年张云去职时离校。“朱派人物在校者虽不少，然均为个人的关系，对中大似无具体计划，行动殊不一致，自相倾轧之事一再发生，似需有一领袖人物从中主持。”(41)
大学的派系归属，与校长的派属密切相关。校长的更替，往往导致人事变动，决定一校的风向，中央大学即为显例。在这方面，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明显占有优势。朱家骅给蒋介石的报告，隐去了派系斗争的内容，所提出的整饬意见之一，是“请钧座派一具有革命历史之老同志为校长，以示范学子，并派一在教育学术界素有地位之精干同志辅助之”(42)。此法可谓实力不足的朱家骅在大学与CC派竞逐的一大妙招，既迎合了大学教授对CC派普遍反感的心理，有效地瓦解了盘根错节的CC势力，又能够示以公心，博取学界的好感。
三 河东河西
1944年5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前数月，朱家骅要求下级党部回复选举制，引起党内部分人士的不谅，朱家骅被迫辞去组织部部长之职。由蒋介石亲自提名，长期被禁止主政中央的陈果夫重回组织部部长的位置(43)，至同年11月，陈果夫因健康关系辞去中央组织部部务(44)，改由陈立夫接任。而朱家骅则同时调任教育部部长，二陈与朱家骅的位置刚好调了个个。
将国民党的组织重新交还CC派，显然并非仅仅由于1944年恢复下级党部选举制的偶然事件。在费正清看来，关键的年份是1943年，“由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耗继续发展，政府迫于形势，日甚一日地加强统治力量。各种打算、改革、计划都成了第二位的事。在此情况下，正如一位朋友所说的，委员长转而信赖CC系，把它看做是当遭到内外攻击时能够集结众人的核心力量”(45)。一位辛亥革命前就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传教士丹尼尔·戴伊博士(DR.Daniel Dye)告诉费正清，抗战爆发到1941年，中国学生的热情非常高涨，以至形成了一个民众运动。而1942年当他从美国休假一年后回到中国时，发觉这股高涨的热情已经有点低落下去。在回到中国后的一年当中，这股热情“又进一步下降为文化知识活动的停滞状态，了无生气。CC系(陈氏兄弟集团)和其他政府官员生怕民众运动如不加阻遏，就将席卷全国，并把他们一扫而光。眼下是一片对国事麻木不仁的局势，正如芮陶庵最近走访17所高校后得出的结论一样”。费正清总结道：“当政府的威望更加成为问题的时候，它的领袖们日渐觉得危机四伏，越发戒备，他们面对大批持反对意见的人们采取疑惧的态度。”(46)
蒋介石在重新起用CC派掌控国民党组织系统的同时，对于CC派在教育界的势力过度膨胀以及教育界人士对CC派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也感到不安，为了平衡和制约，让朱家骅和二陈互换位置。可是这样的移形换位非但无法协调内部，平息纷争，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反而导致新一轮党内派系斗争的大爆发。
组织部自朱家骅去职后，CC派随即开始反攻倒算，据1944年8月7日王子壮日记：“近日政治风气日坏，盖生存竞争激烈之表征。朱骝先自组织部去职，其所属人员相继为新任所汰，彼所主之中英庚款董事会已决定裁撤，中央秘书处所管之文化驿站，系朱之亲信贺师俊所主持，中央秘书处以紧缩名义并入宣传部。余并非支持此等机关者，其待调整亦为事实，惟朱氏甫下台，纷纷出此，实不免打落水狗之讥。在朱氏僚属，非[均]不免有走投无路之悲。此种现象，惟有使壁垒日深，冲突激烈，为党国前途计，实堪忧虑。”(47)这比起陈果夫所抱怨的几年前朱家骅接掌组织部时排斥异己的情形有过之无不及。
重掌教育部的朱家骅也不甘示弱，在各大学想方设法将CC人马逐一剔除。其属下骨干也利用各自的身份地位，积极予以协助。1946年3月，顾颉刚在国民参政会对教育问题质问，所列第一条就是“陈立夫任所办学校，品质低劣，何不停办？”另一条是“党派侵入学校，学风不良”。(48)质问的对象虽是朱家骅，矛头却毫无掩饰地直指CC派。
1945年1月27日，任教于三台东北大学的丁山为该校学生罢课风潮平息事致函朱家骅，除了报告事件处理情况外，还介绍了几位在他看来各有所长的教授和学生，作为可用的人才，请朱家骅予以扶持。由于东北大学面临人事变动，丁山密纸附函，专门建议相关事宜。据称：“芷修在此谈及，泽宣兄决不能来，拟以吴振华长教务，徐季康长训导，卢峻长法学院，是皆CC也，且德望不尽隆，恐不足以拑制哲先……山对人事补充，敢作如是之建议：教务长泽宣来为最理想，次则芷修留，职肯来东大。如不可能，李季伟来，亦可得以借学生拥护。训导长丁
为最理想，次则盼公荐一在党在学均有地位者。法学院长钱清廉、戴克光均为理想者。总之，东大最大势力，现在山等把握中，诚不愿即此以送CC厚礼也。愿公察之。”(49)其时丁山对东北大学相当失望，有意改就中央大学等其他院校，朱家骅阅信后没有正面回答相关问题，但是批示“仍盼留校协助种种”，表明他接受丁山的意见，希望丁山本人参与实现其各项建议。
丁山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东北大学，1945年7月，已经移席四川大学的丁山又致函朱家骅，告以复旦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的派系纷争，并提出人事解决办法：“此间传说部中将彻底整顿大学，教育人事上亦多有变更。北碚某校章某闻已辞职，则离明兄似为最理想之继任之人物。离明在此办师院，任何努力，任何成就，均不免地方观念者攻击。长材莫展，徒招怨毒而已。又西北大学刘派与河北派暗斗甚烈，皆属CC，颇不理陕人之事也。如属可能，则沈兼士先生最为理想，盖地方军政当局及校内老教授，无不与沈先生有深厚之因缘。天与人归，沈先生出而CC之徒自然瓦解矣。管窥之愚，敢以为献也。”某校章某，即复旦章益；离明，即黄建中。朱家骅批示“酌复”，但注明“不必提及章、黄、沈等”。(50)
7月15日，丁山再度致函朱家骅，报告齐鲁大学易长及四川大学师范学院改组事宜：“齐大董事会推荐吴君为校长，在校多数教授认为校友派即大批还校，垄断一切，势必引起重大后果。今晤子杰兄，始知吴决不来，仍由校务委员会负责维持现状，齐大似可苟安一时，终非正当解决也。”川大于7月12日奉到改组师院部令，次日校长召集院长少数人员开紧急校务会，将黄建中原定新增教员一律停发聘书，仅将师院中有资望的老教授选聘十余人，一律聘为国立四川大学教授，不属任何院系，丁山亦在其列。“盖文学院向楚，本一冬烘旧官僚，除能做几句八股文外，所学极其肤浅，对于学术界有重望之教授，如陈寅恪、蒙文通诸先生，全力拒诸川大门外，运用三两谋臣，勾结学生，支持中文系。中文系主任如江浪相推，彼仆此继，历有年矣。该系学生，多数思想沉腐，行为诡谲，一如向某平日所训练。是以知名教授，皆以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为根据，不得侧身川大。成都文化重心，不在川大，实在华西坝。川大文学院拒山于院外，正区区之所望也。但经此改组，师院教员无下文者五十余位。此五十余位教员，黄校长意待明兄返校解决。一班未得续聘先生意见，认为(一)教部命令来得突兀。(二)教部命令，只顾学生，不顾教员问题，未免轻蔑教授。(三)师院课程，与大学精神不同，此本部令所明定。今将师院学生随文理学院上课，障碍甚多。最重要者，还是(二)项编余教员问题，彼辈均有离明兄口约在前，今待至七月中旬，突然停聘，学校之爽约，全由教部命令之突兀。于是一部分不明责任之教员，忿忿不平，议公专制。此固CC分子从中挑拨之结果也。山随公有年，知公爱护学术界，无微不至。此次部令，未及顾全教授问题，或因校长能妥筹善后，淘汰少数，改聘多数人于文理学院也。实则师院国文系因不愿听命向某，与文院中文系对立已久，理化系教授亦与理院水火。故言合并改组，其势甚难。不能合并，必也裁员。校长在向某辈包围下，遂走到裁员路线。裁教员之责，尽委诸教部无明令。敢恳公召离明兄速定善后办法。据山所闻，一班人希望：(一)师院独立。(二)独立如不可能，请分年裁并。”而分年裁并之法，为本年先全部续聘，明年可事先通知欲解聘者。如此既不违反部令，亦适合现情。
此事本来似与CC无关，而丁山一定要指为CC从中挑拨，无非是想打动朱家骅。朱家骅阅后批示：“此为根本改革之道，至为合理。事关通案，酌复。”
丁山和顾颉刚交好，尽管并非国民党员，仍可说是朱家骅一派的骨干。朱家骅对于他们旗帜鲜明地将斗争矛头指向CC派，虽然从未正面回应，实际上丁山等人心知肚明，朱家骅不仅不反感他们对CC派同仇敌忾的态度，而且需要通过他们了解各所大学的情况，并从他们的建议中获取必要的信息，以便安排相关人事。
在中山大学，朱家骅清除CC派的行动更加坚决。1949年7月21日，“在各路解放大军直趋华南，‘石牌’儿女正以紧张学习来迎接解放的时候”，《华商报》刊登了题为《陈可忠滚蛋·张云上场：看朱家骅控制中山大学阴谋》的广州通讯，其重心不在指责新旧校长以及易长之事，而是试图揭示中山大学校长人选“为什么变来变去都是朱系门内的‘一丘之貉’的原因”。通讯称：
事实上，从朱家骅在中大做校长时起，这个反动头子便在中大收买甘心做奴才的“教授”、“学生”，同时不断地把它的爪牙插入中大来，树植他的反动势力。在反动统治的全盛时期，号称“无孔不入”的CC势力，在中大亦无法立足。虽然在坪石时候CC曾导演过一次包围张云，强迫下台的丑剧，但当复员后朱重长伪‘教部’，委王星拱做校长，王一上台便把CC的毛礼锐(当时毛是师院院长)一脚踢走，同时把CC的爪牙如陈粤人、袁飞翰、何心石等连根拔除。此后，实际上，中大便成了“朱家天下”。虽然王星拱不是朱派人物，但一切大权都落在朱派人物手上。同时，还特地派一个喽罗宋嘉贤以“秘书其名，监视其实”地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迫他不得不辞职。王星拱下台后，朱便一意提拔他的忠实干部陈可忠，但苦于陈可忠在国内外无藉藉名，同时又鉴于接长台大不成的经验，便决定采偷龙转凤的手法，把自己袋里的一等王牌张云打出来，使他担一个校长的假名，叫陈可忠代理。陈到任后，虽然有朱家骅撑腰，但因为自己没有威望，又没有班底，单人匹马来到石牌，一抵埗即给地头蛇打了个杀手锏，险些儿登不上台。幸得几次“疏通”，并请朱家骅亲自出马，才把对方的势炎压下来。陈可忠摔了这一跤之后，便深深觉悟到要在中大立足，只有跟同学合作，所以一年来陈在与同学或多或少的“合作”下总算没有被挤出中大。但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候下台呢？据陈的表示是因为“健康问题”，但查实陈的下台一方面是因为当局不满他对同学的“软弱”政策，要他滚蛋，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动当局决定不迁校，他不肯做俘虏，所以便愤然一走了之。这样陈可忠的离职便成了定局，一向被视为朱系“王牌”张云，便脱颖而出了。(51)
这些政治意识很强的文字，倒是将重掌教育部后朱家骅夺回自己地盘的心计彻底揭出。
四 国共进退
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改变战前基本不在大学设立基层党组织的做法，使得国民党在大学教职员和学生当中势力迅速膨胀，基本掌控了局面，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能量相对有限。可是，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人意料地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并相继关闭了全国各学校的党部。与国民党的决策相反，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合法斗争的指示》，对于暂时无力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要做长期打算，蓄积力量，以待将来。为此，要趁敌伪投降，国民党统治尚未建立和稳定的混乱时期，尽可能留下不暴露的力量，并派遣大批干部，潜入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内建立工作，利用合法方式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地进行民主运动。(52)此后，中共在大学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两党在大学里的优劣态势迅速发生逆转。(53)
在5月18日下午举行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8次会议上，由总裁蒋介石本人亲自交议的《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获得“修正通过”。该案称：“宪政之实现，需要适当之准备，本党现经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若干准备工作，必须即予完成，各种措施，凡可为未来宪政预立规模而可提前实行者，宜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分别予以实施，以示本党实行宪政之真诚与决心，兼以保证未来宪政之顺利推进。”具体做法包括：“一、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二、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三、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后方各省临时参议会于所属各县市参议会有过半数已经成立时，立即依法选举，俾成为各省正式民意机关。四、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五、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陆续移政府办理。”(54)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于国民党一直采取用而忌的态度，希望权力基盘由党转政，但在形势不利时，又不得不以党固政。他于此时提出取消国民党在军队和学校的基层组织，当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开幕式讲话中，已经定下基调，大会应集中注意的三点之一，就是“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他说：“我在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时，以及今年元旦对全国的广播，两次说明我们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决心。三月一日我对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更具体表示要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八十诞辰召开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付与我们抗战建国的两重责任，我们如不能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则建国就无基础；如果不能召集国民大会，则本党在民国二十年受国民会议委托行使之政权，即无从正式归还于全国的国民……本党还政于民的初衷，从不因战事剧烈而片刻忘怀，从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以后，一切措施，以及迭次决议，迭次宣示，无不是迫切祈求早日实施宪政，归政于民，愈速愈好，记录俱在，可以覆按，此心此志，可质天日。徒以阻碍重叠而来，国事不容儿戏，大愿未尝，目的未达。一般不察，竟至惑于莠言，以贯彻革命的本党为不革命，以切求民主的本党为不民主，而实际妨碍总理建国程序者，反得以民主先驱自居，真伪倒置，黑白不分。我们为国负责，自始不避劳怨，国内有识之士，自能洞察事实。我们深信今日大多数人士之要求宪政，多出于谋国纯洁的至诚，为了确立国家的百年大计，我们觉得在总理倡导国民革命已满五十年的今日，有提早实施宪政的必要。”(55)
此番表态，一般指为伪装民主，巩固独裁。“或人说这是等于希特勒快要完蛋时的党政分家一样。或人又说，这些决议都是做给人家看的，真做倒不必。可谓一针见血之谈。事实上今天所做的与现在所决议的，相差又何至[止]十万八千里。”(56)此说诚然，1941年年底，因为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人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案，蒋大发雷霆，指为清季各地逼清廷立宪，是窃民主之名以捣乱抗战。(57)但蒋介石的开幕词还有另外一面隐情，大致反映了国民党以党执政的尴尬。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既不能继续代行民意，也需要争取民心，以便战后与中共一决雌雄。此举看似为实行宪政做准备，实则背后显然有如何抑制CC派和朱家骅恶斗的考虑。六大开幕之际，CC和其他派系的权力争夺进入白热化状态，并且闹到蒋介石面前(58)，蒋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化解矛盾当然不可能，退而求其次，只好尽量缓解以避免冲突。此外，各党派在校园中竞逐，未必于国民党有利。1945年4月11日，顾颉刚应邀到蒋介石官邸吃饭，蒋表示，将使三青团“脱离政治关系，成一与童子军衔接之教育性的团体。并拟此后禁止学生入党，免得各党竞拉学生，使学校不能安定”。顾颉刚觉得“此事固好，惜太迟矣”。(59)
大学党派林立，导致学潮频繁发生，确系战时乱象之一。早在1939年10月，东北大学一次学潮平息后，学校当局就检讨道：“本校已往之主事者，注重政治工作，以权谋手段利用学生，演成各部分峙之局，几致不可收拾。”因而提出要建立三原则：“一、要学术化，不要政治化；二、要全体化，不要部分化；三、要道德化，不要权谋化。此后诸学子，应少谈主义，多研问题，尊重事实，不问背景，不为外人利用，受人利用，即是牺牲。应守纪律，重礼让，平心静气，作合理合法之行动。”(60)鼓动学潮者，除了中共，还有国民党乃至大学内部的不同派系。CC派即是利用学生运动反对党内异己的老手。蒋介石的想法，可谓有的放矢，既抵抗中共，也防止内讧。可是他和顾颉刚都不曾料到，如此一来，国共两党对于大学师生的影响很快乾坤颠倒，使得大批知识分子加速左倾。
大学师生的左倾，由来已久，且与战时CC派掌控教育部激犯众怒密切关联。正在重庆等地近距离观察的费正清称：“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低效无能已有目共睹，尽管(或者说正因为)他声嘶力竭，加强控制，独揽领导大权。由于通货膨胀日趋恶化，导致营养不良和失望情绪笼罩着薪水阶层。在外国观察家看来，左翼仿佛已开始成为可供选择的执政力量……我的心情，也像我在大使馆和新闻界所认识的其他美国人一样随着阶段的发展而发展：先是丧失对国民党的信任，继而对思想开朗的自由派人士的潜力感到失望，最后把希望寄托在当地的左翼身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李济告诉费正清：“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上层社会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61)
自由派人士的失望，不仅表明这部分人对于局势的无能为力，更显示连他们也可能向左转。可是这样的左倾并非建立在对中共的了解认识之上，而是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1943年9月，费正清写信给柯里博士：“自由主义型的、留美归国的清华、北大两校学者，是美国体制和科学准则培养的最好典范，但至今仍然没有为中国的进步提供多大动力。对于真正的争论点，即中共问题，他们大多数是反对派。对于如何推动国家前进，他们还提不出明确的方向。他们正在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的再次来临。事实上这种好时光可能永不再现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想象：如果我致力于中国，在如此普遍混乱的局面中我能做些什么？结论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不激进无以成事。”费正清后来根据当时自己亲历的历史资料得出结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的信任和忠诚。”(62)
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中，CC派的所作所为起了助推器的作用。“CC系是一个对实权和为维护实权而进行严格组织训练感到兴趣的典型集团。他们没有实行重大革新的能力，他们通常只是些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而不是具有自己独立人格的正直的人，他们不肯尽其全力，执行他们所承担的任务。加紧组织控制的努力并未产生博得公众对之肃然起敬的效果，因此CC系的行动恰好剥夺了国民党自称秉承天命的权利。处在困难中的国民党，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党外没有朋友，在党内遍布着变节的机会主义者。”(63)所以，顾颉刚从报纸上看到陈果夫继任组织部部长的消息，忿然道：“陈氏弟兄其必恶贯满盈始伏诛耶？”(64)
近代中国知识界不少人受欧美自由思想熏陶，加之民初劣质政党政治泛滥的影响，对于党派政治干预教育与学术从来相当抵触。早在国民党统一北方之际，北京各大学的教授即纷纷设法自保，且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各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与国民党当局发生对抗、摩擦及纠纷。1927年6月，吴宓与陈寅恪谈大局改变后一身之计划，“相约不入(国民)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净胜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65)。从这样的不合作到后来逐渐有所磨合，双方关系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即使在战时教授加入国民党已成趋势的情况下，在大学校园中，教授办党及办团，仍然不是光彩荣耀之事，大都还是悄然进行。凡热衷于此道者，口碑往往不佳。如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即指责西南联大主办国民党、三青团的姚从吾、陈雪屏等愚而诈或愚而滑。(66)朱家骅献九鼎于蒋介石，顾颉刚奉命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顾颉刚对此感到委屈，抱怨“诸君盖忘我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67)可是当他了解到张其昀、钱穆等人办《思想与时代》以及垄断《大公报》社论，背后有从蒋介石和陈布雷处拿钱的背景，同样不以为然，以为“宾四屡在《大公报》发表议论文字，由此而来，其文甚美，其气甚壮，而内容经不起分析。树帜读之，甚为宾四惜，谓其如此发表文字，实自落其声价也”(68)。
中国历来传统，一方面流行文人相轻；另一方面崇尚君子不党，结党营私，本来是小人的不齿行为。如顾颉刚所说，学界争名，政界争权，以学界而政治化，则既争名又争权，难免斯文扫地，丑态百出。CC派控制下的“陈家党”以及长期持续的派系斗争，不仅令坚持自由独立的知识人更加厌恶党派干预学术与教育，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69)，而且使得那些战时一度有意和国民党同舟共济的教育界人士日益离心离德。
1947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爆发学潮，朱家骅飞到上海灭火。随后，复旦、同济以及上海以外的武汉、中正、英士等校相继爆发学潮。5月14日，战后复员改任上海暨南大学的丁山致函前一日刚刚离开的朱家骅，报告因无暇当面陈词的半年在沪闻见，并提出若干办法。据称：“山尝留心学生所读书，在文史方面，皆唯物论派也。满观书肆，除商务、中华少数正规书局外，言哲学者，皆赫格尔、恩格尔，言经济者，皆马克思《资本论》系统。有辩证法而无普通理则学，有唯物史观而鲜唯心论之著，充满书肆之文学、哲学、史学、经济、政治之新出刊物，皆左翼作品也。且其价格，亦远较商务、中华出品为廉。青年乌得而不趋鹜哉。自上海出版事业论文化事业之现状，青年思想殆已为唯物论暗影笼罩殆尽。”他建议教育部积极奖励教授进行正统学术研究，与唯物论抗衡，中央对于文化事业应有全盘计划，不能交由书店自由营业，以免文化事业操于以赚钱为目的的投机书店之手，此等书店使著书之教授亦不得不左倾。“自教授至于青年，左倾趋向，有加无已，威力不能加，检查不能限，潜滋蔓衍，弥漫全国。中央在华北纵获得军事的胜利，恐已不能挽留文化思想的全盘失败，此则今日之隐忧矣。以人事言，往日主张‘本位文化’十教授，今则讲坛之上，宣扬唯物史观者不乏其人。”
在丁山看来，“本位文化”教授们的影响不必高估，今日在文学、史学、哲学各方面威信最大的是郭沫若，国民党中央视郭为左翼作家领袖，而其近年出版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实已超越左翼思想之宣传，而踏入纯学术境地”。丁山自称与郭有纯学术性的往还，“近尝询以愿教书否？郭云：‘我愿教书，政府惧我有煽动力量，到处碰壁，不敢再谈教书事。我愿在大学研究所或国家图书馆里，找个清静的环境，做纯学术工作，完成个人的研究。’郭先生由衷之言，闻者无不寄与[予]深厚之同情。”丁山建议延聘其到如下学术机构：1.中央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院；2.中央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3.或在某大学为其专设文史研究所。“如此，郭氏学术志愿可伸，亦可免与青年多接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郭氏亦今日文史学界之雄。彼不得学术园地，遂不得不接受左翼作家之拥戴，而为忍耻含垢之‘吃政治饭’学者……倘能延揽郭氏于最高文化机关中，沪上左翼作家即失其有力之领导者，然后用余金奖励正统派学术著作，以抗压唯物史论宣传。多请几位学术界较有地位的人，多办几种纯学术性文史杂志之类，以大量供给青年精神食粮，从根本上扑灭青年思想的左倾，然后乃可扑灭政党所操纵之学潮。要而言之，中央文化运动似应彻底改变作风，而由学术界知名之士来负责。如因人事关系，泄泄踏踏，一任唯物论派在稿费、印刷、销行优势条件下充分发展，则国危矣。”同时建议中央派顾颉刚驻沪，因其“在学术界树敌少而朋友多，有造诣的学生亦众，请他坐镇沪上，则文化界乃渐有中心。他人肚量稍狭，恐亦不能肩此巨责也”。朱家骅对此十分重视，批示道：“甚有见地，至为感佩。”请其下次到时，“顾我一谭，当面商一切也”。(70)
后来丁山所建议的各事，均不了了之，再三建言，均不得回复。而丁山本人曾在平息学潮中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并居间调解，为此两头不讨好，意欲脱离政治，专心学问。1947年7月5日，丁山致函朱家骅表示：“回念沪市学潮汹涌之日，曾面上书，略陈暨大内部之团结。今虽过去，而左翼之潜在力量，仍不可忽视也。山非党员，在风潮期间，曾以受公私谊爱护，故尝略效绵薄，既不见谅于左倾，至今CC报纸犹掘拾山反共言论，断章取义，横加诬蔑。山故敢向囊东兄建议，以后校内行政人员，须由党员负起责任，与左翼斗争。如山局外人，不必折冲其间也。”(71)希望今后从事纯粹学术研究工作，不再插手政治。
丁山希望坐镇沪上的顾颉刚，其时对于青年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1948年3月，他写了一篇《学风问题之我见》的文章，“自谓颇客观，亦甚肫挚”，且其中还有批评政府的话，投往《大公报》，却被退稿，“以《大公报》社论向助学生说话也”。(72)实则《大公报》与蒋介石的关系匪浅，后人指为“小骂大帮忙’’。所以如此，一则向来坚持秉公立论，二则和顾颉刚一样，对于国民党大失所望。1948年11月，心灰意冷的顾颉刚与友人谈起，“谓今日军事尚有办法，而政治则绝无办法。盖党已被二陈变为CC，军事长官已被陈诚‘整军’所更换，经济则破坏于孔、宋，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他也萌生了丁山那样抽身政治的想法，希望“社会工作从此断绝，著作生涯急遽展开”。(73)
不过，大学教授们虽然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对共产党却未必了解。与国民党渊源甚深的顾颉刚认为：“实在，人心并不倾向共产党，而厌恶国民党太甚了，国民党已失尽了人心，故亟望其交出政权。”(74)他甚至反对傅斯年挟胡适以自重，劝胡适不要到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当国民党盛时，未尝与共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平日为国民党排击，今日乃殉国民党之葬，太不值得。”(75)西南联大那些自由派教授迫不得已的权衡取舍，固然导致国民党对大陆统治的崩溃瓦解，却也留下后来与中共之间磨合困难的隐患。
注释：
①详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②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45～49页。
④戴季陶：《我对湖社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第2卷第1号。关于湖社与国民党的关系，详见拙文：《南浔·湖社与国民党》，日本，《东方学报》第85册，2010年。
⑤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致蒋介石函，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一般资料·书翰》，转引自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⑥成都周刊部编辑：《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成都，文光出版社1946年版，第9～10页。
⑦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3月31日，台北，2001年版，第133、133页。
⑧⑩1942年6月12日陈果夫致蒋介石函，转引自冯启宏：《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
(11)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40页。
(12)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92、216页。
(13)成都周刊部编辑：《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第9～10页。
(14)参见桑兵：《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北平文教界的组织活动》，《中国文化》2007年春季号，第24期。
(15)《陈果夫先生日记摘录》，1946年3月28日，转引自徐咏平编著：《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936页。
(16)范小方：《二陈与CC》，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8页。
(17)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18)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传》，第60页。参见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19)《傅斯年致胡适》(1940年8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6页。
(20)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0页。
(21)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2)《顾颉刚日记》1941年6月23日记：“近日中大酝酿风潮，教部实为其后盾，志希乃有不得不走之势。”《顾颉刚日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548页。或指罗家伦为CC派，实则这类并无具体组织的派系，除骨干而外，很难确切固定指认一般成员。尤其是掌控国民党组织大权多年的CC派，势力庞大，不少人争相趋附，但未必为排他性的派中人。即使勉强可算做是，也有亲疏之别。有著述指冯友兰为CC派(《国民党内的五大派系》)，即不无可议。
(23)《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1月5日；1943年2月2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7、21页。
(24)《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9月1日，第148页。
(25)《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5年4月30日，第450页；第4卷，1942年3月21日，第656页。胡焕庸时为中央大学国民党区党部主席。
(26)《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2月9日，第24页。
(27)(28)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227页。
(29)《云南大学志》编审委员会编，陶李编撰：《云南大学志》第2卷《大事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102页。
(30)吴文藻：《云南大学与地方需要》，《云南日报》，1939年2月5日，转引自陶李编撰：《云南大学志》第2卷《大事记》，第78页。
(31)《顾颉刚日记》第4卷，1942年10月24日，第753页。
(32)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03～304页。
(33)《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2月19～20日，第29～30页。
(34)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35)《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2月17日，第28页。
(36)《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8月13日；1943年10月7日，第130、166页。
(37)参见粱山、李坚、张克漠：《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108页。
(38)《顾颉刚日记》第4卷，1941年12月20日，第618～619页。
(39)《复董爽秋教授为中山大学易长事辟谣》，朱家骅档案。
(40)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5页。
(41)《中山大学近况》，朱家骅档案。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朱档案。
(42)《报告奉命视察中山大学经过附拟整饬办法》(1943年8月31日)，松字第244号，朱家骅档案。
(43)《陈果夫先生日记摘录》，转引自徐咏平编著：《陈果夫传》，第923页。陈以“突然下令，未预知，甚惶恐也。”
(44)陈果夫先生遗著编印委员会：《陈果夫先生年谱》，《陈果夫先生全集》第10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45)(46)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94～295、290～291页。
(4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8月7日，第317页。
(48)《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6年3月26日，第630页。
(4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芷修，钟道赞；泽宣，庄泽宣。附件批有“此纸请密”字样。
(50)1945年7月12日批复丁山来函。《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6年3月26日，第630页。
(51)参见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
(5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53)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另参见金以林：《战时国民党教育政策的若干问题》，杨天石、黄道炫编：《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54)《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5年版，第199～201页；“新华社评论”，《解放日报》，1945年5月30日，第1版。
(55)《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65～266页。
(56)司马相世：《新官场现形记——国民党六全大会真像》，广闻堂刊行1945年版，第18页。
(57)《陈布雷日记》，1941年11月22日，转引自王泰栋：《陈布雷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
(58)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3章《“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据称：“朱家骅方面拼命攻击西西，说党自二十七年提出取消小组织后，为什么党内还是小组织林立。但那些反朱家骅的西西分子也写诗攻击朱，诗曰：‘无耻朱家骅，到处放爪牙，仪表倒不差，贪污案可查。’”(司马相世著：《新官场现形记——国民党六全大会真像》，第10页)
(59)《顾颉刚日记》第5卷，第440页。
(60)金毓黻著，《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4388页。
(61)(63)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85、295；294～295页。
(62)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06、311页。费正清自称；“1944年，我回到华盛顿时确信：中国的革命运动，是其土地上，其现实的生活环境中的必然产物。CC集团也罢，戴笠的秘密警察也罢，终将对它无可奈何。农民要求解放的理想，以及20年前‘五四’运动继承下来的科学和民主的理想，才是真正充满活力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蒋介石拿不出任何可以与之抗衡的思想武器，其命运只能是望洋兴叹，一蹶不振。”(前引书，第352页)这显然掺杂了一些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者后来认识的成分。
(64)《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4年5月27日，第288页。
(65)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3页。
(6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1页；《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105页。
(67)《顾颉刚日记》第5卷，1943年5月13日，第72页。1945年4月8日，蒋介石手令陈立夫和朱家骅：“希于各大学教授中保举最优秀之党员，每校二至三人。”(机密(甲)第8670号)朱家骅所呈报名册，共有97名，其中西南联大8人，中央大学5人，中央政治学校、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各4人，武汉大学、交通大学、西北大学、同济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金陵大学、西北师院各3人，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广西大学、中正大学、英士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女子师范学院、社教学院、西北工院各2人，河南大学、大夏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华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上海医学院、中正医学院、贵阳医学院、江苏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甘肃学院、西北农院、北洋工院各1人。颇有蹊跷的是，燕京大学项下所列为陈寅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文稿《奉令列具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赍呈鉴核由，附呈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1945年5月2日，高密第209号。
(68)《顾颉刚日记》第4卷，1941年11月10日，第602页。
(69)参见胡素珊著，王海良等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5章《怨声载道：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评判》，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主要集中在《观察》等视角，尚不足以反映整体情形。
(70)朱家骅档案。是函的摘由笺日期误记为“三月十六日”，参诸丁山原函及朱家骅赴沪时间，应为五月。此前郭沫若因对先秦诸子的看法不同，引发马克思主义史学同行的批评，确有些情绪。参见戚学民：《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71)是函丁山再度提出安排郭沫若之事，请示朱家骅，后者批以“不复”。
(72)《顾颉刚日记》第6卷，1948年3月3日，第238页；1948年3月14日，第243页。
(73)《顾颉刚日记》第6卷，1948年11月11日，第372页；1948年12月23日，第395～396页。
(74)《顾颉刚日记》第6卷，1948年12月16日，第390页。
(75)《顾颉刚日记》第6卷，1949年1月17日、27日，第406、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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