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逸周书》中《世俘》《克殷》《武寤》都记载了武王伐商这一件事，《克殷》和《世俘》为散体文献，《武寤》为诗体文献。同一历史事件可以运用不同的文体表述，这与文章的性质、功能用途、运用场合以及作者身份等因素有关，这也是文章生成语境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赵辉教授在《先秦文学发生研究》所提出的“时空限定言说”理论，从时代背景，叙事主体、叙事背景、文体演变等方面对文章的生成语境进行浅要的论述。
关键词：语境；礼仪制度；时空限定言说；言说方式；言说目的
先秦文章的生成有着十分复杂的生成语境，这些语境包括巫术宗教、礼乐制度、风俗习惯等。这些因素使先秦文学拥有了神秘而庞杂的文化背景。先秦文章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也是特定时代下礼俗仪式的产物。因此可以看到同一历史事件可以选择不同的文体进行表述，本文选取《逸周书》中《世俘》《克殷》《武寤》三篇同是叙述武王伐纣的文章为例，从生成场所、言说方式、言说目的、言说群体这些因素对先秦文章的生成语境做一个简要分析。
《世俘》《克殷》为散体文献，《武寤》为诗体文献。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运用不同的文体，这与文章的性质、用途、功能、场合以及记述者的身份有关。
一、场所是文章语境生成的重要因素
先秦的文体都在礼乐政治形态中产生，并用于礼乐政治形态的言说。这决定了先秦文体的区分机制。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或者场合不同，决定着场所中记述或者运用的文体也不一样，严格限定场合指具有仪式性质的场合，这类场所不仅有空间限定，也有时间限定。先秦文学发生的场所决定着文体的发生，形成了以功能决定文体的惯例。
《世俘》与《克殷》是作为历史文献的记载，其产生运用于朝堂这样传达、记录历史事件的场所，所需要的仪式性并不明显，更为突出的特点是伦理性和等级性，史官对所收集的材料（有前代史官做的记录，有朝堂上发生的事件与对话，也有从他国收集到历史轶事等）的加工整理，记述成文。因此《世俘》《克殷》所选用的文体是记事散文，文体要求就是将事件完整、翔实、有逻辑的记述清楚。《克殷》按事件的发展和空间的位移顺序书写，《世俘》按时间的顺序记录，符合场所需要的文体要求。《武寤》是诗体散文，运用于祭祀场所，要求《武寤》的文体是颂歌即诗歌。大部分颂诗的特点是字数工整，有节奏、有韵律、具有音乐性，可以唱颂以悦神灵。
二、语境对文章的言说方式和言说结构有着重要影响
语境决定文体，文体决定言说方式和言说结构。特定时代的语言习惯和书写规范也影响着语言的语法规范和语言特色。言说方式受到礼乐言说制度的影响没有其对言说内容的影响大，反而受言说主体和对象所构成的言说关系的影响更为明显。
《世俘》与《克殷》都记录了武王伐纣的经过、善后、和即位仪式，但是文章结构和言说方式有显著的区别。谭家健先生的《〈逸周书〉与先秦文学》中提出先秦书面语言经历的四个阶段，据此发现《世俘》语言古奥，句子短促，虚词较少，根据这些语言特色可大致推断《世俘》为周初作品。《世俘》全篇以时间顺序记录，句子结构大多是：时间+人物+具体事件。文章没有明显的段落，而是条目式记载，上下文之间没有明显逻辑联系，这应该是先秦时期史官记录的书写规范，确保记录的严谨、正确、细致。
《克殷》同样作为散体文献，以记事为主，但是可以看出《克殷》与《世俘》的记述方式有明显差异。根据周玉秀教授《逸周书的语言特色及其文献价值》一书对《克殷》语法特点的分析，《克殷》的成书年代在西周末期。这一时期的语言特色是古奥与平易混合的过渡状态。与《世俘》相比，《克殷》语句略微通俗易懂，且增加虚词的运用。除完整叙事的特点，记录中运用“击、斩、折、悬、奉”等动词，使行文更为生动，加入语言对话更是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以此凸显事件的真实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克殷》已经不采用条目式的记述，开始出现段落结构，并且采用多线并进的时间叙事模式，场面宏大，头绪繁多，叙事方式更加多样，叙事技巧更加成熟。
《武寤》开篇用简洁且略带夸张的语句“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约期于牧。案用诗旅，商不足灭”记录武王伐纣的过程，接着“分祷上下，王食无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赞颂武王的功绩，最后用“惟乃永宁”表达美好祈愿。通过对文章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武寤》是诗体文献，全片为四字韵语，叙事性已经明显弱化，创作目的主要是赞颂先王的功绩，通过讲唱英雄的经历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世俘》《克殷》采用记叙散文的言说方式，用简洁生动翔实的语言将事情的经过记录清楚，《武寤》是诗体散文，每句为四字且全篇用韵，其目的是使文章具有音乐性，便于唱诵。
三、言说对象及言说目的也是文章语境生成的重要因素
语境对于言说对象和言说目的也有十分明显的影响。语境决定了不同的言说空间和和言说对象具有不同的言说内容、言说方式和具体的功利目的性。先秦时期，不管是礼乐政治形态的仪式言说还是非仪式言说，都受制于语言环境。语境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之间的言说关系的同时，也决定着言说行为的具体功用和目的。
《世俘》和《克殷》作为史料记述，其言说对象是人，是当朝及后世君臣，而《武寤》的言说对象是神，是先祖和神灵。祭祀场所是人们向神灵祈求保佑、消灾除难的神圣场所，集中反映了人与神灵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人是这一关系言说的主动行为实施者，决定着祭祀的时间、祭祀的神灵、祭祀所采用的礼仪等等。而祭祀的主体是神，神灵在人们的观念中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支配者各种自然现象的变化，掌握着人类的命运祸福，人通过仪式向神灵传达意愿同时也向人们传达神灵的旨意，通过天人沟通的方式来维系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衡。
《世俘》和《克殷》属于记事文字，其目的是将武王伐纣的功绩流传后世，为后人所铭记称道。其言说对象是人，是同朝君臣以及后世读者。《武寤》是用于祭祀的颂词，赞颂武王功绩以达神明，祈求庇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世俘》虽然是记事文章，通过收集材料而完成的对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但其记载的内容却具有仪式性。文中提到“武王乃翼矢圭、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周庙。翼予冲子。断牛六、断羊二，庶国乃竟……”这些内容记载了武王祭祖的仪式。祭祀看似是一种娱神活动，“实质上是借助仪式严格规定等级来时时强化礼制所规定的伦理等级秩序。这种伦理等级的强化通过仪式程序人物之间不同的话语、服饰、器皿、方位等元素得以体现。”
四、作者。
先秦时期的作者并不是单一的个人，而是具有统一身份的一类人，是一种职业。《世俘》《克殷》的作者无疑是史官。《武寤》作为一首祭祀颂词，有其创作者也有其实现者。创作者可能是朝廷史官，根据颂词的文体要求将史料进行加工改写和再创造，使其成为可用于祭祀歌颂的歌词。演唱者便是主持祭祀的巫史及歌舞表演人员。
小结：
礼乐制度是先秦文本生成的背景，语境又是影响先秦文体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后世文章不同，先秦作家还是以群体创作，文章功用性很强，还未发展成为个人抒发情感的载体。因此，在分析先秦文章的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其产生语境，考虑文章产生、应用的场所、时代背景、文体特征、作者群体、以及文章的功能性等因素，这样才能更靠近文本最真实的面貌。
论文作者:祁洋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0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6/13
标签：先秦论文; 语境论文; 文体论文; 文章论文; 祭祀论文; 场所论文; 仪式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0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