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问题、视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视野论文,背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在20世纪后半叶能够呈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枝奇葩，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勃兴和现代性逻辑无限膨胀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效应。在这样的语境中，消费主义生存方式以及以“绿色运动”为核心的新社会运动，成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得以生成的最根本性历史内驱力。
其一，消费主义生存方式。随着科技革命助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的历史时期。然而，商品经济的目标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当代资本主义总是绞尽脑汁地扩大现有的消费数量和消费范围，由此不断制造出新的需要，进而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这就导致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步伐的加快和交换、消费步伐的加快。如：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等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消费社会的到来，需求和消费因此也就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为了实现利润目标，商品生产者尽其所能地制造出消费需求以及超前的消费需求，大众传媒的广告以及由之而来的“商品美学”在这一过程中就承当起重要的角色。在商品美学的视野中，商品的外观设计、包装、广告等在商品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商品构成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实质上，消费逻辑的强盛与放大，造就的不仅仅是生产和消费之经济循环的加快，而且更为根本的是消费主义文化观念深入人心、消费主义生存方式普遍盛行。享乐主义伦理观将物质性或生理性的需要与欲望的满足视作是人生的幸福，消费主义的文化态度则把消费的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以及日益增长的服务看做是至高无上的，并将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视为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
其二，生态危机和新社会运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无情地征服自然、放肆地掠夺自然为前提的。高生产、高消费牵引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生态失衡，成为20世纪60、70以及80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代价。与这一生态问题的突现紧密关联的，就是以“绿色运动”为核心的当代新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绿色运动”凸显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极限问题，直接挑战了近代物理学的“物质不灭定律”，代之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熵定律”否认了物质能量转化的无限可能性，强调物质能量的转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而它为人类的可利用性也是有限的。“熵定律”的哲学理念就是生态观。以“绿色运动”为核心的新社会运动，对一路高歌猛进的现代工业文明带来了一记重击，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新的角度，即环境和生态的角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它对异化消费现象的指证与批判，自然也导源于此。因此，“不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多么大的理论分歧，其理论的内容无不论及诸如女权主义、民主运动和民权运动等当代新社会运动的成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正是在不断地汲取新社会运动的这些成果中丰富自己的理论，并由此而成为当代新社会运动的理论。”①新社会运动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基础，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了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即以技术和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扬弃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结构采取单一技术向度或单一文化向度的说明方式。
二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最早提出了异化消费的概念。在其著作《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中，他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关于“虚假的需求”和“异化消费”等概念，并根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构造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理论。他总结出异化消费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广大无产阶级在异化劳动过程中饱受痛苦和煎熬，试图通过对商品及奢侈品的消费来得到满足和补偿，追求表面、短暂、虚假意义上的自由和幸福；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对消费领域的操控来延缓和掩盖资本主义的危机，但事实上在资产阶级操控无产阶级消费行为的整个过程中，自身也被异化消费所控制，由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被异化了。
本·阿格尔(Ben Agger)是莱斯学说的追随者，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等代表性著作中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莱斯的学说和主要观点，丰富了对异化消费的说明。本·阿格尔据此得出异化消费的基本定义：“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这种获得商品的过程并不是直接使需求与商品的通常外观对上号。这一过程要复杂得多，它使需求适应某种商标名称的产品，而不是适应‘纯’产品本身。虽然一切消费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比如使饥饿的人与面包对上号），但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的特征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②。在界定异化消费的基础上，本·阿格尔还指出，异化消费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由于广告、媒介的介入，需求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另一方面是人们过分依赖于消费活动，把对消费的无止境的追求当作是满足需求的唯一途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代言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力图在对马克思文本中生态哲学思想进行深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一种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等著述中，福斯特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本积累，为了资本主义追求更大的商业利润和资本积累扩张的需要，商品生产厂家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各样新的商品来吸引人们的消费热情，同时又借助广告媒体、文化舆论灌输等一系列手段来引导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和消费需要，制造出虚假的需求，使人们在消费活动中盲目、无止境地追求对虚假需求的满足，而这种行为就是消费异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美国代言人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对消费异化现象的说明，思路与福斯特有一致的地方，即都注重从资本主义之资本扩张的本性来说明需求为什么是虚假的、消费为什么是异化的，但他似乎更加强调将文化与自然两个范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三
对于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源问题，莱斯指出两点：其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遭受着极大的压力和挫折，尤其是在劳动过程中，自动化流水线生产方式使人们的劳动越发单调乏味和机械化，于是人们选择转向了消费领域，试图用消费行为来补偿遭受到的挫折和不幸。这是一种将需要的满足与无止境的、贪婪的、近乎疯狂的消费等同起来，将在疯狂的消费活动中得到的表面上的、短暂的满足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幸福和满足感等同起来的消费现象，而这一现象也正是消费之所以会呈现为异化状态的内在原由。其二，资本主义对资本积累的狂热导致了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进而又助长了虚假的需求，使消费从马克思所认为的为了维持生存和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摇身变成了对奢侈品的疯狂追求与消费，这样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价值观念反过来又维持了资本主义的高生产和高消费，最终使得消费异化更加严重。
本·阿格尔对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源的阐述，是在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莱斯消费异化学说的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指出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在逻辑上的对应现象，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异化导致了工人劳动的异化，而由异化劳动进而产生了消费的异化，即消费异化是由资本主义过度生产而产生的工人的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具体论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革命的普遍推广，导致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流水线作业分工更加精细，生产过程日益破碎化和机械化，工人的劳动过程被逐渐异化，而为了补偿劳动的异化，人们就把希望寄托于消费领域，试图在消费过程中寻找自由和幸福，导致了人们对消费的狂热追求，这即是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源之一（这种说明显然与莱斯大体一致）。另外，在人们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为了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扩大其资本积累，并以此巩固其统治地位，便利用大众媒体、广告和社会舆论来引导人们的消费行为，改变和控制人们的消费选择，并大肆传播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这就导致了当代西方社会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盛行和一味地崇尚追求物质满足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的定格。这也是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源之一。
福斯特认为，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③“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④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消费的异化现象，进而又导致生态危机境况的出现：“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⑤在福斯特看来，这样的根源如果极为根本地加以概括，则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生态帝国主义，正是这种帝国主义造成了消费异化的产生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在21世纪的黎明，有种种理由让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所需要的快速经济增长，已进入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因为它已偏向能源与材料的过高消费，致使资源供给和废料消化都受到严重制约，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本性与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浪费使形势更加恶化”。⑥可以明察，福斯特在这一问题上，更加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资本主义活动方式的原罪，这比起莱斯和阿格尔的理解无疑更为深刻，更直接触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根本性矛盾，因而也更明确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之间进行一种价值论的判断与根本理念的选择。与福斯特对消费异化产生的根源的阐述几无差别，奥康纳也将消费的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指出消费领域中存在的异化现象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性使然。
四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异化消费产生的后果的分析，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角度进行的。
莱斯在其著作《满足的极限》中说道：现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体制妨碍人们发展那种直接参与可提供满足范围广泛的需求（建造房屋、种植粮食、缝制衣服）手段的活动能力和才能，相反却使得人的活动完全围绕市场购买力来进行。资产阶级追求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异化的消费价值观，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发生，要克服生态危机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消费方式，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当作更大的生态相互作用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高消费促进了高生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地对自然资源进行攫取和掠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被打破，最终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
本·阿格尔以人们的需要的异化所导致的消费的异化为研究的出发点，得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从经济危机转为了消费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结论。他提出由于广告媒体的介入，使得人们的需求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同时也使人们把无止境的消费当成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消费行为的异化使当代西方社会人们都崇尚对物质满足的追求，而人的无止境的需求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能源、物质资源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最终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本·阿格尔把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具体归结为两点：其一是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其二是异化的消费。这两者之间并不相互外在，互为他者，而是直接连接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膨胀助长了消费的异化，而消费的产生异化反过来又促进了异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从肯定的意义上说，人们的需求和消费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现代经济的发动机。然而，从否定的意义上说，高生产和高消费也会加大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加剧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由此阿格尔也指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因此，当务之急是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见解出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和环境之间的关系。”⑦
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福斯特明确地指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两个相互对立的领域，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生态危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存和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和赢得商业利润，从而达到扩大再生产和完成资本积累。资本主义这样的本质内在预定了它不可能将生态的文化要素放到社会文化的考量结构之中，不可能在需求与自然、消费与生态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也不可能对它们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行精当的处理。既然如此，资本主义的高生产和高消费会加速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平衡的破坏，这样的因果关系对于资本家来说无疑是极其淡漠的，今日资本主义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产生也无疑是极其容易理解的。进而论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的恶化促使他们将污染排放到发展中国家，并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例如，“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运送数百万吨的废料。1987年，产自费城的富含二氧杂芑的工业废渣倾倒在几内亚和海地。1988年，4000吨来自意大利的含聚氧联二苯的化学废料在尼日利亚被发现，毒液从锈蚀不堪的圆桶中溢出，污染了当地的土地和地下水。”⑧
对于生态危机的说明，奥康纳并没有直接将消费的异化作为根本性的原因，而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与其说主要是消费异化，不如说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主要存在两种矛盾：其一是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的是因消费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危机；其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及由之而来的生态危机。在奥康纳看来，如果说马克思时代主要凸显出的是第一种矛盾，那么，今天的资本主义则主要凸显出的是第二种矛盾。这是因为，资本自我扩张的本性在现代性逻辑的助推下，在今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能够为资本的生产提供条件的自然界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其运行的周期和节奏也是无法与资本扩张速度保持一致的。这样一来，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有限的自然界之间的紧张与对抗就在所难免了，环境破坏与生态危机也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
五
对于异化消费的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提出了真知灼见。他们认为，要消除消费领域的异化，就必须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人们的需要两个方面着手，消除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打破从异化劳动到异化消费以及再到更严重的异化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恶性循环；同时更应当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着手，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革，并倡导人们对消费价值观念进行重新塑造。
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中提出，可以通过改变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状态，推行用一种以全体为基础的、非等级制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工人的劳动，把人们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逐步拆散庞大规模的工业经济体系，尽可能减少个人对这一体系的依附性，又能向人们提供非异化的、创造性的劳动，使人们从不必要的、有害于生态系统的消费心理中摆脱出来，从而使人们的消费真正根植于人与自然的完全和谐一致之中。他提出人的满足应通过生产活动去寻找，因为，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他提出人们的需要和能力包括众多不同方面的内容，人的多方面需求要通过人的多方面能力得以满足。在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的问题上，莱斯以对伊利奇的交往社会理论和穆勒的稳态国家理论的研究和批判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替代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即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是减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因素的重要地位和把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的能源及物质减到最低限度。但同时莱斯指出，建立这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所在，而只是被作为了一个社会变革的阶段，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不会把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目标，而是更为重视社会政策的变革和社会、自然资源的重新的合理配置，消费行为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虚假需求的唯一手段，对消费品占有的多少不再是人们衡量自己幸福与否和幸福程度的唯一标准，对消费的无止境追求也不再是人生的最终意义和目的。
本·阿格尔在如何克服消费异化、解除生态危机的问题上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双重的，它要设计将打破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未来。”⑨“要用‘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来‘分析同目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⑩从生产的角度上看，要彻底抑制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过度生产，采用“分散化”的社会主义的生产体系，即分散工业生产，降低工业生产的规模。从消费的角度上看，首先应改变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为人们提供一种“非官僚化”、“工人管理”的社会主义的管理方式，即建立一种小规模的、民主管理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劳动方式；然后还应给人们树立一种新的消费价值观念，即使人们清楚意识到人生意义的满足不在于消费活动，对物质的无止境追求也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由此树立一种健康、积极、自由自主的消费价值观念，这也是克服消费异化的关键点。他也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消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异化和消费异化，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中又蕴含着一种“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阿格尔主张通过这种“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来克服消费异化和资本主义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并指出：“所谓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的时期，本以为可以指望的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足方式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11)在资本主义经济如此迅速发展和物质世界相当丰裕的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人生意义和自我满足方式的深刻反思，从而也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进行社会变革的动力。阿格尔提出：“克服异化消费的过程一般具有下面三个相互关联的步骤：(1)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3)对需求方式的这种重新思考可以使异化消费变成我们称为‘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的现象。人们再参加劳动，将不再把这种劳动看做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人们可以在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基本愿望和价值。”(12)至此，阿格尔提出将分散化、非官僚化的双重目标与马克思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目标结合起来，并最终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福斯特也和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较良性的方向发展：生产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车的单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阳能替代矿物燃料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13)。他还强调从社会变革和树立新的生态道德观念两个方面着手解决，从社会变革的角度上看，他提出要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新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穷人的生存和基本生活需要能够得以满足，人类与自然生态相互协调、和平共处，从保证生态协调的根本宗旨出发的环境运动，可以确保环境的公平性，并从根本上保护生态环境。从树立新的生态道德观念的角度上看，他提出人们应当重新学习该如何在我们的地球上居住，重新学习该如何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平衡状态，我们应当坚决摒弃从15世纪以来的，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而建立起的以支配大自然为核心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念，而要把大自然看做是我们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新的生态道德观。福斯特还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在生态上具有不可持续性，而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4)，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以对马克思文本中的生态学思想的研究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把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把生态、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考察，批判了资产阶级只重视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倾向，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奉行的生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主张彻底消除消费异化，首先应树立新的消费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他们提倡“绿色工作道德”和“更少地劳动，更好地生活”等新型的工作、生活的方式和观念；其次在对经济制度的变革方面，他们主张实行“稳态经济”；在对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他们又提出了非暴力的政策和未来社会的政治构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盛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长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共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和谐、相协调发展的理念，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思考意义重大。同样，我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也出现了消费异化和生态问题，所以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理论对我国的现实状况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序第6页。
②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495页。
③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⑤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⑦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⑧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⑩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1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491页。
(12)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页。
(1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14)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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