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人生命运的悲苦与历史重负的酸辛——从阿Q到陈奂生人物形象的美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酸辛论文,悲苦论文,生人论文,重负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04)03-0050-04
这个自古以来就有的职业——农业劳动，以及被紧紧捆绑在这个职业上的农民，就像 无休止向山顶推动那块硕大无比巨石、以及推动这块巨石的西绪弗斯一样，预示着农民 人生命运的悲苦与历史重负的酸辛。这不禁让人想起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 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里的百姓恐怕是指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阿Q、祥林嫂、七斤、闰土、老通宝、“进城打工”的骆驼祥子、上城做小买 卖患重感冒住进高级宾馆花掉两顶帽子钱而惶惶出汗的陈奂生、大夏天里还穿着开了花 的破棉袄说几句话就摸一把呼噜呼噜鼻涕的彭细宝(韩少功《故人》)、在烈日暴晒下进 城打家俱吃馊了的大饼就五分钱咸菜喝着不花钱凉水的强发(王蒙《灰鸽》)、以及赵本 夫小说《名人张山》中“这驴日的”张山……无不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些最基层的也是最低下的人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生活在饥渴而顿踣、“哗然而骇者 ”的境遇里。然而尽管如此，他们无可回避地还要承负起历史前进的重担。我们承认也 好，不承认也，而这些穷苦老百姓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他们都是重要的社会成员， 苍天赋予了他们“义不容辞”的悲苦人生命运和酸辛的历史角色。
他们一生中都在饥寒交迫的境遇里苦苦挣扎，每天都要考虑吃了上顿，下顿的着落在 哪里?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夜以继日的苦苦劳作。作为贫雇农的阿Q，人家要他“割麦 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否则，他就会出现生计问题。当阿Q向吴妈非分 求爱，挨了赵太爷的大竹杠，被赶出赵家大门，再也不能到赵家舂米打短工了，因而失 去了生活来源。“酒店不肯赊欠”，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似乎叫他走”，“似乎许多 日，没有一个人来叫他打短工，……却使阿Q肚子饿……”没有办法的阿Q，只好到庵里 去偷萝卜充饥，被老尼姑斥责，被庵里的黑狗追咬，屁滚尿流地逃出尼姑庵。《故乡》 则通过主人公闰土的生活变化，典型地反映了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和困窘。少年的闰土 是那样的神采奕奕，但是成年的闰土，在生活的磨难中，在“多子、饥荒、苛税、兵、 匪、官、绅”的重重重压下，“先前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 ……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而那手“却又粗笨 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像阿Q一样，闰土也是连起码的衣食要求也被剥夺。在鲁 迅的笔下，农民形象，比如七斤、爱姑、祥林嫂等都是这样衣食无着，困顿窘迫的悖逆 而悲苦人物。鲁迅对农民是不陌生的，鲁迅在他的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的《自序》 中就曾说过，他经常在农村外婆家居住，“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 毕生受着压迫，许多痛苦。”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恢复了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小说 创作也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广大农民生活的困苦与窘迫。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路 遥的农民小说，尤其是高晓声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以及工蒙的《灰鸽》、 湖南作家韩少功的《故人》《爸爸爸》都可以使我们领略到作家们创作的这一美学意绪 。《故人》中的彭细保，是一位老贫农、老共产党员，他大夏天里还穿着开了花的破棉 袄，说几句话就摸把呼噜呼噜的鼻涕，目光呆滞，漫不经心。当他明白了站在自己面前 的人，是自己文革中打断胳膊、土改时砍了他父亲头、回国探亲的大富翁余二的时候， 发出了不是人声的嘶喊，“余二，你不要走，我还有四个娃崽要吃饭哪?”是呼救、是 乞讨，是求仇人施舍“一杯羹”。可能都是，这就可怜之至，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人生活 的磨难、饮食的艰苦把一个人的意志、尊严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悲惨结局。这是农 民人生命运的第一层悲苦。
不仅如此，他们的性爱生活也很窘迫，阿Q捏小尼姑的脸蛋，跪在吴妈面前求爱。阿Q 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 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对性生活的强烈要求，是一种扭 曲的非分遐想。但他的性爱在哪里?有的只是干渴难耐，这也足以看出这些农民性爱生 活的不全面和畸形发展。《灰鸽》中的强发为什么穿着四分五裂的塑料凉鞋，喝着不花 钱的凉水，在炎炎烈日下辛苦的打家具挣钱，不也是为了令人想死的“小嘟嘟嘴”的彩 云，然而也不过空想而已。其他像阿Q、强发一样的悲苦而窘困的农民，性爱生活就那 样和谐与满足?陈奂生看到招待所开票的并不见得漂亮的姑娘不也暗暗认为真是“绝色 ”吗?可想而知，其中他们的性生活会有多少干渴、贫乏和畸形啊!从某个角度讲，这些 人失去了作为人必不可少的性生活权利，真还不如动物来得畅快。这是农民人生命运的 又一层悲苦。
第三层悲苦是他们都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在人际环境中由于文化的制约和束缚， 这些农民永远处在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窘境中，这将加深他们悲苦与酸辛的命运。 这文化的涤虫，太奇妙莫测了!它是自然的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相互作用下而产生 的“第三世界”。它无形无状，没有空间位置，但它又无时无刻无处不在。人既是它的 主宰，又是它的奴隶。它对人发挥着无以伦比的积极作用，而它又无情无义的摧残着人 的情感、意志，以至于生命之花。人通过自己智慧和双手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成为文化 的创造者和主人；然而人又不得不匍匐在文化的脚下，接受它的“管辖”与“喝斥”。 它通过人的感觉、意识，对人的言语行为时时处处进行规范而发挥作用!阿Q、闰土、祥 林嫂、七斤、老通宝、陈奂生、彭细宝、强发等虽然生活困苦窘迫，但他们也像所有人 一样都是“文化”人。生在现实的社会里，就要接受现实文化的制约和支配。从某个角 度讲，任何人都是文化的被动存在物，尤其是这些穷苦的农民们。一方面他们要吃、喝 、性爱，想尽办法来满足个人自然欲望的需要，另一方面还要遵从文化给任何人、当然 也包括这些农民在内的所有人所“制订”的“文明”公约。可是生活的窘迫困苦，又不 能使这些人通过“规范”了的手段来满足个人生存欲望及性爱繁衍的需求。这就使生存 欲望的条件和文化的所谓文明规范产生了尖锐矛盾。阿Q们要有吃有喝，又能够满足性 爱需求就必须违反文化的规范，否则就有生存危机。这就把窘困穷苦的农民置于非常尴 尬的境地。因此这些农民形象在文化的压迫下，几乎都是“二律背反”的矛盾体。虽然 他们“二律背反”的形式不同，但在文化面前无不趑趄、趔趄。阿Q一方面有着强烈的 性爱要求，捏小尼姑的脸蛋，跪下向吴妈求爱，喜欢谁就是谁，以至于她看到男女在一 起讲话以为有“勾当”了，女人在路上走就是想“勾引男人”。这是阿Q强烈性爱欲求 的表现，但是他又要严循“男女之大防”，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着“合于 圣经贤传”的认知。非常忌讳“假洋鬼子的老婆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处在非常 艰难的窘境中。闰土也“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这是封建的 等级观念作祟。无论闰土还是《故乡》中的“我”都是怎样的艰难啊!从《阿Q正传》到 新时期小说《陈奂生上城》等，许多悲苦农民形象无不受到形形色色文化的压迫。改革 开放使陈奂生解决了温饱问题，又使他有了朦胧的精神生活的欲求，这本来是觉悟的表 现。到城里卖油绳，弄两个零钱花，没想到一场重感冒，住高级招待所，竟然花掉了两 顶帽子的钱。这是他老婆难以接受的，在想办法对付老婆时，作品是这样写的：“试问 ，……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唔!……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 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贴。”当然，这主要体现了领导和群众的密切关系 ，但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父母官”的儒家痕迹。陈奂生要解决回家路上对付老婆的艰 难境遇，还要祭起传统文化的旗子来解决问题。贾平凹的《远天野情》，无论瘫痪在床 的师傅、痴情多意的师娘怎样劝说、创造良好的条件，天狗也难以和师娘睡在一起。为 什么?一是天、地、君、亲、师的文化原因，二是“男女授受不亲”之因。不能说天狗 对师娘没有真情和性爱需求，但是天狗“以礼节情”，“以理治欲”，有许许多传统之 “礼”及“理”告诫他“不能够”，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二律背反”的天狗形象 。在重重文化的压迫下，人处在一个艰难的“二律背反”的窘境中，希冀如此，又不能 如此，而还要非那样不可，这不是令人快乐的事?这些农民不仅要忍受着吃、喝、性爱 困窘的肉体悲苦，又加之以精神和心理的痛苦。农民的悲苦真是雪上加霜啊!
肉体的痛苦，心理、精神的窘迫、悲楚，这是人物形象能够感受、甚或意识到的悲苦 。然而，当农民因经常的悲苦而麻木，麻木到对痛苦、窘迫不能被意识和感觉，甚至反 而乐观的时候，那才是农民真正的悲苦命运。
事实正是这样。这些农民处在如此悲苦的命运中，确实不想去甚或不能去深刻的感觉 和意识，所以当他们略有小顺利，就有些忘乎所以，自以为是，从而显示了他们的愚昧 和浮华性格特征。阿Q“精神胜利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浮华。浮华本身就是麻 木和愚昧的，也正因为麻木和愚昧才使这些农民浮华、飘然起来。当阿Q“手持钢鞭将 你打”，“投降革命”，高喊着“造反了”，“要什么就是什么”，未庄人都用“惊异 ”的眼光看着他的时候，就“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阿Q飘飘然地飞了一 通，回到土谷祠，酒已经醒透了。这晚上，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也意外的和气，……他说 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烛火像元夜似的闪闪的跳，它的思想也迸跳起来：——‘造反? 有趣……’”阿Q不知道革命是什么，只是朴素地说为“革命也好吧”，心里一想，好 像居然就是革命党一样，于是就满足了，就胜利了，就心安理得，就高兴起来，于是也 就飘飘然、飞飞然起来。这是典型的“精精神胜利法”的表现，更是由于愚昧麻木而盲 目乐观的浮华表现。无独有偶，60年后的高晓声写了《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也是一个 类似阿Q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典型，作家在陈奂生的身上也看到了农民的愚昧 与浮华。虽愚昧的程度不同，但其浮华却是异质同构。当陈奂生花掉了两顶帽子钱，想 办法怎么对付老婆和有了对付老婆的办法时，小说有这样几句描写：陈奂生“唔!…… 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 ，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 ，象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 的多了。”这两段对陈奂生浮华的描写多么像鲁迅对阿Q浮华的描写。相似的描写，刻 画了两个不同时代同样都浮华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们浮华的形式不同，但浮华的本质则 是一样的：不切实际，华而不实，愚昧、麻木的浮华，浮华的愚昧而麻木。《绿洲》20 02年第1期赵本夫的小说《名人张山》中“这驴日的”张山，虽然是另类农民形象，张 山有那么点见识，但又是有见识的畸形儿。他不务正业，走出了十分封闭的大山，贩卖 山货，赚了点钱，就有些活得为所欲为。大吃大喝，玩女人，侃大山，吹牛皮。小说这 样来写其人，“张山说你不懂就少说，张山这名字很普通的，全中国叫张山的有十二万 零三人，真正有名气的也就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女娃子，世界射击冠军，枪打得好 ，石柱寮的人就很吃惊，说你咋知道这么清楚?张山说十二万零三人还是上个月的数字 ，这个月又增加了四百多，光昨夜儿里就生了二十一个小张山。”张山这似乎有点影像 的信口开河，在知之甚少的石柱寮村民面前，完全是为了表现与炫耀自己。前些年曾有 过这样的议论，假如阿Q富起来会怎样?这“狗日的”的张山就是阿Q富起来的一个可能 。因而“这狗日的”的张山也有着阿Q类的浮华和愚昧，他的胡吹乱侃，其实也是华而 不实的浮华表现。只不过与阿Q相比显得更刁滑一些更严密一些而已，因为张山毕竟是 新时期中的阿Q的浮华。愚昧、麻木而浮华，浮华而愚昧、麻木是这些农民大多都有的 “劣根性”，因其无意识和不感觉，其悲苦意义更深一层。
“精神奴役的创伤”是这些农民的第五层悲苦意义。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曾谈到，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非是：“一、想做奴隶而不能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 时代。”这是对中国农民精神奴役的心理定势和民族的性格特征的归纳。鲁迅《祝福》 中的祥林嫂前后两次到鲁镇做工就写出了祥林嫂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 能的时代，在祥林嫂身上有着浓烈的精神奴役的心理定势和性格特征。祥林嫂生活的经 历几乎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广大农民在几千年来的封建 思想桎梏下，虽然近现代史中经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甚或说又经过了几十年新民民 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但是在这些人中还严重的残存着封建的意识，尤其是封 建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是一个“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智者。它曾经在分析中 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时就说过：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估价过低，而对“人民” (在中国主要成份是农民)则估价过高。胡风在分析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奴役的创伤”， 尤其是带有封建奴役痕迹的“安命精神”，并着重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以自己的 主观战斗精神”投身于人民之中，一方面改造自己的“二重性格”，另一方面也治愈人 民“精神奴役的创伤”，从而实现与人民的真正结合。确实，我们的主体精神相对来讲 是薄弱的，因而我们的奴役思想和安命精神在这些农民形象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阿Q “精神胜利法”也包含着封建奴役的精神及安命精神。假如阿Q不发生“恋爱的悲剧” 和“生计问题”，或者说较能“苟延残喘”的生存下来，他是否还“投降革命”，“革 这伙妈妈的命”?看全篇阿Q的行为，恐怕是不会的。能够活命，还革这伙妈妈的命干什 么?阿Q本身是一个无业游民，依靠的就是做奴隶而生活。当然他要有受奴役的思想意识 ，否则就会产生“生计问题”。祥林嫂本来就“安分耐劳”，她暂时做稳了奴隶，“反 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闰土见了儿时的朋友“我”， 不也分明叫了一声“老爷”。陈奂生对付老婆的办法，搬山来的也是县委吴书记。韩少 功的短篇小说《故人》所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现实生活，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似 乎没有荡开彭细宝的灵窍。彭细宝一切都在他人的掌玩中而不自知。副县长让他见和他 有仇的余先生，他已不知余先生是谁了，然而人家说见谁他就见谁，而且还有点兴冲冲 的劲头。彭细宝浑沌、迷乱、愚昧而又麻木，去见余先生，临进屋腿直打颤，不敢向那 阴冷的空调、猩红色的地毯踏去。到了门口竟不想见了，结果被架着进了接待室。几次 错把余先生当作他人，一会儿是农业局的余干部，一会儿是香港农业局的余干部，而且 还要求余干部办事、买尿素。满脸的阿庾巴结之情，而且还颇有些自作聪明的味道。彭 细宝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的主体精神，他不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命运成了他 人的砝码，任意被搬来搬去，一副漫不经心的奴役之色。看来胡风“精神奴役的创伤” 的慨叹是很有道理的，由此我们又想到鲁迅先生为什么希望中国人要多一些狼性而少一 些猪性了。猪性就是“精神奴役的创伤”，猪性就要被任意宰割。具有一定师生之谊的 鲁迅、胡风，这两个时代的哲人见解是多么相似乃耳。这是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意识塑造 出来的广大农民的共有的奴性灵魂和心理态势。
阿Q、祥林嫂、老通宝、骆驼祥子、陈奂生、强发、彭细宝、“这狗日的”的张山等未 必是所有农民代表，但是，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代表性也有着相当的广泛性，至今还有 着突出的现实意义。这些人物形象是农民中不同时期不同职分的各类人物，尽管他们的 生存方式不同，其具体的归宿也不尽一样，但是这不妨碍他们相同的悲苦命运。生活艰 难困苦，温饱无保障；性爱生活颠簸，不能尽情尽意；深受传统文化的压迫，在文化面 前，无能为力，既没有冲破文化羁绊的意识，也没有冲破文化制约的能力，成了文化的 被动存在物；几千年来封建奴役的思想，还浓郁地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因而，也就失 去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的主体精神，把自己非要交付于别人，让别人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个别人是文化，是制度，是人，也可能是鬼神，总之不是自己；正因为愚昧、麻木 ，所以他们盲目乐观，这又构成了他们浮华、飘然的性格内质。这一系列悖逆、窘迫、 困苦融农民于一身，他们的命运悲苦、痛楚是多么的深重和可怜啊!造成广大农民这种 悲苦、酸辛命运的原因，一是几千年来封建文化制约教化的结果；二是长期封建的社会 制度的压榨和“迫害”；三是自古以来农业大国的地位和封闭的地理环境，限制了农民 的眼界；四是小农经济、小农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他们小农的生产意识和一整套低目标 的自我平衡价值观，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不冒风险等处世之道，不是至今仍为大多数 人所奉行吗?曾问陕北农村一位青年，为什么苦守在家里而不出去闯荡一番时?他说，爹 妈没给我生这个胆量!在广大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着创业冲动微弱，风 险承受能力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如此岂能不悲苦?
然而，这些悲苦、窘迫、贫弱的最基层的农民，本来他们抵御悲苦命运的能力极其低 下，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也就是这些道地的老百姓，兵连祸结，饿殍千里，洪劳旱灾，政 策失误，权利拚争，抑或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争取自由，民族独立等等， 恐怕任何灾难、或具有灾难性的正义事业，首先降临的就是他们，而且受难最深重、最 惨烈也是他们——阿Q、彭细宝类的农民。几千年沧海桑田，历史捉弄的正是这类人物 。而也就是这些最悲苦、窘迫、贫弱的农民还要承担起历史前进的重任。阿Q、祥林嫂 、陈奂生们再悲苦、贫弱也是社会的角色，也要承担起社会赋予他们的社会重担，他们 不想承担历史的重负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他们能够寄生、贪图?生在灾难深重的社会 里，不受苦也不受难能行?修筑万里长城的灾难，齐晋鞌之战的惨烈，大泽乡的奋袂， 肥水战役的风声鹤唳，安史之乱的残酷、藩镇割据的混乱，慈禧出逃、鸦片战争、甲午 风云、义和团运动、金田村起义、军阀混战、抗日烽火、解放战争，这些政治灾难的主 要受体，难道不是这些悲苦、贫弱、窘困、无助的农民?死难最惨烈的难道不是他们?而 长江决堤，黄河泛滥，蝗虫恣肆，干旱赤日，天塌地陷等这些自然灾害，恐怕“民不聊 生”、“易子而食”，受难最重、死难最多也是这些最基层的最悲苦的农民。真是“兴 ，百姓苦；亡，百姓苦”啊!然而，也正是这些最悲苦最贫弱农民的死难构成了浩瀚的 历史长河，成就了历史的辉煌。从某个角度讲，正是阿Q、陈奂生等这些最基层的广大 农民的悲苦和死难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建立和发展也有这些悲苦、贫弱、窘 迫、无助的农民们的贡献。对此我们无须悲天悯人，也无须视而不见，因为这是一条无 可更改的“天命”，如西绪弗斯向山顶推动那块硕大无比巨石一样，无可更改。这就决 定了广大农民人生命运的悲苦和历史重负的酸辛。这正是从阿Q到陈奂生以及彭细宝、 强发、“这狗日的”张山等人物形象悲苦、酸辛的美学意义和典型性之所在。
收稿日期：2003-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