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记者问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龚老师您好。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有研究，您强调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时候，还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您能否解释一下当代化与民族化的具体含义？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龚育之：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这不能算是哪个个人的创见，恐怕是理论界的共见，不过有些研究者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更加明确地把它提了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课题组的同志们都赞成这个意见，我也赞成这个意见。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十年代苏联给列宁主义下定义，出现过两种意见，一种强调俄国性，一种强调时代性，展开了一场争论。斯大林强调时代性，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斯大林的概括，眼界更高、更开阔，单提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把列宁主义的意义给限制了。列宁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出现了帝国主义，出现了世界战争，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都是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的。列宁看到了世界的变化，看到这个变化下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发展，因此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产物。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条件下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这一条，也没有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在解决那个时代下俄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列宁主义的定义，应该既看到时代的变化，又看到同俄国情况、俄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应该把这两点都突出出来。
一九三八年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这是一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能不能够、善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当然，那时提中国化，强调了民族性、地域性，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因为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还没有变化：我们中国正处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之中，全球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如果从东方的角度来看，把中国抗日战争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那么也可以说：我们那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之中）。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的时候，情况不同了，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和平，一个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单讲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不够的。十四大报告评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时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讲了当代化和民族化两个方面。“时代特征”这几个字写上去是很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实际”前面加个“当代”也非常重要。这个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提法，成了规范的提法，已经写进十五大和十六大党章。
记者：这个历史叙述很有意思。请再详细讲讲我们党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龚育之：我们知道，一九三五年一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改组了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上的领导地位，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转向胜利准备了条件。但是，这个确立只是开始，到完成还要有一个过程。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以后才逐步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开始了国共合作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这条路线又受到从共产国际回国的王明从右的方面的干扰。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克服这个干扰，才完全地确立了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这件事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就是由毛泽东来做的。在这个报告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一节里，毛泽东鲜明地提出：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缺点，是应该认真除掉的。”（《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28页）
记者：这样一段话，鲜明泼辣，一针见血，实际上就是对着王明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而发的。
龚育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由来已久。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实际上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个进程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它的许多先驱者、它的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许多代表人物，最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最主要代表著作就是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这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但是这个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正确倾向发展的同时，还存在和发展着另外一种倾向，就是不了解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了解必须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找出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而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句当作教条，盲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和从国外来的指示。这后一种倾向一再给中国革命造成挫折，危害时间最长最严重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先是“左”倾后又转为右倾的教条主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得到普遍的赞成，启动了全党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自觉。一九三九年《共产党人》杂志创刊，毛泽东撰写发刊词，总结建党以来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提出和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原则。一九四○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中说：
“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记者：这段话，同前面所引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话，交相辉映。
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经过延安整风，经过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为全党所接受并且写进了党章。刘少奇在七大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充分地强有力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意义及其科学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记者：听说，建国以后出版《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法，做了修改，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您能谈谈怎样看待这个修改吗？
龚育之：建国以后出版的正式的《毛泽东选集》，在出版说明中特别声明：“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在收入选集时，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改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逢先知同志曾撰文说明，这个修改是“毛泽东亲笔”所为。
怎样看待这个修改？冯蕙同志和鲁振祥同志有专门研究。冯的《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发表），鲁的《〈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即将发表），详细引证了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党的领导层和党的理论界接受和拥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主要情况，分析了建国后编辑《毛泽东选集》时修改这个提法的国际背景，鲁的文章还特别注意到建国初刘少奇将他在七大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加以修订，改题为《论党》，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这些提法并没有修改。
逄、冯、鲁都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拥有查核党的历史文献和手稿的便利，所以他们的叙述是有权威性的。他们都认为，我也认为，编辑毛泽东选集时的这处修改，是由于外国的影响在当时形势下所做的纯粹文字上的修改，以及精益求精的更加细致的表述，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修改。一如我们党一度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但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并且再次把它写在八大的党章中一样。
记者：听说，六十年代中苏论战，还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龚育之：这也是鲁振祥研究的发现。据他介绍；吴冷西在《十年论战》这本回忆录中说：一九六○年十一月五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接到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少奇同志过去在讲到毛泽东思想时曾经说过毛主席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苏共《答复信》不指名地攻击少奇同志，说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搞民族主义。这显然是他们知道少奇同志率领我党代表团参加会议后有意的挑衅。”据鲁的推测，当时苏共答复信的起草人大概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者是毛泽东，他们可能根据多次印刷的《论党》一书认为这个提法的提出者是刘少奇。鲁还介绍：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一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由此而又一次讲到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因为苏共方面的矛头是具体指向刘少奇，所以还风趣地讲到“版权”问题。毛泽东说：“马列主义中国化”，恐怕不是你（指刘少奇）的专有权，我想我也讲过嘛！文字上有，我记得好像有，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记得我讲过，所以发生这个版权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奉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鲁所介绍的毛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这番谈话，吴的书中也有所记载。
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情况复杂，双方各个论点的是非，我们这里姑置不论。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七十年》还说：过去争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大党大国主义。如果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进行指责。邓小平说：“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由此可见，指责还是维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恐怕既涉及意识形态，也涉及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应该认为是一个原则是非的问题。
标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毛泽东论文; 刘少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