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境界的维度解读当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维度论文,当代论文,境界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6)01-0008-05
人从本质上而言乃是具有超越指向的形而上存在。如海德格尔所言，人生而具有形而上的天性。“一方面人具备种种能力，一方面他也有所欠缺”[1] (P40)。人具有这种能力，对自己存在的种种欠缺提出追问。同人的超越性质相吻合，各门其他学科的对象是给定的，哲学探索的对象不是给定的，而是未定的，这就注定了哲学永远在追求着它所设定的对象，或在给定对象之外去“创造”它的对象。形而上学乃是人自身的需要。“神无所不知，其他动物一无所知；只有人，只有人才知道自己有所不知”[1] (P40)。
人的形而上学本性源于人的自身矛盾。超越这一矛盾，要通过形而上学的追问以超越自身分裂性存在的局限性。形而上学是人消解自身矛盾乃至人和世界矛盾的自我意识表达方式，它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印证了哲学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人的分裂(分化)是形而上学的“根”，对这种分裂性存在的思考既是“原初”的思考，又是“终极”的思考。当人对这类问题进行思考时就是在“返归”(黑格尔语)或“倾听”(海德格尔语)形而上学。
从实质上说，现代哲学反对形而上学只是力图否定在历史中曾经有的那种形而上学，换言之，它们批判的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反对形而上学本身。现代哲学在反对特定形而上学某种方式的时候，也从反面说明了形而上学的不可消除性。有人存在，就有形而上的思考。
形而上学是对人本性分裂的反思，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就是追寻，它面对着彻底的、整体的疑问，是没有答案的问题。问题比答案更重要，即使有答案，它本身仍然是问题。形而上学又是对人分裂后统一的反思，这就是说人总要在追寻中确立终极的问题，虽然这只是相对“终极的问题”。当人在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时候，人也就进入了哲学的境界。哲学境界始于形而上学的追寻，终于对形而上学的解答。“从这个意义说，形而上学的追寻——即人的最终的命运——本身就包含着极大满足的可能性，确实，在某些欢悦的瞬间，也包含着一种完满性。这种完满性绝不依存于任何可公式化的知识，教义和信条，而是依存于人的本质的一种历史性的实现。……哲学的力求的目的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中的那个实在(reality)。”[2] (P53)形而上学是对问题的追寻，又是在追寻中获得的“完满”。
形而上学既然是人的本性，就表明人具有确立哲学境界的内在的要求。但已经成为“历史”的形而上学不再是形而上学。历史的形而上学已是“事实”，形而上学实质上是对未来的“设计”，不断出场的“设计”，这就是现代哲学所说的“哲学终结”、“形而上学已经完成”的真义所在。形而上学的" meta" 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在知识之后的“神圣学术”，依此方式建立的形而上学虽然也包括着各种“设计”，但都是规定好的“事实”设计，它实质也是“事实”，形而上学的本意是超越，" meta" 不是在……之后，应是对……超越。因而，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着眼点在于人总要在现存的境况下对“未来”有所“设计”，这就是人的形而上学。以往的形而上学是无“时间化”、“方位化”的形而上学，具有“永久”的“现时性”特征，一切都固定化了，被设计好了。这种形而上学也包含着“未来”，但已是“事实”的“未来”，“未来”仍是确定化的“事实”。
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事实”的，随着“事实”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去，形而上学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形而上学的性质是“超事实”，因而就要从“事实”之外去寻找。这样，时间、未来、设计的规定就要引入形而上学。当这些背景框架确立之后，哲学的定位起点同样是形而上学，但已不是“事实”的知识，而是超越“事实”的境界了。现代的形而上学更能超越其他事实性的知识，体现形而上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境界就是现代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的本性首先表现为人的提问。惊异、畏惧、质疑、释义都是在提问。人的追问的无限度性恰是形而上学的标志。在人的追问中，被追问的对象就从表象进入到非表象层次，就从“可说”的世界进入到“不可说”的世界，这就是说人在对“事实”命题的追问中总要推出“非事实”的知识，这是形而上学本身的性质。形而上学采用表征的方式回答其所提出的问题。表征方式不是知识、概念、范畴的表达方式(知识的表达总是体现为思维结构与实体结构在一致性基础上的逻辑陈述)，表征方式的意义说明哲学的对象不是指称性的，而是表征式的。表征方式之所以适用于形而上学，因为它既不同于知识的指称方式，也不同于宗教的象征方式，它包含着意指和意谓的统一，在这二者的统一中，哲学的形而上学更强调对“意指”的超越，对“意谓(意义)”的推崇。现代形而上学应是确定意义的自我意识表达方式。
那种把形而上学等同于“有形”知识的观点在历史中曾经有自身存在的根据，但是从现代的角度看又是错误的。形而上学并非“有形”东西的组合，以此构成的本体论至少背离了形而上学的本意。形而上学不是“有形之学”的本体，简单将形而上学看作知识，哪怕是最高智慧的知识，也是片面的。当“有形”的东西从形而上学剥离出去后，形而上学的地位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那种简单地将形而上学等同于“无形”世界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无形”即上帝的存在，这就将人的形而上学性虚幻化为“无形的”(非人)的东西。形而上学是“无形的”，它是基于“形”又超越“形”的(形而上)，但它又是“有形的”，可以理解和确立的，这可以说是人所独特具有的“意义”。形而上学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人，看对象时候所产生的既涵盖对象又超越对象的意义，也是人从未来角度设计的时候给自己生活的统一性提供的“意义”。“设计”是不断进行的，“意义”是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意义”就是对旧的“设计”的批判，“意义”总是被“超越”的，哲学境界从这个角度说就是形而上学所提供的“意义”。
依据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对哲学境界的现代解释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人的实践活动将世界二重化，人的应然逻辑将生活二重化，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则将意识二重化。人总是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意向性维度上将意识加以分离：其一是对“对象”的意识，其二是对“对象”意识的意识，后者也可以被看作超越对象意识的意识。如果说实践活动是人将世界、生活与意识双重化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意识的两重化，特别是超越对象意识的意识的形成，恰好表现了人在何等程度上远离自然界，表现了人在何等程度上将自然“虚无”掉的，表明了人在何等程度上更具有人性性质的。超越对象意识的意识就是形而上学的思考内容，超越对象意识的意识提供的意义就是哲学的境界。这样，基于形而上学之上的哲学境界对人来说就有了最为紧要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马克思从当代哲学的意蕴上指出解释世界只是以往哲学家的事情，这是因为古典哲学家终究是哲学家，他们无法借助于哲学理论给世界带来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往哲学家是软弱无力的，哲学家所确立的境界也是空泛的。然而哲学家的软弱却不能印证哲学的无能。也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才可以说，马克思并不是哲学家(旧有意义上的)，他不诉诸纯然对世界的解释，虽然这一解释是多种多样的，而是要使哲学能够产生“真实的结果”。“真实的结果”的哲学，尽管根植于现实的物质条件之中，但绝非“现实”的复现或描述，而是说“任何真正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旧有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消除，同时应该创立一种全新的哲学。马克思强调哲学给世界带来变化是以哲学的“真实”，以不损害哲学固有的特定功能为前提性条件的。哲学诉诸对世界的解释是必要的，但这种解释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批判性”的、“评价性”的，哲学显然要超越于现实的描述层次，而提供在非哲学的现实活动基础上确立并与历史发展条件相吻合的关于世界观层次上的理论支持，哲学自然要有境界问题。在这样的规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并不一概反对康德把哲学看作是人安身立命之本的比喻，问题的实质在于马克思认为不存在着超越历史之外的这样的安身之命根据。因此，马克思在将哲学返归于现实的同时，对哲学的境界提出了论理缜密的辩护。在马克思看来，道理十分明确简单，未来的世界不会是其他什么样性质的世界，而注定是哲学的世界，这样马克思就肯定了哲学在人的现实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解释意味深长。哲学的境界从消极意义上说是指哲学的批判性、否定性，不承认永恒的存在，将事物现象从暂时性方面加以理解；从积极意义上说又是指哲学的建构性、导向性和矫正性。哲学并非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甚至“举足轻重”的。对“那些以为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似乎日益恶化而为之欢欣庆幸的可怜的懦夫们”，马克思说道：“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就会表现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3] (P253)。无论社会怎样发展，总是需要有人成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才和殉道者”。
马克思经常这样问题：人不是“一直努力想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创造自己的真实存在”吗？马克思在这里用词极为严谨，至少表达了三重相互关联的含意：其一，人有其真实存在的规定；其二，人的真实存在是创造出来的；其三，人的真实存在有关阶段性的区别。马克思这一论点的逻辑是一贯的。马克思十分赞赏黑格尔关于“否定性劳动”对自然向人的生成的意义，认为必须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在理解。这样，世界的一切关系都是为我关系的存在，所谓为我关系的存在(The Being for myself)就是从人的自身的方面，从人的超越方面来看“对象”，不是把自然(对象)看作没有人的痕迹的无的东西。“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4] (P131)。自然对人的生成的否定性就意味人不断赋予能者多劳明以人的规定，不断超越既定的规定的内容。这样看来，“所闻所谓的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对人的生成”[4] (P84)。人在更高水平上重新创造自己的真实存在与自然向人的生成是一体的历史过程，显而易见，马克思是从人的历史与历史的人统一高度来审视哲学的境界意义的。
马克思从人的生成层面提供了对哲学境界理解的尺度。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动物有着明确的分界，人具有否定对象的劳动本性和分化对象的实践本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动物的活动是“承袭”、“复制”，人的活动是“超越”。哲学可以说是“超越”性的精神表达方式。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尺度对哲学境界的理解尤为重要。
从第一个尺度看，人是按照任何物种尺度进行着生产，人是什么是和他们如何生产相一致的。这一尺度表明人怎样的生活，必须通过客观对象化的生产活动加以印证，人的本质借助于这一客观对象性的活动表现出来。
从第二个尺度看，人又每时每刻用“内在固有的尺度”“衡量”对象，所谓内在固有的尺度就是指人性的内在尺度，而“衡量”对象的尺度决非存在于对象之中，因而是超越对象化的活动的，对“对象”的“衡量”可以包括肯定、否定、批判、矫正等等，因而马克思所说的“内在固有尺度”乃是哲学上的，是人按照“内在固有的尺度”构建衡量“对象”的根据、前提，这些都可以构成哲学境界所包括的内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古希腊艺术和史诗给人们的精神享受在某方面说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为什么说与物质生产相分别，社会还需要自由的(精细)的精神生产，为什么说现代雇佣劳动的特征就是人性精神的丧失，为什么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5] (P926)。人的生成不能离开人具有的“内在固有”的尺度，不能借助于外在规定加以限制，它是自由的、全面的、完整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马克思的问题有了哲学式的结论，人通过两种尺度进行着“生产”，努力想在更高的水平上重新创造自己的真实存在。由此可见，马克思从哲学境界的维度提出了当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问题。
从当代的时代精神境遇与旨趣来看“形而上学”的话，就会看到“形而上学”有其逻辑自身的展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地会体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性质。从历史的发展过程考察，“形而上学”最初体现为“对象”，所谓“对象”就是体现为一个“世界”，尽管这一“世界”是“概念”的世界，而且这一“概念”世界还制约着、决定着现存的“感性”世界。这一“对象”是人所创造的，体现着人的追求，人的价值注入与人的意义构建。人所创造的这一“对象”既然是外在于人的，它就会或多或少成为人的“异在”，成为制约人，限制人甚至压抑人的某种“对象”。正因为如此，人要通过将这一“对象”置放于主体性批判的审视之中，对“形而上学”给予新的诠释。这就是说，人要将“形而上学”用新的检验方式加以重新“整理”，以便使“形而上学”转变某种形式，进而适应于人本身的精神发展的需要。与这一特点精神发展的客观逻辑相对应，对“形而上学”是什么的" What" 这一本质主义的理论追问必然演变成为对“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 How" 的探讨。而这一探讨既然在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元模式内所展开，“形而上学”的“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仍然处在不可摆脱的理论矛盾之中，二者的冲突蕴含着对“形而上学”问题给予解决的不同进路。科学的反形而上学潮流从经验的有限性思维出发，必然将“形而上学”的内容消除，而保留其表象思维所固有的形式诉求，非科学的反形而上学潮流则力求从“形而上学”所被“遮蔽”的因素着手，将人与“形而上学”看作是一体的规定。用海德格尔的观点表述，“形而上学就是人的本性”。“形而上学”在“终结”的反对声中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变换了“位置”，使其同人的本性的内在关联开始澄明起来。
深入地说，“对象”的“形而上学”是笼而统之的“形而上学”，它包括了繁杂的内容，从实质上看是将“事实”与“价值”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没有“分化”，没有“差异”，只是一种“混合”。“方法”的“形而上学”力求实现某种“划界”，这就是将“事实”的东西归入“事实”，将“价值”的东西隶属于“价值”，“形而上学”经过“批判”的“辨别”被分割为不同的，甚至互不相通的领域。“事实”与“价值”形成了“对立”，二者变得“格格不入”甚至对立起来。而“形而上学”从品位上而言乃是强调价值、意义因素的重要性，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容纳“事实”的东西，这样，新的“形而上学”不是抹杀“对象”，排斥“方法”，而是在批判性地保留之中，将“形而上学”定位于一定的“视界”之内。换言之，“形而上学”不是永恒的“对象”，也不是绝对的“方法”，而是在特定的“视界”之中所观察与提升的“形而上学”。我把这种类型或样式的“形而上学”叫做“视界”的“形而上学”。
“视界”的“形而上学”从其特有的性质而言，强调了“形而上学”不是某种“知识”，不是某种“对象”，而是看问题的一个层面、一个维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一个“世界”，虽然与人相关，但这一“对象”与人的相互关系不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而是从“世界”至上的单向维度看待人，所以它对人来说，是一个外在的不可摆脱的“限制”；“形而上学”的“知识”是板结的、固定的、没有变化的“知识”，具有“永恒”“绝对”，而没有“时间”因素的渗透，这种“知识”有逻辑，但没有“快乐”(尼采语)，有权力，但没有“释放”(福柯语)。“视界”的“形而上学”从时间的“地平线”(海德格尔语)启步，不是用“时间”解构或“磨平”形而上学，而是在时间之中去审视“形而上学”，将“历史的绝对性”与“时代的相对性”二者结合在一起，构成特定视界内的“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反对“对象”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立场，又不落入相对主义的困境。它诉诸于“事实”，但决不停留于对“事实”的实证分析，而是在“超越”事实的基础上，侧重对“事实”考察价值尺度的优先性理解。
“视界”的“形而上学”从其理论的指向而言，提供了研究人本性的新角度。“形而上学”从本真意义上来说，是对人本性的研究与反思，人乃是形而上的存在，哲学乃至“形而上学”从要义上是对人的本性的寻问与解答。人总是在特定的境遇之中去面对“形而上学”问题，又总是在特定的维度内回答“形而上学”的问题。这表明，人对“形而上学”的寻求与解答都是在“视界”内完成的。“形而上学的追寻——即人的最终的命运——本身就包含着极大满足的可能性，确定在某些欢悦的瞬间，也包含着完满。这种完满性绝不依存于任何可公式化的知识，教义和信条，而是依存于人的本质的一种历史性的实现。……哲学所力求的目的在于领悟人的现实境况中的那个实在(reality)。”现实的境况与历史性的因素既然被纳入到对“形而上学”理解的要素之中，那么自然就构成了“形而上学”理解的“视界”。从“视界”的角度可以理解人的本性在历史的不断展开过程，进而也可以理解与人的本性展开相适应，“形而上学”的表达内容也是在历史的“视界”中所实现的。
“视界”的“形而上学”从问题的实质而言，表达了与人的精神品位相对应的哲学境界。事实上，“形而上学”作为人的精神表达的自我意识方式，其运思指向与根本目的是构建表达人的本性的哲学境界。柏拉图认为，人的天性就具有哲学的成分，其意蕴在于表达人总是通过“超越”“自为”的本性来表达其精神境界。“形而上学”通过哲学的境界以表达人的本性要求，而反之哲学境界是以“凝炼”的方式体现了“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的内在一体性的关系。“哲学就是这样一种适应于人的特有本性，以反思意识的独特方式表现人对自身的存在性质、生存意义、生活价值的理解和对人的未来前景、更高发展、理想境界的追求的特有意识形式。”人的本性的升华主要是通过“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价值世界的构建，更进一步说，借助于哲学境界提供的世界图景，借助于人对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借助于对人活动的整体性意义的把握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视界”的“形而上学”从当代时代精神的角度显现了其内在具有的本真意蕴，昭示了哲学与人的内在关联性质。
综上，当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提供了理解人的本性的“视界”，在这一“视界”内，“形而上学”不是外在于人的“世界”，而是人生存的“世界”(视界)；“形而上学”不是从知性认识方式出发所形成的“知识”，而是人得以对自我反思的一个“维度”；“形而上学”不是从“事实”经验层面所构成的“当下”立场，而是人将“事实”置于否定性关系之中的肯定因素的确认(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