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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2)02-0089-05
三线建设（1964-1978年）是新中国西部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三线建设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渊源。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提及备战和均衡生产力布局是三线建设的原因。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三线建设，并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所资鉴，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分析三线建设从决策形成到付诸实施的原因。
一、国防原则的绝对化是形成三线建设决策的主要原因
三线建设是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战争威胁，国防建设存在不足以及“左”倾错误日益扩大化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将国防原则绝对化的产物。
1945年波茨坦公告和雅尔塔会议及协定，奠定了“二战”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两极格局。“在两极对抗的‘恐怖和平’下，对立阵营的双方都把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对一切国际事物的处理和安排，都按冷战的框架去思考，偏重于从意识形态、从泾渭分明的国际阵线之角度做战略判断，并以此决定着各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决定着各方资源配置、国家机器的运作、社会的凝聚力和意识形态的调整。”[1](P153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诞生和成长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剑拔弩张的“冷战”日益全面展开的国际环境中。因而，美苏对华政策、中美与中苏关系以及美苏关系的发展演变极大地影响着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战争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
美国政府在本质上是反共的。中美在1949-1969年间处于敌视和对抗状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二十年来，我们两国隔着一条敌视和猜疑的鸿沟彼此冷眼相看。”[2](P98)美国把中国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新中国进行政治与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军事遏制与包围，武装封锁台湾海峡。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新中国经济发展自建国起就高度重视国防安全和工业布局向内地的调整。如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从沿海搬迁了少数易于搬运的工厂到内地；“一五”时期（1953-1957年），军工企业成为投资的主要方向之一，在苏联援建的实际进行施工的150个项目工程中，有44个国防企业项目，从地区分布上看，有35个布置在中西部，其中21个安排在四川、陕西。[3](P306)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决策形成之前，中共认为存在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对国际形势总体上持乐观态度，但从来没有放弃对战争可能性的警惕，高度重视国防布局和国防安全。
60年代初尤其是60年代中期，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利于我国进行和平经济建设的转变。
美国的侵越战争不断升级，1964年8月初制造北部湾事件，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使中国直接受到战争威胁。美国增加对台湾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并作出一系列军事部署，妄图窜犯沿海地区，实行颠覆行动。中印边界局势未稳。中日尚未建交，日本和朝鲜半岛有美国的战略基地。日本与韩国签订“日韩条约”，密谋制定“飞龙计划”，对我国东北构成威胁。中苏关系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急剧恶化，边境摩擦不断增多，苏联同时在中苏、中蒙边界增兵，战略导弹直指中国，企图把中国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中苏两党意识形态领域“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逐渐波及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南北两线对中国形成夹击之势，亚洲的两个最大邻国与中国敌对。“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4]对可能爆发的战争，中国不可能不做准备。
当时中国经济建设在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些情况相当严重。例如：(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如何防空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轰炸破坏，缺乏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于瘫痪。(4)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5]
外有强敌，内有隐患的局势，中国近现代史上饱受侵略凌辱的切肤之痛；苏联乌拉尔以东工业基地虽然建迟了，但在卫国战争中仍然发挥了较大作用；从历史的经验教训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基于备战的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先集中力量搞内地战略后方的三线建设的设想。
从当时存在战争威胁的背景来看，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备战，加强国防建设，加强战略后方基地建设，从而有备无患，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举措，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强大的国防能够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和平保障。而要合理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恰当把握备战的规模和程度，就要求对战争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和准确预测。由于当时对可能爆发的战争高度警惕，忽视了制约战争爆发的因素；同时，党内日益扩大化、绝对化的“左”倾错误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使作为备战工程的三线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而将国防原则绝对化。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矛盾加剧，到1962年，毛泽东认为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因而中国推行“两条战线”和“两条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反修两线同时作战。中国同时承受着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压力，在国际社会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国内的建设和发展也缺乏宽松的国际环境。而“由于中国国内逐步滋长起来的‘左’倾错误思潮影响到了外交工作”[6](P31)所造成的这种不利局面，又影响到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
60年代初，世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形势大好，但并非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高涨。1963年中共提出“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是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7](P419)。一方面，对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在道义、物质上，尽一切可能给予全面的支援；另一方面，国内作好与帝反修大打一仗的备战工作，强化了对战争可能爆发的警惕。
1962年春，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试图纠正党内上层片面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左”倾错误。他说：“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8](P500)外援应该“实事求是，量力而行”[8](P502)。这种有进有退、有攻有守、采取灵活的外交主张被毛泽东视为“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国内“修正主义者”的“国际纲领”。毛泽东认为中国对外必须“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8](P577)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一切反动派”[8](P500)作为战略口号，强调备战、搞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也是反修正主义的需要。在6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条件下，日益把三线建设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联系了起来。
“毛泽东提出国内反修防修的任务，起初重点是放在防修上，即如何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如何预防性地先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9](P53)但是，随着对国内党内政治形势的过分严重估计，毛泽东的注意力日益转移到“反修”上，并且“反修”的矛头直指中共中央一线主要负责人。到1965年秋，毛泽东在得出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的结论时，明确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侧重于反修，而三线建设便成为反修的天然屏障。1965年10月10日，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10](P341)1967年2月，他又表示：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就再上井冈山，打游击。[11](P216)大小三线地处国家和各省（区）腹地，地势险要，自成体系，既便于长期坚持反复辟的武装割据、各自为战，又便于反击。可见，毛泽东希望把大小三线建设成为反击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后方基地。
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存在的战争威胁和党内主观指导思想上日益严重的“左”倾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因而得出了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并由此强调备战，进行三线建设，将国防原则绝对化。可以说，备战是三线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二、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思想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延续和发展，是形成三线建设的历史思想根源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农村，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里，兴建政权，发展人民武装，成立群众组织，发展工农业生产，兴办文化教育，建设一切为一个地区独立生存所必需的事业。这些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人民抗战和打败国民党的重要战略基地，走出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并取得全国政权的富有创造性的革命道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共推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主要理论原则之一便是建立根据地、积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仗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12](P354)
三线建设沿袭和发展了建立根据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一旦大战来临，敌人会在全面进攻之前进行持续的大规模轰炸，并有可能占领第一线”，所以，“要把国防工业建在三线，建成能抗飞机轰炸、抗原子弹袭击的巩固的战略后方”。[10](P333)不但全国要建立巩固的有组织的战略后方，而且各省要搞小三线、建立各省的战略后方。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三线地区的布局项目，按大配套安排，从能源、原材料到机械、电子、化工、军工都自成体系，修铁路、公路，规划建设煤、钢基地，挖防空洞、地道，企业搞“厂办社会”，到1970年要求“‘四五’期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13](P460)显然是要把三线建成一个既包罗万象又能各自为战的根据地。
三线建设是备战的重要物质准备之一，一个重要的着眼点“是增强国防工业支持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能力”[14](P294)，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预防和遏制战争以争取和平的性质。毛泽东多次强调：“应该从坏的方面做准备，即准备打，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能不打”[15](P470)，“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16](P849)。可见，在存在战争可能与和平可能的形势下，从存在战争的可能性来部署工作，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是当时坚持的原则。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60年代中期，中国在地缘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形势下作出的三线建设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沿袭和发展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
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理论不足以及经济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是形成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17](P551)“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8](P32)由于对国情缺乏认识，对工业化的困难和不利条件缺乏清醒正确的估计，对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业的经验又不足，而主观上又求急求快，用阶级斗争、依靠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方法去推动经济建设，造成违背经济规律的“左”的错误长期存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P25)这对三线建设影响较大。
由于对建国后经济发展以及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重大教训缺乏深刻的理论总结，缺乏系统的经济理论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使三线建设在从决策到执行的整个过程中都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存在着违背经济规律的严重问题。例如：针对建国初出现的片面强调国防、强调均衡生产力布局、忽视甚至抑制沿海工业发展的倾向，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要求兼顾内地与沿海工业的发展。1959年3月，陈云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合理地布置工业生产力，是基本建设中具有长远性质和全面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20]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总结和反思还来不及更深入更系统地进行探索时，就被中断了。由于认识不到地区均衡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认识不到沿海生产能力及其优势会有一个长时间聚集的过程，却把三线建设作为备战工作，短期内进行巨额投资，许多项目蜂拥而起，齐头并进，急于求成，对沿海投资则严重不足。另外，主观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盛行。列宁认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21](P709)。因而主张平衡分布生产力，这是针对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理想状况而言，但却被机械、教条式地理解，并成为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和三线建设的理论依据之一，大搞“大而全”、“小而全”、建立独立完整的区域经济体系等。
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等，为三线建设决策形成、大规模展开并持久进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建国以后，我国建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度集中的体制，并且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为特征的“左”倾思想的发展而不断强化。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一大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22](P327)。“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22](P328-329)
三线建设是对战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估计的产物，在微观布局上推行“山、散、洞”等方针，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失误。生产力布局涉及到经济、政治、国防、社会、环保和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特征。在制定科学、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方案时，必须运用布局理论、全面的科学技术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以论证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可能、效果上是否可取，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统筹兼顾，合理选优。但三线建设决策主要受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因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失去了约束自己的领袖的能力”，各种权力之间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政治理论上的错误加上组织制度的缺陷，就使领袖的错误难于约束和纠正了”。[9](P23)
高度集中的体制也保障了三线建设的高速运转。在三线建设的筹建阶段，以国家集中投资和直接调控为主要途径，单纯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生产力布局和资源配置，基本上是单一的中央政府为投资主体，向三线地区进行强输入式投资，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布局蓝图一笔独绘，原材料统一调拨供应，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统销，政府统一劳动工资和物价管理。国家还从沿海各地区借调建筑力量，将施工队伍改编成建筑工程兵并征调大批民工，以保障三线建设的人力来源。
三线建设中，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国防军工企业、原材料工业和重型加工工业，这决定了三线建设必然沿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建设需要大笔资金，而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生产力相对落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和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使得三线建设在资金来源上只能依靠自身内部积累，主要从农业和轻工业中获取。
在三线建设掀起高潮的1965-1966年、1969-1972年，国家继续推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积累率分别为27.1%、30.6%、23.2%、32.9%、34.1%、31.6%[23](P32)。要维持如此高的积累率，国家必然压缩对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业税等方式从农业、轻工业中抽取大量资金为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服务。农业和轻工业在三线建设时期“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17](P611)，而农业发展则“要靠大寨精神，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少下来”[24](P260)。这种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模式，主要是靠自力更生精神、靠人力和地方资源、靠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并创造出重工业所需的资金，而不是依靠新的资金投入。国家强大的行政力量保证了三线建设的人力、物力、资金来源。而农业生产发展却极为缓慢，甚至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全国仍然有1/3左右的生产队没有解决社员们的温饱问题，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五、均衡生产力布局是三线建设的又一重要动因
建国后，为了改变当时畸形的生产力布局，我国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区域发展和基建重点由沿海转向内地。1949-1952年期间，将一部分工厂迁移到接近原料的地区；“一五”时期，1953-1957年150个项目中沿海占32项，只占全部项目的1/5；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中，472个在内地，占68%，222个在沿海，只占32%。[25](P23)“二五”时期建设重点是在靠近沿海省份的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山西等地区。从而明显改善了西南、西北地区交通状况和经济发展条件，极大地推进了内地工业化进程，也为三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经济学意义上的平衡或均衡，往往被赋予稳定、平均、相等、无差别等多种含义。在宏观生产力布局和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建国后推行区域均衡战略，“片面追求区域平衡目标，过分强调生产力的平衡布局和地方工业自成体系，有时甚至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采取撒胡椒面式的地区平衡主义做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绝对的平衡观。”[26](P12)
三线建设同样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的延续和体现。搞三线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考虑便是以备战为契机，在从属于国防安全的目标下，在可能的范围内，实现经济的地区均衡和长期发展。对此，毛泽东曾有过多次论述，视察天津时曾询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不会化为水？”当地方负责人回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听了很满意。[27](P47)毛泽东还认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工业支援内地工业，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水平。[27](P46)因此，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做战备和长期建设两手准备。周恩来也作了具体阐述：“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平衡。”[28]“要备战和长期结合”[29]。
这些都充分说明，在从属于国防安全目标的原则下，三线建设也有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实际建设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列入计划的三线建设项目，除了直接从事武器生产的项目，绝大多数是基础工业项目，对建立国防生产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均有积极作用。即使是军工，若能做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也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成为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01-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