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时代考量*
——基于河湟文化的镜像分析
杨 玢
【摘 要】 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指涉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调适和转化创新。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所注解的民族社会转型进程中，作为中华文化的空间标识，次生多元一体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较高程度上推动着民族地区社会建设的和谐稳定，而且较大意义上关切着民族国家文化自信的时代形塑。作为民族地域文化的典型演绎，河湟文化延展着世居族群文化记忆的呈现图景，展演着中华文化价值传统的空间具象。在文化多元与价值冲突的时代境遇中，基于河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镜像分析之上，描摹现状态势，研判问题成因，并据此建构民族地域文化现代调适和转化创新的有效路径，是中华文化地域传承与整体发展的应然之义。
【关键词】 民族地域文化；中华文化；河湟文化；传承与发展
所谓文化，是自己编制的意义网，所以文化分析并非寻求规律，而是探究意义（格尔茨语）。在现实性上，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然指涉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现代调适和转化创新。文化是民族形塑的核心要件，在民族共同体既定限域内，高度的文化自信源自于民族文化的时代传承与创新发展，因为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1］10。作为中华文化的空间标识，次生多元而又一体走向的民族地域文化不仅是世居族群文化记忆的时代呈现，而且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具象演绎，其本源上体认着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厚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意涵。“一个种族现存的文化及价值观，并不是对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绝对反映，而是对这个种族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意识反映的历史和现实的统一。”［2］124作为民族地域文化的典型演绎，异彩纷呈的河湟文化空间演绎生动诠释着中华民族一体形塑的价值诉求。从藏传佛教宣扬之宽容和谐到伊斯兰教提倡之仁爱友善，从民俗礼仪体现之礼貌周全到民族伦理释义之文明诚信，从“唐卡”描绘之吉祥祝愿到“堆绣”编制之美好向往，从现代“花儿”吟诵之小康景象到河湟小调传唱之勤劳勇敢，从河湟文学歌颂之无私奉献到河湟社火舞动之爱国热情等，不仅充分展现着河湟文化一体走向之价值意指，而且较高程度上契合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价值准则。
一、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成因解析
作为多元族群的历史栖居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成与文化发展注定表象多样，意涵丰富。世居族群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互动交融催生了区域空间次生多元的文化态势，也决定了地域文化的多维呈现。在次生多元族群构成的现实场域中，具象呈现的相对分散、民族性显现的愈加强化、宗教性色彩的强势弥漫等均不同程度地弱化着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实语境。
具象呈现的相对分散是式微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客观性因素。民族地域文化不仅内容多元，而且其展演具象呈现普遍性分散态势，也由此导致其传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达成统一规划。文化的生成发展受区域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的制约与影响，自然环境和区域特征赋予文化天然的空间特质和物化表象。“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长的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片土壤联系着。”［3］39河湟地区自古以来便为多元族群聚居地，其既是连接我国中原腹地和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也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唐蕃古道、丝绸之路的必经要塞。作为华夏族群最初的生活发源地，河湟一带是华夏诸族接触最早、交往最多、关系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其地域文化的历史生成深受中原文化的西延影响。世居族群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相互联系和交流、影响和渗透，共同创造且历史积淀了类型不一、内容丰富的地域文化具象，且无论从空间分布抑或内容呈现而言均较为分散。首先，从地域空间分析，河湟文化空间分布比较宽旷，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具象遍地开花，从行政规划上也相对隶属复杂，比较难以统一开展保护与传承工作。其次，从资源内容来讲，源于河湟地区次生多元一体的民族构成，地域文化的空间具象也彰显不同特色。具体而言，西宁主要凸显以历史文化景观、曲艺、音乐、美术等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综合性呈现；民和、互助等县区凸显浓郁的土族文化特色，循化则主要以撒拉族传统文化为主要特征、化隆则以回族传统文化为主……同时，以“热贡艺术”为代表的藏族文化特色在河湟地区也极其凸显。有鉴于此，基于文化资源分布的相对扩散与特色凸显的主体差异，河湟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很难形成统一有序的整体规划，也给实际工作带来较大难题，这也是现实场景中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所面临的普遍性难题。
民族性显现的现实强化是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式微的主体性因素。“一个地区的民俗或文化，是一定的自然资源环境及人文环境中长期形成并传承的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具有的世代相习的传统文化现象。”［4］1作为次生多元世居族群生活方式的具象展演，表象多样的民族地域文化不仅生发于多元族群地域空间内的生产生活实践，而且体现着时空场景中次生多元族群各自迥异的传统习俗。族群文化不仅在特定空间中建构着自我与他者的心理边界，而且在既有情境中规制着族群主体的生活模式，因为作为社会对文化差异的组织方式，族群在本质上即是文化的［5］，族群文化的主体性也由此得以注解。在次生多元民族地区时代场景中，外来文化的冲突、现代文化的碰撞、族群文化的博弈等，都不同程度地张扬着其地域文化的特质凸显，也据此愈加强化着地域文化的民族性显现。民族地域文化不仅在具象内容上深烙着民族性特点，而且在展演范式上也镌刻着民族性色彩，其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其受众范围，对传承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交流困境。基于展演范式分析，民族地域文化资源无论从语言表达抑或主体视域都彰显着极强的民族性存在感。语言表达的族群传统在民族地域文化资源的时代呈现中尤为突出。作为文化具象的记忆叙述，语言承载着任何一种民俗文化事象的形成发展与代际相传，民族地域文化的具象演绎更是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民俗语言的推广与传播。与此同时，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发展及其现实展演也较为强调民族性优势，其民族性显现在文化表象与具体内容等方面均各有侧重。以河湟文化为例，其民族性显现在主体性上集中凸显于藏、回、土、蒙古等族，在具体内容上则集中分布于民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舞蹈表演、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以及饮食服饰、节庆仪式等方面。地域空间的传播扩散与多元族群的认可接受是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实现前提，但源于族群常常“通过强调自身特定的文化特征，来强化‘族群边界’以排除其他族群成员的介入”［6］，在次生多元现实场域中，族群文化传统特征的民族性显现在愈发强化之同时也恰恰弱化着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实然态势。
宗教性色彩的强势弥漫是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式微不容回避的现实因素。源于次生多元的族群构成以及宗教信仰的主体泛化，宗教文化本质上体认着民族地域文化的逻辑缘起与核心意指。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不仅深层影响着地域空间多元族群的关系构型，而且本源型构着民族成员的生活方式，也据此刻写着区域空间多元族群文化创造的主体化色彩。在长期的共居生活实践中，河湟地区世居族群以其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共同创造了特质凸显的地域文化，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儒释道教以及各种原始宗教等信仰文化在独立发展的同时又难以避免地与地域空间的世居文化相互交融，地域文化的宗教性显现也由此清晰而深刻。作为世居族群代际相承的文化积淀，河湟文化展现着强势而又神秘的宗教魅力，其异彩纷呈的具象演绎大多与民族宗教密切相关。从文化景观之物态存在到传统民居之风格呈现，从民间文学之神话溯源到民间艺术之生动表演，从手工技艺之内容指向到民俗礼仪之空间展现等，河湟地域传统文化项目淋漓尽致地诠释着多元宗教文化信仰的意涵所在。亨廷顿强调“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族群、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面上具有独特的文化”［7］26。作为次生多元族群文化的叙事符号与主旋律体现，宗教文化历史形成为族群文化的模式承载，异质宗教文化派系的竞争与博弈在地域空间多元族群互动交融的时空图景中不断得以强化，也使得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时代境遇变得愈加复杂。
异彩纷呈的民族地域文化不仅具象着世居族群意涵多元的价值传统，而且体认着中华文化一体走向的价值意指，因为中华文化并非隶属某个单一民族的具体文化，而是指谓于中国各民族也即中华民族的文化。［10］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创设着传统文化时代传承的现实语境，强基着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地域情境。在次生多元一体世居族群交融共生之地域场景中，基于价值意涵深挖之上的弘扬传播、立于民族成员生活实践之上的社会展演、指向主体自觉形塑的教育养成等共构着民族地域文化时代传承的固基路径，推动着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现实达成。
事实上，在民族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市场化导向很大程度上强化着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经济性动机，同时，次生多元的文化态势、外来文化的冲击、文化虚无的泛滥等消极因素不仅挑战着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传统根基，而且式微着其现实情境。但当“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的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9］4。挑战与机遇从来都是如影相随，尽管问题重重，但民族成员积极的文化心理、对地域文化实然态势的理性认知及发展前景的乐观心态等从本源上筑牢着其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动力与客观基础。
价值认知的社会弱化严重制约着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意愿。价值意涵的主体认知是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前提要件，但就河湟文化传承发展关涉实证的调研情况分析，民族成员对地域文化价值意涵的认知理解呈现普遍意义之弱化趋势。从受访群体的基本认知来看，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不甚了解抑或根本就不了解河湟文化价值内涵的实然指向。具体到文化创造的主体性理解，不少民族成员竟然认为河湟文化是多元族群分别创造积累的，还有受访者甚至表示是由个别族群创造积累的，民众的理解偏差甚至误解现象相对严重。事实上，尽管民族群众普遍认为河湟地域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但大多数受访者的认知理解仅仅局限于宗教寺庙、博物馆、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民间艺术表演等物态景观和具象呈现层面，对物态文化资源的重视与非物态文化资源的轻视呈现严重的两级分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民族成员对地域文化价值指向的理解认知不仅不够全面，而且存在严重偏差。文化符号的情节认知集中体现着民族成员价值认知的深化程度，但现状表现同样令人堪忧。针对河湟文化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塔尔寺”及其藏传佛教的历史渊源，仅有少部分受教群众表示自己非常了解抑或者基本了解，同样，就典型性文化事像“花儿会”的认知调查，也仅有少数受访者表示基本清楚“花儿会”的历史由来及其文化寓意，情节认知与意涵理解呈现极端弱化态势。问题尤其凸显于地域文化价值功能的民众认知与理解层面，受访者对地域文化经济价值高度认可之同时却表现出对精神价值的极度轻视，而且对地域文化价值意涵在生活实践中的精神导引与道德规制作用更是缺乏基本认知，从主观因素上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行为实效。
二、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问题研判
在民族社会现代转型进程中，市场经济的价值导向使得经济效益的主体追求往往成为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切前提。不可否认，经济效益的切实获取不失为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有效前提，因为“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8］19-20。但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之目的旨归并非在于经济效益的现实获取，而指向于地域文化价值传统的现代调适与转化创新。在次生多元一体地域场景中，对民族地域文化现实态势的全景扫描并非易事，但基于空间个案镜像描摹之上的问题研判是构型其时代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实践前提。从关涉命题的实证考察并结合时代境遇进行研判，价值认知的社会弱化、主体行为的功利化倾向、文化资源的培育不力、教育作为的相对欠缺等均不同程度弱化着实践场景中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实然成效。
在次生多元空间场景中，具象呈现的相对分散、民族性显现的时代强化、宗教性色彩的强势弥漫尽管一定程度上弱化着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实际成效，但作为主体目的的行为指向，次生多元民族地域文化的实然走向从根本上取决于主体诉求与时代需求。在多元并蓄、一体共演的空间情境中，世居族群在互动交融的现实图景中也擢升着表象多样民族地域文化一体走向的价值意指，并据此筑建着其传承与发展的意义场与实践域。
教育作为的相对欠缺严重影响着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行为自觉。作为精神教化和价值灌输的实践形态，教育不仅能够帮助民族成员形成对地域文化价值意涵的正确认知，而且能够强化多元主体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自觉，从而从主体视域出发创设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有利环境。从河湟地区实证调研的反馈结果分析，受访民众虽然对地域文化、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相关概念范畴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和了解，但相对而言不够理性客观，尤其对对地域文化的现存态势、内容指向、价值意涵及其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范畴缺乏理智理解与正向评判。如仅有少数受访者表示表象多元的河湟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近乎一半的受访者竟然对此问题说不清楚。受访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情况整体上也不容乐观，尽管高达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族群共同的智慧结晶，但仍有相当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华文化是部分族群的文化创造，甚至少数受访者认为中华文化仅仅是汉族的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无甚关系，从中反映出文化宣传教育在民族地区承待加强深化。事实上，尽管有少数受访者表示当地经常会举办文化艺术资源的宣传教育活动，但同时也认为此类活动并无实际效用，也更加凸显中华文化普识性教育与地域文化资源宣传性教育在民族成员生活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价值意涵的充分挖掘与弘扬传播是时代场景中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价值体系是地域文化的核心建构，因为“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中，价值观都扮演着文化核心的角色，决定着文化的根本性质、基本气质与深层意义世界”［11］5。世居族群尽管在生活面向上异于彼此，但在长期共居生活中相互影响着彼此的生活方式和民俗礼仪，不断分享着彼此的文化创造与文明传统，生动展演着一体交融的历时图景，不仅促进了次生多元族群的彼此认同与地域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在决定着地域文化多维呈现之同时也固牢着其一体走向的价值语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12］92作为中华文化一以贯之价值理念的具象态势与空间呈现，民族地域文化在民族成员生活实践的展演与强化中承载并滋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传统与文化根基。传统民俗所蕴含的礼仪礼节与道德规范体现了民族群众热情好客、礼貌周到之良好品性；宗教寺庙的文化景观物化着民族群众善良宽容、博爱无私之和谐追求；神话小说、口传文学等折射出民族群众祈福求吉、对美好生活之共同向往；民族歌舞、传统戏剧等展示了民族群众和睦相处、安居乐业之生活面貌等。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从顶层设计层面强化其价值意涵的弘扬传播，不仅要加强对外宣传扩大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更要让其价值意涵深入人心，调动民众保护传承与自觉践行的积极主动性。据此，顶层设计层面必须制订明确的战略目标并就执行方案做出具体规划，把弘扬传播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基层，各级各类文化单位相关部门都要切实担负起文化价值的宣传、弘扬和传播职责，以达到预期实施效果。从具体内容考量，既要讲清楚丰富多姿的民族地域文化是世居族群共同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结晶，又要讲明白异彩纷呈的民族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其展演着地域文化的传统承载，具象着中华文化的地域传统。就实施规划而言，必须要强调政府作为，各级政府要拓宽多元化宣传渠道，结合当地实际和民众需求，各级政府可组织实施各种文化公益性宣传教育活动，如文化艺术作品展示活动、传统文化下乡活动等，还可邀请专家学者赴乡村基层进行地域文化知识普及与专题讲座，引导和扶持当地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及相关专职人员等积极发挥创作热情。同时，各级政府还需进一步加强专职宣传人员尤其是双语人才的培养力度，真正提升文化宣传与价值传播等弘扬效果。鉴于上述种种问题，相关部门可与当地高校、职业院校等进行协调合作，培养既懂文化又会语言的专业人才，通过选调生、精准扶贫工作、企事业单位招考等不同人才引进渠道，充实基层部门的文化宣传专职队伍，切实推动文化宣传建设工作，为民族地域文化的弘扬传播与传承发展创设良好的生态环境。
例如，笔者在讲授选修1“果酒与果醋的制作”时，就采用让学生实地体验酒坊中葡萄酒制作的生产过程，以一个个探究问题为教学主线逐步培养其实践应用能力。具体过程如图2所示。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亲身体验从采购水果进行保鲜储藏开始，到加入酵母菌菌种于发酵罐中，以及促进有氧呼吸与无氧呼吸控制发酵时间，最终进行葡萄酒品质的检测。整个探究
主体行为的功利化倾向严重误导着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实践指向。在市场化导向下，源于民族成员对地域文化价值认知的相对弱化以及自我利益的过度强化，功利化倾向危机在地域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场域中极其凸显。从河湟地区实证考察的具体情况分析，民族群众就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功利化价值取向。首先，在心理态度层面，尽管整体面向积极，如民族群众普遍认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较有意义，但当继续追问其主要作用，绝大多数受访者选择经济效益，而认为价值传承同样重要的受访者占比不到一成。其次，在实践态度层面，尽管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现出积极的践行意愿，但一半以上受访者表示仅在有需要时或者对自己有帮助时才会积极主动去保护与传承。据此可见，无论从心理抑或实践层面，民众文化态度的功利化导向都非常强势，这严重影响着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积极性与行为自觉性。关涉到河湟地域文化具象的生活展演，多数民族群众表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太遵守传统习惯与礼仪风俗，还有少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从不遵守，同时，也有不少民族群众强调自己很少学习或从未学习过传统音乐舞蹈、手工技艺等。令人堪忧的反馈结果固然与民族成员对地域文化价值意涵的模糊认知有密切关系，但探究实质，大多数受访者行为怠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认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自身意义不大甚或无实际意义，由此可见功利化取向较大程度上不仅导致民族成员对地域文化价值意涵的认知偏差，而且严重羁绊着地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体自觉。
要与企业文化一脉相承。不同企业各具一格，拥有不同的企业文化，顶岗实习学生只有深入了解企业文化，不断学习，才能提升职业素养。思政教育工作者也要学习企业文化，在课堂中指导学生，促进学生职业道德的发展。
三、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路径构型
①管道采用热熔对接方式连接，首先检查电源及焊接机具，试操作正常后才能焊接。连接前检查待连接管材及管件是否有明显划伤，大于5 mm的划伤部位必须切除后方可连接。
文化资源的培育不力严重阻碍着民族地域文化生产性传承与发展的生态优化。民族地域文化的生产性传承发展旨在文化资源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实现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资源本身的物态具象抑或非物质呈现，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与时代展演都离不开作为对象性活动主体的人的参与，甚至部分资源项目即依托于人而存在和发展中。有鉴于此，在生产性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精心培育尤其是对作为行为主体的保护与传承人才的培育工作尤为特殊和重要。就河湟地区现实情况研判，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等均先后制订出台了具体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年轻人参与传统文化艺术项目的保护传承工作，但整体而言对传承人才的培育力度还相对不够，不仅缺乏统一的培训机制，而且激励与奖励力度相对不够。尤其是大多数年轻人，明确表示不愿意从事传统文化项目的传承工作，究其原因，无外乎不能挣钱、没有确切的发展前景等。此外，许多文化艺术项目的传承艺人仍然处于单打独斗、各自为战的分散局面，致使部分传统技艺与文化艺术项目处于相对弱势的流传境地，缺少公开推广的开放平台，造成社会影响力的严重不足，致使大量传统文化项目的物化景观难以实现妥善保护与传承。
设计是新伦敦小组多元识读教学法的核心理念，主要包括设计（theavailabledesign）、设计过程（designing）和再设计（redesigning）。设计是指语言文字、图像、动画、声音、色彩、表情等一系列符号设计。多元识读的设计过程是指学生可以利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途径获得信息，并按照所提出的任务和要求，选择其中某一符号进行构建意义的过程。再设计则是针对前两个阶段进行创新，并构建出一种新的意义。
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融入民族成员的生活实践，基于民众生活需求之上通过内容拓展和形式创新推动地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更加彰显其时代魅力和现实价值。“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13］67作为民族群众生活方式的具象呈现，地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内容上必须要紧贴现实生活，反映新气象新风貌，才能更易于被群众所认可接受，也更有助于其传承发展。在河湟地区相关部门推广的文化下乡活动中，创作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等具体内容融入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文艺形式如花儿、民族歌舞艺术等进行宣传弘扬，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源于文化资源的地域特色和族群构成的次生多元，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充分关切主体需求，尤其是宗教信仰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创新转化，切不可恣意妄为，必须要迎合信教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追求。在具体实践中，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发展还可与文化建设活动相结合，如文明社区创建、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文化建设等，既能够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又可以丰富民众精神生活。事实上，较多民族地区目前基层村镇的民族特色文化建设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相对而言影响力不够，不能充分发挥其对民族成员精神生活的有效引领，文化建设对民众生活的功能辐射性还有待加强。在实际走访过程中，发现部分民族自然村村委会工作职责条例不仅明确规定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努力提高文化素质，传承和保护族群传统文，而且还建有专门的文化活动室，还成立有民族舞蹈队，表演内容紧贴现实生活，尤以颂扬民族团结、小康生活、党的富民政策等积极理念为主题，并经常外出参加民族团结创建以及各种类型的文化宣传活动，这些无论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弘扬传播均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上，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要强化其价值意涵的社会展演，激发民众自愿参与的积极主动性，创设其价值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文化生态与主体心理。在具体实践中，可依据地域文化特色与民众生活实际，深入开展传统节庆主题活动和文化振兴工程，大力丰富传统节庆活动，培育有影响力的传统节庆品牌。同时，各地还可依托其传统文化特色优势组织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文艺项目等进行广泛宣传和公益演出，以民族传统艺术形式展示民众生活实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中国梦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传播等有机融入传统民间文学艺术中，既有助于地域文化具体事像的现代转型，又有利于其价值理念的转化创新。
主体自觉的教育固基是民族地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践行前提。主体自觉是“具有坚强的主体性格的自由自在（尽管只是形式地）的个性”（黑格尔语）［14］29，基于文化意义的主体自觉诠释着民族成员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取向，明晰着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传承。地域空间文化实践场域中的主体自觉并非表征为自然预设，而是从根本上有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下潜移默化的教育养成，因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5］174。作为精神强化与价值塑造的核心展演，教育的最终归属旨在主体自觉的心理养成，其不仅是实现文化生产和价值传承的基本方式，而且是固基民族主体文化自觉的有效路径。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要强化公益性宣传教育，而且要与学校教育紧密集合，组织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加强完善专业人培养教育机制。首先，必须要深化当地民众对地域文化价值指向的正确理解与理性评判。在教育内容上，不仅要加强地域文化的普及教育，解释清楚丰富多样的民族地域文化是世居族群共同的文化创造和共享的文化财富，帮助民众形成正确认知与理性评价，而且要明晰民族地域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范畴的理论释义，帮助民众明白民族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是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域根基。在教育方式上，要充分发挥各级文化部门的组织协调职能，坚持政府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积极拓展多元化教育渠道，把文化宣传教育落实到城镇、乡村、社区、机关、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其次，学校教育是推动地域文化传承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保证。把彰显地域特色的文化建设工作与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等结合起来让地域文化走进校园，在青少年学生中普及地域文化知识，激发其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兴趣，深化其对地域文化价值体系的主体认同，不失为促进民族地域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效应对。在具体做法上，结合相关课程设置，各地中小学可依托民俗文化风情园、生态保护区、博物馆、文化艺术产业区等进行实践教学与文化体验，近距离接触感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加深其认知理解。再者，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教育机制，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民间艺人、传统文化艺术从业者等专职人才对地域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积极作用。人才匮乏成为制约民族地域文化保护传承与转化创新的现实瓶颈，必须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教育机制，拓展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政府有关部门可组织委托有关高校、职业技术院校等开展实施专业技能人员培养计划，对文化机构专职工作人员、非遗项目传承人、民间传统手工艺人等进行专业培训，组织学习交流活动等。
将术中成功消融的靶点定义为患者室早的起源部位，据此将85例室早患者分为RVOT组和LVOT组。其中，RVOT组患者64例，包括起源于右室间隔部42例、右室游离壁9例、肺动脉窦13例；LVOT组患者21例，包括起源于主动脉窦左窦6例、右窦3例，左右窦之间4例，主动脉瓣与二尖瓣连接处4例，主动脉瓣瓣下2例，心大静脉2例。
作为文化实践的主体承载，民族成员的主体自觉是地域文化传承发展的践行动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过着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活，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已经存在的符号和结构”［16］。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场域中，无论是整体布局的顶层设计抑或具体政策的规划部署，民族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必然有赖于当地民众的行为自觉。强化文化价值意涵的挖掘与传播，拓展文化宣传教育的多元渠道，在实践路径的有机统一中固基民族群众文化心理的主体自觉，既是民族地域文化时代传承的必然应对，也是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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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Basing on The Real Condition of Hehuang Culture
Yang Bin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al culture refer to the modern adjustment，transformation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in ethnic area.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notated by globalization，moder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as the spatial sign of Chinese culture，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al culture is greatly helpful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harmony in the minority areas as well as cultural confidence for Chinese people in high degree.As the regional identification，Hehuang culture does not only extend the ethnic group's cultural memory in new era，but also represent the spatial deduction of Chinese nation's traditional value.In the era with strong cultural pluralism and value conflict，to make serious analysis on detailed problems，describ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ut forward effective ways，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abou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ehuang culture，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both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ethnic regional culture；Chinese culture；Hehuang culture；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作 者】 杨玢，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青海西宁，810016。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2019）05-0073-007
*基金项目： 青海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青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研究”（19003）。
﹝责任编辑：李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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