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183;斯诺与中国的局部抗战(1931-193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局部论文,斯诺论文,埃德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他在旧中国居留十三年，一贯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长期致力于向美国及世界公众介绍中国，宣传中国。尤其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中的中国局部抗战期间，斯诺作为美国几家主要新闻机构的驻华记者，深入前线采访中日战争的最新消息，并在《星期六晚邮报》、《密勒氏评论报》等颇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数十篇文章，对支持中国抗战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文根据现有材料，具体考察斯诺对中国局部抗战的支持和帮助。
（一）谴责日军在华暴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却对日本侵华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九·一八”事变刚一发生，英国首相张伯伦就公然宣称：“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①。法国赤裸裸地说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②，美国则奉行貌似公允，实则纵容日本的“不承认主义”。因此，揭露日军暴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对于制止日本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帮助国际社会了解中日战争的真相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九·一八”事变起，斯诺就密切注视着中日战争的发展态势。1931年10月，他同鲍威尔、基恩、弗雷德里克等六名美国记者赶赴东北采访战争实况。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冒着日军侵略的炮火，走遍上海、热河等战事发生地点，目睹了大片中国国土横遭日军铁蹄践踏，成千上万中国百姓在日军枪炮下丧生的情景。城镇夷为平地，房屋烧成灰烬，残缺不全的尸体，凄厉哭号的弧儿……在斯诺眼前组成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图画，使他常常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1933年斯诺在其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中以无限悲愤的心情揭露了日军在华的暴行。他写到：“在东北，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大量财富被日本人洗动一空，毁坏殆尽”。③在上海，海军陆战队所到之处，大街小巷狼籍躺卧着平民的尸体；胆小的日本新兵被命令着以中国人为靶子练习刺杀，借以训练成冷酷的老兵；无论走到哪里，烧焦了的木头和人肉的刺鼻气味都会迎面扑来。面对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和亲人，“眼神里充满战争悲剧”的百姓，斯诺痛心疾首。他说，整日里“我的脑海里印着一片恐怖和残杀的景象……我看到成百个无辜百姓的苦痛、损失和死亡。他们无端被屠杀了，事先连什么都不知道。”④他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指出早在几个世纪前东北就是中国的领土，“日军在东北的行动，显然是一种军事入侵，是一种战争行为，它对中日两国的和平造成了严重的威胁”。⑤在“一·二八”战争中日本海军上将盐泽发出的最后通牒虽已被中国方面全盘接受，但日军仍炮轰市区，造成大批中国老百姓的死亡。期诺严厉指责盐泽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违背了国际惯例”、“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中立地位”，“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⑥，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尤为可贵的是，斯诺通过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较早地认清了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得寸进尺，企图吞并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久，斯诺就清醒地认识到，“‘九·一八’事变只不过是日本侵华行动的序幕，日本从它的冒险行为中得到鼓励，一定会进一步扩大事态”。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早些时候，日本人说，为了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界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按此逻辑，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下回该瞧日本的了”。⑧1934年2月，斯诺又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东北是怎样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的文章，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向东北渗透、扩张，以至把东北变为殖民地的侵略政略进行了详细、深刻的剖析，痛斥日本瓜分中国领土的强盗行为。
斯诺对日军在华暴行和侵略阴谋的揭露，有力地驳斥了英美等国为日军辩护的伎俩，从舆论上道义上声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的《远东前线》一书，被后人誉为“是对日本在满洲和上海‘不宣而战的战争’的最好报道。”⑨
（二）揭露、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的行径，赞扬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潮流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执政的国民党政府违背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对日步步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机。因此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是这一时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采访中斯诺目睹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战而退、屈膝求和的行径，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九·一八”事变后，国内舆论纷纷指责张学良丢失东北，斯诺一方面认为张学良对东北沦陷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则着重谴责了蒋介石“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对日策略。他说：“丢失东北的责任并不全在张学良一人”，⑩早在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就曾急电张学良不要轻易行动”。(11)事变发生后，“他又根本不派一兵一卒去援助盟友”，(12)“当时许多中国人义愤填膺，南京政府本来能有机会组织全国性抵抗来取信于民，但他什么也不做，还是那么没骨气”。(13)斯诺还指出，“一·二八”抗战期间，“蒋介石是强烈反对在上海继续抵抗的”，“要是他派出需要的炮兵和步后增援19路军，中国本来可能长期守住防线”。(14)1933年他又撰文谴责南京政府不帮助华北军队抗日，不拿出一支枪一架飞机来投入拯救热河的战斗。1935年当斯诺得知国民党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的消息后，深刻指出：“很显然，这一协定表明中国政府将放弃对日本的抵抗，它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长城以北地区的管辖和统治”。(15)蒋介石应对中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政策承担责任。
国民党在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压制全国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1931年，国民党政府颂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1935年6月又正式发布“敦睦邻邦令”，禁止中国人民组织抗日团体和发表反对日军侵略的爱国言论，《敦睦邻邦令》规定“如有违背，定予严惩”。1935年7月期诺在《中国书报检查官的处世之道》一文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指出国民党在查禁、毁坏大批书刊的同时，“日本人写的书（其中有最带侮辱性的谩骂中国人民的书）以及颂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却不在查禁之列”，“在北平和天津，日本人甚至也插手书报检查”。(16)他抗议法西斯特务随意绑架、逮捕青年学生，指出“这些逮捕根本起不到恫吓作用，恰恰相反，这只会促使学生思想向左转”，法西斯独裁专制“对中国人民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激起知识界的反抗”。(17)他进一步剖析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互相勾结推行法西斯专政的原因，认为：“在中国法西斯主义者必须同时扮演民族主义者和亲日派这样相互矛盾的双重角色”，法西期主义者“必须按照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要求去镇压反对日本的抵抗运动，因为如果没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同意和控制，国民党和新兴的法西斯运动都不可能存在”。(18)
斯诺在大胆揭露、抨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旗帜鲜明地赞扬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当时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使许多外国人对中国军民的抵抗能力表示怀疑。一些美国人据此认为，四万万中国人是不会起来反抗的。法国人也说中国除了在精神上是一个国家，其他什么也不是。斯诺却认为，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是不会屈服于外来侵略的，他坚信日本的侵略一定会激起一场震惊世界的抵抗运动。“一·二八”战争期间，斯诺首先发出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第一篇报道，讴歌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情。他称赞“19路军是最勇敢的军队，具有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们的表现向持怀疑态度的外界表明，中国军队并非不能打现代战争”。(19)他评论这场战争时说，中国人是最后失败了，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中国终于被某种力量震醒了”。(20)斯诺这则快讯引起报界重视，世界几家主要报纸都相继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这篇报道。1935年当“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斯诺积极支持这场运动，在运动爆发之前，当他得知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后，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全主席张兆麟，并建议学生采取行动。他和妻子海伦·斯诺明确表示：“我们并不是中立的”，“我们要尽力帮助你们”。(21)12月9日，在斯诺的动员下，《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弗兰克·斯马瑟斯、美联社记者吉米·怀特、合众国际社记者麦克·菲希尔国斯诺夫妇一起参加了学生组织的游行，当晚斯诺还帮助学生打印了给宋庆龄的求援信，并向《纽约太阳报》发出了关于“一二·九”运动的独家新闻报道，称赞“一二·九”运动是又一次“五四”运动。12月16日，斯诺冒着严寒，拍下了“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许多珍贵镜头，再一次以实际行动支援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
为推动知识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给广大抗日群众提供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阵地，1937年1月，斯诺同海伦以及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梁士纯等创办了英文杂志《民主》。该刊以“活跃中国的民主生活”、“反对法西斯主义”、“支持自由地表达思想”为宗旨，从1937年1月创刊到同年8月停刊，刊发了大量文章和照片，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剖析日本对外政策的实质，报道世界人民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消息。这些文章不仅深受抗日民众的欢迎，而且还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方面的关注，如南京立法院院长孙科多次购买此刊，南满铁路总督松冈也曾购买400本第一期《民主》杂志并把它寄回日本。(22)梁士纯在回忆这家刊物时指出，《民主》杂志的创办“一举成功，名躁一时，震动了中国的知识界”，“在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3)
中国的局部抗战是在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和压制抗日民主运动的斗争中不断为其开辟道路的。斯诺的上述活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三）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作战，多次发表决议、宣言和内部指示，积极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坚持不懈地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奋斗。但由于国民党实行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难为外界所了解。已公布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材料堪称凤毛麟角，而且大部分报告往往是道听途说，国民党报刊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记述满是咒骂污蔑，令人难以置信。为了把真实情况告诉世人，1936年7月，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首次访问苏区。同年10月他返回北平后，连续在《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生活》、《民主》等英文报刊上发表了30余篇来自苏区的报道和大量图片，以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的历史，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三十年代的社会面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表了第一部比较确凿的毛泽东的传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上述报道以及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记》中，他采取引用中共权威人士讲话的方式，及时、客观、准确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路线和政策。
斯诺首先明确指出红军具有抗战的决心。他在《西行漫记》中写到，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共产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前线。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得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24)其次，斯诺第一次向人们转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愿望。1936年11月14日，他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撰文指出，共产党人愿意在名称方面作些修改以利于同国民党达成协议，而且“毛泽东保证共产党将同意不组织违反民族救亡统一战线原则的群众运动，不推动阶级斗争”。(25)斯诺特意提到了毛泽东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友好态度，转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同苏联而且还要同美国等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帝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三个月的苏区之行，斯诺通过细致的观察，通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深入的交谈，比较全面的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和策略，对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较正确的认识。他十分赞成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钦佩毛泽东对战争的“神奇远见”，称赞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26)周恩来是一个“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27)的革命家。同一般中国人相比，中国共产党人“更为直率、坦白、纯朴、正直和具有科学头脑”，“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他们珍视这个理想甚于珍视个人的生存”。(28)斯诺还赞扬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是为民族解放和进步，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革命者，坚信他们领导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29)
斯诺是第一个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进入苏区采访中国共产党的记者，他以第一手材料写下的上述报道及见解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影响。就国际影响而言，斯诺这些著述发表之时，正是希特勒崛起、西班牙内战爆发、日本侵略行动扩大，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日益受到法西斯的威胁，在与法西斯轴心国对抗的过程中希望找到强有力的同盟。斯诺的著述“在全世界面临空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30)“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他的《西行漫记》就象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那本书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31)斯诺转述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不是背诵教条的留声机唱片，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以据以组织抗日的精辟主张”，(32)它对于“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33)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国内而言，斯诺的上述报道向国统区人民打开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窗口，传递了关于红区和党的政策的信息，因此毛泽东高度评价“斯诺的《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反映我们情况的书”，(34)“斯诺是为建立统一战线所需的友好关系扫清道路的第一个人”。(35)
斯诺虽然是一名美国人，但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把中国当做他的第二故乡，把中国的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的局部抗战期间，他对日军暴行及侵略阴谋的揭露，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抨击，对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宣传，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揭穿日寇欺骗世界舆论的宣传，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理解和支持、鼓舞中国人民斗志的作用，而且由于斯诺一贯以报道客观、准确而著称，因而其著述亦成为当时和现在研究中共和抗日战争的资料来源之一。斯诺的名字将永远在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史上放射光芒，斯诺的著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为后人和历史学家所诵读不忘。注释：
注释：
①《现代国际关系简史》，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②《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0页。
③④⑧斯诺：《远东前线》，1933年美国纽约版，第140、252、289页。
⑤⑥⑦斯诺：《远东前线》，1934年英国伦敦版，第23、75、25页。
⑨约翰·谢伟思：《关于埃德加·斯诺的一些个人回忆》，《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48页。
⑩(11)(12)(13)(14)(15)斯诺：《远东前线》，1934年英国伦敦版，第75-80页。
(16)(17)(18)斯诺：《中国书报检查官的处世之道》，《当代历史》（英文版），1935年7月。
(19)(28)《斯诺文集》(I)，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78页。
(21)海伦·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汪溪等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22)(23)梁士纯：《关于埃德加·斯诺的回忆》，《斯诺在中国》，第359～360页。
(24)(25)《斯诺文集》(II)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6页。
(26)(27)(29)《斯诺文集》(II)，第66、242页。
(30)费正清：《〈红色中国杂记〉序》。
(31)(32)(33)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34)(35)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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