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党基层组织比较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组织论文,政党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外政党基层组织运作的制度背景
1.两种政党：适应性政党与动员性政党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深受专制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或者以社会革命为要务的大规模、群众性的集团式政治参与（多数情况下体现为体制外、暴力和革命的形式）会导致动员性政党（mobilization party）② 的产生。典型的动员性政党，例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社会革命的产物；又比如东南亚一些政党，包括马来西亚的巫统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等等，都是民族独立运动的产物。这些曾致力于民族独立或社会革命的政党，实际上是政治精英借以影响大众，改变其行为与态度，以达成社会重建目的的政治工具。有鉴于此，拉帕隆巴拉又把它们称作建国政党（nation-building party）③。
与之对应的是，在民主发育成熟的西方国家，政治参与以巩固和拓展公民及其相关团体利益为目的，主要通过公民自觉、分散和有序的选举及议会活动等体制内形式来实现。在许多老牌民主国家，不是政党造国家，而是政党始终要与国家的民主体制相一致，拉帕隆巴拉把这些政党称作适应性政党（adaptation party）④，它与迪韦尔热所讲的内生型政党（interior party）⑤ 基本一致，就是在议会活动中自然生成并由内而外地向社会扩散组织和理念影响的政党。在这里，政党主要是依靠实用性的政策活动来吸引社会关注，而不是像动员型的外生型政党（exterior party）⑥ 那样，依靠附加意识形态影响的组织力量来掌握群众。
整体上看，伴随市场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走向深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向现代民主政治。适应性政党及趋向于它的过渡性政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客观的趋势。
2.两种政党组织：集权与分权组织
佩恩边科指出，政党的组织特征更多地取决于历史，取决于它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巩固的。⑦ 正是由于生成和巩固的背景与历程不同，不同类型的政党在组织上，特别是在基层组织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民族独立和社会革命的任务，以及执行这一任务所面临的复杂或险恶的外部环境，决定了动员性政党必然寻求组织的严密性、一致性。出于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的考虑，同时也因为只有简化、同化的手法才能获取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并迅捷、高效地完成革命或建国的任务，所以动员性政党大多采用中央集权的组织架构。在一种单向度的命令—服从关系所结成的集权框架中，组织压力结合意识形态压力，从党的领袖、领导机构向下层层扩散。如有必要，党的高层甚至可以直接控制基层组织和党员。由于后者被视为政策的执行者，所以其行为受到严格的规范和约束，其特性和个性也很少受到支持和鼓励。
适应性政党考虑更多的是选举。只有在竞争性选举中胜出，政党才能执政。虽然也要作思想和组织动员，但它们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像动员性政党那样持续、全面和深入。适应性政党的思想动员批判性较弱，也很少将批判引向制度本身。同时，该类政党的组织动员大多限于选举活动，这些都决定了其组织分权和松散的特征。有些西方政党的组织与党员、决策层与基层组织的关系很疏离，以致党员与普通选民无异。这些政党整体的组织力量只有附加相应的权利，才能实现从高层到基层和党员的扩散。由于组织内部权利的对称性，党的领导层必须关注基层的意见表达，尊重党员的自由权利，否则后者可以选择不合作。较之动员性政党，适应性政党的基层组织程度不等地带有“联邦制”下自治主体的某些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自愿性、自主性甚至自助性。
介于动员性政党和适应性政党之间，还有一些转型中的党，它们存在于转型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政治剧变后的俄罗斯、东欧地区。在这里，市场化、现代化推动自由民主的发展，威权统治走向瓦解，一些动员性政党逐步失去藉由建国而来的统治权，或是主动或是被动地改变其国家监护人的角色并融入民主体制。此外，由于民主政治尚不成熟，这些地方新组建的政党只是部分地具备适应性政党的特征。我们不妨把上述政党统称作过渡性政党——游走于动员性政党和适应性政党之间，组织上尚未定型的政党。过渡性政党对体制的冲撞虽然大大削弱了，但其参与和建设民主政治的能力并没有明显提升，其政治理念与现实还有相当差距，组织发展方向也不清晰。比如在俄罗斯，由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特定政治发展阶段，政党的机能不畅，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政党如俄共，在基层有组织上的优势但适应性较差，以致党员流失、组织分裂，力量受到削弱。另外一些政党，尽管适应性较好，但存在党员人数少、政党以个人为中心、基层组织薄弱并受地区限制的现象。⑧ 目前，这种两极分化在转型社会中还是很普遍的。
二、国外政党党员的招募、权利和作用
国外政党招募党员的标准和要求宽严不一。适应性政党和过渡性政党大多不设太过严格的准入门槛。对入党要求最宽松的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美国人来说，党员甚至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不过是那些为政党效力的积极分子、在竞选中支持政党的人、参与政党初选的人以及投票给政党候选人的选民。⑨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萨比县共和党章程对党员及其招募的规定只有简短的两条：1.党员应当是那些认同共和党目标并在初选时登记为共和党选民的人们；2.（县）委员会有义务在行政区或选区招募和登记党员，并确保登记入党的机会随时开放。⑩ 欧洲国家的政党对党员的要求相对高一些。例如，英国工党要求党员承认党纲并缴纳党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还要求党员必须加入党的基层组织。适应性政党希望尽可能多地吸收党员，因此不向党员提太多要求以免影响人们入党的兴趣。同时，适应性政党尽量简化入党的手续，人们既可以亲自到政党组织那里登记，也可以通过工会等社团集体入党，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甚至移动电话登记入党。
动员性政党对党员要求较高，入党的程序也较复杂。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这个党非常注重党员的质量。它把党员分为预备党员、普通党员、预备干部党员和正式干部党员。要入党，必须本人提出申请，同时有介绍人引荐。申请人在经党组织调查确认无犯罪记录和其他问题后，由中央执委会投票通过才能成为预备党员。党员至少要经过两年努力并对党做出特殊贡献，并由一名中央委员推荐，再经执委会投票通过，才能成为干部预备党员，再进一步考验后，才能成为干部党员。只有大约1％的党员最终能够晋升为有资格参加议员提名和竞选的干部党员。此外，该党党员的身份大多都是秘密的。这也是我们判定该党始终是动员性政党的重要根据之一。
欧美政党都比较重视党员的权利。在美国，有很多州通过立法规范政党活动并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在德国、俄国和英国，专门用来规范政党的政党法或有关政党与选举的法律，都要求政党尊重党员权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从根本上确保政党组织上的民主性，使其能与国家的民主制度相一致。这既是民主国家对政党外在的规范要求，同时也是政党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党章第五条规定：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和义务在党章范围内参加政治意志塑造，参加选举和表决，支持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这可以说是适应性政党在党员权利义务方面通用的表述。欧美政党在实践中较多地向强调党员权利方向倾斜，这与动员性政党事实上侧重强调党员的义务不同。
西方学者指出，党员至少在五个关键领域对政党发挥重要作用。第一，他们是政党竞选机器极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他们为政党政策提供了测试、校验的空间；第三，他们推举党的领袖、选拔党的代表并协助其扩大政治影响；第四，他们帮助设立党的组织，并在财力等方面支撑其运作；第五，他们还是政党居住在社区中的“大使”。（11） 由此，要维持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政党首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和保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并将其纳入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基层组织，以及维护他们的政治忠诚。
三、国外政党基层组织设置与组织结构
在存在竞争性选举的多数国家和地区，政党设置基层组织的目的就是确保本党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因此，政党基层组织活动的地域与选区是基本一致的。美国两大党正式的基层组织有县（County）组织、选区（Ward,Town or City）组织和投票区（Precinct）组织三个层次。（12） 最基层的政党组织设在投票区，它由一些积极分子组成，一般由“首领”（Precinct Leader or Captain）和一个委员会来领导。这一级组织是政党接驳选区的端口，在整个政党结构中十分重要。（13） 其中，“首领”的作用最引人注目，其中很多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公允、合理的方式维护本选区利益，并时常被视为社区的“教父”。（14） 投票区组织派代表选举产生选区委员会、县委员会及其主席。选区委员会、县委员会下辖财政和审计委员会、章程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候选人遴选及推广委员会、组织发展委员会、联络委员会、政策与法案委员会、选民登记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15） 一般由主席会同副主席、秘书和司库等主要负责人负责本级委员会的整体运转，并分工负责各专门委员会的运转。基层组织有自己的章程，对领袖和委员会的组成、产生和运作等都有严谨细致的程序性规范。此外，美国还有各种各样渗透了政党特质的基层非正式组织。比如老式的党魁支配的政党“机器”（Machines，二战以后逐渐消亡），各种各样的业余俱乐部组织（Amateur clubs），一些精英型的核心小组（Cadre caucuses），等等。
干部和党工对政党基层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以美国政党为例，全美共有十多万个基层选区，这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在这些选区中有近20—30万个基层组织负责人，加上协助他们的党工，全美至少有100多万人充当基层党务人员。（16） 如若再加上美国7300多个县及所辖区一级的政党领袖及工作人员，那么在基层为政党工作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
美国政党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有主席、副主席、秘书和司库，基本上都由选举产生，任期在1—2年之间，一般随议员、州长或总统预选而定期改选。其中，主席负责领导基层政党工作的全局，副主席协助主席并承担主席和委员会委托的工作，秘书负责会议记录、文件起草和整理、联系委员会成员等日常工作，司库则负责财务工作。有必要指出，这些从事基层党务的人，除极少数是聘用外，绝大多数都是业余兼任的志愿者、积极分子。人们从事基层政党活动的目的五花八门，有的是基于政治信念，有的是为将来从政考虑，有的则是看到有利可图。正是由于绝大多数人并不把党务工作当成正式的职业，所以无论基层组织还是党务人员都不会形成一方对另一方的紧密控制。
在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英国，政党基层组织与美国相似。各党都将根脉深扎在选区中，都围绕争取选民认同这一政治目标，设置以社区党的领导人、委员会为核心，由党员、积极分子组成的正式组织和一些与之紧密联系的外围组织共同组成的圈状结构。（17） 在亚洲，主要政党的基层组织深受欧美影响。比较特别的是派系共治的日本自民党，其各派系的国会议员都在选区中控制着效忠自己的后援会，后者的影响往往超过乃至吞没自民党正式的基层组织。
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基层组织同样也是设在选区中。该党在选区中提名的候选人或当选的国会议员一般就是基层组织的领袖。由于长期受到人民行动党的操控，新加坡选举基本上是咨询性的。但人民行动党也容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竞争，并把它作为保持本党活力和反映民情变化的方式。为了党的选举利益，人民行动党在选区广泛地设置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以及领导和协调上述各组织的社区发展理事会。这些组织都有充分的人、财、物力资源可供支配，运转目的就是通过予取予夺的两手策略去吸引或胁迫选民支持人民行动党。
四、国外政党基层组织的职能定位、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
在存在竞争性选举的多数国家和地区，不同政党对待选举也存在策略上的不同——适应性政党更多地通过争取选民认同来赢得权力，动员性政党则更多地通过操纵选举来赢得权力。策略差异的背后是理念的不同——对适应性政党来说，选举是敦促本党及其候选人真正代表选民意志的手段；对动员性政党来说，选举是将本党意志施加到民众身上的程式。但是，这两类政党都认定党的活动要围绕选举展开，都希望通过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来赢得选举。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通过初选（Primary Elections）提名本党正式候选人。尽管两党的初选多由地方政府组织而不是由党的组织包办，尽管参与初选的人选的产生也往往与基层组织无关，但由于希望角逐公职的人只有在初选中获得多数的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支持才能代表本党参加正式选举，所以他们必须在初选前就密切与基层组织的联系，通过它们向党员推销自己。英国政党也存在类似的机制。以保守党为例，有意参选的人必须先向保守党中央办公室提出申请并递交简历，经资深议员和党的地方组织审查批准后列入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该名单须经基层党员会议表决通过。然后，由地方党组织干事仔细审阅名单上所有申请者的简历，从中挑选优秀的人进行面试。面试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确定3—5人参加有支部成员参加的筛选会议，对他们进行公开的提问和质询。最后，由地方党组织全体党员投票选定正式候选人。就这样，利用初选机制，政党从一开始就通过基层组织实现了对候选人一定程度的控制。一般认为，较之总统制，议会制条件下政党对候选人和当选人员的这种控制更为严格。（18） 在初选后的大选中，候选人也始终都要重视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意见、态度，并据此及时调整选战的策略和方向。当选后，如果想连任，他还要经常回到所在的选区，通过基层组织与党员群众见面、交流，并注意保持日常通讯。例如，美国国会议员一般每周五赶回选区作选民服务。
政党基层组织也会尽力配合自己的候选人或当选公职人员。为了让自己人当选，基层组织一般致力于如下的事务：1.劝票（GOTV,即get-out-the-vote的缩写）。尽管劝票很少能够直接影响投票结果，但在投票日，如若在对手积极劝票时按兵不动，肯定会不利于本党选情。2.助选或拉票（Directly assisting candidates or canvassing）。在选举期间策划集会、打电话或登门拜票、张贴海报等。3.选民登记（Voter registration）。有越多的选民登记为本党选民，自己人胜选的可能性就越大。4.建立和维护选民信息档案系统。例如，澳大利亚的工党地方组织就使用一个从美国引进的名为“联络—回馈”（Coalition or Feedback）的系统软件，及时记录和更新选区内的选民信息，包括姓名、生日、职业、联络方式等等，用以保持和密切与选民的联系。（19） 除直接服务选举外，基层组织还从事间接相关的工作：1.选区服务（Constituency service or social service）。比如举办餐会、修路架桥、清理垃圾等，以换取选民认同。外界一般认为这是政党基层组织的主要业务，但许多政党基层组织本身并不认同。2.政治公关（Generating publicity）。介绍本党政策或候选人。3.筹款（Fundraising）。4.定期开会。讨论政策问题，安排候选人或当选公职人员与党员群众见面，处理基层党的日常事务，等等。
在长期一党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大量设置所谓的“集选区”。在这样的选区中，每个政党不能提名单个的候选人，而必须提名由3—6人组成的候选人小组，集体参选，进退一体。集选区制度实际上成为实力雄厚的大党欺压势单力薄的小党的有效手段，它起到了从根本上瓦解反对党获胜可能的作用。由于无法胜选，反对党干脆放弃在集选区的提名，转向数量较少的单选区，但其胜选的概率也是寥寥。所以，尽管选举定期举行，但在许多选区根本不存在竞争，人民行动党候选人在提名时即已当选。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提名是由中央说了算，基层组织在选举中只是贯彻中央的意志。新加坡实行内阁制，部分议员身兼政府高官和基层组织负责人，政府首脑往往也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基层组织自然被牢牢掌握在党政高层手中，其主要功能与其说是为立法选举服务，倒不如说是行政性地联系群众、反映民情和服务社区。最近几年，人民行动党又设立了党的社区基金制度，基层组织更多地转向服务于日常性的儿童教育、公共福利等领域。总之，人民行动党是利用行政资源，以强制加诱导方式来维护执政地位的，其基层组织和活动只是必要的行政环节。
五、国外政党基层组织面临的问题及革新的尝试
1.政党的危机与组织萎缩
近年来，在许多西方国家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选举的投票率不断下降，政府的合法性严重受损，人们普遍感受到一种非政治化、去中心化的社会意识和一种不断蔓延开来的政治冷漠。就政党而言，绝大多数西方政党的党员数量连年递减以致引发了“政党危机”。统计表明，近年来西方政党党员的绝对数量和党员参加选举活动的比例都在大幅下降。在欧洲13个老牌民主国家，党员绝对数量缩水比例为13％，其中英国和意大利政党党员数量竟然下降了50％，“这简直就是大出血”（20）。同时，政党的政治功能弱化，基层组织的吸引力下降。在美国，1994年为政党工作的人较之1973年减少了42％。（21） 在英国最近一次选举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工党党员参与分发传单或提醒别人投票，少于四分之一的人协助党工寄信、挨门挨户拉票和催票，只有10％的人从事过电话动员和应答、街头造势或计票监票工作。1990年代末，工党党员65％根本没有为党工作过，75％承认对党的事务从来就不主动或不太主动。在新加坡，只有1/3左右的选民参与2001年的国会选举投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人民行动党不感兴趣，不时地将选票投给反对党。（22）
除政治冷漠外，造成“政党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伴随信息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新的社会交往方式或社会资本形式大量涌现，它们部分地、有时甚至全部取代了形成于工业化时期的老式政党的职能，对后者形成了溢出效应。其实，政党及其基层组织早就受到公民社会组织或第三部门的挑战。比如，在欧美各国广泛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即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的缩写）组织，往往是针对特殊群体和特殊问题而成立，也能很好地实现筹款、沟通政府与社会等原本为政党特有的职能。时至今日，即便这样精干灵活的非营利组织也不能充分迎合人们“时尚”的介入需要或感受。普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表明，后工业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远离预制性的组织和活动，越来越偏好互动性和自助性的组织、活动。（23） 这是目前大多数政党尚不能满足的。
2.组织革新的趋势
我们实际看到的西方政党形态基本上还是大众党和全方位党两种（核心型政党已经基本消亡，或已成为全方位党）的原因。当然，这两种政党为了因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正在尝试着变革自身的组织形态，并由此获取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从组织形态上看，西方政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趋同倾向。一是大众型政党越来越向全方位党靠近，二是几乎所有政党都越来越倾向于直接诉诸选民，诉诸大众。
当代英国工党是大众型政党向全方位党转向的典型。1993年以前，工党始终受到工会的控制，是标准的大众型政党。由于迎合社会各阶层要求的口径过窄，加之组织形态保守和僵化，工党曾长期在野。1993年，党的领袖史密斯拉开了工党改革的序幕。改革选定的突破口就是弱化、排除工会对党组织的决定性影响，继而把工党从工运党变成选举党，将组织目标由代表工人利益变为在大选中获胜。
英国保守党近年来也加大了改革的力度。保守党组织改革有两个重要的方向：一是赋权给党员和基层，将更多的直接民主引入党内；二是搞市场化运作，使党的组织及其决策过程更具开放性、灵活性。
英国保守党在向群众党迈进。虽然它带给党员的仍然只是一些有限的和被动的选择，但是它的确拓展了党内直接民主适用的领域，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党员参与和介入党的事务的需要。
近年来，美国的民主党也表现出类似英国保守党的倾向。2003年，曾任弗蒙特州长的迪恩曾经借助互联网网聊以及博客主页与选民互动的方式参与民主党总统初选，并取得了部分公众超乎寻常的追捧。迪恩退出初选后不久担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利用自己初选的经验，与同僚们发誓要从根上改造民主党，以“重振民主党的民主之翼”。改革的方向就是赋予基层组织及其积极分子更多的权利。为此，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大量的结合互联网运作的“动态组织”（Move On.org），竭力欢迎多年来一直被主流政党及其领袖边缘化的社会精英参与进来。这些做法使民主党变得有些“激进”，并引起党内路线的争论以及一些正统民主党人的不安。但持中间立场、曾与迪恩竞逐民主党主席的西蒙·罗森伯格宣称，他不清楚一个活跃的草根组织的意识形态含义怎样，但人们不必为它的发展忧虑，因为“谁也不会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给你钱帮你打选战而感到恐惧。即便如此，它对于我们赢得选举来说也还是不够的”（24）。
世界范围内的“政党危机”引发世界范围内政党的改革和转型。发达国家政党为与时代同步，正在进一步深化自己的适应性，在组织上强调自己的草根性和直接民主性，它们的改革包括向基层倾斜的“市场化”导向，抬升党员在组织和决策中的地位，采用新技术手段武装党的组织与行为，等等。其实，在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党同样面临类似的任务。只不过，由于民主政治发展阶段性，它们尚不能跨越太多的台阶。对它们来说，稳健地实现向适应性政党的转变才是最关键的。近年来人们看到，许多动员性政党，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正在适度地拓展竞争性民主，缓慢但稳健地开放意识形态，走向过渡性政党；过渡性政党也正在不断地自我完善，努力适应现代民主发展的要求。一个总的趋势是，在中央权力不断强化的同时，多数政党权力与运作的重心都在向基层倾斜。这是由作为民主的政治组织这一政党的基本功能决定的。基于政治生态和发展阶段的考虑，各国党可以自主选择松紧适中的组织结构。但是，不论什么样的政党，为了自身的永续发展，都应当把自己的党员和基层组织真正变成力量的源泉和政策的基石。
注释：
①此文为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承担的北京市党建研究会课题“国外政党基层组织研究”的报告。
②Joseph LaPalombar and Myron Weiner,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
③Ibid.
④Ibid.
⑤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London:Methuen & Co.Ltd,1954,pp.xxiii-xxxvii.
⑥同上。
⑦A.Panebianco,Political parties:organization and pow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0.
⑧Stephen K Wegren,The Coummunist Party of Ruissa:Rural Suppor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Party Sustem,Party politics.Vol.10,No.5.
⑨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p.61.
⑩Sarpy County Republican Party Constitution,Adopted 5 June 2004.
（11）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British Party Members:An Overview,Party Politics,Vol.10,No.4,pp.355- 366; Alan Martin and Philip Cowley,Ambassadors in the Community:Labour Party Members in Society,Politics,Vol.19,Issue 2,p.89.
（12）Charles Edward Merriam and Harold Foote Gosnell,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ady of Political Pa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the Macmillan Company,1949,p.175.
（13）Dean McSweeney and John Zvesper,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the Formation,Decline and Reform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Routledge,1991,p.106.
（14）Charles Edward Merriam and Harold Foote Gosnell,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ady of Political Par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the Macmillan Company,1949,p.176.
（15）Bylaws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Dekalb County,Georgia.
（16）Charles Edward Merriam and Harold Foote Gosnell,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Macmillan Company,1949,p.178; A.James Reichley,The Life of the Party: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the Free Press,1992,p.395.
（17）Austin Ranney and Willmoore Kendall,Democracy and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Harcourt,Brace & World Inc.,1956,p.200.
（18）Kenneth Janda and Tyler Colman,Effects of Party Organization on Performanc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Parties,Political Studies,Vol.46 Issue 3.
（19）Peter Van Onselen and Wayne Errington,Electoral Databases Big Brother or Democracy Unbound?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9,Issue 2,pp.349- 366.
（20）Peter Mair and Ivan Biezen,Party Membership in 20th European Democracies ( 1980-2000) ,Party Politics,Vol.7,No.1.
（21）R.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Simon and Schuster,2000,p.45.Also refer to:Share of Americans Working for Party,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Cumulative File ( 1948-2000) .
（22）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327页；孙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9页。
（23）R.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p.45.
（24）Dan Balz,Democrats' Grass Roots Shift the Power:Activists Energized Fundraising,but Some Worry They Could Push Party to Left,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0,2005,Page A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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