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传“虚构”说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1)02-0183-08
历史与文学的区别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金圣叹亦曰：“《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2]总之，“虚构”性是文学的一大特点（但“文学性”的要求，却并不只在其虚构性，还包含有其他许多内涵。史传的“文学性”，就不是表现在对史事的“虚构”上），真实则是历史的第一要义，这是历史与文学的根本区别。那么，对于兼具史学和文学双重特性的中国古代史传而言，该如何看待其中的“文学性”？是否可以因此怀疑史传的“实录”原则？史传之作是否容许合情合理的“虚构”或“想象”？对于这些问题，现代学者大体有两种见解：
一种认为历史叙事文本不可能完全复现“客观”的历史事件，所有的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作者的价值判断、道德关怀、审美个性等主观因素，所以历史文本必定是虚构的。如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就主张历史叙事的本质就是虚构，历史文本就是想象的、虚构的文学文本，只有历史的材料才是真实的，但没有意义。历史学家依靠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编排情节并赋予历史事件意义，因此历史不再是客观的和实在的，而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循环性和偶然性。海登·怀特曾说：“历史和文学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3]161罗兰·巴尔特也强调：“历史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物，抑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想象的虚构物。”[4]罗伯特·斯科尔斯《小说的要素中》说：“由人记录的全部历史都含有虚构性。”[5]这种见解混淆了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将历史等同于文学，表面上与史传文学开创时期文史哲不分的综合形态特征相似，但两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史哲不分的状态只是文学自觉之前学术分野不够明确、细致的表现，并不能由此得出历史、哲学与文学本质相同的结论；而且，从我国古代史家的理论认识和撰史实践看，“书法不隐”的“实录”原则，早已在古代确立，并成为史家必须遵循的优秀传统。上引关于历史叙事就是“虚构”的见解，其实是将历史叙事中史料的选择、编排，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判断、猜测，以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归纳、总结等，都渗透有史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主观色彩的特点，与历史记事本身是否可以“虚构”（当然绝对不可以）的问题相混淆了。
第二种认为中国古代史传总体上坚持了“实录”的原则，但在处理具体细节时，可以进行设身处地、合情合理的“想象”和“虚构”。钱钟书的见解最具代表性。他在《管锥编》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史传虚实问题的看法：实录是我国史传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但是“史有诗心、文心”，“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同时，我国史传在记事、记言方面均存在虚构因素，且占有较大比例，如记言方面，“太半出于想当然”。虚构包括对一些神怪、民间传说、传闻的记载，和对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虚构、捏造。[6]上述见解，其实古已有之。如啖助在论及《左传》的成书时说：“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又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集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占卜、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7]柳宗元《非国语序》也指出：“左氏《国语》，……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8]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家如明代的李开先、天都外臣、清代的金圣叹、冯镇峦等动辄将小说与《左传》、《史记》等史传相提并论，如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曰：“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9]
这些见解在现代学术界影响较大，几成定论。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把《左传》等史传文学归入历史小说一类。[10]郭沫若也曾说，可以把《史记》看成是“一部历史小说集”。[11]赵逵夫提出：“春秋之时，瞽史根据史书记载的历史梗概，为王公贵族讲述历史故事。其所讲事件为历史上实有之事，但为了生动、吸引人，瞽史们常根据情理和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合理想象，增添一些细节，使之更为细致生动，摹拟当时人物说话的语气，使之维妙维肖，以便更好地展现当时的情景。”而“《左传》和《国语》中的《晋语》、《吴语》、《越语》等”就是“瞽史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历史梗概，吸收一些民间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想象而完成的”。[12]郭丹在《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中说：“史传坚持实录的原则，但也不排除虚构和想像，这在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史传中的虚构想像。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知道的，而由史官揣测、想像、潜拟的事情，二是史传中的梦境神怪描写。”[13]这一见解在当代甚至已作为史传的重要特点，被总结并写入教科书，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在介绍先秦叙事散文时，曾多次强调：“《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国语》）有虚拟的情节”、“《战国策》中，不是史实，出于虚构依托的内容颇多”、作者对于自己心仪、倾慕的人物，“不惜脱离史实，以虚构和想象进行文学性描写。……至于在具体描写中，虚构的手法更为普遍，也更进一步”。[14]
上引第一种见解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记事所具有的客观真实性，较为极端，因而不能为严肃的研究者所接受。那么，看似有理有据的第二种见解是否合理呢？我们认为，肯定和赞扬历史具体细节可以虚构和想象的见解，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它不仅否定了史传的本质特征和古代史家坚持的基本原则，更为虚构和捏造历史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而且，它们所列举的所谓证据，其实也并未得到确证。下面试分别辨正之。
一、史家修史坚持的是实录原则，反对虚构、想象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书法不隐”，从来是我国古代史家坚持的基本原则。古代史家修史力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要“不避强御”、“无所阿荣”，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撰写历史。虚构、想象既非他们的主张，更非他们著作之特点。如先秦时期就有齐太史三兄弟不避权贵、前仆后继，舍身实录“崔杼弑其君”，晋之董狐“书法不隐”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等佳话，他们以自身的言行风范，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楷模。代表着中国史传文学最高成就的《史记》，更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首先，司马迁撰史极为重视勘辨史料真伪。他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向史事中的当事人或目击者访问，广为收集民间传闻，以弥补旧有史料的缺漏，纠正记载中的偏颇。如他曾亲赴魏国都城大梁游历、考察，访问民间父老，了解何以魏国都城城防坚固却被秦攻破的原因：“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内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15]（《魏世家》）他还查核“夷门”监者侯生传说的疑点和可靠性：“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15]（《魏公子列传》）在《刺客列传》中，太史公还毅然舍弃了有关太子丹“天雨粟，马生角”的荒诞之说和荆轲刺伤秦王的不实传闻，而以事件亲历者提供的事实为撰史依据：“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15]《大宛列传》则以张骞通西域所见，印证《尚书》、《禹本纪》、《山海经》等记载，从而否定了《禹本纪》、《山海经》等的虚妄记载，肯定了《尚书》的可信性：“《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之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15]
对于文献无征、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古史，司马迁则采取有儒家典籍作依据，并且有古老传说或历史遗迹可资验证的史料，对怪异不雅或荒诞不经的传说则审慎对待或删除不录。如《五帝本纪》“太史公曰”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5]对此顾颉刚曾评价说：“他一说到上古，就叹一声‘尚矣’，于是接着说，这‘不可记’了，‘不可考’了，‘吾不知’了，‘余不敢言’了。这种老实承认的态度，试问比了一班儒者自以为万事万物都能明白，虽是文献无征之世也可用了排列法来排出它的制度的，要光明磊落了多少？”[16]
实录还体现在太史公不以个人好恶为准，客观记载、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是非上。如《苏秦列传》纠正了当时对苏秦不公正的历史评价，司马迁认为，苏秦固然是倾危之士，但由于早死，张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千方百计诋毁苏秦，使“天下共笑之”，加之“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人们对苏秦的认识难免有所扭曲。但是“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15]在《魏世家》中，司马迁则对过誉信陵君的观点予以批驳：“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15]
其次，从同时代学者的评价来看，汉代学者对于《史记》的真实性给予了极高评价，“实录”一词及其内涵就源于汉代学者对《史记》的赞誉。如曾批评司马迁修史思想与儒家精神相违背的班固，却极为称叹他的叙事原则：“刘向、扬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7]其父班彪亦认为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又曰：“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18]“疾虚妄”、崇真实、倡导纪实为史学第一要义的王充，也多次评价太史公的“实录”书法。他在《论衡》中一再说：“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感虚篇》），“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子长少臆中之说”（《案书篇》）。同时，《史记》所记不仅没有一件事被王充批驳，反而常被王充引为批驳妄增的有力史料。[19]司马迁甚至因秉笔直书受到王允的批评，《后汉书·蔡邕传》记录了王允对他的指责：“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按李贤注：“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18]这些都是《史记》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的力证。
此外，《史记》内容的可信性，也被不断出土的文物所证实。如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就证明《史记》对商代世系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一般认为，司马迁不能拥有足够的一千多年前史料来写历史。可是，当人们从无可争辩的真迹——安阳甲骨文——中清楚地找到商代30帝王中的23个帝王的名字时……大家可以想象，许多人该是何等地惊异。由此可见，司马迁一定拥有相当可靠的史料。”[20]
总之，文直事核、善恶必书的“实录”原则，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家撰史的基本原则，虚构、想象既非中国史家之著史主张，更非他们著作之特点。
二、“虚构”论者所举虚构实例，多未有虚构之确证
“虚构”论者在主张史传可以虚构时，往往列举一些史书的虚构“实例”以支持自己的论点。这些实例包括对一些神怪传说、民间传闻的记载，和对某些事件细节的虚构、想象等。请问：这些实例，究竟能不能确证它们均出于史家之虚构或想象呢？我们发现并不能确证。
首先，古代史传中有关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或神怪梦境等，其实都是前人记述或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历史传闻，不管它们的真实程度如何，对于作史者而言，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史事资料，而并非出于史家自己的“虚构”或想象。
其次，史传中对于占梦、卜筮、灾异、祯祥等事的记载，也是史官兼有的“天官”职责。史官自建置以来就承担着天官职守，正如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卷11所称：“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21]上古时期，巫史不分，史官履行巫祝的职能，充当沟通天人的使者。如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人也。”[22]《周礼·春官》曰：“（大史）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又曰：“（小史）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22]春秋时期史官地位虽有所下降，但仍履行着卜筮、占梦、司祭祀、司禨祥灾异、司天文星历等天官职守。如汪中《左氏春秋释疑》明确提出春秋时期史官职事有五：“左氏所书，不专人事。其别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灾祥，曰卜筮，曰梦。”[23]逮至两汉之际，太史令职掌仍涉及天文、星历、瑞应、灾异诸学，如《后汉书·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18]总之，对于先秦两汉史官而言，无论是灾异、祯祥还是占卜、星梦等，都是沟通天人、彰显天命神意的媒介，史官囿于天官职责，都要将朝廷、君王所做的这类带有宗教、神秘意味的事情如实记录。史传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述，均为当时发生的实事（只是在人们的解说上，带有浓烈的神秘色彩和迷信观念），它们均非出于史家之虚构、杜撰。
再次，史传中被指为想象、揣测、悬拟的历史事件，往往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它们的虚构性，而是虚构论者依据常理所作的推测。如钱钟书先生提及的骊姬对晋献公夜泣之事、“介子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鉏麑自杀前的慨叹”等，都是所谓“生无旁证、死无对证”之事，“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6]。一些学者据此断定它们都是史家的想象和虚构。
这种推测究竟是否合理，我们不妨举其中最典型的“虚构”实例“鉏麑自杀”加以分析。《左传·宣公二年》载：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24]
对于这一事件，《国语》、《公羊传》也有类似记载，其中《国语》的记载几乎与《左传》完全相同，《公羊传》则略有不同：
灵公心怍焉，欲杀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广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而死。[22]
总之，从史料角度看，《左传》、《公羊传》、《国语》同时对这一事件有所记载，说明受晋灵公之命行刺赵盾的鉏麑，终于被赵盾的品行感动而不忍心行刺，面对不忠、不信的两难处境选择了自杀，并在死前大声剖白心迹，这一细节记述是真实可信的。从《左传》行文看，“麑退，叹而言曰”正告诉我们，鉏麑的这段话并非是史家想象出来的内心独白，而是鉏麑死前大声说出的话，这番话当然可能被赵盾或他的侍者、家人听到，或者这本就是他在死前说给赵盾听的话。《公羊传》中就是这样记述的。《左传》、《国语》虽没有明确交代，但从情理上说，鉏麑触槐并不会立即就死，当然会惊动赵盾及其侍者或家人，并询问他为何到此自杀，从而引出他死前的这番话语。怎见得它一定就是，“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虚构”？至于《左传》、《国语》、《公羊传》对这一事件的记述有所不同，只能说明它们所据记事有不同的版本，或它们在对鉏麑所说内容的选择上有所侧重。所以也不能因为各家所记有所出入，就认定这些记述一定是史家自己“设身处地”的“想象”。
《史记》鸿门宴也是备受质疑的史家记事。疑点之一就是刘邦从鸿门宴上逃走的细节，一些学者由此断定鸿门宴所述刘邦脱身的细节是文学虚构。在这方面，董份的观点最具代表性，钱钟书《管锥编》曾引董份说：“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何为竟不一问？而在外竟无一人为羽之耳目者？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此皆可疑者，史固难尽信哉！”[25]董份并没有确切的史料依据，只是从细节上进行推测并提出质疑。人们也同样可以从细节上寻找依据，推翻董份的怀疑。古代一些学者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异议。如徐孚远曰：“汉主脫身至军，浔阳疑之固当。……然观《史记》，叙汉人饮中，多有更衣，或如厕竟去，而主人不知者。意者当时之饮，与今少异，又间有良骏行四十里而杯酒犹温者，汉主之能疾行，得此力也。其所云步走，或史迁误也。”吴裕垂曰：“惟步走出鸿门，故羽不及觉。其得疾行至军者，岂沛公来时，良於骊山道中，豫伏精兵良骏，以为脱身之计欤？而沛公良哙三人，甫出，羽固使陈平出召矣，而卒得脱归者，抑沛公此时已有私交于平欤？明年平去楚归汉，汉即任用而无疑者，酬鸿门私纵之恩也。陈平私纵于外，项伯排解于内，固无难缓步徐行，而归霸上矣，而况豫备良骏於郦山之下哉？”[26]梁玉绳亦云：“若论禁卫诃讯，则彼尚不能御樊哙之入，乌能止沛公之出乎？”[27]但是，仅仅从细节上寻找依据进行反驳，说服力不足，还需从当时的历史局势中寻找原因。我们认为，楚汉当时还是同盟关系，双方实力悬殊，项羽并不认为刘邦是他敌人且已对他构成威胁。只是当时曹无伤告密“沛公欲王关中”激怒项羽，后来经过项伯的解释，项羽已经消除对刘邦的误解，并许诺项伯“因善遇之”。鸿门宴当日，项羽不仅对范增杀刘邦的暗示默然不应，还默许了项伯庇护刘邦的举措，得知刘邦逃走之后也反映平淡。种种迹象表明，项羽并没有打算在鸿门宴上借机杀害刘邦。正如明人于慎行所分析的：“鸿门事，以为‘是日微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几殆。’此耳食也。总之，项王本无杀沛公之心，直为范增纵臾，及沛公一见，固已冰释。使羽真有杀沛公之心，虽百樊哙，徒膏斧钺，何益于汉？”[28]其次，汉方既已在鸿门宴前一晚得到项伯的告密，刘邦在即将身犯险境之前，也当然会筹划好应对之策，包括脱身之计。总之，鸿门宴刘邦顺利逃脱之事，即使从细节上看，也不像有些论者想象的那样“不合逻辑”，而且从当时的局势及楚汉双方关键人物所持的态度来看，也是符合情理的。所以，认定鸿门宴所述多出于太史公虚构的观点，并不能成立。
从上述分析可见，那些断言古代史传对某些史事细节的记述，多出于史家“想当然耳”的虚构、想象的观点，初看似乎合理，实则经不起推敲。那些被学者们推测是史家“虚构”的历史记事，其实都没有可以认定其为虚构的确证。所以，人们在遇到类似的记事时，需谨慎对待，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不能轻易判定某一历史记事出于虚构，更不能因此主张史家作史，可以允许在细节上向壁虚构。
三、史家运用传闻不属于虚构
在古代史传中，常有穿插民间传说、历史传闻的记事，其中有相当部分内容，显然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史事。这些实例，也常被论者视为是史家作史可以想象、虚构的证据。如：《左传》仲子生而手上有“为鲁夫人”的文字，狐突遇太子申生之鬼，荀偃死不受含等；《史记》亦有刘媪交龙，武安谢鬼，张良圯下见黄石公等记述。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传闻是口耳相传的传播、载录方式，不仅使历史传闻本身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同时也为史官们想象、虚构提供了条件。
历史传闻固然并非均具历史真实性，其中确也有在流传中被添加想象、虚构、夸大的情况。但史家在记事中采用历史传闻，在古代其实也被视为是一种“实录”方式，与论者主张的所谓史家自己“设身处地”的想象、虚构，不可混为一谈。众所周知，历史轶闻、民间传说、怪异故事、神秘童谣等形式多样的传说资料，是广大民众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也是对书面记述的史事资料的一种补充。它们蕴含着有关事件的某些背景，历史人物的轶闻趣事、特定时代的民风民俗，以及当时认识水平下的神鬼观念和神秘联想等多方面的信息，有认知历史、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甚至纠正正史某些记述谬误的史料价值。当然，这些传闻的传播方式，决定了它们传播过程中的流动性和变异性，在流传过程中很可能被夸大或添油加醋，掺入传播者的某些想象。但这决不意味着所有的历史传闻都是想象、虚构，更不能将史家采用、载录历史传闻，与史家自己“设身处地”的虚构、想象混为一谈。徐旭生曾说：“无论如何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绝不可能是完全向壁虚造的。古代的人不惟没有许多空闲，来臆造许多事实以欺骗后人，并且保存沿袭传说的人对于他们所应承先传后的东西，总是以为神圣，传说的时候不敢任意加减。换句话说，他们的传说即使有一部分的失真，也是无意中的演变，并不是他们敢在那里任意造谣。所以古代传说，虽不能说是历史经过的自身，可是他是有根据的，从那里面仔细钻研和整理就可以得到历史真相的，是万不能一笔抹杀的。”[29]诚如徐氏所言，古代绝大部分史家都是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历史传闻的。有些历史传闻尽管存在夸大、想象或虚构的成分，但毕竟不是史传作者所为。对史家而言，这些历史传闻，也是当时社会客观存在的史事资料，即使是一些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神怪、梦境等传说，由于时代和史家自身认知水平、思想观念限制，或史官“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杜预《春秋序》）的职责要求，他们也或者信以为真，或者闻疑存疑，而加以如实记录。正如清人郭嵩焘评价《史记》大量采用楚汉战争期间的传闻轶事时所说：“诸侯起微贱，一时逸闻轶迹，传闻必多，史公身历其地而知其遭际风云，未有异于人者也。史公于萧、曹、樊哙、滕公等传，盖得于民间传说为多，此所谓纪实也。”[30]
指出历史传闻在流传过程中可能被添油加醋、想象、虚构的特点，并不应据此来证明历史可以虚构和想象，或所有采用历史传闻的史传都是虚构的。史家在采用历史传闻的时候，必须谨慎地加以辨别、核实。并非所有史家都能做到这一点，有些在这方面做得好，有些则做得差，我们正可据此看出史家的水平和态度。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就曾对一些史家出于“爱奇”心理，舍弃可靠史料，不加辨别选用一些夸张、不实的传言、传闻，甚至自己再次夸大、虚构的做法加以批判。他说：“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31]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已经被历史淹没。反之，司马迁则因为以审慎持重的态度、怀疑的眼光和扬弃的精神对待各种史料，认真甄别各种传言、传闻的真伪，使得《史记》成为“实录”的不朽典范。这一点连虚构论的代表钱钟书也不得不承认，他说：“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特书大号，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quasi-history)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孟子开宗，至马迁而明义焉。”[6]
文学与历史的重要区别，在于文学可以虚构，而历史则必为实录。所以当我们谈论历史著作的“文学性”时，必须确立历史不可虚构的原则。“文学性”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指虚构性，但不限于虚构性，还包含着形象性（具象性）、生动性、情感性等多方面。我国古代史传的文学性，正体现在依据事实所作的生动形象的记述和描绘上，体现在形象丰满的人物精神和风貌的刻画表现上，体现在文字运用的准确、优美和富于表现力上。所以，我国古代的史传，是既反对虚构、想象而坚持“实录”的历史著作，同时又带有生动形象、真切感人的文学性著述。但它们终竟不是文学著作。所以我们不应生搬硬套西方的某些理论，将“文学性”与虚构混为一谈。如果提倡历史著作的“文学性”，就是容许史家撰史可以“合理”想象、“设身处地”虚构，那就违反了历史学必须坚持真实性的要求，也就发挥不了历史著作“以史为镜”的作用了。
收稿日期：20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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