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学展望_政治经济学论文

21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学展望_政治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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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是新世纪的开端,也是新千年的开端。当人们满怀希望跨进新千年之际,对未来不禁充满了好奇和憧憬,新的世纪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在经济学领域将会发生哪些变化?西方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在世纪末回顾了20世纪所发生的诸如经济波动、分配不平等、工资刚性、劳动力市场扭曲、国际间经济竞争和合作加强等经济现象,在对作为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探索了适合于新世纪经济发展需要的更为合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展望了新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景。

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市场机制的深刻揭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实践的不断变化,在理论形式上日趋精巧和完美的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其视野的狭隘性、理论前提的假定性、方法论基础的脆弱性和理论认识的片面性,对现实世界却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因而,无法提供把握困扰着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的有用方法。20世纪许多最急迫的问题只有在采取建立在非主流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政策建议后才得以解决。作为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已极大地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并继续限制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的能力。在新的世纪,为了使经济学满足经济实践的需要,为经济决策提供更为安全的理论基础,用新的替代性选择来打破这种限制就成为必要。

在两个多世纪以前,亚当·斯密就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对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各种动力所做的广泛研究。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构建以实际经济问题的解决为导向的、能胜任指导经济实践需要的经济学,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禀承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倡导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反对在纯经济范围研究经济问题,充分重视对包括政治、法律、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在内的制度背景的分析,把超经济影响内生化,从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一个有用的21世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必须在继承新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融合制度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等学派的思想,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主要构成成份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思考。

一、经济学的重新定义和其理论基础的重建

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从本质上说,是由它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和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决定的。所以,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对经济学进行重新的定义,并重构这一学科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都格(William M. Dugger )、 韦伯(Charles K.Wilber)和梅(Ann Mari May)做了大量工作。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学看作是在短缺制约下的市场配置问题,这就使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只限于商品供给与需求的狭窄领域,对供应背后的决定因素未做进一步的探究。因而,社会生产体系的内在机制是未知的和不被考察的,他们往往以“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把这些内容舍弃掉,忽略了对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等因素的分析。同时,他们还忽略了对供求以外的制度形式,如企业和政府的作用的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把经济学看作是在短缺制约下的市场配置问题显然是过于狭隘了,应以对“社会供给”的更为广泛的研究来替代原先的定义。这种定义方式使经济学通过对社会供给的研究揭示更多的问题,关注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准,探讨短期个人利益之外的动机如利他主义和道德行为在资源配置及社会供给中的作用,考察权力、传统、文化现象等对个人愿望的影响,并从更为宽广的角度来研究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配置和分配问题。市场固然是现代供给的重要形式,但市场活动既不是独立于其它社会活动之外的,也不是供给发生的唯一领域。经济学研究应从更完整的社会范围来研究经济问题、分析制度的作用以及企业、国家和家庭的经济行为,而不仅仅是对市场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理论更贴近现实。

从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方面来看,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是在社会制度相对稳定的时期产生的,所以采用的是一种静态的截面式分析方法,即把变动的制度等因素舍象出去,在既定的制度前提下,把市场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揭示市场在微观和宏观上的自动均衡功能。这就使新古典经济学从纵向上具有非历史性,即架空了制度背景,排除了时间维度的变化;从横向上具有封闭性,即脱离社会、政治、法律、伦理等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孤立地研究纯经济问题,并把追求理论形式的完美作为主要目的。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具有突出的假定性,新古典经济学是从理想世界而不是从现实世界出发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他们把理想的状况等同于实际存在的状况,把无矛盾的均衡与和谐视为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此外,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在价值上是中性的,他们强调经济体系的自然性,而忽略人类意志的作用。这些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现代经济画面是不完整和不真实的。21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将与之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第一,与20世纪主流经济学高度抽象的封闭式的研究方法不同,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将运用社会的、历史的、整体的和以制度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更多的经济学家会把时间因素纳入分析之中,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索经济学与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的联系。经济学家们更倾向于运用多维标准全面地去判断经济问题和决定经济政策的选择。

第二,在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上,21世纪的经济学将由“论断性”的学科重新定位到“工具性”的学科,亦即从以纯学术为目的转变为以提供分析手段为目的。经济学将更加关注现实经济问题的发展和变化,并解决在公众中广泛存在的关于经济安全问题的忧虑,为经济决策提供更为可靠的理论基础。

第三,在对经济体系基本状况的评价上,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不同,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将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它虽不忽视和谐和满足,但却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冲突和失调之上。它强调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的积极作用和市场与政府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并不一般性地肯定政府的经济行为,而是从利弊权衡的角度对公共部门的行为作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它不简单地把理想的状况设定为实际存在的状况,从而避免问题的存在,而是正视问题的存在,并力求理解和解决问题。

第四,21世纪的经济学将会更加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学将从对经济体系的客观状态的关心过渡到对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从而对人的行为、心理和需要进行全面探讨。这将使经济学研究体现出更浓厚的人文色彩,并影响经济学家对许多具体经济问题的看法和经济政策的选择。同时,他们反对经济学价值中性的观念,承认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对其职业研究的重要影响。

第五,21世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将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以更客观和开放的立场来对待理论研究问题,政治经济学的综合色彩将更为浓厚。它不仅吸取了非新古典的各不同经济流派的合理思想,而且也综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积极成份,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前后一贯的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同时,新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承认自身的相对性和不完美性,并认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经济学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必然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因而,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是新世纪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的源泉。

二、对微观经济学基本成份的探讨

为了指导新世纪经济政策的制订,并影响整个新世纪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21世纪政治经济学必须在新的方法论基础上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成份进行探讨。在这方面,李(Frederic S.Lee)、马歇尔(RayMarshall)和瑞(Randall Wray)作了超前研究。他们着重分析了商品市场、劳动市场、金融市场的定义和特性。通过这种分析,提出了社会市场的观点,并对企业行为、人力资源的作用及制度变迁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

依据英美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李建立了一个用以辨析决定这两国价格的一般要素的商业价格模型。他的研究表明:这两国的商业价格并不是供求两种力量持续的协调和修正的结果,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市场管理的影响。李对公司的定价行为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公司在定价时要考虑供求成份——这些成份不仅包括竞争的压力,而且也包括销售估价和投入成本。同时,定价也是社会的过程。例如,帮助确定价格的公司目标就经常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定价活动也经常为税法等公共政策所制约,作为定价活动重要内容的价格管理基本上取决于习惯、传统和大家所认可的公正的方法。总之,价格是在社会市场上由社会习惯、政府调控和市场力量的竞争所决定的。李认为,一个有用的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笼统的、无过程性和静止的分析方法,以广泛的社会联系为背景,提供关于公司行为理论的经验基础和历史的具体分析。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直到最近仍在劳动市场的分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政治经济学家还没有发展出一个较完整的劳动市场的分析框架,但他们正在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探讨。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说,劳动市场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市场,因为劳动市场不具有市场结清的价格机制。《在美国产业关系的变化》一书中,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产业关系学者——考兹恩(Thomas Kochan)、 凯茨( Harry Kats )、 麦克西(Robert Mckersie)构建了一个理解雇佣关系的动态特性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从在给定的背景下活动的活动者和他所处的产业关系活动的特殊背景的相互作用的角度解释了工资、雇佣水平和其它劳动市场的现象。这些活动的特定背景既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供给和产品市场的各种要素,也包括技术、人口、社会、历史、制度和政治等环境因素。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马歇尔运用经验事实进一步说明,在竞争已在全球市场的范围内激烈展开的情况下,只有一条途径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一条要求我们以生产力为基础进行竞争、对产品和生产过程进行革新、提高产品质量的途径。他认为人力资源一直是经济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个因素在当前更是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但目前人力资源的潜能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如果各国希望在今后有效地发展和利用人力资源,就必须在制度、结构、战略和实践的广泛领域内进行改革。阿波包姆(Eileen Appelbaum)和贝特(Rosemary Batt)所出版的《美国新的劳动大军》一书,通过对美国劳动制度变迁状况的分析,强化了马歇尔的观点。阿波包姆和贝特认为,不论是美国公司还是美国整个国家在未来的成功都取决于对当前已构成障碍的劳动制度进行转换的能力。不幸的是,美国的制度环境不但根本没有为工作制度的转换提供任何支持,它甚至敌视这种转换的实现。但制度变迁在当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全球经济中,竞争不仅在公司间存在,而且也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中存在,这种制度提供了决定公司行为和前途的重要背景。

瑞把“社会市场”的观点应用于对货币市场的分析。他认为,货币市场与其它市场形式一样,都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但货币市场又与其它市场形式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第一,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作为市场形式是社会制度,而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第二,在货币市场上不能实现信用的有效配置。正如韦伯所指出,短缺是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价格调整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但由于信用是一种社会制度,信用短缺与资源短缺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的供给量,但货币的需求和供给不是独立的,社会上货币需求的增长一般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长。而且,信用的价格不是仅由短缺决定的——纯粹的心理因素、预期和流动偏好也会对价格的决定产生影响。瑞把货币和银行制度看成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注重它的过程性,这与李和马歇尔所主张的历史的而非假定的研究方法是相一致的。

三、关于产量、增长、不平等和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

21世纪对于经济安全问题的忧虑、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和日益增加的对人的生活质量的关心,将使宏观经济的循环动态、增长的利益分配和国际经济问题,成为新世纪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成份进行探讨的基础上,这些政治经济学家超前分析了宏观经济学、分配和国际经济问题,其中,对宏观经济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产量的决定和增长问题上。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不仅使我们去关注一些新世纪最紧迫的现实经济问题,而且为新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在产量决定问题上,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相信,由相互联系的市场构成的复杂的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均衡是经济进程的正常状态。而制度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经济是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它总是持续地由熟悉的过去向未知的将来运动,不确定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由于不确定和反映这种不确定的制度,市场经济总是处于一种持续的和循环的不稳定状况,出现周期性的波动。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彼特森(Wallace C.Peterson )继承了制度主义者和后凯恩期主义者的基本思想,发展出了一个关于现时代的生产的货币理论。彼特森的综合性研究表明: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新古典意义上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经济活动必须通过对惯例的接受来进行,这就是说,通过制度来进行。我们可以通过对不确定性及货币制度的特性的理解来了解人类的生产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体系的内生要素的非中性的货币在经济生活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世界里,货币提供了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决定性的联系,挣钱是驱动经济的支配性力量,而实物生产则是获取货币的手段。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现代生产所需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金融机构筹措的,为了突破中央银行的限制,金融投资支出工具在不断地创新,虚拟资产的数量急剧增加,这些特点都使现代货币制度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同时,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当预期收入下降时,货币制度的特性使人们的流动偏好上升,投资下降,从而使产量减少、失业增加。当预期收入上升时,由于货币制度的虚拟性和金融投资的盛行,更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预期收入,使投资大幅度增加,由于投资过度,往往导致企业在下一轮不景气时难以满足现金支付的需要而发生金融困难,影响企业的继续投资,从而加大了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幅度。所以,在货币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是以周期性循环为特征的,仅靠市场制度的自我调节难以实现经济的稳定,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宏观经济的动态循环反映了增长中的总量不平衡,而持续存在的经济不平等趋势则反映了增长中的结构不平衡。这二种形式的不平衡都是不被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所承认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虽然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但却把注意的焦点放在总量控制上,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详细研究。面对现实中日益严重的结构问题,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应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索,选择合理的结构政策, 使之得到有效的解决。 布鲁斯顿(Barry Bluestone)在这方面作了重要的工作, 布鲁斯顿认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引起的劳动市场的扭曲是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劳动市场的扭曲表现在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之间的不对应性,这种不对应性使低技术工人由于供给过剩出现结构性失业,而高技术工人却由于供给不足所得报酬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单纯的以减少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为手段的总量控制无助于改变劳动市场的扭曲状况,所以政府不能仅仅依靠对几个宏观变量的控制来解决结构问题,结构问题必须用结构政策来解决。政府应考虑税收和财政支出的结构成份,实施以结构调整为主的财政政策,使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一致,纠正劳动市场的结构性扭曲,减少经济的不平等现象。

布鲁斯顿对经济增长中存在的不平等趋势所进行的结构性分析为梯里(Chris Tilly)和阿贝尔达(Randy Albelda)对分配理论的较系统的探讨提供了条件。梯里和阿贝尔达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使发展更丰富的分配理论成为新世纪十分紧迫的任务,对分配问题的讨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在宏观层面的讨论中,新古典经济学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以分配平等为首要目标的,所以他们把分配问题从属于增长问题的研究。梯里和阿贝尔达从伦理、理论和经验基础上对新古典的分配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增长和分配的关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依赖于具体的制度环境,我们应以具体的、历史的和以制度为基础的方法来直接分析不平等问题。在微观层面的讨论中,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只集中于对要素市场的研究,把要素市场看成是由供求决定的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忽略了市场的社会性和市场之外的因素的研究。我们应从经济、历史、社会、心理等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分配问题,分配并不只限于收入的分配,也是一切稀缺资源的配置。贫困也不仅是收入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一个人不能运用自己的潜能去增进生命的质量。21世纪对分配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超越市场的范围,而且要超越收入的范围,发展出更有指导性的完善的分配理论。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几乎对所有实际经济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而,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对国际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在这方面,瑟罗(Lester C. Thurow )、 麦克林托克( Brent McClintock)和阿姆斯丹(Alice H.Amsden)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观点,他们着重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的决定问题。他们认为,传统经济学的相对优势理论在今天已经过时,因为它是为一个由资源禀赋决定竞争优势的时代设计的,而现今的时代是一个由智力较量决定竞争优势的时代,人是竞争优势和生产力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在固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下使要素的客观功能最大化的行动者。第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国家作用问题。他们认为,人力资源决定的相对优势和由国际贸易的扩大带来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使产业政策和贸易策略成为必要。同时,经济全球化引起了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这也需要国家的调节政策和更大规模的国际监管。在国家作用问题上,与传统经济学的“矫正性”国家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国家是“创造性”的,国家在创造社会秩序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帮助形成社会偏好——这种社会偏好使社会得以界定“秩序”和决定建立这种秩序的最适宜的方法。第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研究方法问题。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想在新世纪寻求更大发展的国家提供不了有效的帮助。因为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国家向其它民族学习,并相应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能力。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国家模式的转换所提供的指导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有效地分析是什么使一个国家获得成功。那些寻求为经济发展问题作出贡献的新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必须向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学习,重视制度和历史因素的研究,从而对经济发展问题作出切乎实际的分析。

总之,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从方法论基础、经济学的基本成份和主要问题角度对适合于新世纪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展望。虽然他们的理论还是不够成熟和有待完善的,但他们富于批评性和创造性的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新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而且为21世纪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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