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海洋灾害救济中民间慈善活动探析
王 笛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 要 ：民国时期，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通讯技术的提高及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民间慈善力量持续壮大。民间慈善力量在海洋灾害救济活动中凭借其多样化的筹资方式、扩大化的宣传模式、灵活化的救灾手段为灾害救济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民间力量参与海洋灾害救济活动不仅为救灾事业提供物质力量支持，而且为民国时期海洋灾害救济模式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民国时期；海洋灾害；民间慈善；救济活动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海洋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海洋灾害史的研究逐渐从灾害学及海洋学研究的附属中独立出来，涌现较多成果，涉及海洋灾害的特点、危害、地方应对等多方面。其中关于海洋灾害救济活动的研究成果甚多[1-7]，但这些研究多着意宏观把握，将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在灾害救济中的作用统一看待，且多将民间慈善力量参与海洋灾害救济作为研究的一个侧面展开，研究的广度较强，但深度不够。有鉴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海洋灾害救济中的民间慈善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民间慈善力量在灾害救济中的表现、特点及重要作用，以期弥补研究不足，并期为海洋灾害史乃至社会史的研究有所贡献。
一 、民间力量参与海洋灾害救济活动的表现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仅统计1912年到1937年的灾害，便有“爆发水灾23次，加上旱灾、蝗灾9次、疫灾等灾害，共计77次，平均每年3次”[8]。频发的自然灾害给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更增加了灾害救济活动的困难。加之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政府间或无暇顾及救济事业，以民间慈善人士和慈善团体为代表的救济力量的增多恰好弥补了政府职能的缺失，在海洋灾害救济活动中发挥较大作用。
文章从GaAs类型晶体太赫兹波段的折射率椭球方程出发，重点分析砷化镓(GaAs)、碲化锌(ZnTe)、碲化镉(CdTe)等GaAs类型晶体对太赫兹波调制所满足的物理条件.进而研究在调幅、调频、调相条件下晶体对太赫兹波调制需满足的物理条件，并从机理上分析GaAs类型晶体对太赫兹波的调制作用和效果，并数值模拟了三种调制效果下晶体对太赫兹波调制的物理条件.本研究结果可为太赫兹波高速调制器件的设计及制作提供理论和实验支持.
(一)地方善士及绅商参与灾害救济
步入民国后，伴随着民间资本的增多及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海洋灾害的救济中多见地方人士的身影，他们或是美名远扬的一方善士，或是经济实力雄厚的绅士商人，或本着乐善好施的救济原则，或出于回报桑梓的故土之情，积极为灾害救济出钱出力。1916年慈溪潮灾期间，旅日绅商吴君作“加惠乡里，憐切民瘼，特捐英洋五千元，又在籍各绅亦踊跃捐输，以为放赈之助。日来款已汇齐，拟由贤等公派妥友遄往江苏无锡采运赈米一千五百石，俾得按名给放”[9]。通常而言，发动赈款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救助方式，但若遇大灾之年，赈款可能无法满足灾民的多样化需求，因而其他方式各样的救灾举措依然重要。1920年五、六两月，海门迭遭潮灾，陶寿农等设台郡农赈联合会，总会设于海门，分遣赴芜湖、湘乡各地办米平粜，“其款除向富户商民募捐外，不足均由陶支付，采运经八个月之久，陆续运抵，饥民仰赖糊口者甚众”[10]。民国十二年(1923)8月7日，海门刮起飓风，导致洪潮大作，死者不可计数，陶寿农与黄楚卿等派人携资，四处收埋赈恤。海洋灾害中的灾民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单一性的救灾举措并不能满足救济需要，地方善士和绅商便可凭借临近灾区、熟知乡里的地缘优势，通过支付赈款、发放口粮、收埋亡者等方式投身于救济之中。这样不仅能为解决灾害过后的赈济问题提供直接支持，更为避免灾后滋生瘟疫、灾情扩大做出较大贡献。在救济中，故土之思与乡土之情多是地方善士及绅商积极投身救济事业的精神纽带，这点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区域尤为明显。民国时期地方人士多通过兴办实业成长为新式商人，无论是旅日商人吴君作，抑或是浙江工商巨子陶寿农，均凭借自身积累的商业实力为一方灾害赈济提供经济支持，背后的精神动力自然是回报桑梓、造福一方的故土观念。这种观念同样也为其身体力行地坚持办赈事业找到了力量源泉，成为民国时期地方善士与绅商参与灾害救济的共同精神动因。
(二)民间慈善团体及组织参与救济活动
民国时期，近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义赈活动渐趋成熟并走向完备化和体系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表现为慈善团体与组织的蓬勃成长及其救济活动的扩大化。通常参与海洋灾害救助的慈善组织及团体主要有以下几大类：一是新型常设型分会组织机构，如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世界红卍字会等；二是旅外同乡组织，如各地的旅沪同乡会、同乡会馆等；三是区域型传统慈善组织，如传统善会善堂，以及基于民间力量而形成的区域型社会团体组织。民间慈善团体组织的赈济活动较地方单个人士的赈济而言更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其紧密的组织联系与广泛的社会基础可为灾害救济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以1922年危害广东地区的“八二风灾”为例，统计当时灾情，“人口漂失达二万之众，损失财产估计约在三千万以上，无家可归者约数千人”[11]。灾情一经传达，“旅沪广东潮汕风灾筹赈处、旅港潮洲八邑商会赈灾团、美国红十字会等纷纷赈灾”[12]，华洋义赈会、各同业公会及同乡公会等机构立即着手购置食品药物、散发赈品、募集捐资、掩埋尸首、救治伤民等慈善活动。潮汕著名的存心善堂还发动大规模的灾后赈灾工作，积极修复被海潮冲决的堤防、修建桥梁及修筑公路、向海滨渔户施放米食及耕作工具。为了防止灾后尸体滋生瘟疫，存心善堂“已收埋及查悉之死尸已有两千七百余具”[13]。
此外，灾后的卫生整治及伤病救援亦是救灾的重要一环，红十字会“率义务队，巡行全埠，救伤医治无数”[14]。因灾害发生突然，且灾情十分严重，仅靠政府之救灾力量自有捉襟见肘之态，各方慈善力量的加入为灾区救济工作提供了不同维度的力量支持。其中影响力较大的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组织还积极登报募捐，为提高灾害救援宣传，集中救援力量做出了表率。大灾来临之年，众擎力举，慈善组织及慈善团体为减少灾害损失、降低灾区人民痛苦、助力政府救灾事业的顺利进行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利用报纸传递信息外，借助电影放映技术来传达灾情实况是另一种救灾力量动员机制。1922年汕头风灾中，百代公司“摄影师速往将全埠各种灾情详细摄入影片中，费时三日摄毕，长约有二千尺”[19]。此种宣传模式更为直观，也能带给受众最为直接有效的体验方式，目的便是让受众亲眼目睹灾民之惨状，从而产生群起助赈之效。
二 、民间力量参与海洋灾害救济的特点
民国时期，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通讯技术的提高、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民间慈善力量获得了更大成长，具体表现为民间慈善团体数量的增多及参与灾害救助能力的提升。这一突出性的变化为弥补政府救灾职能缺失及提高灾害救济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相比之前民间慈善活动参与海洋灾害救济而言，民国时期民间慈善活动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多样化的集资方式、扩大化的宣传模式、灵活化的救灾手段。
(一)多样化的集资方式
物资是保证灾害救济效果的重要力量，赈灾物资充足与否会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灾害救济的最终结果。民国时期的民间慈善力量凭借其组织基础坚实、影响范围广的优势在筹资方式上多有创新之处，捐薪、义演、书画助赈、筵资助赈等方式纷纷出现。1939年山东地区发生特大风暴潮后，青岛红十字会会同青岛各慈善团体集体商议筹款办法，决定在福禄寿影戏院、新舞台、银星大戏院等义演三天。“义演结束后共募得善款3759元，购得四等面粉1700余袋，共赈济灾民1100余户。”[3]义演在各种筹资方式中针对性较强，短期筹资效果十分明显，但义演时间的特定性限制了筹资期限，因此遇到年份严重的海洋灾害时，通常会采取受众范围更为广泛、筹资期限较长的手段——募捐来进行筹资工作。1922年广东潮汕风灾后，芜湖广潮帮董事汤善福、蔡雪峰等特柬请各界在大花园开筹赈大会，当时到者均甚踊跃，“先后收到现洋六千四百余元，将来收齐之时约有一万数千元”[15]。开展募捐活动不仅有助于扩大善款来源，更有利于扩大灾害救济宣传面，提高民众参与度。
除了根据现实需要在短时间内为灾区筹款放赈救济灾民外，潮灾救济会这一慈善团体亦在必要时在协助政府的赈灾事宜上有突出表现。1922年潮灾发生后不久，政府便着力修筑被潮灾冲毁的五百八十丈长的江堤，潮灾救济会先行垫付所需工赈款项，以尽一方慈善团体之爱乡救民之心意。由此可见，民间慈善组织在海洋灾害救济中有较强的张力与弹性，不仅能积极投身救灾事业，更能在必要时候转变救灾方式，根据救灾所需调整救灾方略，或是帮助政府赈济，或是自行创新救济模式赈济，均表现出较强的组织性和灵活性。
(二)扩大化的宣传模式
民国时期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及通讯手段的进步，民间慈善力量在慈善救济活动中广泛运用新式传媒技术，从而发挥其社会基础广、号召力强的组织优势来扩大救灾宣传、提高救灾效益。报刊是近代以来受众范围最广的通讯媒介，据载“1912-1915年，全国共有500多种报刊出版”[17]。另有报纸专设灾害栏目以期及时传播灾情和答谢救灾力量，以形成持续联动的救灾宣传机制和救灾激励机制。1936年江苏多地遭受潮灾，华洋义赈会乐捐不迨,助力灾民顺利渡劫，启东赈务会为此赠送匾额并登报致谢，其匾额文“义粟仁浆”[18]。在救灾活动中，十分有必要对贡献较大的救灾力量作出表彰，登报致谢是近代救灾活动中构建救灾后激励机制的重要举措，刊登报纸作为近代较普遍的一种信息传递模式，既有利于二次集结救灾力量，更有利于构建完整的救灾汇报机制。
2) 用于紧急切断阀的执行机构及其附件应有防火保护措施，首选安装防火保护罩。防火保护罩应符合UL 1709—2007《结构钢用保护材料的快速升温燃烧试验用标准》[9]，能够在1 093 ℃的温度下，抵抗烃类火灾30 min。
在传递灾害信息的过程中，电报又是较其他媒介而言耗时最短、效率最高的一种，民间组织凭借其广泛社会影响力及多用电报传递信息亦是其救灾事业的一大特点。1922年8月2日潮汕发生风灾，香港潮州商会利用新兴的电报技术，于9日电函上海潮州会馆请求救灾，当日下午3时，上海潮州会馆便紧急召开会议，商议救灾事宜，凭借电报传递信息的快捷性，让灾情信息在短期内及时而广泛地传播，为救灾工作的展开赢得了时间。民国时期报纸、电影技术、电报等代表性新型信息传播手段的出现，缩短了灾害信息的传递时间、提高了灾害救济的效率，广布社会的民间慈善力量在救灾活动中灵活地运用新型通讯媒介传递灾害救助信息、发布灾害请赈声明、多方集合救灾力量，是其广泛参与海洋灾害救济事业并发挥坚实作用的重要基础。
(三)灵活化的救灾方式
最后，民间力量以其较强组织特性有着公开的办赈程序，在救济工作中面向民众、服务民众，公开办赈措施增强了工作的透明度，较官方救灾体制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在落实善款、提高应灾物资利用率等方面发挥优势，因而能得到民众拥护与信任，为救灾事业提供较大支持。
除了开募捐大会筹集赈资，登报募捐更能于短期内集合救灾资金、提高筹资宣传度与影响力。若遇大灾之年，还会以请赈的方式向外界积极寻求援助。1941年海宁潮灾中，海宁旅沪同乡会以该县各镇乡连受兵灾、旱灾、潮灾，“故向美红会驻沪代表方面第一次请得赈麦一千包……第二批又请得美麦三千包”[16]。海宁旅沪同乡会作为地方性联谊组织，从救乡救民的角度出发，在积极开展劝募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寻求外援，创新了筹资方式，并在更大范围上为赈灾事业争取到了力量支持。在本次请赈活动中，以赈麦而非赈款为请赈对象，一方面在赈济灾民方面有较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则提高了请赈成功的可能性。民间慈善力量在集资方式上的灵活性为灾害赈济准备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海洋灾害以其巨大破坏性能在瞬间吞噬人口、毁坏农田及财物，故积极举办救灾事业对灾区重建及灾民恢复均有重要意义。历史时期政府多构建完备的仓储制度进行临灾救济，或实行一定程度的蠲缓、免征，或拨发赈款，或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实行救济。近代以来随着传统荒政制度的废弛，政府开展公共救济事业的责任逐步下移，民间慈善力量在灾害救济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气调包装技术可以有效延长食品的货架期和新鲜度，该技术于上世纪30年代首先在肉的保鲜上应用，并迅速在国外市场上得到了推广[1]。我国气调保鲜技术的应用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且应用范围较小[2]。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肉类消费水平及品质要求的提高，气调包装保鲜肉的普及将成为一大趋势[3]。
三 、民间力量参与海洋灾害救济的作用
海洋灾害发生后，及时制定救灾计划及根据灾区情况和灾民需要及时调整工作部署是完成好灾害救济工作的重要基础，民间慈善力量在募集赈灾物资方式上的多样化、宣传赈灾信息上的扩大化、救灾手段上的灵活化特性都有更大优势，因而能为救灾工作提供重要力量支持、提高救灾事业效率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海洋灾害应对模式的近代化转变。
1.1 疼痛的定义及分级 国际疼痛学会对于疼痛的定义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上的感受，伴随有潜在的或现存的组织损伤［5］。根据疼痛程度的不同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划分为4个等级，其中无痛为0级;轻度疼痛为1级，表示虽有痛感但患者可以忍受，正常生活及睡眠不受干扰;中度疼痛为2级，表示疼痛明显，患者不能忍受，正常生活及睡眠受到干扰，主动要求服用镇痛药物;重度疼痛为3级，表示疼痛达到剧烈不能忍受的程度，需要镇痛药物来缓解疼痛［6］。
(一)为救灾事业提供支持，增强救灾力量
在涉及到赈款发放问题时，民间组织又可根据实际情况快速做出反应，制定行之有效的赈款落实方式，1921年南通潮灾后，“张啬公特集资万元交由各区董事核实散放，闻甲种灾户每大口给予六角每小口三角，乙种灾户每大口四角每小口二角，先发赈票再行凭票付款，以杜舞弊”[22]。通过散发赈票的方式展开救助确为一个科学办法，不仅使得赈款去向得以落实，更提高了赈款使用的科学性及合理性。能在短期内高效快速地实现灾害救济部署工作及针对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救济工作方针计划，是民间力量在进行灾害救济时的最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为民间慈善力量参与灾害救济工作提供了较强的组织举出和坚实后盾。
“其实做这项工作我很感谢我的父母，我的父母80多岁的人了，很了解我的工作环境，所以有些事情都不要求我去做，母亲患有心脏病住院期间，她自己稍微舒服一点，就催着我赶紧回工作岗位，是他们的默默支持，才有我对工作的坚守。”王宝生说。十年的坚守换来的是徂徕山的平静与祥和，他告诉记者，他觉得这份工作的责任和意义太大了，森林火灾的后果太严重了，为了祖国的绿水青山，为了子孙后代，他将会一如既往的干下去，继续做好守护徂徕山的瞭望者，做好山中的“千里眼”。
一方面，民间慈善力量源于普通民众，熟知民众心理，能灵活采取多样化的信息传递方式提高民众对于灾害发生的知晓度和关注度，从而为扩大赈款来源、增强赈灾力量奠定群众基础。在赈灾活动中，民间力量了解灾区情形，熟知灾民需要，又能通过募集赈款、发放物资等方式为灾民直接解决衣食之忧，并在灾害后采取为灾民发放种子以保证农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修复灾害中的受损工程确保民众安全等措施以完善救济工作，赈灾工作可谓有条不紊。且灾难来临之时救济工作的效率对救济的结果有着重要影响，政府的救灾程序相对复杂，民间力量机动性较强，能根据灾情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程序所耗时间，把握救灾时机，从而以较高效率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及时发给灾民口粮、向受伤灾民施以医药援助等措施能在最大程度上救活灾民，提高灾民存活率。
民国时期的慈善人士及团体组织较前代相比，具有数量增多化、规模扩大化的特性，当然，在具体的救灾事业中，民间慈善力量并非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而存在，其与政府在救灾事业中通常呈现出通力合作的关系，在帮助政府垫付赈灾款项、与政府共同承担救灾事宜等方面均有较多联系。1922年南通发生潮灾后，南通修築江堤事宜，“业经划分中东西三段，由县委派绅董办理天生港至九圩港一带，计长五百八十丈，刻瞿知事准隄工事务所主任宗渭川之请，特出示通告，开兴工闻所需经费暂由潮灾救济会筹垫，俟将来征收亩捐归还”[23]。政府作为救灾事业的主导力量，扮演着主要承担者的角色，但民国时期地方灾乱不断，仅靠政府救灾难以为继，以潮灾救济会为代表的地方慈善组织为政府筹垫赈款不仅为政府救灾事业提供力量，更为地方救灾力量参与救济事业提供参考。且潮灾救济会作为一方慈善组织，本就有爱乡爱民之慈善情怀，帮助政府开展赈灾工作亦是帮助本乡灾民化解危机、顺利脱劫的必要措施。
近代以前，政府主要按照报灾、勘灾、蠲免、赈济的程序实行救灾计划，依靠发放赈款及救援物资、修复灾害中受损工程等方式开展救济。但碍于政府报灾程序的复杂性，救灾效果反而不尽人意。相对而言，民间力量恰好可以弥补政府机制及管理模式对于救灾效果的限制，凭借其独特的管理模式、灵活的救济行动在短期内为灾害救济提供直接有效的帮助。且民间组织及团体相互之间通讯便捷，可根据灾情迅速制定出方便处理的赈灾手段，从而及时抓住赈灾的最佳时机，促进实现临灾救济效果的最优化。如1922年江苏地区的潮灾中，灾民嗷嗷待哺，“即经县绅张氏昆仲等集资分地散放急赈并组织潮灾救济会劝募赈款”[20]。之后潮灾救济会考虑到收成歉薄、青黄不接，又灵活地制定了春赈办法，“于本日(二十五)开始平粜，平潮区业在宜兴购到赈米三千担，日内即行粜售”[21]。
(二)配合政府救灾事业，提高救灾效率
另一方面，民间慈善力量属非政府性机构，因而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其救济工作直面灾民，根据灾民需要为灾民提供个性化服务以满足其多样化需求。民间慈善力量的救济资金来源于个人捐款、会费收入、募捐收入等多方面，强烈的公益化色彩为其救济工作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后顾之忧的减少能为其全力投身救济工作增强保证。
但在有些情况下，民间慈善组织调配能力有限，便以协助政府救灾的方式开展救济。1930年王港发生潮灾后，经各界劝募赈款，“刻已募得一千九百二十元，连同省政府拨给五千元，共六千九百二十元即日拓築驳岸大堤，以工代赈”[24],在此项赈济工作中，民间力量与政府赈灾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海洋灾害赈灾网络，网络下形成了政府主导、民间协助的灾害救济模式。并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激励灾民自救，一方面能使赈济对象在工程建设中获得必要的收入和最低的生活保障，另一个方面在灾区形成一批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对提高当地抗灾能力、稳定灾后社会秩序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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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可见，就民间慈善组织而言，因其不具备同政府一样的宏观调配能力，并没有在短期内集中大量物力、财力的优势，但其能通过与政府合作并协助其办赈的方式在较大程度上集合救灾力量，提高灾害应对能力。
(三)推动实现海洋灾害应对模式的近代化
民国时期是我国海洋灾害救灾模式完成近代化转变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救灾力量的社会化、救灾方式的多元化及救灾宣传的扩大化均是其重要体现。近代以来，地方绅董及慈善组织在救灾事务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民国时期此倾向更为明显。以南通著名慈善绅商张謇所办的保坍会为例，其在南通地区海洋灾害的预防事业中功效较大，自1927年，“南通沿江共筑楗18座，修筑姚港到任港的江堤2500米，保坍工程实施后，南通沿江一带岸线逐渐趋于稳定”[25]。1946年南通保坍会经重新组建后，还办理了小洋港江边块石护岸工程、大成港及李港乡的抛石岸工程，为南通地区防灾工程之构建做出较大贡献。以地方绅商、慈善人士、慈善团体与组织为代表的民间慈善力量时常活跃在救灾事业的舞台上，为构建灾害救济群提供了广泛阶级基础，推动实现海洋灾害救灾力量的社会化，并能发挥其宣传优势积极号召救灾力量，提高地方灾害应对能力。
总之，辅导员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努力做到勤学、勤思、善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四有好老师”标准，怀有世界眼光和有家国情怀，把握时代特征，通过自我加压，刻苦学习、积极实践、创新思维、学以致用，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实现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
在具体的灾害救济事业中，社会团体及组织凭借其网络化的组织基础和新型化的宣传机制以创新救灾物资征募机制和救灾宣传手段，为救灾工作提供了新型路径选择，并发挥其较强的机动性优势为灾民解决多样化需求。与此同时，还在助力政府救灾事业中发挥较大作用，以帮助政府垫付赈款、协助政府开展救济等方式发挥工作优势。这相较之前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荒政制度而言都是较大突破，在应对海洋灾害时，并身体力行的积极采取新型防灾思想，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彰显民国以后海洋灾害应对模式的近代化。
四 、结语
民国时期随着民间资本的发展、思想文化的解放、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海洋灾害救灾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以地方慈善人士和慈善组织为代表的民间慈善力量积极投身灾害救济事业，创新灾害救济模式，广泛采用捐薪、义演、筵资助赈等方式筹集救济物资，并充分利用新式通讯媒介传播灾害救济信息、构建救灾激励机制，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救灾效益的最优化。其救灾工作呈现出集资方式多样化、宣传方式扩大化、救灾手段灵活化的倾向，此种倾向不仅有利于增强救灾力量、提高救灾效率，且在政府无力完成救灾工作时发挥出优越性，协助政府办赈事业的进行，而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构建新型应灾模式，推动海洋灾害应对模式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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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10-15
作者简介 ：王笛(1994—)，女，河南南阳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DOI ：10.13603/j.cnki.51-1621/z.2019.3.012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785(2019)3-0059-05
(责任编辑 ：王建平)
标签：民国时期论文; 海洋灾害论文; 民间慈善论文; 救济活动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