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刘少奇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特征论文,思想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刘少奇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分期
建国后刘少奇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到党的八大，其主要标志是刘少奇初步总结了执政党的经验。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八大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前，其基本特点是党的工作出现了较大的失误。第三阶段是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这一阶段集中表现为他对执政党建设教训的吸取。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刘少奇理论探索的高潮，那么第二阶段就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低潮，而第三阶段则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在第一阶段中，刘少奇通过对执政党特点的分析，提出了执政党必须“在主观上加强限制”；执政党“应该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1〕执政党必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执政党“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2〕执政党必须实行正确的领导以及要贯彻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等思想。这些思想，对执政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第二阶段，由于党在工作中，开始出现“左”倾失误，刘少奇的一些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不但没有继续深化，反而偏离了正确轨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主要矛盾的分析，出现了“左”的倾向。例如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时的1958年，他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曾预计我国将很快进入共产主义。又如在国内外形势动荡的1959年，他又说：“左比右好”，“确实左比右好”。这种预计和观点不能不说是他思想中不正确的部分。
面对党的工作中的失误，刘少奇在第三阶段开始对执政党建设作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之中，其中最核心的是纠“左”。刘少奇针对当时党内流行的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明确指出：“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要“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3〕他的这一论点同前一阶段的“左比右好”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刘少奇思想的探索会呈现出曲折性呢？总而言之，这是与当时党的历史发展状况相联系的。
第一阶段我们党在分析党情国情的基础上，正确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顺利进行了“整党建党”，接着又胜利地进行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重大斗争，特别是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所有这些实践活动，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就为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初步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党的指导思想逐步向“左”的方向发展。这在党的实际工作中表现为1957年开始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论点，在党内外开展反右派斗争并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59年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党内“反右倾”极大地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严重失误给党的建设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不可能总结出成功的经验来。
在第三阶段中，我们党一方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有了反面的教训；另一方面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尤其是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作风。这些为刘少奇进一步探索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提供了契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代表中共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
二、刘少奇对执政条件下党情国情的分析
正确认识党情国情，这是我们搞好党的建设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也是刘少奇一贯坚持的思想。早在1941年他就在《论党内斗争》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4项具体条件。在党的七大上， 他又阐述了我们党的5个特点。在党执政后，如何认识党情国情的新变化，对此， 刘少奇及时分析并初步论证了这些变化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从党情来看。其一，党的地位变化了。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政党。对于这种变化刘少奇强调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党执政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脱离群众。因而，党在执政后如何处理党群关系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根据刘少奇的分析，这主要是因为：（1）执政党面临着权力的严峻考验。对此，刘少奇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有的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4〕（2）执政党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刘少奇明确指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5〕（3）执政后党群矛盾突出了。这是因为“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领导上都有责任”，所以党群矛盾“现在是突出地表现出来。”〔6〕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执政后不同于执政前的重要区别。
其二，党的基本任务变化了。建国初期，刘少奇就指出党的基本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转变为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他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强调，党的主要任务已经由“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即从“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转变为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制”。〔7〕执政党的建设必须围绕着经济建设来进行，也就是说，执政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执政党必须注重法制建设，正常的社会秩序才能得以建立。
其三，对党员的要求变化了。随着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党员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从数量上看是党员队伍急剧扩大。建国后不到两年党员就从310万猛增到580万。到了党的八大发展到1073万。从质量上说，“有许多党员不够标准”。有的“则是由于目前的形势改变了”而“赶不上形势的发展”。〔8〕对此，对党员的教育， 就成了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刘少奇鉴于党员状况的变化，亲自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8项条件。特别是针对当时党员队伍最突出的“文化水平低， 技术知识少，业务能力差，因而应付新的工作有困难”的实际，他提出：“我们必须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9〕
第二，从国情来看。其一，人民群众的地位变化了，对党的建设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刘少奇认为党执政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已经当家作主。他们可以自由地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也提高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则必须更加提高。”〔10〕
其二，阶级关系变化了。在党的八大上，刘少奇一方面分别对我国的阶级关系新变化作了说明。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党执政后仍然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他们的思想作风就不会不在我们党的薄弱部分传布起来”，“就不会不在我们党内起一种腐蚀、瓦解和分裂的作用”。因此，刘少奇认为执政党更加需要加强党的思想领导。
其三，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性质变化了。刘少奇指出：建国前，“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11〕建国后，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12〕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要从“打倒的办法”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办法”。如果“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那是错误的”。〔13〕
三、刘少奇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建国前夕，刘少奇就对执政党建设问题作了展望，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并且“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但是“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14〕建国后，他又在实践中对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进行了一系列艰辛的探索。
其一，关于执政党党员条件问题。在执政党建设的实践中，刘少奇先后在1951年和1962年两次提出共产党员的8项条件， 这些无疑是对我们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但是也必须指出这两个8 条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片面强调党员条件的“红”而忽视其“专”。这对党员队伍建设不能不产生不利影响。这表现在组织上是我们党的党员队伍文化素质长期偏低，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极不适应；在思想观念上忽视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表现为瞎指挥，缺少必要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政治上以政治干扰经济，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造成党员条件问题上的“只红不专”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如果说刘少奇建国初期提出的8 条是受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刚刚结束的思维惯性的影响，那么他1962年提出的8 条就是直接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党员条件中不提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一条，反映出刘少奇党建思想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足。
其二，关于党政关系问题。刘少奇一贯主张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注意发挥政府部门的作用。早在1955年4月， 刘少奇就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思想，主张政府系统和行政系统管业务，党委管干部、管思想、管政治。如果把党政关系问题，看作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中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而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刘少奇在党的八大和七千人大会上，是分别从不同的矛盾侧面来探讨党政关系问题的。
在党的八大上，尽管刘少奇反对那种党“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的做法，但侧重点在于强调党的领导这一侧面。当时他着重批评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极少数人企图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倾向，明确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
在七千人大会上，尽管刘少奇提到“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他把论述党政关系的侧重点，放在注重发挥政府和群众团体作用这一侧面上。他指出：在我国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有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在工厂有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农村有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在科教文化方面有各种协会。此外，还有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它们在不同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党应该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但是“有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因为当了权，就把这些组织看成可有可无，这是完全不对的”，并认为如果这样做“是很危险的”。
刘少奇对党政关系问题论述的侧重点不同，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日趋严重，而且也反映出他在这一问题上认识的曲折过程。
其三，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在我们党执政以后，刘少奇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的执行。特别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他着重总结了党在全国执政以来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认为违反民主集中制是造成工作失误的重要原因。
其四，关于党群关系问题。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就要正确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对此，刘少奇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精辟的论述。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又有所发展。其中最具特色的有两点：
一是把“实践”的观点运用于党的群众路线之中。他认为群众路线的基本点，不仅是“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15〕二是批评了“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16〕的观点，提出了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系列正确原则。例如，“实行群众路线，就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群众运动必须是出于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17〕搞群众运动必须“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18〕等。他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歪曲群众路线、滥搞群众运动的否定。
注释：
〔1〕〔2〕《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558、584页。
〔3〕〔4〕〔5〕〔6〕〔7〕〔8〕〔9〕〔10〕〔11〕〔12〕 〔13〕《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7、307、401、303、253、66、26、69、296、300页。
〔14〕〔15〕〔16〕〔17〕〔18〕《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2～413、400～401、404、403、404～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