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作家考辨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五代论文,作家论文,考辨二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令狐楚里籍考辨
令狐楚是中唐著名诗人和骈文家，同时也是唐人选唐诗之一的《御览诗》的编选者，在当时有“一代文宗”(《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之称，与文坛大家如元稹、白居易、张籍、姚合、刘禹锡、李商隐等亦交游密切。对于这样一位作家，其里籍却迄今未有定论。
《旧唐书》卷一七二、《新唐书》卷一六六《令狐楚传》均未明言其里籍，仅云“自言国初十八学士德棻之裔”或直言“德棻之裔也”。后世对令狐楚里籍，或主敦煌说，如《唐才子传》卷五、《全唐文》卷五三九小传；或主华原或宜州华原说，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章奏类”《令狐公表奏》条、《全唐诗》卷三三四小传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令狐楚小传云：“《唐才子传》说他是敦煌人。后迁宜州华原(今属陕西省)。刘禹锡《和令狐仆射相公题龙回寺》诗注云：‘相公家本咸阳，有乔木之思。’亦作咸阳人。”《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五《令狐楚传》笺则据《刘禹锡集》卷一九《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所云楚及第后居桂管幕府一岁，“家在并、汾间，急于禄养，捧从事檄于并州”之语，谓“可知其家实在太原”。姜剑云《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承《唐才子传校笺》之说，力排敦煌、宜州华原、咸阳诸说，指出“令狐楚的里籍为太原，当确论无疑了”。
我们考察令狐楚的里籍，显然应该从唐人特别是其同时代人的记述入手。刘禹锡与令狐楚是相交几十年的好友，曾先后应邀为令狐楚撰写家庙碑和为令狐楚文集作序(见《刘禹锡集》卷二《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卷一九《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他对令狐楚的里籍显然应该很清楚。事实上，刘氏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中对令狐楚郡望、里籍等的介绍本身也是很清楚的：“公名楚，字壳士，敦煌人，今占数于长安右部。”“敦煌”指令狐氏郡望，“占数”即“占籍”之意，则“长安右部”显然指令狐楚里籍。那么，“长安右部”具体指什么地方呢？令狐楚曾居家长安，宋敏求《长安志》卷七朱雀门街东第一街次南开化坊有“尚书左仆射令狐楚宅”，“长安右部”是否指此处呢？按：古人以西为右，开化坊在长安城的中部偏东，所谓“长安右部”显非此地。《刘禹锡集》卷三三《和令狐仆射相公题龙回寺》于“知怀去家叹，经此益迟迟”二句下自注：“相公家本咸阳，有乔木之思。”古代诗文中常以乔木代指故国或故里，而咸阳正在长安之西，知令狐楚里籍应为咸阳。令狐楚之世，咸阳隶属京兆府，则令狐楚当称京兆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人。《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谓刘禹锡既云令狐楚为“敦煌人”，《和令狐仆射相公题龙回寺》诗自注又云“相公家本咸阳，有乔木之思”，前后矛盾，“这一脚注不仅既推翻了‘敦煌说’，又否定了‘宜州华原说’，而且连谓‘楚为咸阳人’之说也一并否决了。因为既言‘家本咸阳’则说明至楚之时家已不在咸阳”。《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一文作者实际上没有弄清郡望、里籍与居住地三者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太原说”不能成立的原因。《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提出“太原说”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几点：1.卢纶《送尹枢、令狐楚及第后归觐》(《全唐诗》卷二七六)云：“贡文齐受宠，献礼两承欢。鞍马并汾地，争迎陆与潘。”(按：着重号为原文作者所加，下同)说明令狐楚家在太原。2.作为卢诗的佐证：两《唐书》本传云楚擢第后，桂管观察使王拱爱其才，“先闻奏而后致聘，楚以亲掾太原，有庭闱之恋，又感拱厚意，登第后径往桂林谢拱，不预宴游，乞归奉养，即还太原”。刘禹锡《令狐公集序》(按：即《刘禹锡集》卷一九《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亦纪此事，曰：“居一岁，竟迫方寸而归。家在并汾间，急于禄养。捧从事檄于并州，凡更三牧。”3.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汉书》、《三国志》等追溯令狐氏“祖籍”：“令狐”本以地名为氏，起于太原，自秦至汉魏，始终是太原“大姓”望族。4.《全唐文》卷五四三令狐楚《盘鉴图铭记》文末题“太原令狐楚记”，“毫无疑问，令狐楚于名字前正儿八经所题署之‘太原’，正是其里籍，因为楚撰此文时(公元826年)乃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宣武军(驻汴州)、汴、宋、亳观察等使任上”，《令狐楚生卒与里籍考》视此为“太原说”的铁证。
先来看论据一、二，文章引卢纶诗及两《唐书》本传、刘禹锡《令狐公集序》，仅能说明令狐楚当时的家庭居住地在太原，并不能说明就是其里籍，特别是“亲掾太原”恰恰证明是随官居家之地，《令狐公集序》所云“家在并汾间”更证明其随官居家，居无定所，因为刘禹锡《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载楚父仕历云：“以明经居上第，调补阳安县主簿，历正平尉、汾州司法参军、陕州大都督府兵曹，终于太原府首掾。”论据之三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汉书》、《三国志》等追溯令狐氏“祖籍”，云“令狐”本以地名为氏，起于太原，自秦至汉魏，世居太原。按：此乃远在敦煌成为令狐氏郡望以前事，敦煌尚不能视为令狐楚里籍，况此前之太原？且云“令狐本以地名为氏，起于太原”，亦误，据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令狐在今山西省临猗县西南，秦汉时属河东郡，唐代属河中府，均与太原无涉。最后来看“太原说”的所谓“铁证”，我们不妨将令狐楚《盘鉴图铭记》全文引录如下：“元和十三载二月八日，予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夜直禁中，奏进旨检事，因开前库东阁。于架上阅古今撰集，凡数百家。偶于王勃集中卷末获此《鉴图并序》，爱玩久之。翌日，遂自摹写，贮于箱箧。宝历二年，乃命随军潘元敏绘于缣素，传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记。”不难看出此文乃追忆之作，“宝历二年”与“元和十三载二月八日”一样同为追述之语，并非此文写作时间，云此文作于宝历二年(826)令狐楚在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任上，无据。文章应写于宝历二年后，因此文中“太原”疑非指其里籍，而似指写作此文时的地点：河东节度使治所所在地太原。
“太原说”之不能成立，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个反证。一是《旧唐书》本传云“楚始自书生，随计成名，皆在太原，实如故里”，“实如故里”正反证太原非其故里。二是大和六年二月令狐楚移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禹锡、白居易均有贺、送之作，见《刘禹锡集》卷三三《令狐相公自天平移镇太原以诗申贺》、《白氏长庆集》卷五六《送令狐相公赴太原》，刘、白均为令狐楚相交甚久的密友，二诗均未言及太原为其故里，刘诗仅题注“相公昔为并州从事”，白诗亦仅云“青衫书记何年去，红旆将军昨日归”，不约而同都只提到令狐楚曾为太原幕府从事一事，若太原果为其故里，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正是最好的祝贺素材，刘、白焉有不及之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令狐楚里籍应为京兆府咸阳县。
二 贯休入蜀时间补证及游黟歙、华山时间考辨
1.贯休入蜀时间补证
唐末著名诗僧贯休晚年曾入蜀依蜀主王建，赐号禅月大师。有关贯休入蜀的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作“昭宗天复(901—904)中定居西蜀”，当据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五“禅月吟”所云“上人天复中自楚游蜀”，然天复有四年，贯休究竟何年入蜀，仍不得而知。
马凌霜先生《贯休入蜀的时间及生卒年补证》(《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云：“据《郡阁雅谈》(《唐才子传》同，《五代史补》略异)载：贯休精于笔札，荆州成汭问其笔法，休曰：‘此事须登坛可授，安可草草而言？’成汭衔之，乃递于黔中。后入蜀，值王建称藩，因献诗，署号‘禅月大师’云云。按成汭天复三年(公元903)为淮南杨行密所击，兵败，投江死。则贯休离黔中当在是年之后。又王建称藩为907年。‘值王建称藩’，则贯休至蜀当在天复七年(907)。”按：入蜀时间上，《唐才子传》与《郡阁雅谈》、《五代史补》记载并不同，《唐才子传》卷一○云贯休被递于黔中后，后“至蜀，以诗投孟知祥”，孟知祥为后蜀高祖，贯休死于前蜀时，此说殊谬，不足信。《郡阁雅谈》、《五代史补》云贯休入蜀“值王建称藩”，亦误，《宋高僧传》卷三○《梁成都府东禅院贯休传》明言：“弟子劝师入蜀，时王氏将图僭伪，邀四方贤士，得休甚喜。”贯休《禅月集》卷五、卷二○亦载《大蜀高祖潜龙日献陈情偈颂》、《大蜀皇帝潜龙日述圣德诗五首》，可知贯休入蜀必在王建天复七年称帝之前。
《唐才子传校笺》(第四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卷一○《贯休传》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五代卷)则以为贯休入蜀在天复三年秋。持“天复三年秋”的证据如下：贯休弟子昙域《〈禅月集〉后序》云贯休入蜀后，“十年已来，迥承天眷。无何，壬申岁十二月……掩然而绝息”，壬申岁为后梁乾化二年(912)，由此上推十年为天复三年(903)；据贯休《蜀王入天慈寺听讲》诗，天复三年秋其已在蜀；又贯休《游云顶山晚望》诗作于入蜀途中，时间为秋天，而据贯休《秋末寄张侍郎》、《春晚寄张侍郎》、《大蜀高祖潜龙日献陈情偈颂》、刘昭禹《送休公归衡山》等诗，贯休天复二年秋末尚在黔中，其后又隐南岳，故其入蜀可确定在天复三年秋。此说云贯休天复二年秋末尚在黔中系据“作于天复元年三月”、诗中“未提及黜居黔中事，应仍在江陵”、“此可证其至次年初春始黜居黔州”的贯休诗《春晚寄吴融于兢二侍郎》，然贯休此诗诗题有误，题中“侍郎”乃“侍御”之讹，陶敏先生《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已辨正，因而说此诗“作于天复元年三月”也就不能成立，故“天复三年秋入蜀说”亦难置信。
《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发表戴伟华先生《贯休行年考述》一文，云“唐昭宗天复元年(901)休六十九岁之后入蜀”，证据为贯休《春晚寄张侍郎》诗，诗有“时昭宗在岐下”之注，云：“昭宗岐下事在天复元年(901)，见《资治通鉴》卷二六二。此诗当是贯休入蜀途中在白帝城所作。”然仅云“天复元年休六十九岁之后入蜀”，未云具体何年。
《中国历代画家大观——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贯休传据昙域《〈禅月集〉后序》所云贯休入蜀后“十年已来，迥承天眷”之语，认为“从贯休死的那年(912)上推十年，岂不就算出他入蜀的时间了吗？我们可以认为贯休是在903年(天复三年)入蜀的”。但古人诗文中所谓“十年”，往往只是举其约数而言，据此推算贯休天复三年入蜀，并无确据。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据《唐才子传校笺》贯休传笺定贯休《秋末寄张侍郎》诗于天复二年九月作于黔州，又据贯休《游云顶山晚望》诗，云贯休约天复二年十月前后离黔州游云顶山，旋即赴蜀，约当年冬至蜀。定《秋末寄张侍郎》作于天复二年，系据上文已及的诗题有误、误系于天复元年三月的贯休诗《春晚寄吴融于兢二侍郎》，且此处所云贯休入蜀路线亦与昙域《〈禅月集〉后序》所说“遂乃过洞庭，趋渚宫，历白帝……遂达大国”不符，因此此说亦难成立。
田道英《贯休生平系年》(《四川师院学报》1999年第4期)在《唐才子传校笺》、戴伟华先生《贯休行年考述》二说的基础上加以修正，据贯休《春晚寄张侍郎》诗原注“时昭宗在岐下”，谓此诗作于天复二年暮春入蜀途中，贯休天复二年初即开始赴蜀，当年秋天抵蜀。
张海《贯休入蜀考论》(《四川师大学报》2002年第4期)认为《唐才子传校笺》天复三年秋入蜀说不妥，据《禅月集》卷一九《到蜀与郑中丞遇》、《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其三、《全唐诗》卷八四○(按：应为卷八四一)齐己《寄贯休》等诗，提出“贯休于天复二年深秋开始从黔中出发，经三峡，沿长江逆流而上，于是年冬末，至迟不超过次年(即天复三年)初春到达成都”。此说在入蜀路线上误同《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
以上各说，在贯休入蜀时间的考定上，后出转精，以最后二说较为接近事实。其实，贯休入蜀的具体时间，古人早有记载，《全宋文》卷二九七杨亿《金绳院记》云：“金绳禅院者，旧号龙华院。唐天复，有禅月大师贯休者……久寓荆渚。藩牧致礼，邑子倾向。时王氏掩据蜀土，将为西帝，延致千里之客，弥丰四时之供。师乃遐冒重阻，往干典谒……赐之紫服，待以宾友，请住兹院，极其礼遇。师自壬戌游蜀，至丙寅定居，比壬申入灭，凡岁星一周于天矣。”壬戌即唐昭宗天复二年(902)，丙寅为哀帝天祐三年(906)，“丙寅定居”指定居龙华禅院，壬申为后梁乾化二年(912)，与昙域《〈禅月集〉后序》云贯休入蜀后，蜀主“特修禅宇，恳请住持……十年已来，迥承天眷。无何，壬申岁十二月……掩然而绝息”及《十国春秋》卷四七《贯休传》云贯休入蜀后，蜀主“留住东禅院……已而建龙华道场，令居之”相合。据此可知，贯休天复二年入蜀。贯休为金华兰溪人，其家乡方志等对其入蜀年份亦有记载。(明)周宗智修成化《金华府志》卷一二，程子鏊、徐用检修万历《兰溪县志》卷五“仙释”，均云贯休天复二年入蜀。(明)阮元声、戴应鳌辑《金华诗粹》书前附《姓氏传略》，其中贯休传亦云“天复二年入蜀”。杨亿《金绳院记》及成化《金华府志》、万历《兰溪县志》、《金华诗粹》的记载可纠正今人有关贯休入蜀年份上的错误及为“天复二年说”补充证据。
2.贯休游黟歙及华山时间考辨
《宋高僧传》卷三○《梁成都府东禅院贯休传》于贯休“乾宁初”献诗钱镠后云：“自此游黟歙，与唐安寺兰阇梨道合。”《唐才子传校笺》卷一○《贯休传》笺从之，以贯休乾宁二年已在荆南，认为“其游黟歙，亦当在乾宁元年”。
按：《禅月集》卷一一贯休有《寄澜公二首》，其一云：“小一头应白，孤高住歙城。”《唐才子传校笺》云：“此位‘孤高住歙城’之澜公，应即赞宁所称唐安寺兰阇梨。”又《寄澜公二首》其二云：“荒乱抛深隐，飘零远寓居。片云无定所，得力是逢渠。瀑灂群公社，江崩古帝墟。终期再相见，招手复何如。”由《寄澜公二首》可知，贯休因避乱，“飘零远寓居”，曾道经黟歙，与澜公相会，诗作于别后。据“瀑灂群公社，江崩古帝墟”二句观之，贯休“飘零远寓居”的地方为庐山，相传东晋时慧远等僧俗十八人曾于庐山东林寺结白莲社。《宋高僧传》卷三○《唐洪州开元寺栖隐传》云：“广明中，避巢寇，入庐山折桂峰，实嘉遁也。……平常与贯休、处默、修睦为诗道之游，沈颜、曹松、张凝、陈昌符皆处士也，为唱酬之友。……后寇盗稍平，入荆楚。”广明(880—881)仅二年(广明二年改元中和元年)，又贯休《阳春曲》(《禅月集》卷一)原注：“江东广明初作。”则贯休避黄巢之乱隐居庐山在广明元年后至中和四年(884)黄巢败死期间，游黟歙应在此稍前。《宋高僧传》、《唐才子传校笺》作乾宁元年(894)，误。
贯休平生在不少诗中表现出归隐华山的强烈愿望，如《桐江闲居作十二首》(《禅月集》卷一○)其一：“拟归仙掌去，刚被谢公留”；《对雪寄新定冯使君二首》(《禅月集》卷二○)其一：“仙掌空思归未能”，仙掌为华山峰名。贯休又曾将自己的诗集取名《西岳集》，乾宁三年冬当吴融由谪官流寓地江陵返京时，贯休曾赠送吴融，请其作序(参《唐才子传校笺》卷一○《贯休传》笺)。对贯休是否曾游华山，《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四”《禅月集》提要持否定态度：“毛晋又云《西岳集》或作《南岳集》，考贯休生平未登太华，疑南岳之名为近之，西字或传写误也。”胡昌健先生《五代前蜀诗书画家贯休》(《四川文物》1995年第2期)以欧阳炯《应梦罗汉歌》有“师自江南来入秦”语及贯休自编诗集取名《西岳集》，认为贯休到过华山，时间系于四十九岁至五十八岁间〔即中和元年(881)至大顺元年(890)间〕，但未提供证据。随后戴伟华先生《贯休行年考述》据欧阳炯《禅月大师应梦罗汉歌》、贯休《上刘商州》《商山道者》、罗隐《和禅月大师见赠》，亦认为贯休曾西入秦地，推测时间在中和年间入庐山后、乾宁元年前后居杭州灵隐寺投诗钱镠前。田道英《贯休生平系年》从戴说，入秦时间上，又据贯休《遇五天僧入五台》云贯休入秦当已年过半百，估计于中和以后入秦。
因为有贯休本人及其友人诗作为证，贯休平生曾西游秦地已不成问题，游华山当在游秦地时，但在西游秦地的时间上，因今人都系推测之词，尚有可商补之处。贯休有《绣州张相公见访》(毛晋《禅月集补遗》)诗，云“绣州张相公”曾至佛寺相访。“绣州张相公”即张浚，据《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新唐书》卷一八五《张浚传》，张浚大顺元年(890)十二月自宰相贬鄂岳观察使，再贬连州刺史，三贬绣州司户参军，朱全忠代为申请，诏听使便，张浚行至蓝田关，遂留华州依韩建，乾宁二年(895)五月迁太子宾客。可知大顺元年十二月后至乾宁二年五月前这段时间内贯休曾居华州。华山在华州境内，贯休游华山当即在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