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挑战与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路径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北亚在地理范围上包括中国的东北部、蒙古、朝鲜、韩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同时，由于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渗透和美国与该地区安全利益的相互依存关系，美国也应该被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安全的范畴内。东北亚地区存在着各种严重的安全问题，包括几个有核打击能力大国的军事力量形成的军事安全威胁，领土争端和分裂所形成的政治安全，能源短缺、经贸争端形成的经济安全等问题。目前，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具体表现为：围绕一个核心的安全问题——朝鲜核问题，在四个大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产生安全互动。
一、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挑战
（一）地缘政治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地区安全的评估是从权力的分配开始的。强调国际体系与结构的新现实主义把地区作为一个不变的、被动的客体，在地区不变的背景下，对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与国家间的互动和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配特别关注。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东北亚地区存在着以下具体的安全挑战：1、大国实力、地位不平等。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只是地区性大国，它们的实力无法与美国相抗衡。2、缺乏共同的外部敌人。冷战时期，美国、日本等国家把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看作是共同敌人。中国和美国也一度在反苏立场上达成共识。冷战结束后，苏联威胁的消失，而以国家为目标的共同安全威胁尚不存在。3、至今存在着两个政治分裂，有待实现统一的国家，即朝鲜半岛和中国。在新现实主义者看来，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主要行为是集中于加强权力和安全能力，即使这会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当前在新现实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观点是权力转移理论。他们认为新兴大国是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挑战者，它将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挑战霸权国的地位。冷战后，东北亚权力转移的过程包括上升的中国、衰落的俄罗斯、停滞的日本和霸权国美国的撤退。因此，在这一地区赢得长期的和平与稳定是非常困难的。①
（二）地缘经济挑战。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研究把地区合作和地区制度看作是地区安全的首要条件，强调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共同体内，民族国家难以脱离国际或者地区制度，如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地区范围内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地区制度化把本地区内的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形成地区安全的首要保障。如欧盟作为一种制度，被认为在欧洲的地区和平和构建欧洲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并不适合于分析欧洲以外的任何其他地区，如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亚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安全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联合和一体化而有所缓和，相反，随着中国、印度、东盟等经济实体的成长，形成了新的地区安全问题。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经济挑战主要有：1、地区内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在通过建设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崛起，而蒙古和朝鲜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俄罗斯是转型中的国家，经济的复苏尚待时日；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实体之列。2、贸易摩擦、能源竞争等利益冲突上升， 成为引发新的地区冲突的可能因素。几个大国都是该地区的工业出口国家和能源消耗大国，经济互补性较差。3、中国经济崛起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 中国成为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始与日本一起，成为东亚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也形成在东亚地区中日之间经济主导地位的竞争，特别是在10＋3合作机制中。②
（三）身份／观念挑战。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地区安全的定位不同，建构主义把地区的安全化看作是一种集体认同的文化认识过程或社会化过程。建构主义的主要概念是观念，认为观念一旦被嵌入到制度中，就起到了把规则原则化和使各种问题领域相联接的作用。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和观念可以在互动中被创造出来。③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地区安全是由地区内国家间的互动建构起来的。例如，美国在日韩的驻军及各种双边同盟关系进一步建构起了亚洲复杂的安全形势。如果单纯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挑战主要有：1、地区身份认同感不强。该地区存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并存和碰撞，有些国家有着双重的地区身份，如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日本在地理上属于亚洲国家，但对亚洲国家的身份认同感不强。2、安全观念不一致。美国信奉单边主义，倾向以单边或联合的军事行动解决地区矛盾；中国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3、价值观分裂。美国、日本等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上信奉自由主义， 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集权国家，抱怨它们的市场不够自由开放，要求在发展市场经济、政治改革等方面走更加自由化的道路。但另一方面，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时，又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丝毫不愿放弃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利益。在朝核问题上，许多国家也时时陷入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的僵局。东北亚国家对历史的共同记忆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议题。与二战后的欧洲不同的是，历史对东北亚形成共同的民族观念没有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日本和周边国家愈演愈烈的历史问题和民族矛盾决定了东北亚共有观念的建构将是长期的过程。
目前，东北亚地区存在的3个核心安全问题，朝鲜核问题、中国经济崛起、 中日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分别是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进行的总结（参见下表）。因此，该地区的安全威胁主要是来自地区内部的，而不是地区外部和全球。正是这些挑战的长期存在，将决定东北亚地区安全的路径选择和安全模式。历史上实现地区安全的路径选择有以下几种：集体防御、共同安全、大国协商一致、安全共同体和多边安全机制。④
安全挑战与评估
二、东北亚地区安全的路径选择
路径一：集体防御（Collective Defence）。最早的地区安全形式应当是集体防御或联盟。联盟是这样一种结构：一些地区性角色努力使自己与其他观点相近的国家结为盟国，以对付它们所感受到的共同威胁或敌人。⑤ 当今世界，地区范围内的集体防御联盟最成功、最可信的是北约。北约是在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范式全盛时期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它的成员国不受苏联的威胁，并一直处于美国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东盟最初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集体防御的成分。⑥ 集体防御体系可以用来对付产生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威胁。但在全球化时代和后“9·11”时代，对国家更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国家内部的衰退以及种族忠诚和冲突的复兴。东北亚地区没有共同的外部威胁，对该地区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地区的内部。传统的双边联盟也不能解决跨越边界的新的安全问题，如在经济、生态、社会等各个领域。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及其对东北亚的冲击表明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路径二：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共同安全”理念的最早构建也是在欧洲。1982年，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主持的非政府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就全球安全提出了一份报告，题为《共同安全：生存的蓝图》。该报告第一次就共同安全要达成的目标、实现的途径、应遵循的原则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1983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专门组建一个政府间的研究小组，重点研究共同安全，最后发表了《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使共同安全理念有了新发展。⑦ 共同安全是指地区内所有国家共同寻求安全，而不是相互对抗。它以国家间的共同安全取代单一国家的安全。共同安全观认为，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纯依靠自己的行动获得真正的安全，安全只能是相互的，各国都有权并有责任参与寻求建设性的解决安全问题的进程，所有国家都有获得安全的权利。冷战的两极安全对立结束后，从现实主义的政治军事理解出发产生了更多的共同安全的理念和实践。在欧洲，以共同安全理念的扩展为基础，欧洲安全机制也在不断地发展。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是共同安全的典型例子。欧安组织起源于1970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其基本认识是，安全是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赢得的。与集体防御相比较，共同安全引入了更加宽泛的安全定义，把非军事威胁也包括在内，共同安全的理念实际上带有“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的含义。⑧ 欧洲共同安全的理念及其成功对亚洲地区的安全观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东北亚地区的基本共识是必须维护该地区的稳定，形成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该地区安全的关键。但是，共同的安全观念包含的基本规范，如和平解决争端、定期多层次的多边对话、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武器控制条约的遵守等还没有建立起来。
路径三：大国协商一致（Great Powers' Consensus）。在“大国协商一致”的范例中，地区安全由该地区的两个或多个大国集体负责，它们共同提供作为公共产品的秩序和安全来获取集体决策的合法性。大国协商一致是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在这种模式下，合作是有限的，只是同意暂时停止使用武力。联合国被认为是二战后集体安全和大国协商一致的典范。⑨ 大国协商一致发生作用的途径是：如果当时所公认的几个大国，美国、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中国，一致认为有必要采取某一行动，那么小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应当接受这一行为。然而，大国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地区安全中的运用受到两个条件的限制：其一是大国实力与地位的平等；其二是大国的地区安全观念一致。在东北亚地区，这两个条件仍然不具备。大国协商一致实际上是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形成的安全理念，代表了现实主义试图突破安全困境的努力。它从大国的力量对比和国家体系结构出发，以国际资源分配为基础实现大国共管。但这一安全模式忽视了安全理念本身的动态发展。即使大国的资源占有量相当，当大国的安全理念和安全认识发生变化时，大国协商也不复存在了。
路径四：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安全共同体是建立在建构主义的基本理念之上的：国际社会结构或地区社会结构本质上是观念结构而非物质结构，是由结构内行为体的观念互动和身份认同构成的，并进一步改变着行为体的认同和安全利益。地区安全的最终出路是形成安全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描述了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发展了一种长期的和平交往的习惯，并且排除了将武力作为解决与这个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争端（的手段）来使用。⑩ 也指这样一组规范，即尤其是关于边界的神圣性和不使用武力的规范组成了多元化的安全共同体。(11) 对当前欧洲的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国家安全战略与地区安全战略几乎没有区别，因为它们集体地构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军事力量在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上扮演着极为不活跃的角色。在这样一个“安全共同体”中，协商和合作成为国家安全机制的主要形式。但是，目前要在东北亚地区形成安全共同体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安全共同体的建立要靠地区内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互动来创造。要形成安全共同体的成员，它们的国家精英和普通大众都应该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需要有较高水平的互信。一个安全共同体的首要特征是“共同体的成员分享身份认同（identity）、价值（values）和意义（meanings）”，(12) 东北亚国家的身份认同首先是要将自身视为地区整体的一部分。(13) 由于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意义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渗透，要形成地区的身份认同和共有的价值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事实是，由于缺乏合作的气氛和空间，这一地区的3个核心国：中国、日本和韩国通常试图超出本地区的范围而寻求与东南亚、亚太等的外部合作，进一步造成该地区内的身份认同感不强。因此，在身份认同感缺乏、观念分裂、互信缺失的东北亚要形成安全共同体是不现实的。
路径五：多边安全机制（Multilateral Security Regimes）。多边安全机制既承认国家利益又强调规范国家行为，能够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念结合起来。鲁杰认为，多边国际机制具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普遍行为原则使国家利益具有了更大程度的不可分割性；二是机制的多边性使得成员之间形成了某种如基欧汉所称的对扩散的互惠性的预期。在多边机制的框架下，“成员国总是预期，它们所达成的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在总体上给它们带来大致相等的收益”。(14) 一方面，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相互依存性、不可分割性和对安全需求的迫切性形成的对互惠的预期，使得建立地区范围的多边安全机制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存在多层次安全挑战和大国渗透与分裂的现实情况下，有意识地进行多边安全机制创新也是非常必要的。除了机制本身的作用和功能外，(15) 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特性尤其适合建立多边安全机制。
首先，美国的渗透为建立多边安全机制提供了外部条件。任何时候，外部压力都是形成地区内部凝聚力重要因素。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会引起地区冲突并深深卷入地区性冲突而损害美国利益。因此，他关于美国“离岸平衡手”的解析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为了防止某一国家支配东北亚地区，必须延缓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崛起。(16) 这种所谓“离岸平衡手”的美国力量的渗透使得东北亚地区实现地区安全的路径选择变得非常狭窄，基于现实主义理论的涉及权力分配和权力转移的地区安全路径，都将会使该地区陷入安全困境。因此，对地区安全具有稳定作用的大国从这一地区完全退出或充当“离岸平衡手”还不够成熟，有可能导致地区冲突和安全威胁。必须借助美国等超级大国的力量，建立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实现该地区的合作安全。
其次，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变迁的不确定性，使得在该地区建立某一特定领域的制度性安排非常困难。权力转移过程中形成的相互猜疑和提防加深了原有的分裂，任何领域的制度安排都有可能被政治化，如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领土纠纷、中国到海外寻求能源的行为、美国加强美日双边同盟关系等，都被认为是权力转移和争夺地区霸权的表现。建立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安全机制，可以为地区安全事务提供行为途径，建立标准，应对该地区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动荡和可能的冲突。机制的发展和变迁能够适应权力转移形成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最终使一个可能发生战争的地区实现地区长期和平。(17)
再次，当前东北亚地区的历史问题尚未解决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使该地区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经济的相互依存和权力的转移都没有掩盖历史问题，反而使任何问题都被历史问题的巨大阴影所覆盖。中日、日韩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分歧很可能会成为地区不稳定的导火线，甚至成为威胁整个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因素。(18) 面对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可能造成地区冲突的危险，东北亚地区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协商的场所或机制的地区组织。
最后，冷战后地区安全问题的多层次、多领域发展使东北亚地区已丧失了像冷战后的欧洲那样，建立特定领域的不同机制，逐步实现多层次地区和平的历史机遇。当前的中、日、韩3国早已错过了二战后法德和解的地缘政治环境，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缺乏地区组织、多领域摩擦加剧同时存在的迫切性，使该地区已不能像当时的欧洲那样，从容地从历史问题的对话、实现和解、增强互信这一实现地区安全的最大的投资开始。(19) 东北亚的地区安全可能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立多层次的、多领域的多边安全机制，在这一框架下，才能解决该地区现实存在的安全问题。
总之，创建多边安全机制是实现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最佳路径选择。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外部力量的渗透，达成以合作和多边对话作为解决安全问题方式的共识，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多边安全机制，并促进该地区共有观念、身份认同的建立。目前东北亚地区仅存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东盟地区论坛（ARF），虽然包括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但东北亚地区本身并不存在制度化的安全安排。
三、东北亚地区相关国家的态度
目前，东北亚各国都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出了各自的地区安全机制构想：美国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基础上，主张将双边同盟扩展为多边安全对话。一方面以美、日、韩三边安全机制为方向，将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等关系到该地区各国重大利益的关键问题都纳入美国的控制之下，力图在美国的主导下解决这些重大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力图把中、俄、朝3国排除在地区安全主导因素之外，虽然努力称赞六方会谈框架与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的重要作用，但美国却丝毫没有放弃对中国、朝鲜的遏制和敌视态度。美国还有可能把台湾也纳入它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内，形成美、日、台联合遏制中国的态势。
日本企图以全球地位的上升和美日特殊关系提升自己在该地区的地位，加大在多边安全合作中的分量。多边化并不是日本的唯一选择，日本在叫嚷增加军事透明度和公开防务政策的同时，依然不放弃本国的谋求联合国安理会职位和争取成为“正常国家”，成为军事大国的努力，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做法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需要寻求地区周边国家的支持，中国还面对该地区的“中国威胁论”问题，因此多边合作有助于中国获得外部信任与支持。中国一贯支持在乎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冷战后，中国参加了3 个由东盟发起并推动的多边机制——东盟地区论坛、10＋1（东盟10国与中国）机制和10＋3机制（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
俄罗斯是最早提出在东北亚实现安全合作的国家，1992年以来，曾先后提出过东北亚多边磋商机制和六国集体安全体制方案。但由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利益冲突没有其他国家那样明显，地区安全的威胁也没有其他国家那样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其提出的多边安全机制的构想也就不那么现实。
韩国认为应该首先以朝鲜半岛的统一为出发点，建立中、美、俄共同参加的“东北亚地区安全论坛”，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待南北朝鲜统一后，最终建立“亚太地区安全机制”。
作为该地区的地理中心，朝鲜是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关键。1990年以来，朝鲜采取了通过六方会谈框架提升朝美关系，进而提升朝鲜的国际地位的战略。但显然，在美国依然敌视朝鲜，两国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这一战略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之后，朝鲜也开始在地区内外开展多边外交，借以冲击东北亚大国的遏制和封锁。
虽然在东北亚存在着双边和多边安全机制与各国的多边安全机制的构想，但该地区尚不存在针对这一地区现实问题的全面的多边安全机制。传统的双边结盟不能解决跨越国界的安全问题，多边安全机制更适合当前东北亚的安全现状。各国在建立正式的多边安全机制上也已达成共识。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和东北亚合作对话会（NEACD）等第二轨道的多边安全对话，可以加强沟通、提升互信， 为长期和平积极创造条件，但创建多边安全机制依然是一个困难和漫长的过程，需要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 关于权力转移理论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Joshua Goldstein,Long Cycles: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 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le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April 1978),pp.214—35;Jacek Kugler and A.F.K.Organski,“The Power Transition: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i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ed.Manus I.Midlarsky(Boston:Unwin Hyman,1989),pp.171—194.
② Samuel S.Kim,“Northeast Asia in the Local-Regional-Global Nexus:Multiple Challenges and Contending Explanations,”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ed.Samuel S.Kim(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4).
③ Sheldon W Simon,“Alternative visions of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Fall 1996,Vol.15 Issue 3.
④ 关于冷战以来安全观念和实践的解析，比较全面的有以下著作：Graig A.Snyder(ed),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Macmillan Press Limited,1997；苏浩著：《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模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陈封君主编：《亚太安全析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朱阳明主编：《亚太安全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先武：“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2期等相关著作。
⑤ 克雷格·A.斯奈德：“地区安全结构”，载［澳］克雷格·A.斯奈德主编，徐维地等译：《当代安全与战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⑥ Amitav Acharya,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Essays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3)，第四章。
⑦ 朱阳明主编：《亚太安全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30页。
⑧ 关于三者的联系和区别参见《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模式研究》一书第一章的相关内容。
⑨ 集体安全是属于全球范围内的安全路径，把集体防御等同于集体安全是不恰当的。关于集体防御和集体安全的区别参见《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模式研究》一书，第35页，作者把集体安全作为全球范围的安全合作，而把集体防御作为地区安全合作。关于多边主义和集体安全的关系参见Joachim Krause,“Multilateralism:Behind European Views”,Washington Quarterly;Spring2004,Vol.27 Issue 2,p.43—59，作者认为集体安全是全球范围多边主义的一种特殊方式，集体安全和多边主义一再遭到美国单边主义的破坏。因此，在此只讨论可能用于地区安全的大国协商一致模式。
⑩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1) ［美］约翰·鲁杰主编，苏长和等译：《多边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页。
(12)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in Emanuel Adler and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31.
(13) 关于“认同”与“集体认同”的概念参见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24;Paul Kowent and Jeffrey Legro,“Norms,Identity,and Their Limits:A Theoretical Reprise”,in Peter J.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453.等相关著作。
(14) John G.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ution”,in John G.Ruggie 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11.
(15) 关于机制的作用和功能，参见［美］罗伯特·O·基欧汉著，门洪华等编：《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
(16)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
(17) Norrin M Ripsman,“Two Stages of Transition from a Region of War to a Region of Peace:Realist Transition and Liberal Endura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 2005,Vol.49 Issue 4,pp.669—694.
(18) Hoei Fujisawa,“Commentary”,in Andrew Horvat and Gebhard Hielscher,eds.Sharing the Burden of the Past:Legacies of War in Eyrope,America and Asia,(Tokyo:The Asia Foundation/Friedrich Ebert Stiftung,2003),p19.转引自Andrew Horvat,“Overcoming the Negative Legacy of the Past:Why Europe is a Positive Example for East Asia”,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Summer/Fall2004,Vol.11 Issue 1,pp.137—148.
(19) Andrew Horvat,“Overcoming the Negative Legacy of the Past:Why Europe is a Positive Example for East Asia”,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Summer/Fall 2004,Vol.11 Issue 1,p.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