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试论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陈云同志在改革开放前，就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作出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并且明确提出要对计划本身进行改革，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幼芽。
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于50年代。应当肯定，这种体制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乃至于三大改造的胜利，都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一些弊端。1956年4月， 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率先批判了这种体制“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以及“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也没有”的弊病。后来，刘少奇、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也分别作了批评，提出了改进的要求。陈云同志在“八大”的发言，则更加具体地触及了这种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明确提出要适当变更计划管理的方法，同时引进市场机制的作用。
首先是适当变更计划管理的方法。陈云同志提出，要用指导性计划取代某些领域的指令性计划。当时，国家不仅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而且对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等也规定了指令性产值和利润计划。陈云同志认为，这种计划规定的根据就不确切，绝大多数是估算的，并且在计划指标层层下达以后，由商业部门对产品统购包销，工厂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指标，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需要却注意不够。结果导致不少货不对路现象，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又经常造成“工厂报喜、商业报忧、财政虚收”的格局。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陈云同志提出：“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1〕这种参考指标，实际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指导性计划。
其次是在计划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在实行上述指导性计划的管理方法时，本身就包括着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要求。让工厂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实际就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此外，陈云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对一部分商品国家不再实行统购包销，而是选购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包括个体经营的小工厂）单独生产；划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许多农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这样做，将使原有体制结构发生变化。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计划生产，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计划生产是主体，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是补充。
这种体制结构的变化，有人担心是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针对这种担心，陈云同志明确指出，这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2〕
陈云同志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重大突破。因为按照斯大林的理论，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可以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市场机制即价值规律的作用，却只能存在于商品交换领域，生产领域不能由价值规律调节，而只能由计划起作用。陈云同志从我国客观实际的要求出发，明确主张一部分产品国家不作计划，可以按市场变化自由生产。这一主张在“八大”会议上受到重视，为大会决议所采纳。成为我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
陈云同志在后来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上述思想，在有些问题上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在对市场的领导办法上，他提出“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但管也不是象从前管得那么死。〔3〕他要求国营和集体商业改变按“行政路线”经商的官商作风， 要按“经济路线”经商，以减少环节，降低成本，增加利润。〔4 〕这实际是要求按市场规律办事。在计划管理方面他在“八大”以后不久，亲自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进一步提出要减少指令性指标，把计划管理的重点转到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上来。他把过去工业企业的12个指令性指标缩减成为4个，其余都变成非指令性指标。 并提出从多方面扩大企业内部和地方的管理权限。〔5〕1957年初，他提出要提高计划工作的水平， 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使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6〕到了 60年代，陈云同志更进一步地指出：“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7〕这实际上是要求计划工作从对工交企业的微观管理转到对整个国民经济宏观管理上来。他说：“再不要象往年那样‘一年计划、计划一年’，使计委的同志苦得不得了。过去改一两个数字就要重新算一次帐，而数字又不落实，把精力都放在算帐上，顾不上研究形势和方针。”〔8〕陈云同志的这些观点，在我们现在看来， 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这些思想和观点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幼芽。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理论幼芽在改革开放前，未能得到全党始终一贯的精心爱护和培育，一些好的政策主张，也没有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和实践。
二、在新时期，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一起积极领导和支持了对旧经济体制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进入新时期以后，从多方面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陈云同志就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理论的高度展开了批判。这一批判集中表现在他1979年3月拟写的一份提纲之中。他认为： 苏联和中国的问题，都出在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有计划按比例原理加以发展。也就是说，搞了教条主义。主要的缺点是只讲有计划按比例，不讲市场调节，没有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导致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又时常与实际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权力太集中，该严格管理的不严，导致宏观比例失调；该宽的不宽，使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忽视市场调节还必然导致“大少爷办经济”，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不讲成本核算和经济效益。〔 9〕
通过以上批判，陈云同志得出结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后者是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陈云同志并且预见到：“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10〕
陈云同志的上述思想，以及后来邓小平同志与此相类似的思想，对我国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直接的推动和指导作用。这一时期的改革，基本上是按照陈云同志50年代就已形成，新时期又进一步发展的思路展开的。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采用指令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管理方式，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强了经济活力。在实践中，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由此而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新飞跃和新突破。 这种新飞跃和新突破， 就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对于这种突破和飞跃，陈云同志表示了由衷的高兴和欢迎。他在这次全会的书面发言中说：全会的决定“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11〕这是一种非常豁达、非常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充分说明陈云同志的思想，合着全党的步伐，跨上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台阶。而这正是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关节点、里程碑。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后确立。所以，我们应当充分肯定陈云同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奠基人的巨大作用。
注释：
〔1〕〔2〕〔3〕〔4〕〔5〕〔6〕〔7〕〔8〕〔9〕〔10 〕〔11〕分别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12页、13页、24页、27页、78—95页、40—49页、196页、199页、220—223页、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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