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丛书编纂的巨人张元济&以古籍编纂为例_张元济论文

现代丛书编纂的巨人张元济&以古籍编纂为例_张元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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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4)05-0099-05

       一、丛书的源流名实

       把原属单独流行的书籍,按一定的目的,选择多部汇编一起,题以概括名称,将各种著作汇编于一体的一种集群式图书,以便成套保存,供人检阅,便叫丛书,又称汇刻、丛刻或丛刊等。形式有专门型和综合型两类。其作用在既供学者检阅方便,又使零散短小的书保存流传。

       “丛书”一词,始见于唐韩愈《剥啄行》“门以两版,丛书於闲”,是说书的丛积;题作书名,始见于唐陆龟蒙的《笠泽丛书》,是说丛脞的书,不登大雅;名实各异,却非这里说的丛书。从事实看,专门性的丛书,以《隋志》著录的陆澄所编《山海经》以来160家《地理书》为最早;综合性的丛书,以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俞鼎孙、俞经合编的《儒学警悟》为最早,稍后咸淳九年(1273)左圭编《百川学海》179巷,分10集,每集收书七、八、十余种不等,共收书100种,多唐、宋人著述,比较典型,但还都无丛书之名。至明代程荣辑汉、魏、六朝各家著述,编为《汉魏丛书》,名实乃趋一致,文献的专称。

       丛书当论性质,不论规模,清代丛书的编纂承明之绪,以量多、帙大、类全、校勘精良为特点,其中以《四库全书》为最著名。按收书方式来分,古籍丛书把汇集重要的或常用的书叫举要,把汇集难得的异本叫搜异,把汇集已散佚的书叫辑佚,把影印宋元本或罕见抄本叫影旧等类;按收书内容来分,古籍丛书有专学、专人、专代、专地等类。自宋代以来,中国丛书的出版类型繁富,数量巨大,其中以古籍丛书为代表,在收集、保存及传播古代文献上发挥的作用至巨。

       丛书编纂的目的常常是因某一特定用途、针对特定的读者对象、围绕一定主题内容而进行。一套丛书内的各书除了共同的丛书名之外,均可以独立存在,而且都有其独立的书名;就编著者而言有整套丛书的,也有各书自己的;一套丛书的版式、装帧、书型等一般相同,而且版权多属一个出版社,丛书或一次出齐,或陆续出版。

       二、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

       尽管丛书的编纂至清代而盛,但当时有识者尚不满意,如顾广圻认为汇翻宋、元本不可缓,周永年认为应效释、道会刊儒籍,王昶认为当萃经史子集成藏,《四库全书》虽属博综,而删改内容不真实,抄写形式又难普行,并不理想。学者们未明言,言下隐含其意。不过那时社会条件还差,个人纵有控编的能力和财力,终难办到,只启示了近代人来做——天降大任于学人张元济。

       (一)家世生平

       海盐张氏一脉久负浙西望族世家之称,自始祖张九成以降隽才代出。从谱系学上说,家学渊源对张元济成年后的性格品行和学术精神起了经久不磨的影响和制约。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卒于1959年。清光绪十八年(1892)考中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人创办通艺学堂,教授英文与数学。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后任公学总理。1901年入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26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他习英语颇悉西学,锐志经营出版事业,先译印科技新书,与编辑小学教材,继而全力整理古代文献。本藏书世家,他的十世祖张奇龄有读书处名“涉园”,曰“涉”,“既以体若考作室之心,且以示后人继述之义。”以后张家历代多能恪守这一信条,致力于藏书、著书、刻书的事业;即使人在宦途,也是心系图籍。九世祖张惟赤性嗜书,遍搜典籍,几十年所得图书尽藏于涉园。从清初至民国,藏书极富。绵绵数百年,且经洪、杨太平军战火、名园废记,图籍散佚,但到张元济手上,涉园藏书又得以恢复旧观。后来他把大部分藏书转让给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并为涵芬楼不断收购大量善本书籍,“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计有江阴缪氏、北京盛氏、巴陵方氏、荆州田氏、广东丁氏、南海孔氏等数十藏书家的部分或全部,达50余万册,居当时全国第一,涵芬楼1926年改为东方图书馆,馆内善本书库仍名涵芬楼,聘请孙硫修主持[1]。据粗略统计,涵芬楼曾藏有宋本129种,元本179种,稿本71种,抄本460种,名人批枚本288种,超过了号称“百宋一厘”的清代藏书家黄还烈[2]。

       因自宋代俞鼎孙编出丛书之鼻祖《儒学警悟》,沿及明清两代,丛书的汇刻日趋兴盛。张元济承天降之大任,在总结前人汇刻经验的基础上,将丛书的广博气象和校印水平推向极致,成为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他身在商务印书馆60年,商务先后出版了40多种古籍丛书。其中由他自辑,或用涵芬楼名义和商务编辑人员名义辑印的丛书12种,用涵芬楼名义影印的丛书16种。其中尤以他费数十年心血矢志编印的《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明杂剧》成就最为卓著[3]。

       (二)《涵芬楼秘笈》

       张元济、孙毓修等纂的以影印为主的汇编丛书,于1916—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凡10集,51种,142卷。涵芬楼“以公司之力,旁搜远绍,取精用宏,收藏最富。悯古本之日亡,旧学之将绝,出其宋元善本,次第摄印,汇入四部举要,成古今未有之丛书。”以罕见的旧抄、旧刻、零星小种厘定编次,世所绝无的版本为主刊行于世,取“涵芬楼”为名,别为秘笈。原书仿照鲍氏的《知不足斋丛书》的体例,以8册为一集,共收书52种。其是一部以搜奇集异和影印存真为其宗旨的古籍丛书[4]。

       这部丛书大多稀如星风,确实有不少罕见之秘籍,为它丛书所不收,为此丛书所独有;它所收元明人的著述居多,还有少数宋人唐人清人的著述;全书和《知不足斋丛书》一样,既没以类相从,又没以时代为序,而是随收随出;它所收主要为笔记杂录和文集,笔记杂录中对于文史有参考价值者不少,文集主要为宋元人罕传的文集,无疑对研究宋元的文学、历史和学术思想增添了资料;其他还有一些属于金石、目录、曲谱、史籍补编等方面的著述。它多据旧抄本和写本影印,像影宋抄本、唐写卷子本、手稿本、永乐大典本等都极为珍贵,版本价值高;其中有些足本为以前所不及。这部丛书中有少部分书未用影印,而用排印,校对比较认真。如《山房集》抄本,鲁鱼帝虎,几不可读,用别本两两相校,改正很多,并别为勘误附于卷末。它在各书后还附有编纂者的跋语,对各书的作者、版本优劣、流传情况、内容梗概等作了说明,并间有评论和考证。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5]。

       (三)《四部丛刊》

       《四部丛刊》为张元济主持影印的巨型古籍丛书。其最初动议在1915年5月[6]236。精选底本,涵芬楼书而外,求诸海内外公私50多藏家[7],反复比较,择优付印。若古本卷帙已经不全,辑纂者就补以后出善本。1919年至1922年印成。收书323种,共8548卷,用六开线装本装订成2100册。重版本于1926—1930年,其中21种换成了更好的底本,44种书增补了缺卷或缺页,或过录名家校语、或比勘旧刻辑成校记附在书后,故种数虽未变,卷帙上已增至8573卷、2112册[8]。重版后书名改称《四部丛刊初编》。1934年印成《续编》,共75种、500册。《三编》至1936年7月陆续出齐,共收书70种,装订成500册。张元济原本打算续出《四编》,影印工作亦已展开,终因抗战全面爆发而终止。该丛书从筹划辑印至1936年出齐,前后历时20余年,共收书468种,近两万卷。

       该丛书分类依四库法,收入较多唐以前的著作,取舍较严的是宋元以后书籍。每书在著录书名、撰人、卷数外,版本和收藏图记亦涉及,作为善本书目毫不为过。续编、三编书后多附题跋,描述版本、兼及内容,可参考。方法采用照相石印,字体清晰便览,将大小不一的古籍印制成统一的规格。该丛书常用性、广泛性、原始性、总汇性——完善周备的总体特征,展现出总结前代的集大成气象,是针对《四库全书》而纂,代表了他在学术文化领域中追求完善的境界。初编面世后不久,就被学界推许为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比肩的“四大编纂”[9]。张元济本人也自豪地称之为“学海之巨观,书林之创举”。在相隔半个多世纪后,该丛书又由上海书店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分别影印出版。

       (四)《百衲本二十四史》

       张元济原拟影印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纳入《四部丛刊》史部首位,旋发觉殿本多脱误损伤史实,便决心集旧刻善本另行影印,艰苦蒐求不惮烦劳,得宋本15种、元本6种,《元史》得洪武刊本,《明史》用清殿本,仅《旧五代史》早佚不得,张氏精心考察,诸方托询,不得已只好用嘉业堂刘氏刻《大典》注本。且上述宋、元、明各本,却非都是首尾整齐,而有残缺,则又设法选择缀合,务令完善。如《后汉》用绍熙刊本,缺五卷半,以元覆宋本配补;再如《三国》、《宋书》、《旧唐》、《新唐》、《宋史》、《金史》均同;这样很像僧人百衲袈裟,故名曰《百衲本二十四史》。衲史初版于1930年8月到1937年3月间。张元济除筹划外,独任校雠,每一史撰跋文附尾,厚达一百数十册的衲史校勘记跋,后又寻出今本旧刻异同164则,为《校史随笔》二册,功夫可谓专谨之至,其经始之难、图成之劳,傅增湘《〈校史随笔〉序》曾有详述。衲史是针对殿版二十四史而纂,体现出张元济在学术文化领域中追求逼真的境界。

       张元济“闻有旧本,展转请托,就地摄影;影本既成,随读随校,有可疑者,辄录存之,每毕一史,即摘要以书于后”[10]。对殿版《二十四史》胪列了“检稽之略、修订之歧、纂辑之疏、删窜之误、校刻之粗忽”五大失误,后世学者对殿史所作进一步的摘发纠谬,均未超出此范围。“学术上二百年之阴霾,一旦扫除,想亦以为快也。”[11]其“公案”的对象是清朝钦定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所要着力扫除的阴霾,便是政治统治权在学术领域里的延伸和肆扰。

       20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二十四史》点校本,即用张元济的衲史校勘记作为点校依据。而海峡对面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在1969年至1981年间,已将《百衲本二十四史》先后重印了五次。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张元济的成就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

       (五)《续古逸丛书》

       张元济仿黎庶昌《古逸丛书》体式,辑印的一部专收古籍善本的综合性丛书。全书除《孔氏祖庭广记》据蒙古本、《水经注》据永乐大典本外,其余45种均以宋本为底本,其中除《春秋公羊疏》和《中庸说》二种为残卷外,皆为全本。其母本来源除涵芬楼自备外,主要借自傅增湘的双鉴楼、萧山朱翼盦、铁琴铜剑楼、北京故宫博物院及日本几家藏书楼的藏书。该丛书于1919年出版第一种《宋椠大字本孟子》至1957年纪念商务建馆60周年出第47种宋刊本《杜工部集》(由顾廷龙协助校勘),使该书成为商务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首尾38年)的一部丛书[12]。其收书范围与黎氏《古逸丛书》相仿,所收著述,按刊印年代排次先后,上起周,下迄宋,以唐宋人著作居多,收书兼跨四部,内容涉及哲学、宗教、经学、文学、文字音韵学、史学、目录学、军事学、杂学考证等方面。

       该丛书采用照相石印技术,采用厚质精白宣纸印成,外加黄褐色染古色纸书面,套以深蓝色布函,外观十分典雅,是张元济在学术文化领域中追求审美境界的代表。就此王绍曾先生归纳了三点:一为影印,而不同于黎氏《古逸丛书》的景刻,传真度高;二为版式依原书大小,不同于《四部丛刊》;三是所选底本皆精善罕见。故此书将大量世人难见的古文献汇为一编,不仅起了保存的作用,而且便利了学术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13]。

       (六)《丛书集成初编》

       该丛书是张元济发轫的汇编性大型丛书。张元济考虑唐、宋以下,若干偏僻零碎著述,大都存于前代丛书里面,不少重要文献,该作综合裒辑。从1935年开始,他指导识拔培养的助手继承人王云五,着手辑印《丛书集成初编》。计划从1935年起分10批出齐,每批400册,共4000册,后因抗日战争干扰,仅出版了3062种,3467册;还有1045种,533册未出。

       张元济负责了《丛书集成初编》的选目任务。1935年上半年展开工作,从数百部丛书中择优选取百部以集古今丛书大成。所选元刻《济生拔萃》,明刻《今献汇言》、《范氏奇书》等罕见的都已传本不多,清代《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则内容丰富,是研究古代文史的实用之书。张元济还亲撰《丛书百部提要》附于《丛书集成初编目录》,提要文字极其简明,逐书分述各书源流、版本记述、内容与价值,颇有助于对丛书状况的了解,也是一册很好的丛书版本学参考书[14]。该丛书的出版形式和子目分类是由王云五负责决定的[15]。该丛书以排印为主,开本较小,也有不宜排印的,改为影印。以一书一册为主,全书编排依王云五所编《中国图书统一分类法》,是古籍编排较早用现代分类法的范例。

       (七)《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四库全书》七部在清末民初尚存四部。张元济十分关心《四库全书》的存亡,1924年就呼吁及早影印以广流传,北洋政府虽已采纳,阻于战争未果,10年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才组织委员会聘他主议,通过由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选定未刻的书231种,编为《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承中央图书馆委托影印,缩成六开本,1933年付印,至1935年分4次出全,分装1960余册,影印了1500部。其多半为失传而重辑的书,十分珍贵。尽管从学术观点看,《四库全书》价值不高,大都经过增、删、改、换,失去原书真实。该丛书的编纂虽非张元济主持,但动议、取舍至完成,始终由他热心贯穿,功莫大焉。

       (八)《孤本元明杂剧》

       该丛书是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专科性孤本丛书。元代戏曲最为繁盛,沿及明代流风遗韵经久不衰,作品极为丰富,但至近代仅存100余种。1938年在上海发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269种(实际为242种)。除去见于明代臧懋循的《元曲选》及他本者94种,重复之本4种之外,共得未见之本144种,是极其宝贵的古代戏曲典籍。为了使其广为流传,1941年商务印书馆将此144种人间孤本(刻本6种,抄本138种),以聚珍版排印,线装三十二册,印350部。名为《孤本元明杂剧》。

       该丛书是张元济、王季烈联手三年整理校定的。第一,全书次序仍依钱氏也是园目录,其原编间有不合者,均予订正。由于某些原无名氏曲,考知其作者后,重新调整了其次序。对于原有次序失当之处也做了适当的调整。第二,标点和统一全书体例。原本形式参差,曲白句读,概无标点,今一律以单圈断句,版式划一。原本做科云唱,详略不一,也加以整理划一。原本有四十种楔子、均不分析,均一一为之增补。第三,校订文字。对于赵氏所校一一重新复核,择是而从。确为讹误,即行更正。不可确定者,未敢轻易改动,仅加疑误字样于下,比较审慎。对于重出衍文删削,显属脱文增补,一些袭用的俗字和人名错误也都据以改正。第四,撰写各杂剧提要冠于书前。考订了作者,注明版本及其剧的流传情况,对于各杂剧的情节、内容、曲文,做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并间有议论和评价。如费唐臣的《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提要说此剧,“元及明人杂剧三百余种,此本堪云观止”。沉埋数百年的绝世国宝,在这烽火弥漫的岁月重见天日并整理出版,其意义早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16]。

       张元济身处动荡的近代社会,一方面他在努力搜寻善本古籍,辑校、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却因为这个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所以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眼光、胸怀和毅力。张元济收书、藏书是为了抢救祖国历史文献,遏止典籍外流。他整理出版古籍是为了保存和复原历史文献的真实面貌,扫除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所添加的各种迷蒙雾障,使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为学术的新陈代谢和自主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

       《涵芬楼秘笈》是一部以搜奇集异和影印存真为其宗旨的古籍丛书;《四部丛刊》以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与资料价值,成为公认的古典文献宝库和学者必备之书,由民间学者独力完成这一“四部”大业,确实可称作是空前的创举;《百衲本二十四史》作为一项独特的人文景观,是与张元济的名字密不可分的,这就像西塞罗与古罗马演说术、牛顿与经典力学、肖邦与音乐浪漫主义或者屈原与《离骚》、朱熹与理学、钱大昕与考证学等已成为惯语,昭示出人类文化独创力的恒久意义;《续古逸丛书》“与原本无毫发之异”,使得“世间佞宋之人不得见真宋本者,犹得见宋本之化身”;《丛书集成初编》基本将民国之前有重要价值的丛书网罗在内,将保留在古籍丛书里的大量笔记、丛抄、杂说以及稀见文集、零星著作汇成一集——千年丛书之精华,对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堪称书林创举;《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多半为失传而重辑的书,十分珍贵;《孤本元明杂剧》,赵振铎认为这是近五十年来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重要发现。这七部丛书大多卷帙浩繁,工程巨大,在促进学术和造福于人类文化方面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为传播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17],如北斗七星,在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中熠熠发光。然其经始之难、图成之劳,正如张元济自己所说:“影印之事,如果早十年,各种条件没有具备,不可以做;迟二十年,物力维艰,就不能够做。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可是于甄择既定之本,尚未版行,而碰到赢火横飞,成为灰烬,这又多么不幸啊!幸与不幸,真是可为长叹息者也。”[6]256

       收稿日期:2014-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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