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机制、制度变迁与增长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励机制论文,效应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72X(2005)01-0038-08
中国在过去50多年中，经历了几次经济制度的重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在不断发展。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P24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表明，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2][3][4]舒元、徐现祥甚至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5]因此，制度变迁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制度的构成及其增长效应分析
所谓经济制度就是内在规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活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制度的增长效应由其激励水平和交易成本内在地规定。对经济制度的这种理解通过对基本制度构成的分析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图1 经济制度因素的基本构成
资源配置制度是基础经济制度，有两种极端的形式，即计划配置与市场配置，这两种配置形式都与经济效率相关。资源的市场配置必然存在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的大小与市场各方的信息对称程度相关，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大，甚至可以导致市场失灵；而资源的行政计划配置则存在行政管理成本。计划资源配置成本的大小与计划所需的信息相关，随着计划的深入，所需的计划信息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从而使计划资源配置的成本增大；在计划系统中计划资源供给方与计划资源需求方也会出现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计划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即计划失灵，这实际是资源配置中的成本。这二者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当作是广义的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的大小就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因而也就影响了经济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开始的，张军称之为增量改革，[6]可以认为这是制度变迁的增长效应。
信用制度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交易中为了降低风险而自然形成的制度，最具代表性的是金融制度及金融体系。信用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对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大小有贡献。一个相对信用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相对就小，反之则大。信用低下的社会，在信息不对称时，人们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搜集信息以减小交易的风险，从而增大了交易成本。所以，完善信用制度就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其增长效应也由此而生。
产权制度主要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程度，决定的是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激励大约有两种类型，一是物质激励，另一是非物质激励。产权制度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物质激励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规定的是人们的剩余索取权。产权的清晰程度，规定了人们剩余索取的难易程度。产权越不清晰，剩余索取越难，从而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的激励就越小。再者，由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不断努力，使产权状态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就需要对产权不断地进行界定，而这种界定本身需要信息，因而也会产生交易成本。[7](P103)可见产权制度隐含着增长效应。
分配制度主要是界定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结果的占有权。所以，分配制度也决定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与努力程度。分配制度中，人们关心的是分配的是否公平。当人们认为分配公平时，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就会保持，否则努力程度就会下降。因而，分配制度内在的规定了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越是公平的分配制度，激励水平就越高。但是公平的分配涉及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结果的界定，或者说对人们分配权的界定，而这种界定是需要信息的，因而同样存在交易成本。这就是说分配制度本身具有增长效应。
企业制度的核心是企业控制权的问题。企业控制权既与剩余索取权有关，又与分配权有关。因而，既有激励作用，又存在交易成本。企业制度的进化过程就是其经济增长效应的进化过程。
人们建立经济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当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技术条件一定时，任何一种制度对人们的努力的激励是有上限的。这种上限就是人们的努力是受人的生理限制的，对产权剩余索取是受其产出能力限制的。任何一个制度体系都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但在规则一定的条件下，其交易成本都不可能为零，交易成本都有一个最低限。这个最低限是受所处社会的信用水平、信息对称程度等限制的。基于这两点，我们认为一个经济制度体系相对于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而言，其作用在于能否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率达到最大，使生产在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上进行。也就是说，在生产技术和生产要素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制度的作用在于能否使各种要素的效率发挥到最大，能否使生产在可能性边界上进行。而制度本身并不能“创生”出生产力来，也不可能将生产推进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外。因而其增长效应是有界的。
中国的制度变迁并非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因之，研究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应将时间跨度拉大，以发现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透视制度的增长效应。
二、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增长效应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超稳定结构，由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构成的经济基础、封建皇权与科举制度构成的政治结构、封建王权思想与儒家思想构成的意识形态，相互配合，曾延续了2000多年。这种超稳定结构规定了这种制度本身的激励水平与交易成本，同时内在缺陷也存在其中。这种内在缺陷所包括的内容相当丰富，但最主要的是这种制度规定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分配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限制了经济增长，并激励农民不断进行制度变迁的努力，努力的期望结果是“耕者有其田”。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就主要围绕着这个主题，这说明原有制度的内在缺陷产生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使中国社会处于超稳定结构。而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经济、军事、文化的挑战与侵略下，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体系、价格体系）超稳定结构逐步瓦解，从而形成了一种外在力量。中国1949年以前的所有努力就是对传统封建农业经济制度进行瓦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部动力与外部工业文明的冲击相互作用和促进，使得实现工业化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主流。但是，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要实现工业化，首先需要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制度上的支持。中国随后所选择的制度也许是完成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可行途径。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回顾一下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以及每一制度下的激励与交易成本。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用图2简单地表示。
图2 中国制度变迁示意图
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是围绕着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原始积累进行的，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多元化经济向一元化经济的变迁，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原始积累，这是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市场化到计划化的过程，以1956年为界，包括原始积累体制的形成与运行两大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迁。这是一个从集中到分散、从计划化到市场化的过程，它标志着传统原始积累体制的终结。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持续了近30年，资本表现为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重要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投资权与分配权迅速集中到国家手中。这一阶段又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1952年，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完成政治权力的集中；1953年～1957年，“一化三改”时期，私有生产资料被公有化，刚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秩序被社会主义改造所打破，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基本实现了经济权力的集中；1957～1959年，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时期，排斥来自社会与党内的批评意见，实现并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统一，丧失了制衡社会生活的批评资源；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1962～1965年，国民经济第一次调整时期；1966～1976年，十年“文革”时期，表现出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权威的努力与克服社会危机的努力，而实际上，它又加剧了传统计划体制的危机。到了70年代末，计划条件下的原始积累伴随着计划体制的危机陷入瘫痪的境地，它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国家积累所发挥的历史能量已经耗尽。
第二阶段从1978年开始，经济支配权表现为分散化的过程，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投资权与分配权表现为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从政府计划的宏观层面管制向市场微观层面放开的过渡。但与此相伴随，出现了权力市场化这一新的腐败现象。第二阶段也可分为也下几个时期：1976～1978，准备时期，开始思想观念的转变，打破原有的意识形态屏障；1978～1984年，放权让利与利改税时期，开始启动市场机制；1984～1988年，价格转轨时期，实行价格双轨制，灰色市场交易、权力市场化开始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1988～1991年，国民经济第二次历史调整时期；1992年至今，投资主体进一步多元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市场话，计划条件下的原始积累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三、中国资本积累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要增长，要起飞，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要有一定规模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资源，而这些都是通过积累来完成的。没有一定的资本积累规模，经济起飞与工业化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是利用海外贸易与殖民战争，在开放条件下完成的，掠夺性分配资源是其基本形式；中国建国以后的社会制度、国际条件、自身条件都与资本主义国家原始积累时期极不相同，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就决定了其原始积累的制度选择。
以制度积累形成生产力，取消私有产权激励作用，用非物质激励将经济推向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从制度因素来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产权制度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1949年的革命导致了第一次制度变迁：凭借暴力与国家机器，按照革命的纲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剥夺。通过没收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形成国营经济的最初框架，通过没收封建地主的财产，形成耕者有其田的农业产权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框架之内，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小私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经济制度合法的组成部分，其民事地位是同等的，任何显失公平的一种经济对另一种经济的剥夺、赎买、购并、交易，都是违背平等、互惠、公正原则的；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导致了第二次制度变迁：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王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清除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的产权结构。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例，对民族资本的赎买政策，违背了民族资本产权所有者的意愿，这种赎买不属于公平交易的范畴，而属于制度性积累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范畴。
如上所述，中国制度变迁的第一阶段的历史作用在于经济以制度形式完成其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产权激励开始，最终以非物质激励为主而结束。
中国全面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是1949～1952年进行的，在这一时期农业以产权改革为特征，工业则以官僚资本国有化为特征。具体地讲这一时期的经济制度是：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的合作杜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产权激励、物质报酬与非物质报酬激励，而制度中的交易成本在这制度的初始运行中处于最低阶段。所以生产几乎是在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上进行，经济以高速增长。
其实，早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伴随着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均贫富”、“平均地权”、“打土豪分田地”的观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动力之一。其实这种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曾是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竞争性的意识形态。[8](P57)所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就区域性地推动着土地改革，这种改革实际上是土地产权的改革。1949年以后中国新民主革命取得成功，这种非主流观念就上升为意识形态并导致土地改革的全面实践活动——铲除地主经济。由于地主经济被铲除，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新型土地产权关系在中国逐步形成。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章总则中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9](P18)这是一个产权变革方案，使得大约43%的可耕地重新分配给60%左右的农村贫地人口，实现了农民获得土地的梦想。这种变革，从产权制度上大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及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9]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是：农业的增长率为：1950年17.8%，1951年为9.4%，1952年为15.2%。工业的增长率分别为：1950年为36.4%，1951年为37.8%，1952年为30.1%。
新民主主义的产权制度对农民的激励是强烈的，而这种制度中的交易成本此时显得微不足道。完全可以认为这种制度在当时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的激励水平达到了最高，使经济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运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中央政府而言，土地改革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制度变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土地产权制度只是工业化的序曲，当工业化需要新的产权结构来提供原始积累时，土地改革的辉煌一页也就被匆匆掀过，接下来的是合作化运动这一更为激进的制度变迁。
1953～1956年的“一化三改”时期，私有生产资料被公有化。所以经济增长的产权激励动力自然消失，交易成本隐性化。代之以平均报酬分配激励与非物质报酬激励。但是这种激励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衰减，社会与党内的批评出现，所以在以后的1957～1959年中以政治手段进行激励，反右与大跃进就是这一时期的结果。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外，以后的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政治激励为主，“抓革命，促生产”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口号。这一口号的“抓革命”指的是“阶级斗争”，是用一种剥夺少数人人权的方式来“刺激”多数人劳动的非理性热情。图3表示的是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情况。
图3 1953-1977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从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时期长度为25年，GDP平均增长率5.9%，但其中最高增长率为21.2%，最低增长率为-27.3%，GDP增长率的极差为48.5个百分点，标准差为10.49%。这一时期GDP增长率的这些数字特征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极大。究其原因是因为非理性激励方式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有效的，但激励的持久机制则是缺乏的，因而激励作用的衰退是明显与迅速的。为了再次进行激励，领导人不得不经常变换激励方式，开展“运动”。当这种制度中的“非理性资源”耗竭时，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几乎完全丧失，同时其中的交易成本开始不断上升，“走后门”就是这一时期交易成本的最典型代表。这种交易成本的上升使得计划体制中的公平分配的物质报酬受到了挑战，不公平感开始加剧。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运行出现的价格扭曲。这三种作用使得计划经济制度的效率无法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进一步提高。显然，再靠政治报酬等非物质激励方式已难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如果再设计新的政治激励方式只能引起经济增长的波动，未必能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以寻求新的经济活动激励。改革开放以来(1977～2003)中国经济增长了10倍多（如图4所示），年平均增长率达9.4%。
图4 中国GOP增长趋势图
改革开放在农村是以土地使用权的变更为特征的，在城市则以价格体制改革及产权制度改革为特征的。在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分配方式与产权都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进行激励，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以政府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法律规定期限为结果。到目前为止，土地的无限期承包制度，已实际上使农民拥有土地的除自由买卖以外的所有权利。所以土地产权对农民的激励是充分的，农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种植。但土地的非买卖制度，则在农村劳动力富余的条件使得农业的劳动边际产量为零，所以这一制度安排的局限不久就会阻碍农村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变革。
就工业及城市经济制度改革而言，是一种渐进式的，直到今天双轨制还在运行。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与缺陷是可想而知的。如前所述，出现的权力市场化腐败现象是新型体制下的交易成本。1978～1984年，城市的改革以放权让利与利改税为主，开始启动市场机制。对于劳动者而言物质激励以少量的奖金形式出现为特征；1984～1991年，价格转轨，实行价格双轨制，灰色市场交易及权力市场化开始出现，交易成本显性化，并快速上升。1992年至今，投资主体多元化，分配多元化，以物质激励为主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但是以信用危机为主、以社会行为失范、腐败普遍化为特征的交易成本上升达到了空前程度。但由于激励方式中所包含的社会理性与私人理性在不断接近，因而激励相容性加强了，经济增长动力内在化，经济增长速度稳定，波动幅度下降。在激励作用与交易成本之间激励作用努力将经济推向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相比之下交易成本的负面影响小于分配与产权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尽管交易成本在上升，但由分配制度及产权制度所带来的激励及对经济增长能量的释放还刚刚开始，加上其它外部条件的变化，由信用危机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上升正在得到遏制，所以，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将持续下去，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健时期。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机制——市场经济制度
在中国过去50多年的历史中，政治运动不断，造成经济增长的波动，一般认为这是领导失误或犯错误造成的。但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这种制度本身是有内在缺陷的，这种缺陷的实质是在制度中剥夺了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对其努力成果的物质报酬权，片面强调非物质报酬的激励作用所导致的。尽管有时非物质报酬的激励作用是非常大的，有时也可以将生产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附近。但是在实践中，人们对物质报酬的追求则无法根除，这一点一直困惑着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针对农民自发的对土地产权要求（如包产到户）及物质利益要求展开的，通过这一运动企图建立农民对社会主义前景的向往，以激励出更高的生产努力程度。但当农村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时，在党内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针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展开的。企图通过这一“革命行动”来激励人们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文化革命后期曾出现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运动，这一运动认为农民和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在生产中以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生产能手评比，各种级别的劳动英雄评比，以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作为最高荣誉并作为非物质激励。可以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一直都在寻求一种非物质激励的形式，但每一次都发现非物质激励的短暂无力，同时对物质激励的追求（如“社教运动”前曾自发出现的“包产到产”，文化革命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尾巴”）又会以不同的变种自发出现。然而，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社会理性）的形成已达到了专制和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人类的天性又每天都在蠢蠢欲动。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理性与中国私人理性的最大冲突。而社会生产力是蕴藏在私人之中的，这种冲突的积累是制度的激励作用衰减，其极限是产生对制度变迁的需求。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在农民不惜生命而追求新的土地制度的努力推动下开始的。这一追求的结果是农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理性与农民的私人理性的调和，从而大大地激励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增长。而城市及工业经济的改革从形式上看其走过的道路是价格体制的改革、产权制度的改革等，但实质是激励从以非物质报酬为主转向以物质报酬为主，从而使得人们的生产自主性及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最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我们认为非物质报酬激励为主的经济制度，由于不存在产权交易，所以交易成本是隐性的，可能是最小的。其激励是非理性激励，有时这种激励水平很高，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持久机制。
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机制是以经济自由为体制，以物质激励为主体，多种激励方式并存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如果坚持市场机制，那么因转轨造成的信用危机使市场交易成本增设的情况将不会持续下去，最终会使交易成本正常化。这样，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化的过程中，激励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交易成本会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的能力具有持久性。
五、基本结论
以激励作用与交易成本为中心讨论了中国建国以来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国建国以来至今的制度变迁有两次，其一为从产权分散化到集中化(1949～1977)，其二为产权集中化到分散化过程（从1978年至今）。以这两次变迁为线索，着重讨论了中国制度中的激励特点，中国建国以来资本的积累特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制度方式完成原始积累的，这种积累是通过产权的集中化手段来完成的。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经济效率不高的问题就会十分突出，新的制度创新，即产权分散化就成为必然。在产权集中化过程中，激励制度以非理性为主；在产权分散化过程中，激励制度以理性觉醒为特征，最终以具有持久机制的物质激励为主。
收稿日期：2004-09-22
标签：物质激励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产权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