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杰作《猫城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杰作论文,猫城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猫城记》的讽刺艺术具有深刻性和预见性，它对“猫国”国民（“猫人”）劣根性的抉发和讽刺，实际上是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影射和抨击。就此而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它不愧为《阿Q 正传》的姊妹篇。数十年来，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猫城记》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它对百年来中国革命过程中某些缺点（亦即国民劣根性的一个重要侧面）的尖锐而有益的讽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说成“讽刺革命”、“影射革命”；作家本人也在政治压力下做了多次过头检讨。这是不能成立的。现在理应拨开历史的云翳，确立对《猫城记》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一
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猫城记》写于1932年，连载于当年的《现代》杂志。连载期间，良友图书公司即与现代书局争相出版。小说由现代书局于次年8月出版后，大受欢迎，连印数版。作者自己也相当满意， 在《自序》中，他说：“《猫城记》是个恶梦。……可是写得很不错。”还说：“梦中倘有所见，也许还能写本‘狗城记’。”〔1〕
小说刚一出版，便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上海的王淑明和北京的李长之几乎同时发表了书评。王氏认为小说“是成功的”，它“在独特的风格里，包含着蕴藉的幽默味，给一个将近没落的社会，以极深刻的写照”。它“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于神秘的外衣里，包含着现实的核心。”作者将小说与张天翼的《鬼土日记》进行了对比，认为《鬼》讽刺的是“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猫》讽刺的是“东方式的半封建国家”，二者都获得了成功。作者还将小说与鲁迅的《阿Q 正传》进行了对比，认为二者都十分注意刻画中国的“国民性”。文章虽然也批评小说“对猫人讽刺过分”，小说后半段“直观的叙述”太多而减少了“幽默味”，但这点美中不足并不能掩盖小说整体的“讽刺的艺术手腕的成功”。如“军人的怯于外战，官僚的贪鄙，学者的无耻”等，都“刻划得非常尽致”，不愧为“现在幽默文学中的白眉”。和王文形成鲜明对照，李长之主要是从写作艺术上批评小说作品，认为《猫城记》“不过是还算有兴味的化装讲演”、“缺少具体故事”，甚至说它“是一篇通俗日报上的社论”，“不是好的文艺”〔2〕。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王淑明的首肯还是李长之的否定，都没有提出《猫城记》有什么政治错误。然而在“左联”内部，却有对这部小说政治倾向的激烈批评。尽管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有关的文字记载，但五十年后“左联”成员唐弢先生的一段话却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蛛丝马迹：
这是一部有缺点的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国外忽然这样推崇它？我们都是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它影射革命政党。〔3〕
“从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它影射革命政党”，可见这在当时已成左翼作家的“共识”。而所谓“影射”，也就是“攻击”。真是罪莫大焉！难怪1935年底老舍在《我怎样写〈猫城记〉》〔4〕一文中， 便做了这样过头的、言不由衷的全盘自我否定：
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写到了一半，我就想收兵。
《猫城记》根本应当幽默，因为它是篇讽刺文章；讽刺与幽默……在应用上永远不能严格的分隔开。越是毒辣的讽刺，越当写得活动有趣……我没有这样厉害的手与脑，而又舍去我较有把握的幽默，《猫城记》没法不爬在地上。象只折了翅的鸟。
他还说，“在思想上，我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因而把讽刺变成了“说教，越说便越腻得慌”，“没法不叫自己傻瓜了”。他甚至说《猫城记》“一无可取”。
应该指出的是，老舍对《猫城记》的自我否定虽然很“彻底”，但基本上也是限定在艺术处理的范围，并未说有什么“政治错误”。他顶多说自己“没有积极的主张与建议”，这与所谓“影射”或攻击革命政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没有”的结果，也只不过是把讽刺变成了“说教”，仍然是艺术处理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自我批判的调子骤然升级了。1951年，他这样说：
最糟糕的，是我，因对当时政治的黑暗而失望，写了《猫城记》。在其中，我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某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并决定不再重印那本书。〔5〕
1952年，他又说：“甚至写了《猫城记》那样有错误的东西，也拿去发表。”〔6〕1953年，他还说：“《猫城记》因思想有错误， 不再印行”〔7〕。
未必仅仅是老舍上述自我批判的影响，五十年代的新文学史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称《猫城记》是一本“失败了的作品”〔8〕， “有错误的作品”〔9〕，内容“有害的”作品〔10〕。 六十年代的一部合编的内部文学史教材则说它“不分敌我的将反动势力和革命人物给予同样的讽刺和打击”。似乎《猫城记》具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或错误倾向）已成定局。在老舍的所有小说作品中，虽有被“一二八”日寇炮火付之一炬的《大明湖》，但因政治倾向而遭封杀者却只有这一部《猫城记》。
《猫城记》的厄运并未到此结束，在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中，当老舍以愤而自杀向这场历史浩劫发出强烈抗议后，“四人帮”亲自组织、导演了对《猫城记》的火力猛烈的大批判，“媚敌卖国的反动小说”〔11〕的大帽子牢牢扣到了《猫城记》的头上。
“四人帮”粉碎后，伴随着老舍冤案的平反昭雪，《猫城记》头上的大帽子自然被广大老舍研究者扔掉。然而，《猫城记》究竟还有没有政治错误呢？它到底有没有“影射”（或攻击）革命政党和革命者呢？如何看待老舍自己前后不一的多次表态呢？此外，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究竟是一无足取还是大有可取呢？凡此种种，在老舍研究界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事实上成了老舍研究深入一步的拦路虎。
二
关于《猫城记》的所谓“错误倾向”，概括言之，八十年代大约有这样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猫城记》“基本倾向是好的”，因为它“用象征手法从多方面揭露了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揭露了上层反动统治者；但“也存在缺点甚至严重的错误”，“有的地方对革命进行了不正确的描写，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比如把共产主义学说说成是“大家夫司基”，把马列主义说成是“马祖大仙”，把中国工农红军说成“红绳军”等。另外，讽刺、嘲笑某些革命者“偏激空洞”、“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而“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然而，整个权衡，小说还是“功大于过”。这种意见可以陈震文的《应该怎样评价〈猫城记〉》〔12〕为代表。
史承钧的《试论〈猫城记〉》〔13〕，吕恢文的《如何评价〈猫城记〉》〔14〕，王惠云、苏庆昌的《老舍评传》〔15〕，宋永毅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16〕等基本与陈文一致，但史、吕又略有不同。他们认为老舍“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革命”，“他否定的革命者，也只是他心目中的不学无术、自私自利的投机分子或麻木盲从的昏昏噩噩的糊涂虫”，“老舍也没有根本否定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倒是讽刺了那些诬蔑共产党‘共产公妻’之流”（史文）。“《猫城记》的错误在于对‘大家夫司基哄’（即共产党）、对‘马祖大仙’（即马克思）的信仰者进行了错误的嘲笑和讽刺。但是，它没有嘲笑和讽刺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学说”，“红绳军”也不等于中国工农红军（吕文）。
另一种意见认为《猫城记》讽刺的根本不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家夫司基哄”指的是国、共两党，“红绳军”指的则是国家的正规军（即“国军”）。这种意见可以杨中的《论老舍三十年代初期之国情观》〔17〕为代表。
第三种意见坚决反对第二种意见，认为它“完全离开了历史的具体条件，为贤者讳。共产党在三十年代没有水平批评王明‘左’倾路线，老舍先生能批评了王明，这可能吗？……不能说他批评的是王明。”这种意见可以唐弢的《谈〈猫城记〉》〔18〕为代表。徐文斗的《关于〈猫城记〉的几个问题》〔19〕则从对共产党、对革命、对群众三个方面发挥、申说了唐文的观点。
基于上述不同观点，对老舍的自我批评也有了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老舍解放后的自我批评是“严肃的”、“不是偶然的”，“显示了他的思想进步和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坦荡胸怀”（史、徐），老舍是“认真的、客观的、冷静的”（王、苏《评传》）；有的则认为老舍的自我批评乃迫于客观的政治压力，说过了头，不是他的由衷之言（杨文）；“老舍对自己过于苛刻了”（王、苏《评传》）。
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张慧珠的《老舍创作论》〔20〕为《猫城记》立了专章，这是迄今为止《猫城记》研究的最新成果。张力图不涉及任何人而只是“自说自话”，但她对《猫城记》的相当彻底的否定意见，实际上将八十年代为《猫城记》恢复名誉的种种意见也几乎否定殆尽了。该书明确支持五十年代一些文学史的观点，认为《猫》是一部“失败”之作，失败的“关键”则在于“作家思想、感情方面有些不对头的东西”，他“把国民党的左、中、右，把共产党内受错误路线影响的人，把广大人民群众，把浴血为祖国人民奋斗的人们，都一概称之为光条赤赤的猫人”。而他更用19、20、21、22等整整4章的篇幅， “集中讽刺和挖苦在国统区生存和工作的年轻的共产党人”。“以火力集中的文笔嘲笑着新政权的几个重要方面。”该书还一再指责小说“以不严肃的态度批评革命方面”、“过火的谩骂”、“毫无顾忌地谩骂”，它甚至说“大家夫司基”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总之：
作家运用谩骂性质的过火批判，以及在某些重大事件上不加区分的糊涂观念，极大地削弱作品固有的讽刺价值，甚至使有正义感和识别力的读者难以从感情上接受，而不得不把这部作品归入另册。
上述颇为分歧甚至本身即自相矛盾的意见，对我们正确认识、评价《猫城记》，打开了广阔的思路。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予：《猫城记》讽刺的究竟是革命进行中的缺点还是革命本身。
这里，我们必须尊重几个事实：第一，老舍创作《猫城记》的1932年顷，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之际。“九一八”沈阳事变、“一二八”上海事变均已发生，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之中；第二，国民党政府制定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对日寇节节退让，而集中优势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恰恰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左倾”路线（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而“左”倾路线的根子和后台在莫斯科，在斯大林一手操纵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三次“左”倾的基本特征即是不顾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转，提出很多错误的政治主张、政治口号，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严重破坏了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美好憧憬，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特别是在城市搞的一次又一次“飞行集会”之类的冒险行动，革命者视死如归的精神虽然可嘉，但这种“左”倾幼稚病的举措实在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外，“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也比较严重，特别对一些作家、教授，往往一古脑儿视之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歧视、鄙视甚至打击排斥。还必须正视的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下，革命队伍内部也相当复杂。有的言词激烈、甚至“唯我独革”的分子，压力一来，便很快叛变或逃跑了；有的则只会空喊革命口号，夸夸其谈，不切实际；有的则在生活细节上很不检点。所有这些，都只能给革命抹黑，更不要说那些钻进革命队伍有意捣乱破坏的阶级敌人了。
《猫城记》正是写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之下。老舍实在“幽默”不起来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和耽忧，赶跑了“幽默”，代之以激愤。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老舍的爱国情怀。
老舍的父亲死于八国联军之役，帝国主义列强带给少年老舍的是国恨家仇。由于无钱读书，他在亲友资助下勉强念了个师范就去当了小学校长。两年之后，他被“提升”为“督学”，月薪150元大洋， 被师范同学目为“飞黄腾达”。但是，干了两年他便主动辞职了。之所以辞职，关键是教育界的腐败和黑暗打破了他“教育救国”的梦想，他毅然加入了基督教，企图以“原教旨主义”的那些信条拯救国家、拯救人类。入教后他积极起草了一个章程，要将中国的基督教统一“收归国有”，改成“中华基督教会”，完全由中国教徒自己主持和掌握，并由之一步步改革社会。这些异想天开的想法和行动失败后，他才不得不再去教书（天津南开中学）。在南开“双十”讲演会上，他发表演说，说耶稣背一个十字架，我们要背两个，我们要拯救贫弱的国家民族。面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老舍的反抗情绪是十分激烈的，他甚至主张要将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统统杀掉。这种激烈的革命情绪虽然被出国教书暂时压抑了，但并未稍减。这也正是他在异国十分关心北伐胜利的根本原因。这种爱国情绪，在他早期的几部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中也有明显的表现。三十年代返国以后的老舍，心情十分复杂。面对日深一日的内忧外患，老舍心忧如焚；但“左”倾滋扰，却使他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保持了相当大的距离。老舍的忧愤和困惑一无例外地倾注在《猫城记》中。《猫城记》正是他强烈的、忧愤深广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左”倾幼稚病极度困惑的幻化和结晶。
关于《猫城记》对腐败颟顸的上层统治者（主要是蒋介石集团）的揭露和讽刺，人们没有什么异议。但老舍关心的是“猫国”的生死存亡，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老舍自己说得很清楚：当时“军事与外交种种失败，”造成了他对“国事的失望”。他深深感到当务之急应该是全民族团结御侮，而不应该自相残杀打内战，也不应搞什么“飞行集会”之类的阶级斗争、夺权斗争。基于前者，小说对以大蝎为代表的勇于私斗而怯于外侮的猫国统治集团的鞭笞，实际影射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基于后者，小说后半部以较多的“说教”批评了“大家夫司基哄”，也就凝聚了他对“左”倾盲动的种种不满。不是说老舍比中国共产党人还高明，但因为他置身于国共两党斗争之外，是站在一个民族救亡的立场上，旁观者清，对那些幼稚可笑的“左”倾冒险行动就容易痛下针砭。事实上，在三次“左”倾当令之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比较实事求是的同志比如毛泽东、朱德等，也曾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只不过在遵义会议之前，这种抵制和斗争屡遭失败而已。因此，所谓“共产党在三十年代没有水平批评王明路线”，是不确切的；所谓老舍也不可能批评“左”倾路线，也是无根据的，尽管老舍批评的不一定是“王明”，他甚至连瞿秋白、李三立、王明这些名字也未必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老舍超然于国、共两党之外，而没有走进革命政党、革命队伍的行列。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称这些人士为“落后分子”或“第三种势力”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其实，这是不对的。在三十年代，不可能要求四万万五千万中国公民都加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只要他们爱国、正派，不和反动统治者同流合污，就应该视为很好的革命同盟军，就不能算“落后分子”。称他们为“落后分子”，正是一种“唯我独革”的极“左”思潮。出于自己的公正和诚实，他们指出革命者身上的一些缺点甚至错误，这也不能算“影射”甚至攻击革命。因此，所有对《猫城记》“影射革命政党”的指责，都是似是而非的、不准确的，因而也是无法成立的。包括老舍自己解放后的那些自我批评，也都是违心的、过头的、不能成立的。假如说老舍在《猫城记》中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有所批评，那末，批评的恰恰是党和革命前进中的缺点，而不是党和革命本身。只要摆脱历史成见的束缚，而认真读读《猫城记》本身，这个结论就不难得出。
有一个前提：《猫城记》是小说而不是政论，其中的猫人、我、“大家夫司基哄”、“马祖大仙”、“红绳军”等等，皆不可生硬机械地往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头上乱套，即使有所关联或“影射”，也只是一种艺术的折光。比如大蝎不能说就是蒋介石或何应钦；“马祖大仙”不能说就是马克思。同样的，“大家夫司基哄”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红绳军”更不是中国工农红军。几十年来《猫城记》的厄运，可以说就是这种“硬套”的结果。正确评价《猫城记》，也必须首先从这种“硬套”和怪圈中摆脱出来。否则，陈陈相因几十年的思维定势，实在不足以言《猫城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想要为《猫城记》恢复名誉的同志所以左右支绌，自相矛盾，力不从心，关键也正在于他们在套子中批评套子，在怪圈中批评怪圈，结果只能是徒劳无补，顶多是五十步笑百步。更不要说坚持、发展五十年代的错误评价了。明乎此，就不难分析《猫城记》的所谓“影射”了。比如，什么是“大家夫司基”？小说写道：“那便是人人为人人活着的一种政治主义。在这种政治主义之下，人人工作，人人快活，人人安全，社会是个大机器，人人是这个大机器的一个工作者，快乐的安全的工作着的小钉子或小齿轮。的确不坏！”〔21〕这是共产主义学说吗？有点象，但又不是。说它是空想社会主义岂不更合适吗？何况这又是小说人物小蝎的话呢？我们又何必一定要说这就是什么共产主义呢？小蝎接着还说火星上施行这种“大家夫司基主义”的国家“有的是，行过二百多年了”。要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岂不更离谱儿？至于“大家夫司基哄”，当然也不就是什么共产党，小说写道：“大家夫司基——是由人民做起，是由经济的问题上做起……只有大家夫司基来到，居然杀了一位皇上。皇上被杀，政权真的由哄——大家夫司基哄——操持了；杀人不少，因为这一哄是要根本铲除了别人，只留下真正农民与工人。”“由人民做起”，“由经济的问题上做起”，颇有点像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群众，改善人民生活的味道；但又说“居然杀了一位皇上”，这就又和中国共产党不沾边儿了。如果硬要类比，与其说是中国共产党，倒不如说是苏联共产党，因为他们确实推翻了一个沙皇，杀人不少，而且提出了“工农苏维埃”的口号。但是，小蝎的这些话即使全部按到老舍头上，充其量也只是对十月革命有些并非恶意的误解（因为“工农苏维埃”不等于只要工人和农民），离“攻击”还差十万八千里！
既然“大家夫司基哄”已如上述，那末，“马祖大仙”、“红绳军”之类也就迎刃而解了。“红绳军”和“大蝎军”一样，都是猫国的正规军，也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败军，和力主抗日、坚决反对内战的中国工农红军根本不是一码事儿。至于“马祖大仙”也完全不等于马列主义，而是泛指被猫人崇拜的一种火星上的“西方学说”。这种学说的宗旨是什么？小说并未提及，从描写上看似乎主要是“杀皇上”，因为他的信奉者们这样嚷嚷：“我们要打倒大神，专信马祖大仙！我们要打倒家长，打倒教员，恢复我们的自由！我们要打倒皇上，实行大家夫司基！我们欢迎侵伐我们的外国人，他们是扑罗普落扑拉扑！我们现在就去提皇上，把他献给我们的外国同志！”这些语无伦次的叫嚷，颇有点“汉奸卖国”的味道。试问：捉住皇上，“献给我们的外国同志”，岂不是开门揖盗，认贼作父吗？但问题的复杂在于：猫国的这位“皇上”恰恰是一位畏外敌如猛虎，只顾自己逃命，而不顾军民人等死活的家伙。“马祖大仙”的信徒们要捉住他献给外国人，也可说是“皇逼民反”！这里的“皇”也好、“民”也好，可以说一无足取，都是杀才！杀才的一部分“民”信奉“马祖大仙”，也纯粹是一种宗教迷信。小说还写道：“我们的革命家一着急便搬运西方大仙，而西方大仙是世上最没仙气最糊涂的只会拿草棍的人。”显然，这里的“革命家”既非专指中国共产党人，“西方大仙”也就并非专指马克思、恩格斯。“革命家”、“西方大仙”都是泛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近百年来，中国人老是学习西方，但老是失败，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见《论人民民主专政》）。这里，至少可以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老舍不是革命家，他没有毛泽东这样的理论概括，但他却有作家的敏感和丰富的感性认识。他对西方的种种革命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列主义），确有不够恭维之处。不过，这里《猫城记》讽刺的矛头，主要针对国人的盲目崇洋的教条主义倾向。其中虽不乏狭隘的排外情绪，但小说对形形色色教条主义的针砭却构成了它光辉讽刺艺术的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既然老舍无意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过不去，为什么他的《猫城记》却恰恰被左翼作家视为影射、攻击革命呢？老舍自己解放后为什么也就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批评呢？这里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第一，“大家夫司基”、“马祖大仙”、“红绳军”这些字眼都是一些十分敏感的字眼，它们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俄国人、苏联、马克思、马列主义以及红军这些当时足可杀头的革命字样的。第二，老舍在小说中对教条主义的讽刺、对猫国革命党（即“哄”）的混乱、肮脏、争权夺利的讽谕，很容易被当时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所误解，把小说视为攻击革命本身，从而根本无法冷静对待它的艺术描写，更无法虚心听取它的那些精警的讽刺和规劝。第三，上了右派评论的当。《猫城记》一出版，有的右派刊物即大加张扬，说它辛辣地揭露、讽刺了中国共产党〔22〕。这种不怀好意的挑拨离间，恰恰被某些左翼作家所接受。第四，就老舍先生本人而言，出于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片挚爱和真情（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离开美国启程归国的），也出于严以律己的传统美德，他为自己多年来未能信仰马列主义和投身革命队伍而深自愧疚；加上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向党交心”的历史背景，他对《猫城记》便做了那些显然过头的自我批评。现在看来，当时的老舍也像自己的很多同行、朋友、同时代人一样，以自我批评的“深刻”、尖锐甚至对自我的彻底否定作为自己思想进步的标志。这里既有可贵的真诚，也有可怕的愚昧。一种对刚刚胜利的革命及其伟大领袖人物的盲目崇拜情绪已经在相当迅速的蔓延了。
三
老舍投湖自尽的消息传出后，世界文坛为之震动。反映最强烈的是当时苏联的作家和学者。大概他们把老舍之死和《猫城记》的厄运联系了起来，因此，对老舍的悼念自然带来了对《猫城记》的高度评价。早在1967年，文学批评家安基波夫斯基即这样写道：“《猫城记》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好的讽刺作品之一，表现了作者人道主义的光辉天才”，“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讽刺文学相媲美”，“完全有权力和但丁的《地狱篇》相提并论”。针对那些说《猫城记》悲观、失望、没有给社会指明出路等指责，他则认为：“在我看来，在揭露现实黑暗面的讽刺作品中，没有必要一定提出一个改造这个社会的方案。”〔23〕两年后，另一汉学家谢苗诺夫翻译了《猫城记》，在著名诗人、作家特瓦尔朵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杂志连载发表，旋出单行本。特瓦尔多夫斯基和谢苗诺夫都高度评价了《猫城记》。谢氏认为这部作品揭露社会的尖锐性“超过了威尔斯的作品（《月球上的第一批来客》）”；特氏则认为它不愧为一部“人性教科书”〔24〕。中国改革开放后，前苏联汉学家再次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李福清写道：“老舍早在四十年前就如此准确地洞察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些反常现象……实际情形让人遗憾地又一次证实了天才讽刺家的想象……到现在为止，大概再没有第二个艺术家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25〕费德林则认为：“这部作品以其崭新的、空前的力量震撼人心，这位讽刺作家原来还是一位预言家。”〔26〕
这些外国学者的意见虽然个别用语不无夸张，但其总体评价都很值得人们重视。前苏联本来是“左”倾教条主义的策源地，上述学者也都发表过不少“左”的意见，但他们对《猫城记》的上述评价，却几乎丝毫看不出“左”的痕迹。尽管老舍一再自责其《猫城记》为“失败”之作，自谦其无讽刺的“手与脑”，但实际上《猫城记》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难得的讽刺杰作。其历久弥新、发人深省、尖锐辛辣、耐人寻味的程度，足可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媲美。这里， 我们不必要再重复新时期很多学者的精辟论述，再去条分缕析小说对猫国上层统治者昏庸、腐败、贪婪以及丧权辱国的入木三分的讽刺和揭露，我们要谈的仅仅是小说对猫国国民劣根性的针砭和鞭挞。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猫城记》和《阿Q正传》有惊人的相似， 是超越了现代文学中所有同类主题的作品。
《猫城记》绝非如李长之先生所说，是什么“化装讲演”、“缺少故事”、“通俗社论”，全书就是一个引人入胜、十分完整的“科幻故事”。故事从“我”机毁着陆、幸免于难开始，到“我”搭乘一架法国探险飞机，“生还我的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为止，历历描绘了自己在猫国的曲折经历和奇妙见闻，可谓波澜迭起，生动诱人，何“化装讲演”之有？当然，就曲折离奇的程度而言，《猫城记》也许赶不上现代“卡通”；但老舍本来就无意在这方面与同类作品争一日之长。他的兴趣集注在对一个即将灭亡的火星之国——猫国人情世态的刻画上。
老舍笔下的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种群？他们具有哪些突出的性格特征呢？也就是说，他们的“国民性”如何呢？通读《猫城记》，人们不难发现猫人们的八大特性：
一曰贪懒，充满惰性。特别是由国外传入“迷叶”（暗喻“鸦片”）后，风靡猫国，人人吸食，且定为“国食”：请客，吃迷叶；宴会，吃迷叶；送礼，给迷叶；甚至关军饷，也是发迷叶。而这种迷叶，恰含有极大毒素，越吃越馋，越吃越懒，懒得连迷叶树也不愿种。吃来吃去，全国上下都昏沉、颓废，变成了只知吃迷叶的懒虫、可怜虫。二曰自私。“猫人只知道自己”，“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人似乎是他所以交友的主因”。对于国家，更完全是损公肥私的。图书馆人员以盗卖国家图书为生，“图书在十五年前便卖完了”。博物馆人员以倒卖古文物捞回扣为生。“偷盗、毁坏，是猫人最惯于作的事”，皆“mián靦不知耻”。三曰愚昧。女人只知道化妆、打扮、学穿高跟鞋，学者只知道互相攻击争第一，“老猫头”一味守旧，当道者则只知道靠迷叶维持统治。冒牌的“革命家”只会拉帮起“哄”，“听见风便是雨的随着别人的意见闹”（“老租房子住”），结果是“越闹越糟”，不堪收拾。真正大公无私的为国殉难者“大鹰”却被人诬蔑为“假冒为善”，他的头悬挂城门竟成了猫国的一大景观，“看头去！”成了“猫城中一时最流行的三个字”。人们一边看还要一边品评：“脸上的毛很长。眼睛闭上了。只有头，没有身子，可惜！”四曰肮脏。猫人不兴洗澡，“不清洁是他们历史上的光荣”。食物上绿蝇乱飞，大街上、房子里臭气薰天。大敌当前，皇宫外竟要用“烂泥臭水”作防御工事以抵挡外国人。五曰好色。猫国实行“多妻制”，一个外交官竟然有一妻八妾，结果是好色而亡。官僚政客召开宴会，先要嫖妓，美其名曰“大家夫司基妓女”。六曰勾心斗角，自相残杀。猫人最不讲信义，他们的“自由”意即“欺侮别人，不合作，捣乱”。“自由”的结果是“不能使五个兵在一块住三天而不出人命”。小说结尾，大敌当前，猫人们仍然自相残杀，结果只剩下两个人，被敌人俘虏后装到了一个大木笼里。“他们就在笼里继续作战，直到两个相互的咬死；这样，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七曰害怕外国人。“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因此也就非常地怕外国人；不经外国人主持，他们的皇帝连迷叶也吃不到嘴”。因此，上上下下，崇洋媚外，外国人说一不二。至于遭到外敌入侵，皇上带头迁都逃跑，国家的正规军（“大蝎军”、“红绳军”合称“国家夫司基军”）也争相逃跑。后来看看跑不了，使扭头跑去迎降，说什么：“我们去投降，谁先到谁能先把京城交给敌人，以后自不愁没有官做。”可惜，等他们全跪到在强敌矮兵面前时，矮兵长官一声令下，一阵乱棍全把他们打死了！猫国便这样亡在了这些“猫奸”投降派的手中。八曰极端不重视教育。猫国上上下下视教育为儿戏，小学即大学，小学生即大学生，教员的薪水随意拖欠（有欠薪水25年者）。学生随意殴打老师，甚至动不动就杀教员、杀校长、可谓一塌糊涂。教员自然也只能敷衍塞责，为了活命，他们靠学生捐助迷叶，对教育的混乱状况，他们也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猫国的上述弊端，猫人的种种丑态，都是随小说故事的展开而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其中，有小说主人公“我”这位“地球先生”的真实见闻，也有小说人物（如大蝎、小蝎、大鹰等）的具体言行。这些艺术描绘虽非尽善尽美（下面再谈），但小说的讽刺艺术总的说来是成功的，它带领读者游历了一个濒临灭绝的火星之国，饱览了导致猫人们亡国灭种的“国民劣根性”的方方面面，它的艺术力量是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阿Q正传》的国民劣根性导致了阿Q的毁灭和革命的流产，猫人的国民劣根性则导致了猫国的灭亡，二者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老舍曾说：“象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 即使在文字与思想上不便去摹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他的影响是普遍的。一个后起的作家，尽管说他有他自己的创作的路子，可是他良心上必定承认他欠鲁迅先生一笔债。”〔27〕《猫城记》从《阿Q正传》得到的“启示与灵感”， 最根本的正是对国民劣根性的讽刺和鞭挞。
《猫城记》中的“我”是一位小说形象，而且是小说的主人公，他不就是老舍。他口中的一切，都是小说情节之有机组成，而不应看作是老舍的“化装讲演”。《猫城记》中有很多深刻、睿智、富于哲理性的语言，这些语言几乎都是用来剖析猫人的国民劣根性的。这不是小说的败笔，相反，恰恰是小说的精华，它们足可以作为“警世名言”来传诵。这里不妨摘录几条：
△猫国人根本失了人味。
△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
△哪位上帝创造了这群劣货……有学校而没教育，有政客而没政治，有人而没人格，有脸而没羞耻，这个玩笑未免开得太过了。
△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等不良足以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
众所周知，所谓猫国，正是中国的移植；所谓猫人，也正是中国人的写照。当老舍无情讽刺、鞭挞猫人的国民劣根性，而且亲手写下猫国的灭亡时，他内心的凄凉、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正是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悲哀。但是，悲哀并不等于绝望。老舍虽然把猫国送上了亡国之路，但他对中国却并未丧失信心。小说中曾有这样一段富有抒情气息的描写：“我睡不着了。心中起了许多许多色彩鲜明的图画：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式的城市，音乐、雕刻、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这不正是老舍对自己祖国前景的狂想曲吗？！小说结尾也是耐人寻味的：“我在火星上又住了半年，后来遇到法国的一架探险的飞机，才能生还我的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我”的生还，难道不应该看成中华民族复兴的象征吗？！写到这里，我不禁起到《猫城记》问世九年之后，老舍在三幕歌舞剧《大地龙蛇》中写下的这样一段话：“您等着看吗，到您八十岁的时候，您就看见另一个中国，一个活活泼泼，清清醒醒，堂堂正正，和和平平，文文雅雅的中国！”这段话写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作家坚定的胜利信念和美好的建国理想，不正是《猫城记》的自然延伸吗？！〔28〕
深刻的哲理往往包含着伟大的预言。前苏联一些学者称赞老舍是一个“预言家”，实在一点都不过分。《猫城记》确有浓郁的预言色彩。书中，“我”曾这样预言：“假如有好的领袖，他们必定是最和平、最守法的公民。”假如把“他们”换成中国人，这句话不是已经在四、五十年代兑现过了吗？而小说对猫人教育界混乱状况的描绘，特别是打教员、杀教员等，在十年浩劫中不是屡见不鲜吗？到于拖欠教员薪水、倒卖国家文物、滥杀珍禽异兽等丑行，改革开放以来不也是层见迭出吗？抚今追昔，想想三十年代老舍先生竟能走笔至此，你简直会怀疑似有神助。这充分说明了作家思想的深邃程度。
四
那么，如何看待《猫城记》的美中不足呢？也可以概括为这样一些方面：
第一，他对猫国革命、政党、革命者的描写，确有浅露也影射中国情状的一面。老舍冷峻地看到了自康梁变法以来中国革命走过的种种弯路，也看到了由改良派到革命派、由国民党到共产党种种革命党人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和弱点，从而在小说中给了辛辣的讽刺。这种讽刺的成功，并不亚于对官僚、政客等种种反动人物的讽刺。然而，由于老舍的“超党派性”，他对共产党的纲领、组织、战略、策略等的确是并不了然的。因此，他的某些讽刺便未能切中腠理，甚至容易造成影射、攻击的误解。比如，不分青红皂白，笼而统之地把一切政党都叫作“哄”，而且说“不论哪一哄起来的时候，都是一口一个为国为民……哄越多人民越苦，国家越穷”。这虽然是小说人物小蝎的话，说的也是猫国的情形，但的确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类似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少。如前所说，无论如何，科幻小说《猫城记》不构成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射、攻击，但这些不够准确的、容易引起误解的描写，也不能不看作是小说的一种败笔。
第二，正面人物大鹰是作家心目中的英雄，是以身殉国的“教主”，但他的出现和殉难都比较突兀，未能构成小说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正面形象小蝎虽着墨较多，但也不够丰满。同样的，两个“光国”人的出现和外国城的设计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第三，如作家本人所说，他的幽默才能也未能充分施展。这和他不熟悉“革命”题材有极大关系，幻想的成功是永远离不开真实的基础的。小说的哲理意蕴也给小说带来了一些说教色彩（主要是在描写猫国革命的章节），而它们恰恰成了作家幽默才能的杀手。
第四，也还有夸张过分之处。如前所说，猫国教育的一团糟糕是得到了充分展示的，然而，在某些细节上却缺乏节制。比如，小学即大学，学生可以任意宰杀教员、校长等，即属此类。尽管我们高度评价小说在这方面的预言性，但我们也有理由要求作家把这些细节处理得更加合情合理。
鉴于我对老舍并未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上述对《猫城记》的分析评价也很可能是贻笑大方的。我期待着高明的批评，指正。
注释：
〔1〕见《猫城记》原版；又见老舍文集第七卷第3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初版。
〔2〕王文刊《现代》第四卷第3期，李文刊《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2期，均为1934年元月1日刊出。
〔3〕〔18〕《唐弢谈〈猫城记〉》，《文史哲》1982 年第5期。
〔4〕《老牛破车》六，《宇宙风》第6期，1935年12月1日。
〔5〕《老舍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8月版。
〔6〕《毛主席给了我文艺新生命》，《人民日报》1952年5月21日。
〔7〕《离婚·新序》，晨光出版公司1953年12月出版。
〔8〕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231页，开明书店1951年9 月初版。
〔9〕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第272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初版。
〔10〕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37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4月初版。
〔11〕见《媚敌卖国的反动小说》一文，《北京日报》1969年12月12日。
〔12〕《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13〕《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
〔14〕《新文学论丛》1983年第4期。
〔15〕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初版。
〔16〕学林出版社1988年7月初版。
〔17〕《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19〕《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
〔20〕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月出版。
〔21〕《老舍文集》第七卷第423页，以下所引《猫城记》原文， 不再一一作注。
〔22〕见1934年《众志月刊》等。
〔23〕《老舍的早期创作》，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
〔24〕均见1969年《新世界》杂志。
〔25〕《月牙儿·前言》，基辅1979年乌克兰文版。
〔26〕《老舍及其作品》，见俄文版《老舍选集》，莫斯科1981年版。
〔27〕《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抗战文艺》第二卷第7 期，1938年10月。收入《老舍文集》第十五卷。
〔28〕《老舍文集》第十卷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