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年家庭婚姻爱情价值观的变迁——基于广州调查的分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价值观论文,当代论文,青年论文,爱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0)04-0015-05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改革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在社会多个领域引起重大变迁。社会的变迁，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价值观的大变动，而这种变动首先通过处于人生敏感期的青年反映出来。不少学者认为，新世纪青年价值观的特点主要体现为“自我价值意识显著增强”，“以自我为中心”、“价值取向趋向于以物质利益为唯一价值尺度”、“行为方式趋于务实求新”，同时又“形成主流化多样化发展的态势”、“爱国主义彰显”等。[1][2][3]
青年的社会化离不开家庭，婚姻是青年组建新家庭的合法基础，而爱情又是青年步入婚姻殿堂的精神基础。所以，对家庭、婚姻、爱情的态度是青年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的人生进程影响极大。广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相当显著。对广州青年的家庭婚姻爱情价值观念变迁的研究，将成为考察新世纪我国青年价值观念变迁的典型和重要的案例，可以较好地反映当代青年价值观在社会巨变中的变迁轨迹。本文采用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广州居民基本价值取向年度调查”的数据资料（跨度为1999～2009年，由于某种原因2000年的数据缺失），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分析广州青年家庭婚姻爱情价值观的变迁，并从中洞察其发展趋势，以反映我国青年价值观的变迁。
“广州居民基本价值取向年度调查”的内容，除了“家庭”、“婚姻”、“爱情”三个指标外，还包括“身体健康”、“金钱”、“个人事业（事业发展）”、“物质享受”、“国家富强”、“服务社会”、“社会和谐”、“自由”、“人权”等指标，共12项。应该说，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非常清晰，涵盖了人生价值选择的基本方面，构成了人生追求的核心内容。“广州居民基本价值取向年度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每年入户访问广州市辖的越秀、荔湾、白云、海珠、天河、黄埔六区的居民；调查样本在2003年以前为500，2003年及以后上调到1000。调查样本基本符合社会总体情况，具有较强的统计代表性。
关于青年的年龄界限划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应用中都有不同意见，本研究根据现实的需要将其界定为18～45岁，且根据古人言“三十而立”，把广州青年分为18～30岁的“年轻人”和31～45岁的为“中青年人”。在2003年之后的被试中，另外选取了46～60岁的“中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两个参照组，从而描述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的家庭婚姻爱情观念、刻画广州青年家庭婚姻爱情价值观变迁历程。以2009年为例，总样本为1016，其中18～30岁的“年轻人”占总样本的36%（有效人数为366），31～45岁的“中青年人”占38.7%（有效人数为393），46～60岁的“中年人”占19.4%（有效人数为198），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5.9%（有效人数为59），各年龄段的样本基本达到社会调查最小样本30的要求。
二、变迁
（一）家庭观——继承“以家为重”的传统
家庭是以婚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基层组织，也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历年调查数据显示，“家庭”在广州青年价值取向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家庭”的重要性得到充分肯定，大多数年份的比例维持在九成以上（见图1）。2008、2009年调查显示：青年对价值取向前三位的选择中，“家庭”的被选比例在六成左右，稳居第二位，仅次于第一位“身体健康”，远高于第三位的“金钱”（见表1）。这表明，长期以来广州青年一直是“以家为重”，并没有像有些媒体渲染的那样——当代广州青年不在乎家庭了。
图1：1999年以来广州青年对“家庭”重要性的评价
从不同年龄人群对比发现，年轻人对“家庭”的重要性评价高于中年人和老年人。通过座谈我们发现，广州年轻人、中青年人的这种价值取向不仅与传统文化“家”的观念密切相关，也与近年来的市场改革，尤其是与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密切相关。与中国经济的市场改革进程同步，社会福利（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等）也逐步市场化，使得家庭在提供社会福利项目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特别是城市住房价格的高涨，年轻人不得不让父母一起来承担高昂房价的成本，或在无力购房情况下不得不与父母住在一起。诸多社会现实表明家庭在市场化过程中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安全保障，这也成为广州青年家庭观念较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把“身体健康”、“国家富强”、“社会和谐”与“家庭”等指标一并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指标的重要性比例多年来稳居前列，反映了身体健康、家庭和国家（社会）是支撑广州青年价值取向中最有力的因素（见图2）。这是否可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老人生信条在当代广州青年身上亦有重要体现呢？即使不能断言，也凸显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国家民族意识、社会和谐价值取向在青年身上的烙印，表明他们不是“缺（迷）失的一代”，并非“不能正确认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1]
图2：1999年以来广州青年对家庭等价值取向指标重要性评价比例排序
（二）婚姻观——“传统力量逐渐削弱”
婚姻意味着当事人双方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是对配偶的忠诚，也是对孩子和整个家庭维系的义务。然而，现代社会倡导结婚自由、离婚自由的婚姻观，同时男女青年独立生活的本领大大提高，再加上西方性自由思想的影响，广州的离婚率像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逐年上升，“闪婚闪离”以及“未婚父母”等现象频频发生，而且这些现象已不再如上世纪那样受社会舆论的“关注”了。
2008年、2009年数据统计显示，仅两成青年将“婚姻”选为价值取向中的前三位，该人群比例远低于“家庭”、“金钱”等指标（见表1）。广州青年对“婚姻”重要性评价表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其中，年轻人心中婚姻重要性的比例在70%～85%之间波动；而中青年人的评价更显现了在波动中略有下降的趋势（见图3）。这或许暗含着广州青年在分享市场改革、经济增长带来物质丰富成果的同时，承受着婚姻方面的感情困扰。
图3：1999年以来广州青年对“婚姻”重要性的评价
虽然，传统婚姻观的力量确实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有所削弱，但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这从不同年龄群体对比就可发现，中青年人对“婚姻”的重要性评价是所有群体中最高的，比例在九成左右，无论是已经结婚或者等待结婚的中青年人，都把结婚当做人生中的大事之一；其次是年轻人，比例在八成以上；再次是中年人，比例在七成七；最低的是老年人，比例在七成以下（见图3）。
调查还显示，“事业发展（个人事业）”在年轻人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性一直高于“婚姻”；而中青年人对“事业发展（个人事业）”重要性评价呈上升趋势，从1999年的七成上升到2009年的八成，这也是中青年人对12项价值观指标评价中唯一上升的指标。这些数据可看做是目前大龄未婚青年现象普遍化的重要原因——事业追求心强烈，婚姻为此让道，突出了青年自我价值实现的强烈需要。
我们认为，广州青年婚姻价值取向的不稳定性，主要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社会环境对社会成员婚姻的态度，从以往严格控制转变为当前比较宽容，夫妻双方婚姻解体后要承担的社会压力明显减小；二是社会成员经济自主性的提高，导致对配偶依赖感的降低，这使得婚姻双方对配偶的要求不仅停留在经济方面，还包括人品、脾性、气质方面等综合素质要求，这种对配偶要求的逐渐提高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婚姻做出较高的评价。青年人婚姻价值取向变化虽然不利于某些婚姻的维系，但却能给个人幸福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或许有助于保证个体的幸福。
（三）爱情观——“贬值中的爱情”
虽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数据却显示，“身体健康”在广州青年价值观念中始终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而“爱情”在广州青年心目中的地位不稳定且不高。调查统计表明，这种情况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广州青年对爱情的重要性评价随着时间不同而上下波动，而且中青年人的评价更显现了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见图4）；二是仅一成左右青年将“爱情”选为价值取向的前三位，较选择“婚姻”的比例更低（见表1）；三是若把“金钱”与“个人事业”作为参照指标，上世纪“爱情”的重要性比例高于“金钱”、“个人事业”，进入本世纪后，后两者则超过了前者，且青年将“金钱”、“个人事业”选为最重要价值取向前三位的比例远高于“爱情”（见表1）。可见，“爱情”在广州青年的价值取向中不断“贬值”。
图4：1999年以来广州青年对“爱情”重要性的评价(%)
通过家庭婚姻爱情价值观念比较，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广州青年重视家庭，却不像以往那样看重婚姻与爱情。这或许是因为当代青年逐渐偏重经济、职位和社会地位而减少对情感的投入，闪婚、速食爱情等新型社会思潮的出现，也展现了当前人们对婚姻爱情既渴望却又困惑的矛盾心态。
青年婚姻爱情观念的变化，与我国市场改革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有重要联系。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在社会成员日常生活领域的侵入。市场领域内的公平交换法则替代了情感领域内的需求法则，这容易使得社会成员对情感方面的投入大打折扣；商品化逻辑下的各种物品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则容易让社会成员把情感的投入和货币相提并论，如目前爱情消费主义、爱情物质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流行，这也是“金钱”的重要性渐渐高于“爱情”的原因之一。
只是，我们不需要过于悲观，因为“爱情”这种美好又美妙的情感，仍是大部分广州青年的渴望和追求。因为调查发现，年龄越小，对“爱情”的重要性评价比例越高。以2009年为例，年轻人和中青年人对该指标的重要性评价最高，比例在七成五左右；进入中年后，重要性评价逐渐下滑，比例为六成六；老年人的评价最低，重要性比例不足五成。也就是说，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例相差高达30个百分点左右（见图4）。
三、结论
从前所述可知，在广州青年的价值体系中，“家庭”的重要性仅次于“身体健康”，一直稳居第二位；而婚姻观和爱情观两个指标的重要性比例随着时间而上下波动，且排位靠后。有专家认为，主导且稳定的家庭观和逐渐式微的婚姻观、爱情观，反映了青年的家庭婚姻爱情的传统与现代交融过程中，存在着交错缠绕的难题：“价值观的表层已向现代意识靠拢，而在深层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制约”。[4]
我们认为，这一难题的产生与中国市场改革进程不无关系。市场化改革为社会成员塑造的日益竞争观念要求个人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进而为忙碌的工作提供前提条件，同时社会福利的市场化改革也使得家庭在社会保障并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提供了替代机制。而且，对家庭的重视是一种集体取向，受众多利益关系牵绊，除了夫妻是其中最基本的关系，还有其他的血缘关系，如父子、上辈、下辈、表亲、姑亲等。而婚姻爱情的评价主要是个人对自我与配偶、恋人之间关系协调与稳定的关注，与个体的主观感受更为密切。[5]
显然，市场改革这把双刃剑，它给青年便利尤其是物质富裕的生长环境同时，却对青年的情感领域造成不利影响，传统婚姻爱情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当然，青年人对婚姻爱情价值取向的不乐观，不能全归罪于市场改革，外来文化在一定程度也有所影响。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及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下，青年的主体意识增强，自主性明显提高，这反映在青年对婚姻爱情的价值取向的变化，便是试图挣脱传统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束缚。
虽说如此，青年的家庭婚姻爱情价值观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像外界所预测那样，遭遇过多价值观冲突、失范等问题，以家为重的传统观念继续发挥其特有功能，同时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化运作相适应的理性观念日渐形成，如金钱观、事业观在青年人中更显重要，但又未到“以物质利益为唯一的价值尺度”，而是务实却不功利，这可从以下数据得到印证。
青年对“金钱”重要性评价比例多年维持在七成至八成五之间，且有三成人将“金钱”选为最重要价值取向的前三位，这一比例仅位居“身体健康”、“家庭”之后（见表1）；与中老年人、老年人相比进一步发现，不同年龄群体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这表明，青年对“金钱”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存在共识，并未显现出青年这一群体的差异。此外，青年对“物质享受”的重要性评价一直处于所有指标的末位，而且中青年人的评价更出现明显的下滑，从上世纪末的近六成(59.1%)下降到2009年的四成六(46.8%)，几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可见，即使在被人们普遍认为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思潮盛行的今天，却并不能认为这些已成为对当代青年产生主导影响的主流思潮。
总的来看，青年家庭婚姻爱情价值观的演变缓慢而逐步有序化：在多元文化的成长环境下，新世纪青年对价值的评价更为包容，足见其传统性与现代性较好地融于一体，这也成为社会稳定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但通过研究发现，随着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素质和收入不断提高，不管是对家庭生活，还是对婚姻爱情生活，都提出了日益高涨的要求。要实现和谐的家庭，或是和谐的婚姻爱情，既需要物质基础的积累，也需要精神条件的创造。结合目前我们社会改革的需要，应注重对青年的家庭婚姻爱情价值与行为的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以期对和谐婚姻家庭的构建发挥作用。